導語：天津， 得名于明成祖朱棣， 意為“天子渡津之地”， 舊時又稱天津衛。 常言有雲， “中國近代百年看天津”。 民國時期， 南有上海灘， 北有天津衛， 這兩座城市是近代中國繁華之所在， 其中天津衛在近代史上佔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 許多風雲人物在此處發跡或歸隱， 很多重大事件在這裡發生影響著歷史進程。
去年， 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專案聯合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推出品牌欄目《中國近代百年看天津》， 講述這片土地的榮華和滄桑， 受到了廣大政協委員和網友的熱烈歡迎。 今年， 我們將在該欄目繼續推出系列文章，
本文為本欄目第七期， 選自齊植璐《孫中山先生的三次天津之行》。 文章原載于《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
孫中山先生的三次天津之行
齊植璐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 在他光輝的一生中， 曾三次來過天津。 其時間恰恰分別是在他的青年、中年、晚年三個時期。
因此， 在他解職總統之後到此次北上之前， 他就已遍歷上海、武漢、福州、廣州各地， 參觀考察了江南製造局、漢陽鐵廠、漢陽兵工廠、馬尾船政局等新興工業。 他“每有所至， 即收其輿圖”， 以為將來制定開發計畫之參考。 他先後擔任了中華實業銀行名譽總董、中華民國鐵道協會名譽總理、南京國民捐總會總理以及中國農業促進會、福建銀行、民生國計會等組織的名譽職務。
早在一九一二年八月中旬， 天津商務總會即接到張錫鑾的直隸都督府的通知：“孫中山、黃興先生于月之十八日未刻由滬乘坐安平輪赴煙臺、天津”， 責成其預作接待準備。 “茶座準備紫竹林招商局碼頭， 公寓在英租界利順德飯店。
孫中山於二十一日由煙臺抵天津， 黃興並未同來。 先一日， 由天津巡警道委派東區總署署長王桂林率同巡官一員、長警一隊， 前往塘沽迎侯（天津檔案館：《天津檔案》， 1985年第一期， 28頁）。 孫中山在天津停留三天， 曾由同盟會會員廖醒魂約集廣東同鄉和各界人士， 假廣東會館舉行歡迎大會， 到會八百餘人， 情緒頗為熱烈（《天津“文幫”略記》，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7輯 65－66頁）。 二十四日， 孫中山離天津抵達北京。
九月上旬， 孫中山應袁世凱之懇請， 致電在南京的黃興促駕。 十日， 黃興偕陳其美由南京抵天津。 仍由廖醒魂負責召集， 開會歡迎於廣東會館， 黃、陳及在津的宋教仁、張繼相繼發表了演說， 聽者動容。次日，黃等赴京。
九月十一日，袁世凱特授孫中山“籌畫全國鐵路全權”，孫提出要在十年內修築鐵路二十萬里的宏偉計畫。
九月十六日，孫中山由京前往石家莊考察。此時，直隸總督已改任為馮國璋。由天津巡警道特派差遣隊隊員楊永壽前往護送。孫中山一行的部分隨行眷屬則於是日由京來津，住利順德飯店等候。
九月十九日，天津廣東會館致電山西都督府，請其轉陳在太原、陽泉視察的孫中山先生，恭懇他再度來津，以便暢敘鄉誼。及得知其來津確訊後，遂會議於二十三日召開歡迎大會，先期登《大公報》、《日日新聞》、《新春秋報》，散發傳單，並通電唐山傳知各同鄉屆時與會。二十二日晚六時，孫中山由保定抵天津，在老龍頭車站下車。二十三日上午出席了歡迎大會，到會六千餘人。
二十四日早八點半，孫中山乘火車離津，前往唐山、開平、灤州、榆關等處查驗各礦。
二十五日七時餘，由榆關回到天津。在火車上住宿一夜，時有天津探訪局派員值夜，加意護衛。
二十六日早五時餘，孫中山搭乘津浦火車前往山東濟南。
上列的這一日程表充分反映了孫中山為了貫徹其實業救國的理想與諾言而僕僕風塵，朝夕栗六，不辭勞瘁的高貴品德與精神。他此行歸去，益信“中國當成為統一獨立與興盛之國家”，“中國統一方能自存也，一旦統一，興盛，則中國將列於世界大國之林，不復受各國欺侮與宰割”，“中國亦將自行投入實業漩渦中，實業主義行於我國必矣！”“中華民族為一偉大的民族，必能完成偉大的事業。”（《中國鐵路計畫與民生主義》，1912年10月10日，《孫中山選集》第二卷，492頁）
當然，在當時的那種歷史條件下，他的這一良好、遠大的願望，是終為事實所破滅的。
一九二四年
第三次天津之行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孫中山應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之邀請，北上共商國事，抵達天津。這是他的第三次天津之行。
這次是一位高舉著掃除軍閥、推倒帝國主義的民主主義革命旗幟，肩負著全國民眾的喁喁之望的偉大革命家的蒞止，也是他生命最後三四個月內的短暫駐足。因而這在天津史冊上給人們留下了最值得懷念的珍貴一頁。
一九二四年是我國近代史上極不平常的一年。一月，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參與下，改組了中國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革命形勢大為改觀。九月，聲討直系軍閥、發表《北伐宣言》，向江西進軍。在此時期，北洋政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九月，繼江浙之戰盧永祥敗績之後，又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直系倒臺，奉軍入關南下。十一月，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
孫中山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應段、張、馮之邀，為改造時局，共籌統一建設之方略，而決定北上的。十一月十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的政治主張，提出了召開國民會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政治主張。十三日，離粵赴滬。二十一日，離滬乘日輪“上海丸”取道日本轉赴天津。
天津人民聽到孫中山先生北上來津的消息，群情十分振奮當時的天津中共地委負責人、同時也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與直隸省黨部負責人的于方舟與江浩同志，即以國民黨省黨部公開名義，四出聯絡。籌備歡迎孫中山先生的盛大活動。十一月二十二日，首先聯繫到著名教育界人士馬千里，請其出面發起組織天津市民歡迎孫中山先生籌備處，並登報啟事，發動工、商、農、學各界人士參加。二十四日，籌備處在直隸省教育會內正式宣告成立，有安幸生領導的天津反帝大同盟、鄧穎超領導的學術講演會等三十餘團體參加。
北洋官方對歡迎接待工作，也做了充分的準備。段祺瑞派其親信幕僚，兩個月前曾銜命赴韶關謁見過孫中山，陳述共討曹吳大計的許世英為總代表；張作霖派總參議楊宇霆為代表，馮玉祥派參謀長熊斌為代表，提前來津進行籌備工作，並與先期來津打前站迎侯的國民黨人汪兆銘、徐謙、張繼、王法勤等人進行聯繫；直隸省長兼天津員警廳廳長楊以德特從其差遣隊中挑選了彪形大漢的警士十人，充當孫中山的臨時衛士。同時，通知駐津各國領事，屆時派軍樂隊參加歡迎。
孫中山於十一月三十日由神戶搭日輪“北嶺丸”啟航，十二月四日到達天津法租界大阪碼頭（今承德道東頭）――一說為美昌碼頭（今赤峰道東頭），兩碼頭密邇相鄰，當時可能已聯成一片。隨同抵達者，有夫人宋慶齡與李烈鈞、戴季陶等人。是日，中共天津地委以國民黨省、市黨部名義，通過籌備處，發動和組織了天津五十多個團體的工人、學生、市民數萬人熱烈歡迎。碼頭上人群簇擁，軍樂齊鳴，歡聲雷動。在孫先生與隨從人員乘汽車從碼頭經法租界梨棧大街、日租界旭日街到宮島街張園（今鞍山道67號）行館途中，沿街商民夾道歡呼、鳴放鞭炮，盛況為天津城從來少見。
據《孫中山年譜》記載，孫中山於抵津當日下午馳車赴河北曹家花園拜訪了當時正在天津的張作霖。但有的著述則說是抵津後的第二天，即五日，如《李烈鈞自傳》。李烈鈞與孫中山同道來津，並且親自參與孫中山對張作霖的訪問。李對這次會見的戲劇性場面，所述甚詳，使當時的音容情景，躍然紙上。他是這樣記述的：
“在日小作勾留，複乘日輪赴天津，張學良領導各界迎接。余等請總理往晤張作霖，總理然之，立命汪兆銘作通知書。余謂劉邦會項羽於鴻門，得張良與樊噲同行乃無恙，今茲先生訪雨亭，似宜有隨從者，以何人為當？總理即命汪兆銘、邵元沖、孫科及余隨行。次日分乘兩汽車及隨從副官一汽車前往，作霖知總理將至，警戒甚為嚴密。既至，學良出面迎接。總理與同行諸人，下車入客室，久之始見一短小而體瘦者出，踞上座，意氣傲岸，旁若無人。坐既定，賓主默然無一言，因總理未先接談，同行諸人，皆不便啟齒也。總理乃曰：‘昨日抵埠，承派軍警迎接，盛意可感，特來申謝。’又雲：‘此次奉直之戰，賴貴軍之力，擊破吳佩孚，實可為奉軍賀。’作霖答曰：‘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為賀。’言次呈不悅狀，余目睹同人諸友，均無一言。余乃起立，向總理與作霖點首為禮，並謂‘事雖如此，若不將國家之障礙，如吳子玉諸人者剷除，則欲求國家之進步與人民之幸福，終屬無望。總理孫公之賀，實有價值，亦唯公能當之也。’作霖乃大笑。總理徐徐曰：‘協和之言是也，自民國成立以來，得我之賀詞者，亦唯雨亭兄一人耳。’語至此滿座皆歡，作霖舉杯請茶，總理與之握手，興辭而出。”（《隨孫中山北上紀實》，《人物》1985年第三期）
天津各界人士原定在四日當晚，在法租界國民飯店歡宴孫先生一行。法工部局先是不准，後經交涉獲允，時已到九點。孫先生因病，特派汪兆銘、孫科代表參加，並致謝意。
五日，馬千里、鄧穎超、宋則久、李仲吟、宋朝義等人代表天津各界人民去張園探問病情，由汪兆銘接見答謝。同日，國民黨省、市黨部聯合散發大量傳單，號召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軍閥，統一祖國；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家大事。中共天津地委還組織党、團員到工廠、學校與繁華市衢講演，宣傳民主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等主張。
八日，孫中山在天津發表談話，指出“國民革命運動之志望，乃在為人民之利益而謀中國之自由與獨立。”“十三年來，軍閥與帝國主義者之聯結，是實現上述目的的與志望的主要障礙，此項障礙當打破之。”“倘使革命事業為中國國民發展之原動力而告完成，則毒惡相等之軍閥與帝國主義，必被毀滅而無疑。”“吾人為應付此項新的時局，僅欲謀吾人最小綱領之實現，”即“應准許人民就自己之需要，而公決一切……召集國民會議”，以“謀國家之統一與重新建設。”（1924年12月8日、9日天津《益世報》）
十八日，孫中山接見段祺瑞代表許世英、葉恭綽，對段新近發表的“外崇國信”的聲明，痛加駁斥，重申“我今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來，你們如此怕外國人，還要歡迎我來作甚？”（黃昌穀，《孫中山先生北上與逝世後的詳情》，上海民智書局1926年版）
在孫中山的偉大號召鼓舞下，天津各界人士開展了國民會議促成會的籌備活動。經過于方舟、江浩的領導發動，十八日舉行了歡迎孫中山的大會，到會的除國民黨省黨部的于、江二人外，還有國民黨市黨部的史漢清、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崔物齊，反帝大國盟的安幸生，學術講演會的鄧穎超等五十個團體的代表。會上同時發起成立天津國民會議促成會，當場簽名加入者，有馬千里、時子周、宋則久、魯嗣香、商會會長卞月庭、直隸法政專門學校教員王南複、裕元紗廠總工程師張萬里、印刷工會陶卓然、平民夜校宋朝義、農民代表李鳳和和天津第一師範學校學生辛璞田、呂職人等，使天津的革命聲勢空前高漲，嚇壞了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政府。法國駐津領事竟公開出面干涉，提出不許孫中山在租界內發表政治性的演說。英租界當局還非法搜查了義慶裡四十號的國民黨直隸省黨部，並派出巡捕干涉講演隊的活動。
二十四日，段祺瑞政府不顧全國輿論的反對，公佈了所謂《善後會議條例》，規定凡屬討伐曹、吳有功的各省最高首領與各省區、蒙、藏、青海軍民長官，即北洋軍閥原班人馬，均可作為會議代表，企圖拉出某些上層名流裝點門面，以抵制孫中山所提出的包括各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聯、工會、農會與反曹吳各軍、各政黨參加的國民會議的合理主張。孫中山頗為氣憤，遂於二十六日由天津發出通電，嚴辭反對與遣責。全國輿論大嘩。與全國各地國民會議促成運動蓬勃開展的同時，天津於二十二日首先成立了由鄧穎超為主席的天津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二十七日，天津各界人士組成的國民會議促成會也相繼宣告成立。
由於北京各界人士的一再敦請，孫中山先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扶病赴京。以于方舟、江浩、馬千里等人為代表的天津各界人民，在東站舉行了歡送會。孫中山這次小住二十七天的第三次天津之行，給天津人民留下了永難磨滅的美好記憶與深刻懷念。
聽者動容。次日，黃等赴京。九月十一日，袁世凱特授孫中山“籌畫全國鐵路全權”，孫提出要在十年內修築鐵路二十萬里的宏偉計畫。
九月十六日，孫中山由京前往石家莊考察。此時，直隸總督已改任為馮國璋。由天津巡警道特派差遣隊隊員楊永壽前往護送。孫中山一行的部分隨行眷屬則於是日由京來津，住利順德飯店等候。
九月十九日，天津廣東會館致電山西都督府，請其轉陳在太原、陽泉視察的孫中山先生，恭懇他再度來津，以便暢敘鄉誼。及得知其來津確訊後，遂會議於二十三日召開歡迎大會，先期登《大公報》、《日日新聞》、《新春秋報》，散發傳單，並通電唐山傳知各同鄉屆時與會。二十二日晚六時，孫中山由保定抵天津，在老龍頭車站下車。二十三日上午出席了歡迎大會，到會六千餘人。
二十四日早八點半，孫中山乘火車離津，前往唐山、開平、灤州、榆關等處查驗各礦。
二十五日七時餘，由榆關回到天津。在火車上住宿一夜，時有天津探訪局派員值夜，加意護衛。
二十六日早五時餘，孫中山搭乘津浦火車前往山東濟南。
上列的這一日程表充分反映了孫中山為了貫徹其實業救國的理想與諾言而僕僕風塵，朝夕栗六，不辭勞瘁的高貴品德與精神。他此行歸去，益信“中國當成為統一獨立與興盛之國家”，“中國統一方能自存也，一旦統一，興盛，則中國將列於世界大國之林，不復受各國欺侮與宰割”，“中國亦將自行投入實業漩渦中，實業主義行於我國必矣！”“中華民族為一偉大的民族，必能完成偉大的事業。”（《中國鐵路計畫與民生主義》，1912年10月10日，《孫中山選集》第二卷，492頁）
當然，在當時的那種歷史條件下，他的這一良好、遠大的願望，是終為事實所破滅的。
一九二四年
第三次天津之行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孫中山應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之邀請，北上共商國事，抵達天津。這是他的第三次天津之行。
這次是一位高舉著掃除軍閥、推倒帝國主義的民主主義革命旗幟，肩負著全國民眾的喁喁之望的偉大革命家的蒞止，也是他生命最後三四個月內的短暫駐足。因而這在天津史冊上給人們留下了最值得懷念的珍貴一頁。
一九二四年是我國近代史上極不平常的一年。一月，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參與下，改組了中國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革命形勢大為改觀。九月，聲討直系軍閥、發表《北伐宣言》，向江西進軍。在此時期，北洋政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九月，繼江浙之戰盧永祥敗績之後，又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直系倒臺，奉軍入關南下。十一月，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
孫中山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應段、張、馮之邀，為改造時局，共籌統一建設之方略，而決定北上的。十一月十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的政治主張，提出了召開國民會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政治主張。十三日，離粵赴滬。二十一日，離滬乘日輪“上海丸”取道日本轉赴天津。
天津人民聽到孫中山先生北上來津的消息，群情十分振奮當時的天津中共地委負責人、同時也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與直隸省黨部負責人的于方舟與江浩同志，即以國民黨省黨部公開名義，四出聯絡。籌備歡迎孫中山先生的盛大活動。十一月二十二日，首先聯繫到著名教育界人士馬千里，請其出面發起組織天津市民歡迎孫中山先生籌備處，並登報啟事，發動工、商、農、學各界人士參加。二十四日，籌備處在直隸省教育會內正式宣告成立，有安幸生領導的天津反帝大同盟、鄧穎超領導的學術講演會等三十餘團體參加。
北洋官方對歡迎接待工作，也做了充分的準備。段祺瑞派其親信幕僚，兩個月前曾銜命赴韶關謁見過孫中山，陳述共討曹吳大計的許世英為總代表；張作霖派總參議楊宇霆為代表，馮玉祥派參謀長熊斌為代表，提前來津進行籌備工作，並與先期來津打前站迎侯的國民黨人汪兆銘、徐謙、張繼、王法勤等人進行聯繫；直隸省長兼天津員警廳廳長楊以德特從其差遣隊中挑選了彪形大漢的警士十人，充當孫中山的臨時衛士。同時，通知駐津各國領事，屆時派軍樂隊參加歡迎。
孫中山於十一月三十日由神戶搭日輪“北嶺丸”啟航，十二月四日到達天津法租界大阪碼頭（今承德道東頭）――一說為美昌碼頭（今赤峰道東頭），兩碼頭密邇相鄰，當時可能已聯成一片。隨同抵達者，有夫人宋慶齡與李烈鈞、戴季陶等人。是日，中共天津地委以國民黨省、市黨部名義，通過籌備處，發動和組織了天津五十多個團體的工人、學生、市民數萬人熱烈歡迎。碼頭上人群簇擁，軍樂齊鳴，歡聲雷動。在孫先生與隨從人員乘汽車從碼頭經法租界梨棧大街、日租界旭日街到宮島街張園（今鞍山道67號）行館途中，沿街商民夾道歡呼、鳴放鞭炮，盛況為天津城從來少見。
據《孫中山年譜》記載，孫中山於抵津當日下午馳車赴河北曹家花園拜訪了當時正在天津的張作霖。但有的著述則說是抵津後的第二天，即五日，如《李烈鈞自傳》。李烈鈞與孫中山同道來津，並且親自參與孫中山對張作霖的訪問。李對這次會見的戲劇性場面，所述甚詳，使當時的音容情景，躍然紙上。他是這樣記述的：
“在日小作勾留，複乘日輪赴天津，張學良領導各界迎接。余等請總理往晤張作霖，總理然之，立命汪兆銘作通知書。余謂劉邦會項羽於鴻門，得張良與樊噲同行乃無恙，今茲先生訪雨亭，似宜有隨從者，以何人為當？總理即命汪兆銘、邵元沖、孫科及余隨行。次日分乘兩汽車及隨從副官一汽車前往，作霖知總理將至，警戒甚為嚴密。既至，學良出面迎接。總理與同行諸人，下車入客室，久之始見一短小而體瘦者出，踞上座，意氣傲岸，旁若無人。坐既定，賓主默然無一言，因總理未先接談，同行諸人，皆不便啟齒也。總理乃曰：‘昨日抵埠，承派軍警迎接，盛意可感，特來申謝。’又雲：‘此次奉直之戰，賴貴軍之力，擊破吳佩孚，實可為奉軍賀。’作霖答曰：‘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為賀。’言次呈不悅狀，余目睹同人諸友，均無一言。余乃起立，向總理與作霖點首為禮，並謂‘事雖如此，若不將國家之障礙，如吳子玉諸人者剷除，則欲求國家之進步與人民之幸福，終屬無望。總理孫公之賀，實有價值，亦唯公能當之也。’作霖乃大笑。總理徐徐曰：‘協和之言是也，自民國成立以來，得我之賀詞者，亦唯雨亭兄一人耳。’語至此滿座皆歡，作霖舉杯請茶，總理與之握手，興辭而出。”（《隨孫中山北上紀實》，《人物》1985年第三期）
天津各界人士原定在四日當晚，在法租界國民飯店歡宴孫先生一行。法工部局先是不准，後經交涉獲允，時已到九點。孫先生因病，特派汪兆銘、孫科代表參加，並致謝意。
五日，馬千里、鄧穎超、宋則久、李仲吟、宋朝義等人代表天津各界人民去張園探問病情，由汪兆銘接見答謝。同日，國民黨省、市黨部聯合散發大量傳單，號召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軍閥，統一祖國；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家大事。中共天津地委還組織党、團員到工廠、學校與繁華市衢講演，宣傳民主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等主張。
八日，孫中山在天津發表談話，指出“國民革命運動之志望，乃在為人民之利益而謀中國之自由與獨立。”“十三年來，軍閥與帝國主義者之聯結，是實現上述目的的與志望的主要障礙，此項障礙當打破之。”“倘使革命事業為中國國民發展之原動力而告完成，則毒惡相等之軍閥與帝國主義，必被毀滅而無疑。”“吾人為應付此項新的時局，僅欲謀吾人最小綱領之實現，”即“應准許人民就自己之需要，而公決一切……召集國民會議”，以“謀國家之統一與重新建設。”（1924年12月8日、9日天津《益世報》）
十八日，孫中山接見段祺瑞代表許世英、葉恭綽，對段新近發表的“外崇國信”的聲明，痛加駁斥，重申“我今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來，你們如此怕外國人，還要歡迎我來作甚？”（黃昌穀，《孫中山先生北上與逝世後的詳情》，上海民智書局1926年版）
在孫中山的偉大號召鼓舞下，天津各界人士開展了國民會議促成會的籌備活動。經過于方舟、江浩的領導發動，十八日舉行了歡迎孫中山的大會，到會的除國民黨省黨部的于、江二人外，還有國民黨市黨部的史漢清、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崔物齊，反帝大國盟的安幸生，學術講演會的鄧穎超等五十個團體的代表。會上同時發起成立天津國民會議促成會，當場簽名加入者，有馬千里、時子周、宋則久、魯嗣香、商會會長卞月庭、直隸法政專門學校教員王南複、裕元紗廠總工程師張萬里、印刷工會陶卓然、平民夜校宋朝義、農民代表李鳳和和天津第一師範學校學生辛璞田、呂職人等，使天津的革命聲勢空前高漲，嚇壞了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政府。法國駐津領事竟公開出面干涉，提出不許孫中山在租界內發表政治性的演說。英租界當局還非法搜查了義慶裡四十號的國民黨直隸省黨部，並派出巡捕干涉講演隊的活動。
二十四日，段祺瑞政府不顧全國輿論的反對，公佈了所謂《善後會議條例》，規定凡屬討伐曹、吳有功的各省最高首領與各省區、蒙、藏、青海軍民長官，即北洋軍閥原班人馬，均可作為會議代表，企圖拉出某些上層名流裝點門面，以抵制孫中山所提出的包括各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聯、工會、農會與反曹吳各軍、各政黨參加的國民會議的合理主張。孫中山頗為氣憤，遂於二十六日由天津發出通電，嚴辭反對與遣責。全國輿論大嘩。與全國各地國民會議促成運動蓬勃開展的同時，天津於二十二日首先成立了由鄧穎超為主席的天津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二十七日，天津各界人士組成的國民會議促成會也相繼宣告成立。
由於北京各界人士的一再敦請，孫中山先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扶病赴京。以于方舟、江浩、馬千里等人為代表的天津各界人民，在東站舉行了歡送會。孫中山這次小住二十七天的第三次天津之行，給天津人民留下了永難磨滅的美好記憶與深刻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