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史記》是我國古代最傑出的紀傳體的史書， 是歷朝“正史”的第一部。
魯迅先生稱讚它是“史家之絕唱， 無韻之離騷”。
梁啟超則稱讚說：“《史記》千古之絕作也，
東漢班固認為司馬遷撰《史記》“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虛美， 不隱惡”。
唐劉知幾說司馬遷是一個“史學”“史才”“史識”兼具的傑出歷史家。 在此基礎上， 清章學誠又再加了一項“史德”， 認為司馬遷高標獨樹， 所記錄的人和事都是“信史”。
……
既然這麼多大學問家都把《史記》推捧得如此崇高， 那芸芸眾生自然對《史記》所說的每句話、每個字都迷信到了不容置疑的地步， 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偉大、經典、不朽， 不可能出錯， 誰要有不同意見， 誰就會遭到唾棄和鄙視。
2012年， 清華大學通過對一組戰國竹簡（清華簡）研究， 發現上面關於周幽王的記載中， 並無“烽火戲諸侯”之事的記載， 周幽王滅亡的主要原因是其主動進攻申國， 申侯聯絡戎族和周幽王開戰， 打敗了周幽王， 滅亡了西周。
清華簡裡記載的情況， 可與沒有經歷秦始皇“焚書”而倖存下來的戰國古書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相互印證。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劉國忠小心翼翼地宣稱，
劉國忠教授所說的史學界對“烽火戲諸侯”的質疑， 是指一代史學大家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對“烽火戲諸侯”的論述， 錢大師說：“此委巷小人之談。 諸侯並不能見烽同至， 至而聞無寇， 亦必休兵信宿而去， 此有何可笑？舉烽傳警， 乃漢人備匈奴事耳。 驪山一役， 由幽王舉兵討申， 更無需舉烽。 ”錢大帥所說是非常有道理的， 諸侯在各地， 有遠有近， 就算周幽王點烽火， 也不可能同時趕到， 而且古代軍隊行軍都有哨騎， 前方探路的偵察兵如果發現沒有敵人自然會報告後方的大軍，
本來， 錢大師這一番論述已足說明“烽火戲諸侯”屬“小說家言”了， 但世人並不以為然。 而清華大學研究所在有出土竹簡實物的證明下，
更可笑的是， 很多人明明已經相信了清華大學研究所這一聲明， 卻還是心不甘、情不願地感歎說：司馬遷， 你竟然騙了我們兩千字！
其實， 人家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早已說得非常清楚：“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王跡所興， 原始察終， 見盛觀衰， 論考之行事， 以拾遺補蓺， 成一家之言”。
即司馬遷認為， 自己編著《史記》， 就是網羅天下舊聞， 推究盛衰之理， 講故事、講人生、講哲理、講政治、講民生， 希冀可以自成“一家之言”， 僅此而已。
既是作這樣的定位， 從這樣的立場和初衷出發， 那在文字敘述中， 就不免恣意放筆。
於是，《史記》裡就有了烏江邊上項羽的一聲吼，可使敵軍辟易數裡；以及藺相如的目眥裂眶，荊軻頭髮倒豎等等誇張描述。
有識之士都認為這是小說的虛構，而不是歷史的真實。
吳曰法《小說家言》中說：“小說家之神品得力於《史記》者為多。”
丘煒爰也在《客雲廬小說話》說：“千古小說祖庭，應歸司馬。”
司馬遷熱衷於這種小說家的虛構手法，常常會讓自己情不自禁地置身於一種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全知視角之中，娓娓道來，講述故事。
所謂“思接千載，視通萬里”是也。
在講述三皇五帝，當代掌故，宮廷秘事，民間異聞，甚至人物深層的心理世界時，司馬遷充當的簡直就是一個上帝造物主的身份。
比如《左傳憫公二十二年》中的夫妻密謀，《史記淮陰侯列傳》中韓信初到劉邦手下不得重用而考慮何去何從時的心理活動等等，都是有悖於歷史敘事的實錄原則的。
如果單單是這樣，誠如錢鐘書先生所說“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乎入情合理”，還不算太壞。
但很多時候，司馬遷會在敘事過程中增添入自己的愛憎，本是妄度惴想卻又言之鑿鑿。
比如，司馬遷不喜歡秦始皇，就誣衊秦始皇是個沒有嬴家血統的私生子。他的說法是，呂不韋在趙國邯鄲與趙姬同居，等趙有了身孕，便將之獻給了在趙國當人質的秦國公子子楚。12個月後，趙姬產下一子，被子楚立為夫人。所產兒子就是後來的秦始皇嬴政。司馬遷說，漢朝人都認為嬴政其實是呂不韋與趙姬的私生子，所以乾脆都把他叫做呂政。
這是一段極不負責任的敘述。
這樣的敘述，並無過硬證據，主要採錄於民間的一些奇聞異談。
至於這些奇聞異談的來源，司馬遷誇誇其談地稱自己“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即遊覽各地，實地考察，將所聽所聞精彩故事錄之於筆，納入《史記》之中。
宋蘇轍說：“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
但“周覽四海名山大川”只適合寫“旅遊文學”，而不是史學。
顧頡剛吐槽說：“上古史材料，最麻煩的就是夾雜的傳說成分太多。光是一味雜湊，話雖說得暢快，恐怕距離事實太遠了。現存古書，莫非漢人所編定，現存的古事，莫不經漢人的排比，而漢代是一個通經致用的時代，為謀他們應用的方便，常常不惜犧牲古書、古事，來遷就他自己，所以漢學，是攪亂史跡的大本營。太史公作《史記》的時候，距離我們兩千多年。照理，他所看見的先秦史料，應該比我們多得許多。然而，大謬不然。除掉《世本》一書之外，太史公所用的材科，不外乎是《詩》、《書》、《國語》、《國策》及《左傳》中的材料。”
著名的史學家楊寬以《史記•蘇秦》為例，說：“《史記•蘇秦》所輯的，幾乎全是後人杜撰的長篇遊說詞，司馬遷誤信這一些說詞為真，反而把蘇秦原的始材料拋棄了。”
此外，司馬遷的父親“學天官于營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其本人更是對《易》推崇備至，極度認同占筮相卜等文化現象，在《史記》不可避免地對占筮相蔔情節進行演義。
只要翻一下，就不難發現，在《史記》中，只要占筮相蔔，沒有不靈驗的。以相人而言，《高祖本紀》載劉邦微賤時，呂公相之，認為此公當貴，便嫁女與他；後又有老者先相其妻，再相其二子，最後把劉邦說得天花亂墜。自然，劉邦後來得了天下，做了萬民之主。
《史記》中載黥布為布衣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後來，黥布果然犯法被處以黥刑，再後來又被項羽立為九江王。這種情節在今日自然不足為訓，屬小說家無疑。
《史記》中最濫、最讓人詬病的，是其為“究天人之際”而著述的歷史化的神話。神話屬非信史，屬小說家言，如果說用在寫遠古時代，那是迫不得已，簡狄吞燕卵而孕、姜原踐大人跡生稷也就算了。畢竟，這兩則神話出於《詩經》中的《商領.玄鳥》、《大雅.生民》，是認為是商、周民族的史詩，是始祖歷史的神話化，是一種“詩意化的真實”。但寫《高祖本紀》還有“劉媼息澤之陂，夢與神遇，己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醉臥，武負、王媼見其腹上常有龍”、“斬白帝子，所居芒、碭之上常有雲氣”等等神乎其神的情節，絕對是史學家的敗筆。
東漢王充在《論衡》一書中專門對此進行過嚴厲抨擊，說：“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世信虛妄之書，以為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由此可見，《史記》所記史事，絕不單單“烽火戲諸侯”和蘇秦事蹟有誤，其錯誤紕漏及不可信之處可謂多不勝數。
但，話說回來，如在惠煥章《陝西歷史百謎》，說：“《史記》因成書較早，留傳至今，早已不是司馬遷的原本。司馬遷寫《史記》，秉筆直書，在某些方面，敢於批評朝廷。朝廷對《史記》，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閱讀範圍，限制於朝廷極少一部分人。朝廷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余萬言。’被刪後僅十余萬言的《史記》，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傳流的是經過續補的。”
也就是說，當年司馬遷撰寫的《史記》，早就已經“名存實亡”，留給後世的《史記》竟有十八個不同的版本。
鄧瑞金在《中國偽書綜考》這一本書中，也提到了：“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裡說，此書有一百三十篇，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可是，如今人們看到的《史記》，卻有五十五萬五千六百字，比原著增加了三萬字，顯而易見，今本的《史記》已非原貌，此書無疑已經被後人補竄。”
張心澂先生在其《偽書通考》一書中則引用了清末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史記》經劉歆竄亂，至若年代懸隔，章句割裂，當是後代妄人所增。”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泰斗、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史念海先生，在他當年撰寫的《考古發掘和歷史研究》一文中，也明確地指出了：“《史記》一書，系司馬談、或者司馬遷，根據其它記載、或者傳聞增添進去的。而秦漢之際有一些傳聞，並不完全靠得住，它們的水分往往太多，故事性太強，有的甚至根本不是事實。像膾灸人口的‘鴻門宴’，史學界的老前輩呂思勉先生早就指出，其‘種種事蹟，無一是在情理之中，漢高祖與項羽此一會見，其真相殆全然不傳，今所作者，亦全是想像編造的故事也’。《史記》所記秦始皇陵的規模侈大，會不會也是一種想像編造呢？今日所見秦始皇陵僅是一般的土阜，其高大並不超過漢、唐諸陵，更不能不引起人們對於《史記》所說的懷疑。”
現存的130卷《史記》，有很多並非出自司馬遷本人之手，而是後人在作注、續寫時，有意無意“混”進去的，《史記》原貌，終不被現在的人所知了。
所以，以後再有出土文物推翻《史記》上的記述，就不要說自己又被司馬遷騙了，因為，有可能您讀的是假《史記》。而退一萬步說，真的是被司馬遷騙了，也是您心甘情願的，誰教您迷信一本書迷信到了完全失去自己判斷力的地步呢？
於是，《史記》裡就有了烏江邊上項羽的一聲吼，可使敵軍辟易數裡；以及藺相如的目眥裂眶，荊軻頭髮倒豎等等誇張描述。
有識之士都認為這是小說的虛構，而不是歷史的真實。
吳曰法《小說家言》中說：“小說家之神品得力於《史記》者為多。”
丘煒爰也在《客雲廬小說話》說：“千古小說祖庭，應歸司馬。”
司馬遷熱衷於這種小說家的虛構手法，常常會讓自己情不自禁地置身於一種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全知視角之中，娓娓道來，講述故事。
所謂“思接千載，視通萬里”是也。
在講述三皇五帝，當代掌故，宮廷秘事，民間異聞，甚至人物深層的心理世界時，司馬遷充當的簡直就是一個上帝造物主的身份。
比如《左傳憫公二十二年》中的夫妻密謀，《史記淮陰侯列傳》中韓信初到劉邦手下不得重用而考慮何去何從時的心理活動等等，都是有悖於歷史敘事的實錄原則的。
如果單單是這樣，誠如錢鐘書先生所說“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乎入情合理”，還不算太壞。
但很多時候，司馬遷會在敘事過程中增添入自己的愛憎，本是妄度惴想卻又言之鑿鑿。
比如，司馬遷不喜歡秦始皇，就誣衊秦始皇是個沒有嬴家血統的私生子。他的說法是，呂不韋在趙國邯鄲與趙姬同居，等趙有了身孕，便將之獻給了在趙國當人質的秦國公子子楚。12個月後，趙姬產下一子，被子楚立為夫人。所產兒子就是後來的秦始皇嬴政。司馬遷說，漢朝人都認為嬴政其實是呂不韋與趙姬的私生子，所以乾脆都把他叫做呂政。
這是一段極不負責任的敘述。
這樣的敘述，並無過硬證據，主要採錄於民間的一些奇聞異談。
至於這些奇聞異談的來源，司馬遷誇誇其談地稱自己“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即遊覽各地，實地考察，將所聽所聞精彩故事錄之於筆，納入《史記》之中。
宋蘇轍說：“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
但“周覽四海名山大川”只適合寫“旅遊文學”，而不是史學。
顧頡剛吐槽說：“上古史材料，最麻煩的就是夾雜的傳說成分太多。光是一味雜湊，話雖說得暢快，恐怕距離事實太遠了。現存古書，莫非漢人所編定，現存的古事，莫不經漢人的排比，而漢代是一個通經致用的時代，為謀他們應用的方便，常常不惜犧牲古書、古事，來遷就他自己，所以漢學，是攪亂史跡的大本營。太史公作《史記》的時候，距離我們兩千多年。照理，他所看見的先秦史料，應該比我們多得許多。然而，大謬不然。除掉《世本》一書之外，太史公所用的材科，不外乎是《詩》、《書》、《國語》、《國策》及《左傳》中的材料。”
著名的史學家楊寬以《史記•蘇秦》為例，說：“《史記•蘇秦》所輯的，幾乎全是後人杜撰的長篇遊說詞，司馬遷誤信這一些說詞為真，反而把蘇秦原的始材料拋棄了。”
此外，司馬遷的父親“學天官于營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其本人更是對《易》推崇備至，極度認同占筮相卜等文化現象，在《史記》不可避免地對占筮相蔔情節進行演義。
只要翻一下，就不難發現，在《史記》中，只要占筮相蔔，沒有不靈驗的。以相人而言，《高祖本紀》載劉邦微賤時，呂公相之，認為此公當貴，便嫁女與他；後又有老者先相其妻，再相其二子，最後把劉邦說得天花亂墜。自然，劉邦後來得了天下，做了萬民之主。
《史記》中載黥布為布衣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後來，黥布果然犯法被處以黥刑，再後來又被項羽立為九江王。這種情節在今日自然不足為訓，屬小說家無疑。
《史記》中最濫、最讓人詬病的，是其為“究天人之際”而著述的歷史化的神話。神話屬非信史，屬小說家言，如果說用在寫遠古時代，那是迫不得已，簡狄吞燕卵而孕、姜原踐大人跡生稷也就算了。畢竟，這兩則神話出於《詩經》中的《商領.玄鳥》、《大雅.生民》，是認為是商、周民族的史詩，是始祖歷史的神話化，是一種“詩意化的真實”。但寫《高祖本紀》還有“劉媼息澤之陂，夢與神遇，己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醉臥，武負、王媼見其腹上常有龍”、“斬白帝子，所居芒、碭之上常有雲氣”等等神乎其神的情節，絕對是史學家的敗筆。
東漢王充在《論衡》一書中專門對此進行過嚴厲抨擊，說：“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世信虛妄之書，以為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由此可見，《史記》所記史事，絕不單單“烽火戲諸侯”和蘇秦事蹟有誤，其錯誤紕漏及不可信之處可謂多不勝數。
但，話說回來，如在惠煥章《陝西歷史百謎》，說：“《史記》因成書較早，留傳至今，早已不是司馬遷的原本。司馬遷寫《史記》，秉筆直書，在某些方面，敢於批評朝廷。朝廷對《史記》，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閱讀範圍，限制於朝廷極少一部分人。朝廷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余萬言。’被刪後僅十余萬言的《史記》，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傳流的是經過續補的。”
也就是說，當年司馬遷撰寫的《史記》，早就已經“名存實亡”，留給後世的《史記》竟有十八個不同的版本。
鄧瑞金在《中國偽書綜考》這一本書中，也提到了：“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裡說，此書有一百三十篇，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可是，如今人們看到的《史記》，卻有五十五萬五千六百字，比原著增加了三萬字，顯而易見，今本的《史記》已非原貌，此書無疑已經被後人補竄。”
張心澂先生在其《偽書通考》一書中則引用了清末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史記》經劉歆竄亂，至若年代懸隔，章句割裂，當是後代妄人所增。”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泰斗、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史念海先生，在他當年撰寫的《考古發掘和歷史研究》一文中，也明確地指出了：“《史記》一書，系司馬談、或者司馬遷，根據其它記載、或者傳聞增添進去的。而秦漢之際有一些傳聞，並不完全靠得住，它們的水分往往太多，故事性太強，有的甚至根本不是事實。像膾灸人口的‘鴻門宴’，史學界的老前輩呂思勉先生早就指出，其‘種種事蹟，無一是在情理之中，漢高祖與項羽此一會見，其真相殆全然不傳，今所作者，亦全是想像編造的故事也’。《史記》所記秦始皇陵的規模侈大，會不會也是一種想像編造呢？今日所見秦始皇陵僅是一般的土阜，其高大並不超過漢、唐諸陵，更不能不引起人們對於《史記》所說的懷疑。”
現存的130卷《史記》，有很多並非出自司馬遷本人之手，而是後人在作注、續寫時，有意無意“混”進去的，《史記》原貌，終不被現在的人所知了。
所以，以後再有出土文物推翻《史記》上的記述，就不要說自己又被司馬遷騙了，因為，有可能您讀的是假《史記》。而退一萬步說，真的是被司馬遷騙了，也是您心甘情願的，誰教您迷信一本書迷信到了完全失去自己判斷力的地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