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章丘情有獨鍾、並對章丘人文歷史頗有研究的名家中， 顧炎武乃第一人。
清朝道光十三年《章丘縣誌》載：“顧炎武， 昆山人， 存田宅于山東章丘。 ”《清史稿·儒林列傳·顧炎武》記載：“……明室季亡， 棄家北遊， 置地結廬居於山東長白山下。 ”章丘的地方誌與清朝國史中的這兩段文字記載了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顧炎武在章丘置田築屋的史實。 其實， 顧炎武在章丘住了十餘年， 章丘可謂是他的第二故鄉。
顧炎武（西元1613—1682年）， 初名絳、亭林， 明亡， 改名炎武， 字曰甯人， 曾自稱蔣山傭， 江蘇常州府昆山太倉人， 出身江南大族， 顧氏乃南朝顧野王後裔。 他承祖父命出繼堂叔為子， 其母王氏， 十六歲未婚守節， 撫育他成人。
顧炎武相貌醜怪， 瞳子中白而邊黑， 性情耿介， 不諧於俗。 因受祖父影響， 從小喜歡讀《資治通鑒》、《史記》和孫子兵法等書。 以後便留心經世之學， 最喜歡抄書。 遍覽二十一史、明代十二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 凡有關於民生利害者， 分類錄出， 旁推互證。 後來顧炎武參加科舉， 沒有考中， 就下決心放棄科舉， 通讀歷代典籍， 研究全國各地的地方誌和歷代名人奏章， 開始編寫一本重要的歷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國利病書》。
正當顧炎武用心治學之時， 清兵南下， 明朝滅亡， 江南各地紛紛組織抗清鬥爭。 昆山軍民跟清軍激戰二十一天后， 因兵力懸殊， 終於失敗。 昆山城陷落時， 顧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斷右臂， 撫養他成長的嬸母（也是他的繼母）， 聽到清兵攻破常熟， 絕食自殺， 臨死時囑咐顧炎武：“我雖為女子， 以身殉國也理所應當。 望你不要做清朝的臣子， 我死後也可以閉上眼睛了。 ”顧炎武痛哭一場， 葬了他的繼母， 離開家鄉。 他隱姓埋名， 在長江南北一帶奔走， 想組織一支抗清義軍， 但勢孤力單， 沒有成功。 從四十五歲起， 舍家北遊二十多年。
顧炎武北游期間， 曾在章丘盤桓數年。
他北游章丘， 一來想考察各地的山川地貌、風俗民情；二來也想找機會結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以待天下有變， 進行抗清活動。 明朝的公主、太子曾逃遁到章丘， 投奔到文祖鎮的靳載章（靳于明朝崇禎年間在京城任屯田參謀）家， 公主許配給其侄靳魯坡。 至今在西王黑村有公主墳一座。
四十五歲後的顧炎武，把長白山當成他定期旅居的地方，並與山下長山的劉孔懷、章丘的張光啟、鄒平的馬驌、桓台的徐夜及濟陽的張爾歧等人患難與共，結下了不解之緣，經常酬答詩詞，情深誼長。
康熙四年（西元1665年）顧炎武五十三歲時，乾脆在長白山西麓鄭公山下買田產住了下來，把這裡當成自己的第二故鄉。他所住的村莊東臨長白山，山頂有著名的醴泉寺，山麓果林茂盛，山下繡江河水清澈見底，魚蝦騰躍，兩岸膏腴萬頃。西去濟南百里，東到周村百里，行商讀書都十分適宜。他用詩文讚美長白山千變萬化的自然景色，詳細考證章丘地區的歷史文化。他有《刈禾長白山下》一詩：“載耒來東國，年年一往還。禾垂墟照晚，果落野禽間。食力終全節，依人尚厚顏。黃巾城下路，獨有鄭公山。”從一個側面描述了他來章丘的情景，也表達了他當時的心情。刈：即割，刈禾即收割莊稼。全節即全節縣，唐貞觀十七年（西元643年），齊州都督、齊王李佑起兵反叛，平陵人不從，平陵人李君球（時任齊州通守）與兄子李行筠等守縣城。事平之後，唐太宗嘉其忠，授君球遊擊將軍，並改其本縣為全節縣。黃巾城：即章丘舊縣城。北齊以前叫黃巾固，後改為繡惠。鄭公山：章丘城東長白山下之峰，又名黌山。
顧炎武在章丘居住期間，對鄒平、章丘、濟南的地名及名勝古跡進行了詳細地考證，如大小清河、漯河、巨野河、長白山、女郎山、平陵城等。他考察章丘地名時說：“然則章丘之名，已見於古經傳矣。”當他考證女郎山時說：“女郎山在縣北一裡，《三齊記》曰：‘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考《淮南子》，大章、豎亥是兩人。今雲三女，章女乎？亥女乎？蓋因縣北名女郎山而附會其說。”又考察章丘南部齊長城，雲：“齊之邊境，青州以南則守大峴，濟南以南則守在泰山。是以宣王築長城，緣河往泰山千餘裡至琅琊台入海。“當他行至章丘南部齊長城錦陽關時，見孟薑女廟，又查閱章丘歷代的志書，而考其本源說：“《春秋》雲，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妻于鄰，使吊之。”這些考證史料十分翔實，為這一民間傳說發生地提供了歷史佐證。
他在《鈔書自序》中這樣寫到：“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可以說在山東章丘這段時間，是顧炎武人生的轉捩點。它以“開拓萬古之心胸”為標誌，開始了一段“獨往之蹤”的生命歷程、文化之旅。在長白山可謂是這段文化旅程的開始。從此，悠悠三十載，一個孤獨的學者，或乘一匹馬，或肩荷行囊，艱辛地行進在崇山峻嶺之間。每遇荒墟廢寺、破廟遺跡，必踟躕良久，搜尋殘缺，拂去陳年的塵土，撫碑慨歎；勘史籍之闕失，追源流之故道，思接千載，心潮翻滾不已……。日出日落，月升月沉；荒途寞寞，野嶺漫漫，顧炎武的腳步數十載不易。文化苦旅的跋涉，仿佛永遠沒有歸宿。他晚年的治學道路已昭示了這一點。
顧炎武在章丘繼續完成他的《日知錄》。他從小讀書有個習慣，有一點心得就記下來，後來若發現有誤，隨時修改；發現跟古人議論重複的，就刪掉。這樣日積月累，再加上調查訪問得到的史料，編成一本涉及政治、經濟、史地、文藝等內容極其廣泛的書，名曰《日知錄》。此書被公認是一部極有學術價值的著作。在《日知錄》裡，他寫了一個段精闢的話，他認為社會的道德風氣敗壞，是亡天下的根本，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個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應負起責任（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名言就是這樣來的）。
在六十六歲這一年，無疑是顧炎武晚年最見光彩的一年。這年是康熙十六年（西元1677年）。該年正月，已呈文治武功之象的康熙下詔曰：“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以備顧問。朕萬幾餘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資典學。其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士，勿論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舉所知，朕將親試焉”《清史稿·聖祖本紀》。清廷欲一舉網羅盡“已仕未仕”之中外博通之士。顧炎武當然出現在清廷的視野之內。據《清史稿》本傳所記，自詔博學鴻儒科後，“大臣爭薦之（指顧炎武）”。同邑名士葉方藹等也多相勸。在此“人生難得之遭逢”（顧炎武語）之際，顧炎武以死自誓。在該年《答次耕書》中雲，“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果有此命，非死即逃”；“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同在該年作《答李紫瀾書》，有語雲，“常歎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真所謂威武不屈”。康熙十八年（西元1679年），葉方藹受詔出任明史館總裁，葉氏又一次勸請顧炎武入史局修《明史》，六十七歲的顧炎武作《與葉仞庵書》一文，以“一生懷抱，敢不直陳之左右”的膽識，向舉薦者、也向朝廷宣示了一個終生以“行已有恥”為旨的士人最後的抉擇，文內有語雲：“……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
剛烈之辭，擲地有聲；孤懷遺恨，滿紙激情。顧炎武既是昭志，也是圓志——終於可以在“欠死”之年，以其“知”與“行”的完美統一，完成了對自己一生的塑造。
顧炎武不幸生於明末動盪的時代，他的一生是極孤寂、痛苦的一生；而在章丘長白山的近十年間，是他人生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對於後人來說，活在亂世，先後經歷過明萬曆、天啟、崇禎，及清順治、康熙五朝的顧炎武，他在中國文化史上提供的是一種文化精神薪盡火傳、不屈前行、昭于天地的範本。直到今天回眸，在明末清初風雲激蕩的浴血場上，在形形色色的文臣武將、舉子學人、隱士逸民的群像中，顧炎武支撐著的天空，依然是一片很獨特的燦爛的天空。
[作者：章丘區政協文史委主任、區文聯副主席 ]
四十五歲後的顧炎武，把長白山當成他定期旅居的地方，並與山下長山的劉孔懷、章丘的張光啟、鄒平的馬驌、桓台的徐夜及濟陽的張爾歧等人患難與共，結下了不解之緣，經常酬答詩詞，情深誼長。
康熙四年（西元1665年）顧炎武五十三歲時，乾脆在長白山西麓鄭公山下買田產住了下來，把這裡當成自己的第二故鄉。他所住的村莊東臨長白山，山頂有著名的醴泉寺，山麓果林茂盛，山下繡江河水清澈見底，魚蝦騰躍，兩岸膏腴萬頃。西去濟南百里，東到周村百里，行商讀書都十分適宜。他用詩文讚美長白山千變萬化的自然景色，詳細考證章丘地區的歷史文化。他有《刈禾長白山下》一詩：“載耒來東國，年年一往還。禾垂墟照晚，果落野禽間。食力終全節，依人尚厚顏。黃巾城下路，獨有鄭公山。”從一個側面描述了他來章丘的情景，也表達了他當時的心情。刈：即割，刈禾即收割莊稼。全節即全節縣，唐貞觀十七年（西元643年），齊州都督、齊王李佑起兵反叛，平陵人不從，平陵人李君球（時任齊州通守）與兄子李行筠等守縣城。事平之後，唐太宗嘉其忠，授君球遊擊將軍，並改其本縣為全節縣。黃巾城：即章丘舊縣城。北齊以前叫黃巾固，後改為繡惠。鄭公山：章丘城東長白山下之峰，又名黌山。
顧炎武在章丘居住期間，對鄒平、章丘、濟南的地名及名勝古跡進行了詳細地考證，如大小清河、漯河、巨野河、長白山、女郎山、平陵城等。他考察章丘地名時說：“然則章丘之名，已見於古經傳矣。”當他考證女郎山時說：“女郎山在縣北一裡，《三齊記》曰：‘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考《淮南子》，大章、豎亥是兩人。今雲三女，章女乎？亥女乎？蓋因縣北名女郎山而附會其說。”又考察章丘南部齊長城，雲：“齊之邊境，青州以南則守大峴，濟南以南則守在泰山。是以宣王築長城，緣河往泰山千餘裡至琅琊台入海。“當他行至章丘南部齊長城錦陽關時，見孟薑女廟，又查閱章丘歷代的志書，而考其本源說：“《春秋》雲，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妻于鄰，使吊之。”這些考證史料十分翔實，為這一民間傳說發生地提供了歷史佐證。
他在《鈔書自序》中這樣寫到：“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可以說在山東章丘這段時間，是顧炎武人生的轉捩點。它以“開拓萬古之心胸”為標誌，開始了一段“獨往之蹤”的生命歷程、文化之旅。在長白山可謂是這段文化旅程的開始。從此，悠悠三十載，一個孤獨的學者，或乘一匹馬，或肩荷行囊，艱辛地行進在崇山峻嶺之間。每遇荒墟廢寺、破廟遺跡，必踟躕良久，搜尋殘缺，拂去陳年的塵土，撫碑慨歎；勘史籍之闕失，追源流之故道，思接千載，心潮翻滾不已……。日出日落，月升月沉；荒途寞寞，野嶺漫漫，顧炎武的腳步數十載不易。文化苦旅的跋涉，仿佛永遠沒有歸宿。他晚年的治學道路已昭示了這一點。
顧炎武在章丘繼續完成他的《日知錄》。他從小讀書有個習慣，有一點心得就記下來，後來若發現有誤，隨時修改；發現跟古人議論重複的，就刪掉。這樣日積月累，再加上調查訪問得到的史料，編成一本涉及政治、經濟、史地、文藝等內容極其廣泛的書，名曰《日知錄》。此書被公認是一部極有學術價值的著作。在《日知錄》裡，他寫了一個段精闢的話，他認為社會的道德風氣敗壞，是亡天下的根本，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個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應負起責任（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名言就是這樣來的）。
在六十六歲這一年，無疑是顧炎武晚年最見光彩的一年。這年是康熙十六年（西元1677年）。該年正月，已呈文治武功之象的康熙下詔曰：“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以備顧問。朕萬幾餘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資典學。其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士，勿論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舉所知，朕將親試焉”《清史稿·聖祖本紀》。清廷欲一舉網羅盡“已仕未仕”之中外博通之士。顧炎武當然出現在清廷的視野之內。據《清史稿》本傳所記，自詔博學鴻儒科後，“大臣爭薦之（指顧炎武）”。同邑名士葉方藹等也多相勸。在此“人生難得之遭逢”（顧炎武語）之際，顧炎武以死自誓。在該年《答次耕書》中雲，“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果有此命，非死即逃”；“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同在該年作《答李紫瀾書》，有語雲，“常歎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真所謂威武不屈”。康熙十八年（西元1679年），葉方藹受詔出任明史館總裁，葉氏又一次勸請顧炎武入史局修《明史》，六十七歲的顧炎武作《與葉仞庵書》一文，以“一生懷抱，敢不直陳之左右”的膽識，向舉薦者、也向朝廷宣示了一個終生以“行已有恥”為旨的士人最後的抉擇，文內有語雲：“……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
剛烈之辭，擲地有聲；孤懷遺恨，滿紙激情。顧炎武既是昭志，也是圓志——終於可以在“欠死”之年，以其“知”與“行”的完美統一，完成了對自己一生的塑造。
顧炎武不幸生於明末動盪的時代，他的一生是極孤寂、痛苦的一生；而在章丘長白山的近十年間，是他人生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對於後人來說，活在亂世，先後經歷過明萬曆、天啟、崇禎，及清順治、康熙五朝的顧炎武，他在中國文化史上提供的是一種文化精神薪盡火傳、不屈前行、昭于天地的範本。直到今天回眸，在明末清初風雲激蕩的浴血場上，在形形色色的文臣武將、舉子學人、隱士逸民的群像中，顧炎武支撐著的天空，依然是一片很獨特的燦爛的天空。
[作者：章丘區政協文史委主任、區文聯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