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兒， 總統助理伊萬卡·特朗普於11月2日至4日對日本進行了訪問。
11月3日， 伊萬卡在日本政府主辦的“國際女性會議”上發表演講， 稱讚安倍政府， 她表示安倍經濟學是女性經濟學， 承認了占總人口半數的女性的重要性。 有能力工作， 有能力成功， 發揮了領導作用的女性給經濟和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創造力和新的視角。
安倍首相將向伊萬卡發起的“女性企業家支援基金”出資5000萬美元。
日本媒體對此舉宣傳稱“安倍政權助力女性發展”。
中新社發 祝振強 攝
而對於伊萬卡·特朗普訪日也進行了積極報導， 表示歡迎， 稱伊萬卡是“活躍在世界舞臺上的女性代表”。 同時日本媒體用“獨立的職業女性”、“精明能幹的女性實業家”等文字強調了伊萬卡不僅成立了自己的時尚品牌， 更是特朗普的得力助手。
但美國及其他媒體另有一番論調， 多數稱伊萬卡“不過是靠老爹的錢創業”、“體現了保守的女性的價值觀”等。
雖然安倍盡力鼓吹“女性閃光社會”， 但在11月2日公佈的“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 日本在144個國家排名為114位， 低於排在100位的中國。 日本在的排名在2012年是101位， 到了2016年下降到111位。
可見在2012年12月第二屆安倍政府誕生以來， 排名持續下降， 安倍執政下的日本社會， 男女差別正在加大。
中新社發 祝振強 攝
尤其嚴重的政治界的男女平等問題， 排名僅為123位。 現任安倍內閣的20名成員中僅有2名女性， 10月當選的眾院議員中女性為47人， 僅占眾院議員的10.1%。 而在242名參院議員中有50名女性， 占比為20.7%。
截止2016年底， 地方議會中女性議員的比例僅占12.6%。 10月舉行的眾院選舉中女性候選人的比例也只有17.7%。 不管是哪個政黨拿男女平等說事， 候選人中男多女少都是不爭的事實。
歐洲已經引入女性要在候選人和議席中占一定比重的制度，
日本的選舉制度以小選區制度為主， 嚴格規定一個選區只選出一個人， 這讓受累於家務和育兒的女性勝選困難。 日本應該改變選舉制度， 為女性成為議員提供便利。
此外， 企業管理層（課長級別以上）中女性的比例僅為12.1%（2016年資料）。 厚生勞動省提出了“到2020年女性管理層占比達到30%”的目標， 但幾乎難以實現。 就連政府部門中女性管理層的比例也低到只有10%。
日本的雇傭制度中， 比起工作成果， 更看重是否能努力地長時間勞動， 為組織作出貢獻。 因此， 因懷孕、生產、育兒而需要休假， 不能進行長時間工作的女性， 即便有能力也難以成為管理層。
安倍政權下在經濟方面的男女差異也在擴大。 若說日本男性收入是100的話， 女性收入就是52.4， 僅為男性的一半。 而導致這一差異的背景在於女性“非正式雇傭”的增加。 有工作的女性中55.9%是不穩定的， 收入低的“非正式工”。
這一比例在安倍執政時有所增加。
中新社發 祝振強 攝
厚生勞動省調查顯示，7個孩子中有1人是貧困，82.7%的單身媽媽“生活困難”。單身女性的貧困也成為問題。幼稚園數量不足，孩子無法託管等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生活保障減少等社會保障被削減。
在安倍政府拋棄弱者的政策下，社會貧富差距加大，孩子和女性的生活環境惡化。
安倍政府力推的“女性閃光社會”，“女性活躍社會”也僅僅停留在口號上。
原本安倍政府就沒有想法推行政策幫助女性在社會中發光發亮。這是因為安倍政權的支持者——右翼團體“日本會議”持有的是保守的家族觀。
“日本會議”的網站上這樣寫道，“特意進行的只注重權力的教育，認為我國的歷史有錯誤給自己判罪的自虐的歷史教育和消除性別偏見的教育的興起，會驕縱肩負著未來的孩子們，消磨他們對國家的自豪感和責任感”，明顯反對男女平等。
此外，“日本會議”還呼籲堅守逐漸瓦解的從明治時代開始的日本傳統傳統家庭觀。“日本會議”的傳統家庭觀是“男主外，女主內”。而正是擁有這樣傳統家庭觀的勢力在背後影響安倍政權。
2012年發佈的自民黨的改憲案的第24條中追加了這樣一條條文，即“家族作為構成社會自然且基礎的單位，應得到尊重。家族成員必須互相幫助”。
現行的日本憲法第24條，強調了對個人的尊重和兩性的本質的平等。但自民黨提出的改憲案中，通過強調家庭來達到復活日本戰前的價值觀的企圖。
若是沿著“日本會議”的思路推進改憲，只會愈發偏離男女平等的道路。試問，自民党、安倍政權是否真的要推進男女平等呢。
更替“日本會議”支配的政權，改變日本男人的意識，改善日本人的工作方法，重視女性和孩子等都是必要的。若不做到這些，日本怕是會用繼續掛著男女平等“後進生”這個不太好聽的名頭吧。
藤本隆：日本東京人，2000年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系畢業，媒體評論員，多家日媒特約撰稿人。
中新社發 祝振強 攝
厚生勞動省調查顯示，7個孩子中有1人是貧困，82.7%的單身媽媽“生活困難”。單身女性的貧困也成為問題。幼稚園數量不足，孩子無法託管等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生活保障減少等社會保障被削減。
在安倍政府拋棄弱者的政策下，社會貧富差距加大，孩子和女性的生活環境惡化。
安倍政府力推的“女性閃光社會”，“女性活躍社會”也僅僅停留在口號上。
原本安倍政府就沒有想法推行政策幫助女性在社會中發光發亮。這是因為安倍政權的支持者——右翼團體“日本會議”持有的是保守的家族觀。
“日本會議”的網站上這樣寫道，“特意進行的只注重權力的教育，認為我國的歷史有錯誤給自己判罪的自虐的歷史教育和消除性別偏見的教育的興起，會驕縱肩負著未來的孩子們，消磨他們對國家的自豪感和責任感”，明顯反對男女平等。
此外，“日本會議”還呼籲堅守逐漸瓦解的從明治時代開始的日本傳統傳統家庭觀。“日本會議”的傳統家庭觀是“男主外，女主內”。而正是擁有這樣傳統家庭觀的勢力在背後影響安倍政權。
2012年發佈的自民黨的改憲案的第24條中追加了這樣一條條文，即“家族作為構成社會自然且基礎的單位，應得到尊重。家族成員必須互相幫助”。
現行的日本憲法第24條，強調了對個人的尊重和兩性的本質的平等。但自民黨提出的改憲案中，通過強調家庭來達到復活日本戰前的價值觀的企圖。
若是沿著“日本會議”的思路推進改憲，只會愈發偏離男女平等的道路。試問，自民党、安倍政權是否真的要推進男女平等呢。
更替“日本會議”支配的政權，改變日本男人的意識，改善日本人的工作方法，重視女性和孩子等都是必要的。若不做到這些，日本怕是會用繼續掛著男女平等“後進生”這個不太好聽的名頭吧。
藤本隆：日本東京人，2000年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系畢業，媒體評論員，多家日媒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