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東晉、南宋， 南明開局有著國力上看似優厚的條件：
1.政府體制上：完整的政府體系， 承自明成祖時期留下的兩京制度， 為的就是在北直隸出現意外時的留手準備， 相較于五胡亂華和靖康之恥後在南京倉促搭起來的政府， 南明顯然應該有著更加優厚的政治基礎。
2.相較於明末地區長期征戰而毀於戰火的北方地區， 江南一代卻是承平日久， 自萬曆以後的商品經濟進一步繁榮， 並且也沒有過多承擔天啟、崇禎朝廷因戰爭而徵收的繁重賦稅， 反觀明末北方地區， 因氣候、戰亂、瘟病、三餉等多方原因，
那麼其致命隱患何在？我認為在於以下幾點：
1、沒有一個客觀上無可爭議的皇位法定繼承人。 西晉末年和北宋末年時， 外部入侵勢力很好的“幫助解決”了這個問題， 東晉和南宋開國驚人相似的一點是原本並無希望繼承大統的人稀裡糊塗的因為逃過皇室被一鍋端的慘禍後，
2、軍隊擁兵自重， 不聽調遣。 這點其實是由第一個不安定因素引發出的問題。 在崇禎歪脖子後， 沿長江中下游至山東地區， 尚有相當多的明朝官軍的存在， 南京六部在沒有北京朝廷指定的合法繼承人的情況下， 在擁立問題上出現巨大分歧。 福王沒有辦法， 倚靠四鎮， 用武力脅迫上臺， 直接讓四鎮總兵官成為開國定策的元勳， 性質上跟文官擁立便有了極大不同。 這些在農民起義戰爭中的敗軍之旅， 禦敵無能， 禍國有餘。
當然這個問題也由明末戰事頻繁，
軍隊逐漸私人化有關。
譬如左良玉這樣的，
在崇禎後期時已逐漸不聽朝廷調遣，
但當時尚不敢明眼跳反。
等到了南明朝廷時，
左良玉不思抵禦農民軍和清軍，
反以“清君側”的名義領三十萬軍隊順長江東下南京，
自己人打自己人。
這些官軍在投降滿清後，
轉而在與南明勢力的作戰中卻充當著馬前卒的角色，
不得不說南明軍隊的孱弱實與朝廷政治有關。
3、協力廠商不安定因素。
東晉與南宋朝廷成立之初，
漢人首要面臨的是少數民族的入侵，
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矛盾說法就是，
最大的矛盾是漢族正統和少數民族蠻夷之間的矛盾=_=咦？ 各方即便心懷鬼胎，
在北方大兵壓境之際，
尚能同仇敵愾，
一致對外。
而南明呢？弘光朝廷成立之初，
提出的政策是“聯虜平寇”，
當年看書看到這段時有種差點想把書給撕了的衝動。
史可法等一幫北京朝廷的遺老遺少們打的什麼主意呢？借清兵的手去剿闖軍，然後再談恢復北都德美好夢想。壯哉！我大南明。縱觀南明抗清二十載，西北的闖軍和進入四川的張獻忠作為協力廠商勢力，始終是自命南明正統的人所防備和警戒的對象。雙方齟齬大於合作，直到永歷朝廷的官軍消耗殆盡，原來的大西軍成為抗清的中流砥柱後，這種不安定才逐漸淡去，而隨之而來的孫可望叛變，又給了這個內亂不休的畸形政權以致命的一擊。
4、黨爭。明朝中後期的党爭已經形成了一種“一天不黨爭，渾身都難受”的局面，其起因究竟始自什麼樣的錯綜複雜的原因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當這種光榮傳統“遺傳”給南京朝廷後，直接對南明開始的那天起就在產生惡劣影響，甚至，一些黨爭之人在亡國之後著書立作時，依然在借著手中之筆混淆視聽，顛倒黑白，這種影響直至今日依舊存在，給後來人研究明史更是平添許多誤導和混亂。南明党爭始於擁立，之前我也已經敘述過了，崇禎歪脖子之前，沒有給南明留下一位指定的法定繼承人，導致了南明朝廷要靠自己擁立來解決問題。而誰來當接班人是一個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乃至身家性命的問題，當時留給這幫文官可以擁立的候選人主要是福、桂、惠三王。福王是悲劇的萬曆想立為儲君的二子朱常洵之子，是萬曆的直系孫子，當時的有識之士都主張擁立其為帝。但當時留在江南地區的東林黨人卻本著朱常洵是鄭貴妃的兒子，由於當年東林黨在“爭國本”問題上大大得罪了他，怕其孫子登基後，重翻舊案，自己屆時利益就會受損，因而其黨魁錢謙益便代表那部分人的利益，到處遊說擁立本是偏系的另一支潞王，如果定策成功，東林黨屆時便是定策功臣，不管之後如何，至少在南明這個小朝廷裡他們可以繼續作威作福。福王著急，只能尋找當時的軍方四鎮首腦，靠武力脅迫上臺，如此直接導致了南明建國伊始，內部權力重心的畸形。而此後的隆武政權，永曆政權以及在與大西軍和闖軍餘部合作等問題協調上，這一黨爭因素始終存在，各人在考慮問題時，不顧及反清大局，而是先打自己的小算盤。可以說“明實亡於黨爭”不僅僅指萬曆到崇禎年間，也指餘音嫋嫋的南明二十年。
史可法等一幫北京朝廷的遺老遺少們打的什麼主意呢？借清兵的手去剿闖軍，然後再談恢復北都德美好夢想。壯哉！我大南明。縱觀南明抗清二十載，西北的闖軍和進入四川的張獻忠作為協力廠商勢力，始終是自命南明正統的人所防備和警戒的對象。雙方齟齬大於合作，直到永歷朝廷的官軍消耗殆盡，原來的大西軍成為抗清的中流砥柱後，這種不安定才逐漸淡去，而隨之而來的孫可望叛變，又給了這個內亂不休的畸形政權以致命的一擊。4、黨爭。明朝中後期的党爭已經形成了一種“一天不黨爭，渾身都難受”的局面，其起因究竟始自什麼樣的錯綜複雜的原因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當這種光榮傳統“遺傳”給南京朝廷後，直接對南明開始的那天起就在產生惡劣影響，甚至，一些黨爭之人在亡國之後著書立作時，依然在借著手中之筆混淆視聽，顛倒黑白，這種影響直至今日依舊存在，給後來人研究明史更是平添許多誤導和混亂。南明党爭始於擁立，之前我也已經敘述過了，崇禎歪脖子之前，沒有給南明留下一位指定的法定繼承人，導致了南明朝廷要靠自己擁立來解決問題。而誰來當接班人是一個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乃至身家性命的問題，當時留給這幫文官可以擁立的候選人主要是福、桂、惠三王。福王是悲劇的萬曆想立為儲君的二子朱常洵之子，是萬曆的直系孫子，當時的有識之士都主張擁立其為帝。但當時留在江南地區的東林黨人卻本著朱常洵是鄭貴妃的兒子，由於當年東林黨在“爭國本”問題上大大得罪了他，怕其孫子登基後，重翻舊案，自己屆時利益就會受損，因而其黨魁錢謙益便代表那部分人的利益，到處遊說擁立本是偏系的另一支潞王，如果定策成功，東林黨屆時便是定策功臣，不管之後如何，至少在南明這個小朝廷裡他們可以繼續作威作福。福王著急，只能尋找當時的軍方四鎮首腦，靠武力脅迫上臺，如此直接導致了南明建國伊始，內部權力重心的畸形。而此後的隆武政權，永曆政權以及在與大西軍和闖軍餘部合作等問題協調上，這一黨爭因素始終存在，各人在考慮問題時，不顧及反清大局，而是先打自己的小算盤。可以說“明實亡於黨爭”不僅僅指萬曆到崇禎年間，也指餘音嫋嫋的南明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