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活的

舊時的關帝廟前常掛一副對聯：“孔夫子，關夫子，萬世兩夫子；修春秋，讀春秋，千古一春秋。 ”聯中句意甚是明瞭，看過《三國演義》的人必然記得書中曾多次出現關羽與春秋相關的字句，尤其那句“關公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雖然未曾明言關羽讀的可是春秋，但讀者看完之後總是情不自禁地將這二者聯繫在一起。

其實，關公秉燭夜覽到底讀的是什麼書，後世頗有爭議。有人說他讀的是《春秋》，有人說他讀的是《左傳》，譬如裴松之就在陳壽《三國志·關羽傳》的注釋中寫道：“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

”不過讀《春秋》也好，讀《左傳》也罷，顯然關羽讀史書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左傳》也叫《春秋左氏傳》，退一步講，關羽讀《春秋》也是事實。

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試想，一個戎馬倥傯的將軍在動盪的時局中仍不忘勤讀史書，史書必有其獨特的魅力。我們生在太平年間，得閒時，豈非更應該讀點史書？

說得通俗一些，史書就是寫歷史的書，而歷史是過去人的生活軌跡。人有來處，方有去處，知來處，方能更好地去往去處。李世民有一句名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讀史最大的好處在於可以對照古人的言行找到自身的長處和不足，也可以從曾經發生的事情中找到自己需要學習或摒棄的要點，

讓自己有一個長足的進步。

毫無疑問，讀史可以知古鑒今。一個生於21世紀的人，通過閱覽史書，可以思接千載，將幾百、幾千年前發生的故事一一在書卷裡、腦海裡重新回味一遍，也可以因此瞭解到久遠之前的文化、語言、風土人情，這是一件很神奇也很美妙的事情。

華夏五千年，留存著很多的史書，不同的史書有不同的寫法，同理，不同的史書也可以有不同的讀法。比如編年體通史，以時間為中心，按年、月、日順序記述史事，這樣的史書有一樣好處，它以時間為經，以史事為緯，有一條清晰的脈絡貫穿其中，而它的缺點也很明顯，便是記事太過分散。

讀者在讀的過程中可以順著時間這條脈絡，厘清同一時期各個歷史事件的聯繫，

然後對每個事件進行標點，使它回到原來的坐標軸上去。又如紀傳體通史，以人物為綱，按時間順序連貫地記述各個時代的史實，讀這類史書，我們如同翻閱一部百科全書，能見識很多我們未曾見識過的東西，領略許多我們未曾領略過的風景，但記事重複是它的一大弊病。此外還有紀事本末體、國別體等類型，利弊半數，各有千秋。我們在讀史過程中就應當去蕪存菁、去偽存真。

既有讀史之人，必然也有一群記錄史實的人。中國古來便設有“史官”一職，史官的職責是對歷史負責，用司馬遷的話說，便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春秋》一書中“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之句便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史官秉筆直書、不懼生死、用熱血捍衛史實的故事，

但後世的史官也有部分是有選擇性地“君舉必書”，故而讀法千萬，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我們在讀史的過程中要勇於存疑。任何一本史書都不是完美的，盡信書不如無書。正史之外，我們還應該讀一點散落民間的稗官野史，與之互為印證。

史書的可讀性還在於它並不總是呆板的。譬如《史記》，魯迅先生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前半句話說的是它的史學價值，而後半句話則肯定了它的文學價值。通常編撰史書的人本身就是一個文學家，所以他們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地帶著一些文學意味。譬如二十四史的編撰者們，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房玄齡、沈約等等，無一不是名重一時的大文豪。

他們的文學修養那麼高，寫出來的東西又豈會寡淡無味？

簡而言之，歷史不僅僅是供人回憶之用，也不只是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更不應該被束之高閣，塵封在書卷中。歷史是活的，是需要人與之交流的，讀史不只是為了讀史，更是為了給自己一個借鑒，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如此，讀史方有意義。

原載於《中國青年》2017年第22隨筆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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