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險惡， 風雲莫測， 包拯卻能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把握方向， 穩步向前。 “慶曆新政”時朋黨相爭， 包拯得到保守派的重用， 卻是一個堅定的改革者；新政失敗， 革新派遭到迫害， 包拯在朝廷孤掌難鳴， 請求外任， 但出其意料地被仁宗提升……
任何封建王朝， 皇帝都是至高無上、說一不二的。 皇上即使有什麼差錯， 為臣為民的也不敢說三道四。 包拯在很多問題上卻能直言不諱， 有時還敢當面指責仁宗， 這是什麼原因呢？
包拯本人的思想品格當然是主要的， 認真研究史料後發現， 這與他所處的環境有很大關係。
從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來看， 北宋王朝的統治者， 為克服唐王朝分封割據之弊， 強調中央集權， 統一法紀， 提倡“恭謹靜慎為賢”。 經過太祖、太宗、真宋三代（91年）的統治， 政治比較平穩， 百姓生活比較安定。 在近百年和平建設的大環境裡， 再加上宣導謙恭、謹慎、聽話， 逐漸地出現了一種負效應：循默苟且， 頹唐懶惰， 寬恕鬆弛， 又漸漸地發展到百職不修， 紀綱廢壞， 貪污腐敗之風蔓延， 隨之盜賊並起， 異族侵邊， 農民起義的動亂之事也多次出現。
到了仁宗時代，
已經是危機四伏了。
在高層領導者中間也迫切感覺到，
急需要來一場大的改革，
以清除積弊，
振興吏風。
在當時， 有好幾位有識之士仁， 也都向仁宗皇帝提出過這樣的意見。 危機四伏， 問題如山， 這種形勢在朝野當中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 仁宗皇帝比較開明， 也想幹一番事業， 於是就以皇帝他自己為中心，
包拯所以敢於直言不諱， 而又沒有遭到大的噩運，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有了仁宗皇帝的支持；而仁宗皇帝立志改革的願望， 又是整個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所形成的；仁宗皇帝的軟弱、不堅定，
包拯擔任監察禦史， 積極支持新政。 可以說， 是仁宗皇帝的需要、時代的需要， 需要有人站出來大聲疾呼， 於是， 包拯便應運而生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 也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大環境、沒有希望改革的宋仁宗， 包拯是出不來的，即使出來也要被壓死的。
仁宗皇帝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君主。他能夠聽取很尖銳的意見，又很瞭解包拯的忠誠。有時候，即使包拯的意見不符合他的意願，或者態度不夠冷靜，他也能夠理解、容忍。在多年的相處當中，仁宗瞭解包拯的忠誠，包拯也瞭解仁宗的寬厚。有了這種瞭解，談論國事也就比較大膽了。西元1058年（嘉祐三年），包拯向仁宗提出建議：應該建立太子。仁宗皇帝反問包拯：“你看應該立哪一位為太子？”包拯馬上就回答：“陛下，你這是對我有所懷疑吧？立太子這樣的事，應該由皇帝自己來確定，是不應該問我的。這是國家的大事，我只是提出建議，是沒有任何私念的啊。”從這段對話，我們可以看到，包拯的頭腦相當清醒、相當敏捷，毫不含糊地把仁宗的問話頂了回去。這種頂撞，是大膽的，是無畏的，也是坦誠的，因此也是很能夠喚起對方好感的。包拯就是用這種坦誠，而不是用順從贏得了仁宗的信任。包拯明明看到仁宗不喜歡聽的意見，他仍然敢一再地上奏議；包拯有時在廷辯時過分激動，態度失於檢點，甚至曾經在廷辯時唾沫濺到仁宗的臉上，仁宗也能夠容忍；包拯生病，仁宗派人送藥、問候；1062年五月二十四日包拯辭世，仁宗十分悲痛，宣佈“輟朝一日”，並親自到包拯家中弔唁。當他看到包拯家境貧寒，幼子包綬只有５歲，披麻帶孝，忍不住一陣心酸，當場賜給些錢物，賜給包綬一個太常寺太祝的官銜，並記錄在冊。仁宗很動情地說：“包拯一生，公而忘私，從來沒有給自己的子孫後代謀求福祿啊！”
包拯的政績和成名，與仁宗的至明上聖有著不可分的關係。沒有仁宗“善容正人，延讜議”，“有不可惑之聰”，包拯是很難做出那些政績的。包拯之所以能夠得到仁宗的信任，主要是他的真誠、正直、無私、忠孝兩全。可以這樣說：包拯因仁宗而成名；仁宗因任用包拯而受到人們的尊敬。明君賢臣，相輔相成，互相輝映，相得益彰。
包拯是出不來的，即使出來也要被壓死的。仁宗皇帝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君主。他能夠聽取很尖銳的意見，又很瞭解包拯的忠誠。有時候，即使包拯的意見不符合他的意願，或者態度不夠冷靜，他也能夠理解、容忍。在多年的相處當中，仁宗瞭解包拯的忠誠，包拯也瞭解仁宗的寬厚。有了這種瞭解，談論國事也就比較大膽了。西元1058年（嘉祐三年），包拯向仁宗提出建議：應該建立太子。仁宗皇帝反問包拯：“你看應該立哪一位為太子？”包拯馬上就回答：“陛下，你這是對我有所懷疑吧？立太子這樣的事，應該由皇帝自己來確定，是不應該問我的。這是國家的大事，我只是提出建議，是沒有任何私念的啊。”從這段對話，我們可以看到，包拯的頭腦相當清醒、相當敏捷，毫不含糊地把仁宗的問話頂了回去。這種頂撞，是大膽的，是無畏的，也是坦誠的，因此也是很能夠喚起對方好感的。包拯就是用這種坦誠，而不是用順從贏得了仁宗的信任。包拯明明看到仁宗不喜歡聽的意見，他仍然敢一再地上奏議；包拯有時在廷辯時過分激動，態度失於檢點，甚至曾經在廷辯時唾沫濺到仁宗的臉上，仁宗也能夠容忍；包拯生病，仁宗派人送藥、問候；1062年五月二十四日包拯辭世，仁宗十分悲痛，宣佈“輟朝一日”，並親自到包拯家中弔唁。當他看到包拯家境貧寒，幼子包綬只有５歲，披麻帶孝，忍不住一陣心酸，當場賜給些錢物，賜給包綬一個太常寺太祝的官銜，並記錄在冊。仁宗很動情地說：“包拯一生，公而忘私，從來沒有給自己的子孫後代謀求福祿啊！”
包拯的政績和成名，與仁宗的至明上聖有著不可分的關係。沒有仁宗“善容正人，延讜議”，“有不可惑之聰”，包拯是很難做出那些政績的。包拯之所以能夠得到仁宗的信任，主要是他的真誠、正直、無私、忠孝兩全。可以這樣說：包拯因仁宗而成名；仁宗因任用包拯而受到人們的尊敬。明君賢臣，相輔相成，互相輝映，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