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砸缸， 著名歷史故事， 發生在宋朝河南光山。 講述司馬光用大石砸破水缸救出掉在大水缸裡同伴的故事， 出自于《宋史》。
司馬光七歲的時候穩重的就像一個大人,聽到老師講解《左氏春秋》,非常喜愛,放學之後又為家人講他所學到的,他立即也明白了《左氏春秋》的內涵.從此手裡放不下書本,甚至到了忘記了饑渴,冷熱的程度。 有一次,他跟小夥伴們在後院裡玩耍.有個小孩爬到大缸上玩,失足掉到缸裡的水中.別的孩子們一見出了事,放棄他都跑了.司馬光卻急中生智,從地上撿起一塊大石頭,使勁向水缸擊去,水湧出來,小孩也得救了。
從“司馬光砸缸”的上下文看，
在院子裡的這口缸（甕）應該也是起日常露天儲水器的作用，
這樣的大型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能收集並儲存雨水 ，
這點小型器不滿。
能長時間儲水。
這點無釉的陶缸就不滿足了（陶器吸水率較高，
可以用來盛水不適合長時間儲水），
幾天過去水只剩了一半，
不符合儲水的初衷。
而能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大型器，
目前考古出土是存在缺失的。
有趣的是，
我們所熟知的“司馬光砸缸”的故事，
司馬光本人從未提起過。
這個砸缸的司馬光還寫出了一部可以媲美其先輩司馬遷《史記》的《資治通鑒》， 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 卒贈太師、溫國公， 諡文正， 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 以“日力不足， 繼之以夜”自詡， 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 歷來受人景仰。 在歷史上， 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其餘兩人是孔子、孟子）。
司馬光的政治生涯並不突出， 他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 儘管他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 果能勝於舊者存之”， 但實際卻因不滿王安石而不擇優劣盡罷新法，
為什麼除了砸缸和寫書兩件事情， 人們對司馬光其他事情知之者少或者都不願意瞭解提及呢？
問：“人有強弱， 由氣有剛柔， 若人有技藝之類， 如何？”曰：“亦是氣。 如今人看五行， 亦推測得些小。 ”曰：“如才不足人， 明得理， 可為否？”曰：“若明得盡， 豈不可為， 所謂‘克念作聖’是也， 然極難。 若只明得一二， 如何做得！”曰：“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樸者為德。 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 亦是才， 亦是德。 ” ——《朱子語類》
朱熹這評價算是委婉而又中肯地指出司馬光的“無德”了。司馬光從學識、個人品行與動機來看肯定稱不上奸臣——甚至可以說是世人楷模，但作為政治家缺乏政治才能從根本上說稱得上是“無德”的。從這一點來看一個“誤國”是跑不了的。宋朝在多次戰爭中敗北，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堅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等，但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
司馬光把黨爭的下限給打破了。慶曆新政失敗，范仲淹，富弼也就是出外，王安石變法，韓琦，文彥博，富弼，包括司馬光，通通也都是要麼出外，要麼只是去洛陽。司馬光上臺清洗倒算，通通滾到嶺南，通通團練副史。這就使得原本因為理念或者說利益的黨爭變成了單純的傾軋。這就使得：
不管新黨還是舊黨上臺，通通都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事兒做不做不重要，人先全部清算了，矯枉必須過正，國家反復在新舊法中徒浩；
為了獲得上臺，兩黨都開始無原則的逢迎皇帝，這就使得宋朝士大夫階級可以制衡皇帝權力的功能消失，皇帝任意妄為的阻礙變得幾乎沒有，仁宗被包拯拉著袖子罵，富弼對著英總還能說出伊尹之事，臣能為之，乃至章敦都能對著向太后打呼端王輕佻。到了徽宗朝，就通通都是像蔡京這樣無原則媚上的佞臣。
司馬光在當政短短一年，就廢了變法以來的大好局面，外送土地，內起黨爭，影響之壞，可謂罄竹難書。造成這個後果，並非其本意，而是他的能力見識不夠、心胸狹窄、晚年思想偏執扭曲造成的。
司馬光的生命特質就是一個“誠”字。司馬光在書信中，只是提到了自己小時候不誠實的故事。有一次，司馬光和他姐姐一塊剝青核桃的皮。青核桃的皮很難剝，兩個人都沒有剝下來，於是姐姐放棄離開了。一個僕人幫助司馬光，用開水燙青核桃，把皮剝了下來。然後僕人就離開了。這時候，司馬池就走過來問司馬光：核桃皮是誰剝的？司馬光回答說：是我剝的。司馬池當即呵斥了他，告訴他小孩子不能撒謊——因為司馬池在一旁目睹了剛才發生的一切。司馬光說，自此之後他再也不說謊。又有一次，司馬光的學生即將赴任，前來向他告別，請求司馬光賜給他一個座右銘，司馬光給出的就是“誠”。學生又問該怎麼做，司馬光回答說：從不撒謊開始。
作為一個政治家，司馬光也有著一定的缺陷。第一，司馬光缺乏獨當一面的實際工作歷練。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被保護得太好，成長得過於順利。作為一個政治家，司馬光如果要做宰相的話，是非常不合適的。第二，司馬光具有“道德潔癖”，他是一個“孤臣”。所謂“道德潔癖”，就是說司馬光不僅對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而且對於別人也有著非常高的道德要求。現實世界具有複雜性，在“黑”與“白”之間總是存在著“灰色地帶”。對“灰色地帶”的認知程度，代表著一個人的成熟程度。如果一個人在認識了“灰色地帶”後，仍然能夠保持操守、堅守原則，同時又能回環妥協，那麼這個人在為人處世方面就是一個成熟的人。但是，司馬光對“灰色地帶”的認知遠遠不夠。
無論是在政策調整，還是人事變動，亦或是政治風氣修復方面，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但司馬光並不具備這些能力。在司馬光生命的最後18個月中，他抱著病弱之軀，想要報效國家，但身體狀況卻不允許，個人能力也不夠。經過神宗的統治，朝廷中的大部分官僚都是王安石的學生或者用王安石思想培育出來的官員。司馬光的政策調整如果不當，就會引發官僚群體思想上的動盪。此時的改革，需要執政者擁有非常大的決斷力和非常高的組織力。
司馬光作為台諫官，給別人提意見，堅持原則，他是最優秀的；但作為宰相，他並不合適。時代需要一位元老道而有經驗、堅定而有理想，同時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但是司馬光並不是時代所需要的人。司馬光做不到，後來的人如範純仁等也做不到。神宗之後，皇帝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以及寬容政治風氣的時代，終於無可奈何地落下了帷幕。
朱熹這評價算是委婉而又中肯地指出司馬光的“無德”了。司馬光從學識、個人品行與動機來看肯定稱不上奸臣——甚至可以說是世人楷模，但作為政治家缺乏政治才能從根本上說稱得上是“無德”的。從這一點來看一個“誤國”是跑不了的。宋朝在多次戰爭中敗北，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堅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等，但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
司馬光把黨爭的下限給打破了。慶曆新政失敗，范仲淹，富弼也就是出外，王安石變法，韓琦，文彥博，富弼，包括司馬光，通通也都是要麼出外，要麼只是去洛陽。司馬光上臺清洗倒算，通通滾到嶺南，通通團練副史。這就使得原本因為理念或者說利益的黨爭變成了單純的傾軋。這就使得：
不管新黨還是舊黨上臺，通通都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事兒做不做不重要，人先全部清算了，矯枉必須過正，國家反復在新舊法中徒浩；
為了獲得上臺，兩黨都開始無原則的逢迎皇帝，這就使得宋朝士大夫階級可以制衡皇帝權力的功能消失，皇帝任意妄為的阻礙變得幾乎沒有，仁宗被包拯拉著袖子罵，富弼對著英總還能說出伊尹之事，臣能為之，乃至章敦都能對著向太后打呼端王輕佻。到了徽宗朝，就通通都是像蔡京這樣無原則媚上的佞臣。
司馬光在當政短短一年，就廢了變法以來的大好局面，外送土地，內起黨爭，影響之壞，可謂罄竹難書。造成這個後果，並非其本意，而是他的能力見識不夠、心胸狹窄、晚年思想偏執扭曲造成的。
司馬光的生命特質就是一個“誠”字。司馬光在書信中，只是提到了自己小時候不誠實的故事。有一次，司馬光和他姐姐一塊剝青核桃的皮。青核桃的皮很難剝，兩個人都沒有剝下來，於是姐姐放棄離開了。一個僕人幫助司馬光，用開水燙青核桃，把皮剝了下來。然後僕人就離開了。這時候，司馬池就走過來問司馬光：核桃皮是誰剝的？司馬光回答說：是我剝的。司馬池當即呵斥了他，告訴他小孩子不能撒謊——因為司馬池在一旁目睹了剛才發生的一切。司馬光說，自此之後他再也不說謊。又有一次，司馬光的學生即將赴任，前來向他告別，請求司馬光賜給他一個座右銘，司馬光給出的就是“誠”。學生又問該怎麼做，司馬光回答說：從不撒謊開始。
作為一個政治家，司馬光也有著一定的缺陷。第一，司馬光缺乏獨當一面的實際工作歷練。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被保護得太好，成長得過於順利。作為一個政治家，司馬光如果要做宰相的話，是非常不合適的。第二，司馬光具有“道德潔癖”，他是一個“孤臣”。所謂“道德潔癖”，就是說司馬光不僅對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而且對於別人也有著非常高的道德要求。現實世界具有複雜性，在“黑”與“白”之間總是存在著“灰色地帶”。對“灰色地帶”的認知程度，代表著一個人的成熟程度。如果一個人在認識了“灰色地帶”後，仍然能夠保持操守、堅守原則，同時又能回環妥協，那麼這個人在為人處世方面就是一個成熟的人。但是，司馬光對“灰色地帶”的認知遠遠不夠。
無論是在政策調整，還是人事變動，亦或是政治風氣修復方面，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但司馬光並不具備這些能力。在司馬光生命的最後18個月中，他抱著病弱之軀，想要報效國家，但身體狀況卻不允許，個人能力也不夠。經過神宗的統治，朝廷中的大部分官僚都是王安石的學生或者用王安石思想培育出來的官員。司馬光的政策調整如果不當，就會引發官僚群體思想上的動盪。此時的改革，需要執政者擁有非常大的決斷力和非常高的組織力。
司馬光作為台諫官，給別人提意見，堅持原則，他是最優秀的；但作為宰相，他並不合適。時代需要一位元老道而有經驗、堅定而有理想，同時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但是司馬光並不是時代所需要的人。司馬光做不到，後來的人如範純仁等也做不到。神宗之後，皇帝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以及寬容政治風氣的時代，終於無可奈何地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