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通文墨的中國人， 對李自成和張獻忠這兩個大名鼎鼎的農民領袖， 都會有一些初淺的瞭解。 作為中國農民起義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大人物，
李自成， 原名李鴻基，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 生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 李自成家裡幾代人以來， 一直以養馬為生， 家境中等， 是故李自成小時候和侄兒李過一起上過一段時間私塾。 父親死後， 家道中落， 李自成不得不到一個姓艾的地主家裡放羊抵債。
成年後， 李自成到甘肅當邊兵， 後來又回到陝西做驛卒。 一生節儉得到了荒唐地步的崇禎， 採納毛羽健和劉懋的建議， 裁撤了全國驛站， 於是驛卒李自成下崗。
沒法再在驛站混下去的李自成要想活命， 就得另謀生路， 而這所謂的另謀生路， 對一個生逢亂世、不事稼穡的粗豪漢子來講，
明末農民起義源自陝西和山西， 分散成各不相屬的山頭， 自稱闖王的高迎祥是這些山頭名義上的盟主， 只是這個盟主乃是榮譽性質的， 他和各個山頭之間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統屬關係。 因為高迎祥是自己的舅舅， 當然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當過邊兵和驛卒的李自成與其他純樸的農民相比， 要算見多識廣， 足智多謀， 所以他加入農民軍不久後， 就被任命為闖將， 統率一支將近一千人的小隊伍。
張獻忠， 字秉忠， 號敬軒， 他和李自成有著諸多共同點：同鄉（陝西定邊人）、同齡、同樣當過兵， 甚至在同一年加入到了農民起義隊伍，
儘管後來李自成的名頭比張獻忠更響， 勢力也比張獻忠更強， 但追根溯源， 在起義的最初幾年裡， 張獻忠的地位要比李自成為高。 明末農民戰爭史上著名的滎陽大會於崇禎八年召開時， 張獻忠已是與高迎祥、老回回、曹操分庭抗禮的十三家領導人之一， 李自成則只是高迎祥的部將。 不過， 李自成的個人素質和才能， 很快使其脫穎而出。
明末農民軍初起之時， 大多數都是烏合之眾， 這些從幾百人到幾千人不等的隊伍， 基本沒有遠大的政治訴求， 一般只是攻城掠地， 把糧食吃光了或是圍剿的官軍來了就往山裡跑， 偶爾也打幾仗， 天才地創造了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實用軍事理論。 與其說他們是一支支隊伍，
由於破產的農民持續增加， 這些隊伍也就得到了源源不斷的補充——前面的戰死了， 後面的繼續跟進， 因此才會出現朝廷對農民軍進剿得越厲害， 農民軍反而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的怪圈。 不幸的崇禎和他的大明王朝， 就掉進了這樣的怪圈。
如前所述， 如同過江之鯽般的農民軍， 他們互相之間大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隸屬關係， 而是處於各自為戰的相對獨立狀態。 官軍正是抓住了農民軍的這一弱點， 採取各個擊破的方法， 使得農民軍在崇禎七年前後遭受了相當大的挫折。
如何應對官軍的各個擊破， 成為各路農民軍首領迫在眉睫的問題。 在這一大背景下， 滎陽大會於崇禎八年召開。 會上，十三家領袖議而不決，拿不出一個能夠讓眾人信服的、切實可行的辦法。
李自成以一個級別低下的闖將的身份發言，他提出：匹夫也可以奮臂一拼，何況我們有十萬之眾！現在，我們的部隊相當於官軍的十倍，哪怕就是守衛遼東的關寧鐵騎趕來，也不怕它。現在的惟一辦法就是分兵出擊，各自開拓一片天地，至於成與否，那就聽天命吧。
李自成的提議得到了十三家領袖的首肯。就在這次會議上，農民軍作了戰區劃分：革裡眼、左金王抵擋川、湖官軍；橫天王、混十萬抵擋陝西官軍；曹操、過天星守衛河上；高迎祥和張獻忠經略東方；老回回、九條龍往來策應；射塌天、改世王作為增援部隊。李自成的另一建議也得到了十三家領袖的認可：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均分。
3、滎陽大會後，李自成作為高迎祥的部將，隨同高迎祥和張獻忠聯軍東下，由河南而安徽，攻下了朱元璋的老家中都鳳陽，朱元璋家的祖墳被扒，朱元璋出家的寺廟被毀，大批官員和富人被處死，消息傳來，朝廷震恐，崇禎不得已下了罪己詔。
也就在這時，李自成和張獻忠之間發生了有史可查的第一次衝突：兩位農民領袖因為爭奪戰利品――主要是樂工和樂器――竟至反目成仇。此後，李自成分兵西進。兩年後，高迎祥被明軍俘殺，李自成繼承其衣缽，正式成為與張獻忠平起平坐的十三家領導人之一。
在十三家領導人中，李自成和張獻忠是最為耀眼的雙子星座，緊隨其後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則是綽號曹操的羅汝才。羅汝才先前獨自帶領一支隊伍，在謀士吉珪的輔佐下，時或招安，時或反水，幾度反反復複，給人的印象的確如戲劇舞臺上的白臉權奸曹操。因此，當不少農民軍在和官軍的對決中被瓦解或大大消耗時，他的勢力卻在穩步增長。
隨著時局的發展，無論李自成還是張獻忠，抑或明政府，都意識到如果能把羅汝才拉到自己的陣營中，將具有根本性的勢力增長。當時，羅汝才選擇了和李自成合作。按正史的說法，李自成善攻，羅汝才善守，兩人聯手，正好可以優勢互補，但兩人的關係始終是比較鬆散的合作關係，用今天的時髦話說，那是戰略性合作夥伴關係。
兩人約定，凡是攻下城池所得子女玉帛，按照四六比例分配，即羅汝才得四份，李自成得六份。打個更通俗的比方，相當於兩人各自投入一部分資金，開辦了一家股份公司，公司股份上，李自成占大頭，處於控股地位，任董事長，羅汝才占小頭，任總經理。
從史料記載看，這家公司的經營業績不錯：李、羅聯手後，他們時分時合，先後在河南和湖北一帶連續幾次打敗官軍主力，並一舉攻克湖北重鎮襄陽。李自成攻下襄陽後，自封為奉天倡義大元帥，以襄陽府為襄京，標誌著他已不滿足於以往猴子掰包穀式的遊擊作戰，而是想要從行商變為坐商，建立自己的政權。作為李羅集團的合作夥伴，羅汝才被李自成封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
西諺說患難朋友才是真朋友，東方智慧則認為，由於人的劣根性，大多數人都只可同患難，卻不能共富貴。遺憾的是，闖王李自成也屬於這大多數人之一。李自成本人一向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羅汝才卻妻妾成群，即便在官軍步步緊逼的困境下，軍營裡也養著幾支戲班子。
對此，李自成很看不起他，認為羅不是一個能夠成大事的人。隨著李羅公司越做越大，李自成擔心羅汝才將來會尾大不掉，於是動了殺機。
崇禎十六年（1643）初夏的一個早晨，李自成派出一支精銳小分隊，這支小分隊毫無徵兆地沖進了羅汝才大帳，將還在睡覺的羅汝才殺死在床上。羅汝才的軍師吉珪也於事後被殺，羅汝才所部二十余萬人馬除了少數嘩變逃離外，大部分被李自成整編。這家曾經業績不錯的股份制公司，以李自成獨吞全部投資及收益告終。
李自成之所以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情況下火拼羅汝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質者則莫過於一山不納二虎，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思想在作祟。當時河南的一個叫鄭廉的士大夫評論此事說：“一國不堪兩君，一營甯堪兩帥，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於人，為順為逆，莫不皆然。”
從李自成——張自成或王自成其實也一樣——的人生軌跡和行事風格，我們可以推斷出一個農民領袖的漸變軌跡：無法謀生——揭竿起義，目的是為了不餓死——不餓死的理想實現了，進一步希望擴張勢力——勢力進一步擴張了，希望能打敗圍攻的官軍——官軍被打敗了——消滅其他礙手礙腳的潛在對手——進入北京城稱孤道寡。
5、李自成和羅汝才的從合作到謀殺的嬗變，如果說其中摻雜了李自成對羅汝才個人品行的不滿的話，那麼李自成和張獻忠這對貌合神離的合作夥伴，其實質則是互相提防、敵視，乃至隨時欲除之而後快的敵人。
崇禎十一年（1638）正月，張獻忠受朝廷招安，屯兵於湖北穀城。是時，李自成被洪承疇擊敗，帶著百餘人馬前往穀城投奔張獻忠。張獻忠不但不予接納，反而準備幹掉李自成，幸好李自成警惕性高，事發前一個人騎著一頭驢子，倉皇狂奔六百里，從商洛的山路間脫逃，投奔到老回回（即馬守應）營中。受此驚嚇，李自成滿腔憤怒，一病數月。
這個仇，李自成不會忘掉。三年後，張獻忠在河南信陽被左良玉擊敗，幾萬人投降，要不是遇上天降暴雨，腿部受傷的張獻忠也差點成為俘虜。就像當年李自成勢窮時來投一樣，張獻忠也帶著幾十名殘兵敗將，前往投奔李自成。
李自成沒法不想起屈辱的穀城往事，他只是一個起于草莽的農民，信奉的是江湖義氣——既然你當初不仁，就休怪我今日無義——他也不打算收留張獻忠，招待很不客氣，並想趁機把送上門的宿敵消滅。
羅汝才和張獻忠交情不錯，出面替張獻忠說了不少好話。在羅的苦勸下，李自成勉強打消了殺張的念頭。但張仍然處於危險之中，羅汝才給了張獻忠五百人馬，叫他儘快離開是非之地，張獻忠於是轉向湖北發展，李、張二人的矛盾公開化。
1641年開始，李自成發展勢頭比張獻忠更猛，先是吞併了羅汝才部，後又接連幹掉了昔日的另一些合作夥伴，如革裡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小袁營袁時中、亂世王藺養成。那位曾在他窮途末路時收留他，並為他治病養傷的老回回，雖然沒被處死，但也被剝奪了兵權。至此，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只餘下了李自成和張獻忠。
這時，張獻忠剛剛攻下武昌，李自成心裡很不爽，他派人以賀喜為名趕到武昌，警告張獻忠說：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殺，下一個就輪到收拾你了。這不算，他還公開張貼出告示，宣佈“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張獻忠的憤怒和仇恨可想而知，但他自忖目前不是李自成的對手，只得放棄剛到手的武昌及周邊縣份，率軍進入湖南以圖發展。後來，他又溯長江而上，進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權。
隨著甲申年的到來，張獻忠比以往任何時候的勢力都更強大——地更廣，兵更精，名更著，糧更多；但勢力的強大沒有給他帶來快樂，反而讓他更加焦躁不安。焦躁不安的原因在於，李自成發展得比他更快，勢頭更猛。
依據時間推算，正當張獻忠圍攻重慶時，他獲知了李自成進京、崇禎自縊身死的消息。這一消息對張獻忠來說意味著李自成幾乎徹底地把自己甩在了後面，他一向不服李自成這個昔年地位遠不如己的同庚加老鄉，一直在和李自成較勁兒，但現在李自成終於先自己一步推翻了明王朝。
在張獻忠看來，拿下京師差不多就意味著神器在手，就能像當年的劉邦或朱元璋那樣，從一個農民領袖一躍而為一個王朝的開國之君了。因此，在張獻忠眼裡，李自成進京乃是甲申年最大的噩耗，這一噩耗導致了他後來自暴自棄式的惡搞。
有關張獻忠的一件流傳甚廣的小事可以證明張獻忠內心深處對李自成的嫉妒和不服：張獻忠攻佔成都後，派出細作深入民間，凡偶語觸及者皆處死。一夜，有兩夫婦在床上閒談，其夫斥責婦人說：你說的都是些張家長、李家短的事。細作探聽到後向張獻忠彙報，張獻忠笑著說，他說的張家長李家短，就是我張家要勝過自成的李家之兆也。
總之，張獻忠無法忍受極度的失落和不服，但李自成遠在京師，且勢力在自己之上，對他只能恨得咬牙切齒卻又無所作為，他只能把四川，把他打下的一座座城市及其人民當作出氣筒——張獻忠對李自成的忌妒與仇視，不知不覺轉嫁給了四川民眾，倒楣的四川民眾成為了可憐的替罪羊。
李自成的成功導致了張獻忠某種程度上的自暴自棄，這一點，聽起來似乎令人難以致信，但魯迅先生對此深信不疑。他曾經精闢地總結道：
“他開初並不想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著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了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
通過上面的簡單敘述，我們大體能洞悉李自成和張獻忠之間真實而耐人玩味的關係。他們的確曾是合作夥伴，但更多時候卻是不折不扣的競爭對手。他們之間的矛盾，並不比他們和自己的敵人――大明王朝――之間的矛盾更緩和。
關於李張之間的這種關係的轉換，我曾在《１６４４：帝國的疼痛》一書中總結過，“起義之初，當各股農民軍的勢力都還不夠強大，都還不足以和政府分庭抗禮時，當他們面臨被官軍各個擊破的危險時，本能的利益驅使下他們召開了滎陽大會，並做出了聯合對付官軍的決策。這時候，應該說，各股農民軍之間沒有很大的矛盾。
但是，當他們各自都擁有了一定的地盤和勢力，官軍並不是最主要的威脅時，他們之間就開始了彼此尋找機會吃掉對方以便獨大一方的博弈。事情至此，農民軍已不再是當年那些活不下去的饑民組成的烏合之眾，而是旨在爭奪天下，至少也是企圖在爭奪天下的過程中利益最大化的一方諸侯。”
令人驚訝的是，數十年來對李張關係的主流定論，是將他們定位為肝膽相照的革命戰友。在G70高速的湖北十堰穀城出口處，挺立著高達十多米的李自成和張獻忠雕塑，即取材於前面講過的李自成差點丟了性命的穀城之會。在現代語境裡，穀城相會時的險惡被著意隱去了，向我們傳達的是另一種與史實相去甚遠的所謂雙雄會。
根據姚雪垠的長篇小說《李自成》改編的《雙雄會》和《穀城會獻》兩部影片，都以李張的穀城之會為藍本。影片中，李張二人雖有些小矛盾，卻是坦誠相見的農民領袖，在中間作崇的只是張獻忠的軍師徐以顯。兩位農民領袖如同親密的戰友，在穀城這個偏遠的地方，結成了矢志推翻大明王朝的同盟。
當他們的四隻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時，恍然之間，觀眾能想到的一個最現成的詞語就是革命戰友。至於革命戰友的藝術油彩背後，真實的歷史上的那些你死我活，則被輕輕掩去了。
會上，十三家領袖議而不決，拿不出一個能夠讓眾人信服的、切實可行的辦法。李自成以一個級別低下的闖將的身份發言，他提出：匹夫也可以奮臂一拼，何況我們有十萬之眾！現在，我們的部隊相當於官軍的十倍，哪怕就是守衛遼東的關寧鐵騎趕來，也不怕它。現在的惟一辦法就是分兵出擊，各自開拓一片天地，至於成與否，那就聽天命吧。
李自成的提議得到了十三家領袖的首肯。就在這次會議上，農民軍作了戰區劃分：革裡眼、左金王抵擋川、湖官軍；橫天王、混十萬抵擋陝西官軍；曹操、過天星守衛河上；高迎祥和張獻忠經略東方；老回回、九條龍往來策應；射塌天、改世王作為增援部隊。李自成的另一建議也得到了十三家領袖的認可：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均分。
3、滎陽大會後，李自成作為高迎祥的部將，隨同高迎祥和張獻忠聯軍東下，由河南而安徽，攻下了朱元璋的老家中都鳳陽，朱元璋家的祖墳被扒，朱元璋出家的寺廟被毀，大批官員和富人被處死，消息傳來，朝廷震恐，崇禎不得已下了罪己詔。
也就在這時，李自成和張獻忠之間發生了有史可查的第一次衝突：兩位農民領袖因為爭奪戰利品――主要是樂工和樂器――竟至反目成仇。此後，李自成分兵西進。兩年後，高迎祥被明軍俘殺，李自成繼承其衣缽，正式成為與張獻忠平起平坐的十三家領導人之一。
在十三家領導人中，李自成和張獻忠是最為耀眼的雙子星座，緊隨其後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則是綽號曹操的羅汝才。羅汝才先前獨自帶領一支隊伍，在謀士吉珪的輔佐下，時或招安，時或反水，幾度反反復複，給人的印象的確如戲劇舞臺上的白臉權奸曹操。因此，當不少農民軍在和官軍的對決中被瓦解或大大消耗時，他的勢力卻在穩步增長。
隨著時局的發展，無論李自成還是張獻忠，抑或明政府，都意識到如果能把羅汝才拉到自己的陣營中，將具有根本性的勢力增長。當時，羅汝才選擇了和李自成合作。按正史的說法，李自成善攻，羅汝才善守，兩人聯手，正好可以優勢互補，但兩人的關係始終是比較鬆散的合作關係，用今天的時髦話說，那是戰略性合作夥伴關係。
兩人約定，凡是攻下城池所得子女玉帛，按照四六比例分配，即羅汝才得四份，李自成得六份。打個更通俗的比方，相當於兩人各自投入一部分資金，開辦了一家股份公司，公司股份上，李自成占大頭，處於控股地位，任董事長，羅汝才占小頭，任總經理。
從史料記載看，這家公司的經營業績不錯：李、羅聯手後，他們時分時合，先後在河南和湖北一帶連續幾次打敗官軍主力，並一舉攻克湖北重鎮襄陽。李自成攻下襄陽後，自封為奉天倡義大元帥，以襄陽府為襄京，標誌著他已不滿足於以往猴子掰包穀式的遊擊作戰，而是想要從行商變為坐商，建立自己的政權。作為李羅集團的合作夥伴，羅汝才被李自成封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
西諺說患難朋友才是真朋友，東方智慧則認為，由於人的劣根性，大多數人都只可同患難，卻不能共富貴。遺憾的是，闖王李自成也屬於這大多數人之一。李自成本人一向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羅汝才卻妻妾成群，即便在官軍步步緊逼的困境下，軍營裡也養著幾支戲班子。
對此，李自成很看不起他，認為羅不是一個能夠成大事的人。隨著李羅公司越做越大，李自成擔心羅汝才將來會尾大不掉，於是動了殺機。
崇禎十六年（1643）初夏的一個早晨，李自成派出一支精銳小分隊，這支小分隊毫無徵兆地沖進了羅汝才大帳，將還在睡覺的羅汝才殺死在床上。羅汝才的軍師吉珪也於事後被殺，羅汝才所部二十余萬人馬除了少數嘩變逃離外，大部分被李自成整編。這家曾經業績不錯的股份制公司，以李自成獨吞全部投資及收益告終。
李自成之所以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情況下火拼羅汝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質者則莫過於一山不納二虎，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思想在作祟。當時河南的一個叫鄭廉的士大夫評論此事說：“一國不堪兩君，一營甯堪兩帥，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於人，為順為逆，莫不皆然。”
從李自成——張自成或王自成其實也一樣——的人生軌跡和行事風格，我們可以推斷出一個農民領袖的漸變軌跡：無法謀生——揭竿起義，目的是為了不餓死——不餓死的理想實現了，進一步希望擴張勢力——勢力進一步擴張了，希望能打敗圍攻的官軍——官軍被打敗了——消滅其他礙手礙腳的潛在對手——進入北京城稱孤道寡。
5、李自成和羅汝才的從合作到謀殺的嬗變，如果說其中摻雜了李自成對羅汝才個人品行的不滿的話，那麼李自成和張獻忠這對貌合神離的合作夥伴，其實質則是互相提防、敵視，乃至隨時欲除之而後快的敵人。
崇禎十一年（1638）正月，張獻忠受朝廷招安，屯兵於湖北穀城。是時，李自成被洪承疇擊敗，帶著百餘人馬前往穀城投奔張獻忠。張獻忠不但不予接納，反而準備幹掉李自成，幸好李自成警惕性高，事發前一個人騎著一頭驢子，倉皇狂奔六百里，從商洛的山路間脫逃，投奔到老回回（即馬守應）營中。受此驚嚇，李自成滿腔憤怒，一病數月。
這個仇，李自成不會忘掉。三年後，張獻忠在河南信陽被左良玉擊敗，幾萬人投降，要不是遇上天降暴雨，腿部受傷的張獻忠也差點成為俘虜。就像當年李自成勢窮時來投一樣，張獻忠也帶著幾十名殘兵敗將，前往投奔李自成。
李自成沒法不想起屈辱的穀城往事，他只是一個起于草莽的農民，信奉的是江湖義氣——既然你當初不仁，就休怪我今日無義——他也不打算收留張獻忠，招待很不客氣，並想趁機把送上門的宿敵消滅。
羅汝才和張獻忠交情不錯，出面替張獻忠說了不少好話。在羅的苦勸下，李自成勉強打消了殺張的念頭。但張仍然處於危險之中，羅汝才給了張獻忠五百人馬，叫他儘快離開是非之地，張獻忠於是轉向湖北發展，李、張二人的矛盾公開化。
1641年開始，李自成發展勢頭比張獻忠更猛，先是吞併了羅汝才部，後又接連幹掉了昔日的另一些合作夥伴，如革裡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小袁營袁時中、亂世王藺養成。那位曾在他窮途末路時收留他，並為他治病養傷的老回回，雖然沒被處死，但也被剝奪了兵權。至此，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只餘下了李自成和張獻忠。
這時，張獻忠剛剛攻下武昌，李自成心裡很不爽，他派人以賀喜為名趕到武昌，警告張獻忠說：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殺，下一個就輪到收拾你了。這不算，他還公開張貼出告示，宣佈“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張獻忠的憤怒和仇恨可想而知，但他自忖目前不是李自成的對手，只得放棄剛到手的武昌及周邊縣份，率軍進入湖南以圖發展。後來，他又溯長江而上，進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權。
隨著甲申年的到來，張獻忠比以往任何時候的勢力都更強大——地更廣，兵更精，名更著，糧更多；但勢力的強大沒有給他帶來快樂，反而讓他更加焦躁不安。焦躁不安的原因在於，李自成發展得比他更快，勢頭更猛。
依據時間推算，正當張獻忠圍攻重慶時，他獲知了李自成進京、崇禎自縊身死的消息。這一消息對張獻忠來說意味著李自成幾乎徹底地把自己甩在了後面，他一向不服李自成這個昔年地位遠不如己的同庚加老鄉，一直在和李自成較勁兒，但現在李自成終於先自己一步推翻了明王朝。
在張獻忠看來，拿下京師差不多就意味著神器在手，就能像當年的劉邦或朱元璋那樣，從一個農民領袖一躍而為一個王朝的開國之君了。因此，在張獻忠眼裡，李自成進京乃是甲申年最大的噩耗，這一噩耗導致了他後來自暴自棄式的惡搞。
有關張獻忠的一件流傳甚廣的小事可以證明張獻忠內心深處對李自成的嫉妒和不服：張獻忠攻佔成都後，派出細作深入民間，凡偶語觸及者皆處死。一夜，有兩夫婦在床上閒談，其夫斥責婦人說：你說的都是些張家長、李家短的事。細作探聽到後向張獻忠彙報，張獻忠笑著說，他說的張家長李家短，就是我張家要勝過自成的李家之兆也。
總之，張獻忠無法忍受極度的失落和不服，但李自成遠在京師，且勢力在自己之上，對他只能恨得咬牙切齒卻又無所作為，他只能把四川，把他打下的一座座城市及其人民當作出氣筒——張獻忠對李自成的忌妒與仇視，不知不覺轉嫁給了四川民眾，倒楣的四川民眾成為了可憐的替罪羊。
李自成的成功導致了張獻忠某種程度上的自暴自棄，這一點，聽起來似乎令人難以致信，但魯迅先生對此深信不疑。他曾經精闢地總結道：
“他開初並不想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著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了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
通過上面的簡單敘述，我們大體能洞悉李自成和張獻忠之間真實而耐人玩味的關係。他們的確曾是合作夥伴，但更多時候卻是不折不扣的競爭對手。他們之間的矛盾，並不比他們和自己的敵人――大明王朝――之間的矛盾更緩和。
關於李張之間的這種關係的轉換，我曾在《１６４４：帝國的疼痛》一書中總結過，“起義之初，當各股農民軍的勢力都還不夠強大，都還不足以和政府分庭抗禮時，當他們面臨被官軍各個擊破的危險時，本能的利益驅使下他們召開了滎陽大會，並做出了聯合對付官軍的決策。這時候，應該說，各股農民軍之間沒有很大的矛盾。
但是，當他們各自都擁有了一定的地盤和勢力，官軍並不是最主要的威脅時，他們之間就開始了彼此尋找機會吃掉對方以便獨大一方的博弈。事情至此，農民軍已不再是當年那些活不下去的饑民組成的烏合之眾，而是旨在爭奪天下，至少也是企圖在爭奪天下的過程中利益最大化的一方諸侯。”
令人驚訝的是，數十年來對李張關係的主流定論，是將他們定位為肝膽相照的革命戰友。在G70高速的湖北十堰穀城出口處，挺立著高達十多米的李自成和張獻忠雕塑，即取材於前面講過的李自成差點丟了性命的穀城之會。在現代語境裡，穀城相會時的險惡被著意隱去了，向我們傳達的是另一種與史實相去甚遠的所謂雙雄會。
根據姚雪垠的長篇小說《李自成》改編的《雙雄會》和《穀城會獻》兩部影片，都以李張的穀城之會為藍本。影片中，李張二人雖有些小矛盾，卻是坦誠相見的農民領袖，在中間作崇的只是張獻忠的軍師徐以顯。兩位農民領袖如同親密的戰友，在穀城這個偏遠的地方，結成了矢志推翻大明王朝的同盟。
當他們的四隻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時，恍然之間，觀眾能想到的一個最現成的詞語就是革命戰友。至於革命戰友的藝術油彩背後，真實的歷史上的那些你死我活，則被輕輕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