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的“亡國悲劇”由何而起

張居正

談及晚明的官場政治， 不能不提萬曆新政。 萬曆初， 輔佐年幼皇帝的張居正， 目睹嘉靖、隆慶時期的混亂政局， 指出其時“皇室驕恣，

庶官瀆職， 吏治因循， 邊備鬆弛， 財用大匱”的五大弊端， 提出“國家興亡， 重在吏治；朝廷盛衰， 功在財政”的整治對策。 於是， 在萬曆頭十年裡， 他通過整頓吏治、邊防和賦役改革， 令大明王朝氣象一新。

吏治方面， 針對當時各級官吏“毀譽失實”“名與實爽”及各衙門因循敷衍的官場之風， 張居正于萬曆元年實施“考成法”， 提出“綜核名實”“精核吏治”考核政策。 他裁撤冗員， 獎勵勤政， 強調“用人唯才”， 並以雷厲風行之手段推行， 令官場此前姑息委徇的行事風格大為改變， 大小臣工“莫敢有偷心”。

經濟上， 面對“國用不足”“府藏空虛”等嚴峻的財政形勢， 張居正提出“量入為出”“痛加節省”的理財原則， 嚴加控制宮廷財政支出， 壓縮政府行政開支。

同時， 針對當時存在的小民田產已失而賦稅照納、大戶田產增多卻無稅糧的局面， 提出清丈土地和改革賦役制度， 推行一條鞭法， 簡化徵稅手續。 此次改革， 全國共查出700多萬頃隱瞞土地， 超過了明朝前期全國的稅田總數， 使政府控制的納稅田地面積有了大幅度增長。

十年新政， 卓有成效。 明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 萬曆五年太倉銀庫歲入數已達隆慶元年的2.17倍；吏治腐敗現象有所遏制， 邊疆防禦也大有改觀。 萬曆時期成為明朝最為富庶的幾十年， 不是偶然的。

但是， 由於新政觸犯了執政的官僚集團、皇室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遭到整個官僚集團的消極抵制。 萬曆十年， 張居正因病溘然長逝， 反對者群起攻之， 十年新政一朝付諸流水，

張居正本人也落得身後被清算的悲慘命運。

新政的失敗， 原因複雜。 從制度安排的角度言之， 萬曆新政是當時傳統政治體制內的一種調整行為， 而這種體制內的調整終究是有限度的， 首先要保證支撐現有體制的利益集團不能利益受損。 這是傳統政治體制下的制度缺陷， 也是張居正改革難以逾越的一道坎。

中國古代特別強調以德治國， 總是寄希望于聖人的教化、明君的自覺、清官的表率和能吏的勤政， 往往缺少制度規範。 但歷史事實表明， 僅靠官員道德的自我約束是不夠的， 因為它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權力逐利的本性。 張居正改革最終未能完成制度性設計， 使體制產生自我適應和調整的能力，

而只能僅僅依賴於體制內個人的良知與威權進行改革， 難免走向失敗。

張居正身後的個人悲劇， 進一步惡化了晚明的官場生態。 他生前榮蒙隆恩聖眷、死後遭遇皇帝翻臉無情的下場， 令繼任者深以為戒， 做事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 緊隨而來的“倒張運動”， 更是暴露了古代官場得意時門庭若市、蒙難時落井下石的痼疾。 “當其秉政之時， 舉朝爭頌其功， 不敢言其過。 至於今日既敗， 舉朝爭索其罪， 不敢舉其功。 ”同時， 由於張居正離去， 朝內少了一位強有力的制衡人物， 朝臣之間原有的矛盾不斷激化， 開啟了晚明政壇的派系門戶之爭。

隨著天啟初為張居正平反翻案， 官員們又開始忙於洗白保身， “黨同伐異”之風隨後愈演愈烈， 致使晚明朝政在朋黨政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天啟後期， 閹黨亂政， 殘害忠良， “朝中善類為之一空”， 將萬曆新政帶來的社會新氣象折騰得蕩然無存。 加之此前“萬曆三大征”已將新政的經濟紅利基本耗盡， 特別是朝鮮之役使明朝國力大傷。 戰爭中諸多外交事件的處理上， 明朝政治機制的低能和政治腐敗均暴露無遺， 故而朝鮮之役被視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轉折。

新政的失敗、黨爭的興起、遼東的危局， 使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好的一次中興機會， 預示著開始走下坡， 故後人有“明之亡實亡于神宗”之歎。 （來源|雜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