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 由女童保護基金主辦的2017年“女童保護”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座談會召開， 並發佈了《“女童保護”2016年性侵兒童案件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 以下為座談會的報告與代表委員發言摘編。
性侵作案人6 0 %以上是多次作案
孫雪梅（女童保護基金負責人）：《報告》顯示， 2016年曝光案件數量比2015年有所增多， 一共433起， 2015年是340起， 增長近三成。 回顧往年資料， 2013年全年251起， 2015年340起， 一共受害人數778個人， 其中超過92%是女童受到受害， 也就是770個是女童， 剩下是男童， 男童遭遇性侵也需要重視， 而且法律對男童性侵保護不夠。
今年有比較大的變化是什麼？一共曝光的433起案件當中，
統計2016年一共曝光的433起案件裡頭， 熟人作案將近70 %， 20 14年熟人作案占到87.87%， 連續幾年發佈資料和法院、檢察院公佈的資料基本相符， 都是七八成熟人作案。 在熟人裡邊他們關係是什麼呢？有師生關係、鄰居關係、親戚關係、家庭成員， 為什麼熟人作案這麼多？其實已經是共識， 因為犯罪嫌疑人可以利用熟人身份， 更容易受到受害人的信任，
在今年433起案件當中， 竟然有60%以上是多次作案。 這說明一個問題， 性侵兒童案件確實很隱蔽， 因為一次沒有發現就有下一次， 也說明這個情況挺嚴重， 如果沒有外界干預， 性侵犯罪者不會自動終止， 犯罪者18—60歲之間性侵兒童最多的， 也有14—18歲作案人性侵兒童的。
呼籲另立或獨立兒童性侵罪
孫曉梅（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教授）：保護女童遠離性侵， 應該從哪個方面入手？首先， 重點從家庭、學校和社會這三個方面構成保護女童的組織。 家庭性教育、學校性教育、整個社會性教育都是缺失的。 所以我建議學校開設家庭學科， 在這課裡把防兒童性侵犯內容加進去。 這個課裡可以講兒童性教育、兒童法律、兒童的安全、兒童的營養等，
李一飛（全國人大代表、內蒙古集甯一中校長）：我每年作為女童保護代言人， 以人大代表身份， 建議“廢除嫖宿幼女罪”， 這個2015年已經廢除了。 法制是解決問題最重要的環節， 什麼樣的法產生什麼樣的文化， 善法產生善文化、惡法產生惡文化， 規則最重要。
另外關於教育問題在哪裡？我覺得中國教育最重要的是缺少常識。 人類社會更多需要常識， 可是現在因為應試教育， 只教學生考試的規則， 而生活常識恰恰最缺失。 所以我在兩會多次提過， 應該把現有一些課程改成公民常識課， 如果有這麼一門課程的話， 可以把人類社會作為公民生活方方面面， 通過這種課程教給學生， 讓學生從小懂得最基本的做人常識。
童小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兒童保護的問題實際上都有一個共性， 它是違反常倫， 如果按照一般人性或者文化這種事情都不會發生， 尤其像兒童性侵， 也就是制度不完善， 或者對人性約束缺失的時候才會出現。 那我覺得城鄉的這種差異，
需要通過公益宣導和行動， 來提高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識。 現在就像報告裡講的70%以上或者90%左右的家長不會做教育。 所以， 首先提高意識， 這個事情如果不注意，一定有可能發生。第二需要制度建設，需要有法律，我們推動了法律變更，但還有一個往前推進的空間，把“強姦幼女罪”和成人強姦罪分離，因為成人強姦跟兒童表現形式不一樣、發現形式不一樣、帶來危害也絕對不同，為了體現對兒童的關心和整個社會和諧，進一步呼籲另立或獨立兒童性侵罪，相對的量刑也更嚴。第三是教育，讓孩子有自我保護、自我防範意識，這個工作比光打擊更好。地域差別除了反映普遍問題之外，還反映地域資源和發展不平衡，不管制度建設還是意識開發，未來傾斜農村地區，才能夠把事情做得更好。
把家庭教育納入國家公共服務體系
宋文珍（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副主任）：從國家來講，現在兒童數比十年前降低3000萬，占人口比例也在下降，兒童作為國家最寶貴的資源，所以這方面需要拿出更多的氣力、拿出更多的政策措施推進保護。
去年11月份召開第六次全國婦女兒童工作會議，李克強總理親自出席會議並作講話，當時總理要求把尊重、關愛婦女兒童上升到國家意志，要作為公民的素養，成為社會風尚。這方面確實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做兒童工作近三十年，我的體會就是在兒童問題上一刻不能等，應該把兒童保護上升為國家戰略，真正落實兒童優先原則。
其實在女童保護上，還是要建立一整套國家兒童保護體系。從教育方面，首先要教育家長，做好親子教育。其實這些兒童出了問題，責任不能打在兒童身上，應該落在成人肩上，所以親子教育，應該把家庭教育納入國家公共服務體系當中。因為我國在家庭教育投入很少的，跟學校教育不能比。但家庭教育又非常重要，同時對家庭監護能力給予指導、監督。二是學校教育，教育是對女童保護最重要的辦法，很多專家提到把性安全教育納入課程教育當中，這個問題我始終呼籲。三是與兒童相關的工作人員即“易接觸兒童的人”的培訓，掌握這個知識，避免犯錯誤。
第二個方面涉及女童保護機制，還需要多部門協調的兒童保護機制。兒童保護一定要多方面，涉及公檢法教育各個方面，現在要有一支隊伍做這個事。國外有兒童保護專員、兒童保護監察辦公室，國務院出臺留守兒童保護意見，都明確鄉、村都有兒童福利監察員。
第三有安全體系和機構建立起來，比如一個兒童被性侵，有沒有專業社工到現場調查、評估？我們需要專業化服務，需要運行機制，建立預防、監測、應急、處置、救助機制。現在就要啟動這樣的機制，在監測預防方面，比如在社區、在學校、在村裡就要篩查高危的孩子，通過什麼評估辦法篩查出來，一旦發現這些問題要有強制報告機制，最後還有應急機制。
從法制建設來講有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體制，包括專門針對未成年人警務制度、法庭審理、未成年人檢察等，都需要專門的隊伍才能把未成年人保護落到實處。
孫曉梅：還有法律方面要求加強強制報告制度，特別重要的是，對兒童有遭受犯罪的跡象，知情卻不報告者要追究法律責任，要設立專門的性侵兒童罪。還有法律層面，完善國家未成年人監護制度，建立兒童的福利制度。在法律層面，突出保障未成年人隱私權，避免對兒童造成第二次傷害。
還有社會層面有社會救濟和社區矯正，撐起兒童權益保護傘，這個方面主要建立專門的救助機構和組織，目前這方面特別少。及時開展法律援助，怎麼對兒童進行法律援助也是專門的知識。還需確立國家補償制度，對這些孩子身心都受到摧殘情況下，國家應該怎麼做？要有補償制度，同時強調矯正方面救助強制治療制度，如果發現有人是戀童癖就強制接受治療。
湯素蘭（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文聯副主席）：我是很支持這種做法的，孩子就像一朵花，剛開始非常軟弱，它需要環境保護，接觸的人一定要保護其成長。我贊成有這樣的前科人在不違法前提下資訊公開，至少不能從事容易接觸兒童的行業，應該全社會形成共識。
國家監護機構建設還不完善
張彥紅（全國婦聯權益部副部長）：婦聯組織一直在做，為婦女兒童提供維權服務，因為縣一級行政區域三千個，在縣一級婦聯都開通12388婦女維權熱線，當然主要打來的是婦女，其中相當一部分投訴會涉及兒童權益。除了熱線，還有全國、省、市、到縣、鄉、村各級婦聯都有受理的管道，如果婦女包括她的孩子權益受到不法的侵害，可以到就近婦聯組織尋求説明和服務。
對遭受性侵孩子，婦聯做的主要工作是，我們積極推動相關法律政策的修正完善，比如《刑法修正案九》，得到社會方方面面推動，最後把“嫖宿幼女罪”取消，按強姦論。
如果一旦不幸遭受性侵，婦聯會為婦女兒童提供維權服務，這裡包括法律，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諮詢，或者符合接受法律服務的條件接受法律服務；還有心理調試方面的服務，婦聯也有志願者、專家，所以有心理疏導的服務。我們其實特別希望在社區，在所生活的環境，包括學校，能儘量避免對孩子的二次傷害，還有案件發生之後怎麼回歸社區、回歸生活環境。在我們國家、在農村有些地方遭受性侵，反而受害人甚至他的家庭都覺得是件很羞恥，當地婦聯也會做一些關愛，告訴身邊社區鄰居，怎麼不歧視她，讓她更好回歸原來生活當中。
李瑩（源眾性別發展中心主任、律師）：在對未成年人性侵害受害者保護當中，心理救助或社會支持方面，還是有很大的障礙，主要有四個大的障礙：
第一，法律障礙，包括精神損害在內。第二，資源障礙，很多老師提到，特別是對未成年人性侵害這方面專業力量很少，即使關注這一塊心理方面的支持或者社會支持，專業性不足，而且政府在這一塊支持不了。
第三，孩子和家長自身的障礙。首先在心理輔導方面或者心理治療方面，應該徵求孩子或者家長意見，很多時候出於種種原因他們不願意，很多時候性侵案件長期發生以後才發現，所以家長說我看孩子目前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他不可能體察到孩子遭受傷害。此外很多家長自身需要心理輔導，但是很多時候沒有辦法，自身有這樣的障礙。
第四，社會包括受害者周遭環境偏見，很多人認為這是家醜，見不得人的事情，所以造成他們接受救助方面的壓力，甚至有家長一發現孩子有這個問題，要轉學、要搬家，這樣的舉動也會增加孩子壓力和羞恥感。我們需要社會共同努力排除這些障礙。
張雪梅（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研究員）：2014年針對監護人侵犯未成年人行為出臺具體的意見，2015年刑法修正案，2016年反家暴法實施，這些政策有很強操作性，我們立法前進、社會意識在提升，相應兒童保護工作者也好、兒童保護部門也好，法律機構也好，加強法律的適用性，法條真正走到了基層對兒童進行保護。
但法律立法政策總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發佈實施幾年又發現新的問題，針對問題往前推進它。現在擺在眼前，關於監護問題，推動監護制度完善，不僅讓孩子能夠有監護，而且這個監護不能形同虛設，要獲得有效的監護，比如監護變更、監護剝奪、以及安置方面。解決最後監護人的問題，不是最好的結果，還要解決擔任監護人長久的機制，剝奪監護人的由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可能通過親屬寄養等方式，目前國家監護機構建設還不完善，完善過程當中還要意識到加強對兒童保護救助和福利機構的建設，使它能夠滿足兒童需求，另外就是宣導愛心家庭、愛心社會機構參與解決兒童監護輔導。
□南都評論記者張天潘整理
這個事情如果不注意，一定有可能發生。第二需要制度建設，需要有法律，我們推動了法律變更，但還有一個往前推進的空間，把“強姦幼女罪”和成人強姦罪分離，因為成人強姦跟兒童表現形式不一樣、發現形式不一樣、帶來危害也絕對不同，為了體現對兒童的關心和整個社會和諧，進一步呼籲另立或獨立兒童性侵罪，相對的量刑也更嚴。第三是教育，讓孩子有自我保護、自我防範意識，這個工作比光打擊更好。地域差別除了反映普遍問題之外，還反映地域資源和發展不平衡，不管制度建設還是意識開發，未來傾斜農村地區，才能夠把事情做得更好。把家庭教育納入國家公共服務體系
宋文珍（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副主任）：從國家來講，現在兒童數比十年前降低3000萬，占人口比例也在下降，兒童作為國家最寶貴的資源，所以這方面需要拿出更多的氣力、拿出更多的政策措施推進保護。
去年11月份召開第六次全國婦女兒童工作會議，李克強總理親自出席會議並作講話，當時總理要求把尊重、關愛婦女兒童上升到國家意志，要作為公民的素養，成為社會風尚。這方面確實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做兒童工作近三十年，我的體會就是在兒童問題上一刻不能等，應該把兒童保護上升為國家戰略，真正落實兒童優先原則。
其實在女童保護上，還是要建立一整套國家兒童保護體系。從教育方面，首先要教育家長，做好親子教育。其實這些兒童出了問題，責任不能打在兒童身上，應該落在成人肩上，所以親子教育，應該把家庭教育納入國家公共服務體系當中。因為我國在家庭教育投入很少的，跟學校教育不能比。但家庭教育又非常重要，同時對家庭監護能力給予指導、監督。二是學校教育，教育是對女童保護最重要的辦法，很多專家提到把性安全教育納入課程教育當中，這個問題我始終呼籲。三是與兒童相關的工作人員即“易接觸兒童的人”的培訓，掌握這個知識，避免犯錯誤。
第二個方面涉及女童保護機制，還需要多部門協調的兒童保護機制。兒童保護一定要多方面，涉及公檢法教育各個方面，現在要有一支隊伍做這個事。國外有兒童保護專員、兒童保護監察辦公室，國務院出臺留守兒童保護意見，都明確鄉、村都有兒童福利監察員。
第三有安全體系和機構建立起來，比如一個兒童被性侵，有沒有專業社工到現場調查、評估？我們需要專業化服務，需要運行機制，建立預防、監測、應急、處置、救助機制。現在就要啟動這樣的機制，在監測預防方面，比如在社區、在學校、在村裡就要篩查高危的孩子，通過什麼評估辦法篩查出來，一旦發現這些問題要有強制報告機制，最後還有應急機制。
從法制建設來講有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體制，包括專門針對未成年人警務制度、法庭審理、未成年人檢察等，都需要專門的隊伍才能把未成年人保護落到實處。
孫曉梅：還有法律方面要求加強強制報告制度，特別重要的是，對兒童有遭受犯罪的跡象，知情卻不報告者要追究法律責任，要設立專門的性侵兒童罪。還有法律層面，完善國家未成年人監護制度，建立兒童的福利制度。在法律層面，突出保障未成年人隱私權，避免對兒童造成第二次傷害。
還有社會層面有社會救濟和社區矯正，撐起兒童權益保護傘，這個方面主要建立專門的救助機構和組織，目前這方面特別少。及時開展法律援助，怎麼對兒童進行法律援助也是專門的知識。還需確立國家補償制度，對這些孩子身心都受到摧殘情況下，國家應該怎麼做？要有補償制度，同時強調矯正方面救助強制治療制度，如果發現有人是戀童癖就強制接受治療。
湯素蘭（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文聯副主席）：我是很支持這種做法的，孩子就像一朵花，剛開始非常軟弱，它需要環境保護，接觸的人一定要保護其成長。我贊成有這樣的前科人在不違法前提下資訊公開，至少不能從事容易接觸兒童的行業，應該全社會形成共識。
國家監護機構建設還不完善
張彥紅（全國婦聯權益部副部長）：婦聯組織一直在做，為婦女兒童提供維權服務，因為縣一級行政區域三千個，在縣一級婦聯都開通12388婦女維權熱線，當然主要打來的是婦女，其中相當一部分投訴會涉及兒童權益。除了熱線，還有全國、省、市、到縣、鄉、村各級婦聯都有受理的管道，如果婦女包括她的孩子權益受到不法的侵害，可以到就近婦聯組織尋求説明和服務。
對遭受性侵孩子，婦聯做的主要工作是，我們積極推動相關法律政策的修正完善，比如《刑法修正案九》，得到社會方方面面推動，最後把“嫖宿幼女罪”取消，按強姦論。
如果一旦不幸遭受性侵，婦聯會為婦女兒童提供維權服務，這裡包括法律，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諮詢，或者符合接受法律服務的條件接受法律服務；還有心理調試方面的服務，婦聯也有志願者、專家，所以有心理疏導的服務。我們其實特別希望在社區，在所生活的環境，包括學校，能儘量避免對孩子的二次傷害，還有案件發生之後怎麼回歸社區、回歸生活環境。在我們國家、在農村有些地方遭受性侵，反而受害人甚至他的家庭都覺得是件很羞恥，當地婦聯也會做一些關愛，告訴身邊社區鄰居，怎麼不歧視她，讓她更好回歸原來生活當中。
李瑩（源眾性別發展中心主任、律師）：在對未成年人性侵害受害者保護當中，心理救助或社會支持方面，還是有很大的障礙，主要有四個大的障礙：
第一，法律障礙，包括精神損害在內。第二，資源障礙，很多老師提到，特別是對未成年人性侵害這方面專業力量很少，即使關注這一塊心理方面的支持或者社會支持，專業性不足，而且政府在這一塊支持不了。
第三，孩子和家長自身的障礙。首先在心理輔導方面或者心理治療方面，應該徵求孩子或者家長意見，很多時候出於種種原因他們不願意，很多時候性侵案件長期發生以後才發現，所以家長說我看孩子目前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他不可能體察到孩子遭受傷害。此外很多家長自身需要心理輔導，但是很多時候沒有辦法，自身有這樣的障礙。
第四，社會包括受害者周遭環境偏見，很多人認為這是家醜，見不得人的事情，所以造成他們接受救助方面的壓力，甚至有家長一發現孩子有這個問題，要轉學、要搬家，這樣的舉動也會增加孩子壓力和羞恥感。我們需要社會共同努力排除這些障礙。
張雪梅（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研究員）：2014年針對監護人侵犯未成年人行為出臺具體的意見，2015年刑法修正案，2016年反家暴法實施，這些政策有很強操作性，我們立法前進、社會意識在提升，相應兒童保護工作者也好、兒童保護部門也好，法律機構也好，加強法律的適用性，法條真正走到了基層對兒童進行保護。
但法律立法政策總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發佈實施幾年又發現新的問題，針對問題往前推進它。現在擺在眼前，關於監護問題，推動監護制度完善，不僅讓孩子能夠有監護，而且這個監護不能形同虛設，要獲得有效的監護，比如監護變更、監護剝奪、以及安置方面。解決最後監護人的問題，不是最好的結果，還要解決擔任監護人長久的機制，剝奪監護人的由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可能通過親屬寄養等方式，目前國家監護機構建設還不完善，完善過程當中還要意識到加強對兒童保護救助和福利機構的建設，使它能夠滿足兒童需求，另外就是宣導愛心家庭、愛心社會機構參與解決兒童監護輔導。
□南都評論記者張天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