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中原與西域交流的媒介—終章

設置西域都護府，標誌著西域正式歸屬中央政權，也意味著漢朝收復西域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更有利於西域的開發和絲路的暢通。伴隨中原王朝的治亂和國力的興衰，西域諸國或歸附漢朝，或臣服於匈奴；與中央政府的聯繫，或緊或疏，甚至完全斷絕。

東漢光武帝初年，因為匈奴的賦斂沉重，一些西域諸國無相繼請求漢朝派遣都護。但那時天下初定，東漢政府無暇西顧並予以拒絕。漢明帝時，政局安定，經濟有所發展，反擊匈奴、恢復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統治已經成為可能。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跟隨竇固出擊匈奴，建立戰功，因此被派遣出使西域南道諸國。班超一行走南道，至鄯善。他因時行事，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邁氣魄斬殺匈奴使者，安撫鄯善，威震於闐，平定疏勒。

明帝去世，漢朝盡撤西域屯兵，班超決定率部返回中原。疏勒等國害怕匈奴捲土重來，

苦苦請求班超留駐西域，班超因而決定留駐西域，苦心經營，使絲綢之路保持暢通。和帝之時，班超擊敗月氏，討伐焉耆，使焉耆降服漢朝，史書記載：“於是西域五十余國皆納質內屬焉”。班超在西域的軍事外交實踐，使這一地區和中原的聯繫空前密切，也為東西文化交流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班超再通並經營西域之功，其意義絕不亞于張騫初通西域之舉。

尤值一提的是在西元97年，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即羅馬帝國的東部地區。甘英抵達條支海濱(今波斯灣)，無功而返。即便如此，此行仍加深了漢朝對沿途各地情況的瞭解。永元十二年(100年)，一個羅馬商人使團到達洛陽，這是中國與歐洲有據可尋的首次交往。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從海路輾轉來到洛陽，敬獻象牙、犀角等禮物，中西方開始了有明確歷史紀年的官方交往。

絲路不僅加深了西域各國與中原王朝的聯繫，更是連接起了歐亞甚至更遠的古世界。魏晉南北朝時期，絲綢之路不斷發展，是兩漢到隋唐的過渡階段，海上絲綢之路也得以進一步發展，而且南北兩方政權同時與西域頻繁交往。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在直接的交往斷絕了很長一段時間後，波斯與統一了中國北方的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聯繫，直到正光三年（522年）。

隋朝開創了唐前的盛世，

為以後唐朝在絲路上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西元589年，隋王朝結束南北分裂，雖然新興的突厥族佔領了西域至裡海間廣大地區，但隋與絲綢之路各國民族之間關係，仍愈來愈密切，繼而在唐朝，絲綢之路引來了繁榮鼎盛時期。唐太宗李世民以其文治武功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發達的唐帝國，這一時期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關注，絲路沿線許多國家相繼與大唐帝國建立聯繫，不同民族的經濟、文化、思想等等水乳交融。但安史之亂後，唐朝開始走下坡路，沒有了強大的政權，絲綢之路逐步走向低谷。

宋元時期海上絲路開始興起，明代中期以後，政府開始了閉關鎖國，與此同時，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不斷發展，海上交通隨之而起，絲綢之路完全的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