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起中央紅軍或紅一方面軍，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林彪的一軍團與彭德懷的三軍團， 十大元帥裡面有一半多是出自這兩個軍團或與這兩個軍團有很深淵源的。 不過， 當年紅一方面軍中還曾有另外一個實力雄厚的軍團， 地位僅次於一三軍團， 那就是五軍團。 紅五軍團又和寧都起義有著緊密的聯繫， 其主要將領董振堂將軍又是紅五軍團這支英雄的部隊最悲壯的符號。
董振堂， 河北邢臺人， 1895年出生，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加入馮玉祥的西北軍， 官至師長。 北伐時期， 馮玉祥起用共產黨員對部隊進行整訓，
北伐剛結束， 國民黨“新軍閥”們跟老軍閥一樣， 立即展開了混戰。 蔣馮閻桂大戰結束後， 董振堂所在的西北軍主力一部被改編為國軍26路軍， 董振堂任旅長。 1931年， 26路軍被遣往江西“剿共”。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 駐守在寧都、厭倦了內戰的26路軍要求北上抗日， 遭蔣介石阻止。 同年12月14日， 董振堂與26路軍參謀長趙博生(剛加入中共不久， 1933年犧牲)、旅長季振同、團長黃中嶽等人， 領導發起甯都暴動， 率26路軍主力加入了紅軍。 當時紅軍不過三萬余人， 董振堂他們一下子就帶來1.7萬人。 起義部隊組成紅五軍團， 董振堂任副軍團長兼軍長， 後任軍團長。 北伐時期即深得董、趙等人敬重的劉伯堅出任軍團政治部主任，
起義後董振堂被批准入黨， 得知消息， 他將三千多元私人積蓄全部交給組織。 軍政委何長工把這件事報告給毛澤東。 毛澤東說：不要全交嘛， 寄些給家裡， 留一點自己用。 董振堂堅持全交， 說：“革命了， 個人的一切都交給党， 還要錢幹什麼?”(見《毛澤東傳1893——1949》)
寧都暴動前後， 恰逢毛澤東開始被“左傾”領導者逐步剝奪軍事指揮權。 1932年1月， 新領導們率三軍團貿然攻打贛州， 結果被困堅城之下， 腹背受敵。 此時紅軍的戰略機動兵力只剩下了五軍團， 而眾人對五軍團這支剛起義過來的部隊還不放心。 被晾在一邊的毛澤東這時再度出山救火，
一、四方面軍會師後， 進行了混編， 組成左右兩路軍， 五軍團更名為紅五軍， 劃歸左路軍指揮。 毛澤東等堅持按原計劃， 率右路軍中的一、三軍團實施了北上， 而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即四方面軍以及原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 則沒有如約北上。 《康克清回憶錄》講，
董振堂將軍
董振堂， 雖孔武偉岸勇冠三軍， 但是強而不橫， 待同志和氣;勇而知方， 對組織忠誠。 舊軍隊就不說了， 即便是新軍隊中， 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這一點呢?
寧都暴動， 強大的政府軍投向了弱小的紅軍;董振堂等人， 拋棄高官厚祿， 加入紅軍， 屢屢在危難中顯身手， 直至最後率全軍犧牲——當年中共革命為何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
九一八事變後， 就在董振堂、趙博生、季振同等人欲北上抗日卻遭蔣介石禁阻的時候， 中共六屆政治局候補委員、1905年出生的年輕的廣東工人、省港大罷工的領導者之一羅登賢， 出任滿洲省委書記。上任伊始羅登賢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與東北人民同患難共生死……黨內不許任何人提出離開東北的要求”。楊靖宇、趙尚志、李兆麟等日後著名的東北抗日將領，當時都是由他派出分赴各地展開活動的。羅登賢在東北推行的符合當地條件的抗日路線，招致當時“左”傾中央的不滿，被撤銷了省委書記職務，于1932年底調回上海任職于全總。回上海不久，1933年3月底，羅登賢就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8月29日就義于南京雨花臺。被捕後羅登賢曾在上海接受審判，法官指責他“反動”，羅登賢立即予以反駁：
“你們給我的罪名是‘反動分子’，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經歷。我曾經組織和領導1925年省港大罷工，我還參加了滿洲義勇軍戰爭，從滿洲回來還沒多長時間，又組織策劃上海的日本紡織業大罷工，這些都是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分，把我當作反革命分子將我控告，難道指的是這些事情嗎?我的一切行動，都是反帝愛國的。誰敢說我反動?”
當時，宋慶齡、楊杏佛等人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發表了《告全國人民書——號召大家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一文，其中對羅登賢有如此評價：“被捕者理直氣壯的論點和英勇不屈的態度，充分表現他們是中國的反帝戰士，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羅登賢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典型……不使他們遭受酷刑與死亡，釋放他們，就是釋放中國民族革命精神不可征服的力量”。
像羅登賢這樣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的人物，當年在中共內部不可勝數，董振堂趙博生他們怎能不見賢思齊?
紅軍何以成為“不可征服的力量”?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反復令人絕望的歷史。直至“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新的思想動員方式與組織動員方式，才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從根本上看到了希望或出路。新的革命道路，再加上頑強的意志，令中共雖不止一次地遭受重挫卻又總是能再迅速崛起。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共立即展開反擊，不幾年便由星星之火擴大為燎原之勢。隨後再遭劫難，王明“左”傾路線令中共白區力量全軍覆沒、紅區被迫長征。看似山窮水盡，轉眼間又柳暗花明。白區力量一度被斬草除根，可是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便已經開始重振旗鼓了。紅軍經過長征，殘破之師落腳陝北，依舊雄心萬丈，欲大展宏圖。
現在人們都愛講，到達陝北長征結束後，紅軍已是“走投無路”，多虧西安事變這一“偶然性”事件，才令其死裡逃生。這純屬庸人之見。1936年2月，到達陝北後不久的毛澤東寫下了《沁園春 雪》， “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在其眼中不是嚴酷而是“妖嬈”，更激發出他“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無限豪情。這像是走投無路者寫的詩嗎?何況當時，擁有這種豪情的，不只是毛澤東個人，而是整個中共與紅軍。與紅軍相比，真正走投無路的反倒是擁兵三十萬的張學良以及楊虎城，他們不僅無心圍剿紅軍，反而心甘情願地與紅軍結盟並接受中共的指導，共圖“反蔣抗日”大計。目前，有許多人乾脆認為，西安事變前張學良不僅已“接受馬列主義”，甚至秘密加入了中共。從1931年12月14日到1936年12月12日，可以說，西安事變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場擴大版的寧都暴動，張學良楊虎城無非是在追隨董振堂、趙博生他們的腳步。至於西安事變為全國抗戰大計最終和平解決又另當別論。
從董振堂趙博生到張學良楊虎城，當年中國革命能不斷地令敵方軍隊投向自己，這難道不是“不可征服的力量”?
現在只要說起長征，幾乎都在講紅軍能吃苦，紅軍當然吃了很多苦，但是，紅軍的主要特徵並不在於能吃苦，而在於對未來充滿信心，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強烈的精神優越感(正是有了精神優越感他們才能吃得了苦中苦)。《西行漫記》的出色之處就在於將紅軍的這一精神風貌充分展現了出來：到達陝北的紅軍，雖歷盡苦難，但是在他們臉上既看不到絲毫的沮喪與倦態，也看不到那種所謂的“苦行僧”式的緊張與局促，相反是昂揚向上精神飽滿。三十年前，筆者還未看過《西行漫記》，那時先看到斯諾前妻洛伊斯·惠勒·斯諾編輯的照片集《斯諾眼中的中國》。斯諾所拍攝的紅軍，從朱毛到普通戰士，一個個光芒四射，簡樸而又軒昂，瘦削而又強健，讓筆者感覺似乎紅軍剛經歷的不是一場艱苦卓絕的遠征，而是一場瀟灑愜意的旅行。
出任滿洲省委書記。上任伊始羅登賢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與東北人民同患難共生死……黨內不許任何人提出離開東北的要求”。楊靖宇、趙尚志、李兆麟等日後著名的東北抗日將領，當時都是由他派出分赴各地展開活動的。羅登賢在東北推行的符合當地條件的抗日路線，招致當時“左”傾中央的不滿，被撤銷了省委書記職務，于1932年底調回上海任職于全總。回上海不久，1933年3月底，羅登賢就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8月29日就義于南京雨花臺。被捕後羅登賢曾在上海接受審判，法官指責他“反動”，羅登賢立即予以反駁：“你們給我的罪名是‘反動分子’，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經歷。我曾經組織和領導1925年省港大罷工，我還參加了滿洲義勇軍戰爭，從滿洲回來還沒多長時間，又組織策劃上海的日本紡織業大罷工，這些都是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分，把我當作反革命分子將我控告，難道指的是這些事情嗎?我的一切行動，都是反帝愛國的。誰敢說我反動?”
當時，宋慶齡、楊杏佛等人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發表了《告全國人民書——號召大家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一文，其中對羅登賢有如此評價：“被捕者理直氣壯的論點和英勇不屈的態度，充分表現他們是中國的反帝戰士，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羅登賢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典型……不使他們遭受酷刑與死亡，釋放他們，就是釋放中國民族革命精神不可征服的力量”。
像羅登賢這樣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的人物，當年在中共內部不可勝數，董振堂趙博生他們怎能不見賢思齊?
紅軍何以成為“不可征服的力量”?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反復令人絕望的歷史。直至“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新的思想動員方式與組織動員方式，才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從根本上看到了希望或出路。新的革命道路，再加上頑強的意志，令中共雖不止一次地遭受重挫卻又總是能再迅速崛起。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共立即展開反擊，不幾年便由星星之火擴大為燎原之勢。隨後再遭劫難，王明“左”傾路線令中共白區力量全軍覆沒、紅區被迫長征。看似山窮水盡，轉眼間又柳暗花明。白區力量一度被斬草除根，可是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便已經開始重振旗鼓了。紅軍經過長征，殘破之師落腳陝北，依舊雄心萬丈，欲大展宏圖。
現在人們都愛講，到達陝北長征結束後，紅軍已是“走投無路”，多虧西安事變這一“偶然性”事件，才令其死裡逃生。這純屬庸人之見。1936年2月，到達陝北後不久的毛澤東寫下了《沁園春 雪》， “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在其眼中不是嚴酷而是“妖嬈”，更激發出他“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無限豪情。這像是走投無路者寫的詩嗎?何況當時，擁有這種豪情的，不只是毛澤東個人，而是整個中共與紅軍。與紅軍相比，真正走投無路的反倒是擁兵三十萬的張學良以及楊虎城，他們不僅無心圍剿紅軍，反而心甘情願地與紅軍結盟並接受中共的指導，共圖“反蔣抗日”大計。目前，有許多人乾脆認為，西安事變前張學良不僅已“接受馬列主義”，甚至秘密加入了中共。從1931年12月14日到1936年12月12日，可以說，西安事變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場擴大版的寧都暴動，張學良楊虎城無非是在追隨董振堂、趙博生他們的腳步。至於西安事變為全國抗戰大計最終和平解決又另當別論。
從董振堂趙博生到張學良楊虎城，當年中國革命能不斷地令敵方軍隊投向自己，這難道不是“不可征服的力量”?
現在只要說起長征，幾乎都在講紅軍能吃苦，紅軍當然吃了很多苦，但是，紅軍的主要特徵並不在於能吃苦，而在於對未來充滿信心，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強烈的精神優越感(正是有了精神優越感他們才能吃得了苦中苦)。《西行漫記》的出色之處就在於將紅軍的這一精神風貌充分展現了出來：到達陝北的紅軍，雖歷盡苦難，但是在他們臉上既看不到絲毫的沮喪與倦態，也看不到那種所謂的“苦行僧”式的緊張與局促，相反是昂揚向上精神飽滿。三十年前，筆者還未看過《西行漫記》，那時先看到斯諾前妻洛伊斯·惠勒·斯諾編輯的照片集《斯諾眼中的中國》。斯諾所拍攝的紅軍，從朱毛到普通戰士，一個個光芒四射，簡樸而又軒昂，瘦削而又強健，讓筆者感覺似乎紅軍剛經歷的不是一場艱苦卓絕的遠征，而是一場瀟灑愜意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