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 “吃飽穿暖”。 俗話又說， “人靠衣裝馬靠鞍”。
是的， 穿什麼， 為什麼穿， 從來不是單純的“穿暖”或“蔽體”的問題。 當走在人群之中， 誰能真的不注意別人穿什麼？誰能真的不介意別人如何看待自己穿什麼？
在衣衫之上， 附著了太多欲念、目光、態度和權力。 比如一百餘年來的中國， 因為先後經歷了晚清、民國、新中國成立後的各個時期， 人們在不同時代穿什麼， 就成了最為顯著的時代面貌之一。
今天書評君跟大家分享的“衣裝”， 都曾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某個階段風行一時。 這些內容來自《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喇叭褲：一場風波
1979年， 北京、上海等地青年， 尤其是文藝青年， 穿起了喇叭褲：褲腿上窄下寬， 形似喇叭， 襠短腰低， 緊裹臀部。 按褲腳尺寸大小， 喇叭褲有大喇、小喇和微喇之分。 大喇褲腳張開， 最大可有二尺。 褲長覆住鞋面， 露出鞋尖， 在鞋底與地面之間搖曳。 這個六十年代從美國興起的褲裝， 為中國後來頗成氣候的亞文化留下了第一道印記。 青年們穿喇叭褲的同時， 還戴太陽鏡。 由於鏡片大， 形似蛤蟆， 太陽鏡就得了“蛤蟆鏡”的綽號。 蛤蟆鏡的商標故意不摘， 留在鏡片上， 在最不起眼的細節上，
穿喇叭褲、戴蛤蟆鏡的青年人， 帶著“寵物”——雙卡答錄機， 常常聚集公園， 答錄機高放港臺音樂， 踩著音樂節拍， 扭腰甩胯， 跳著完全不合規範的迪斯可、交際舞。 這場景活像美國“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傑克·凱魯亞克對他朋友們的描述， “燃燒的一群令人恐懼和顫抖的天使， 一路拍翅而來”。
時尚這東西， 無論在大都市還是小城鎮， 對年輕人都具有永恆的魅力。 戴上蛤蟆鏡拍照， 是時尚的一部分。 （王勇提供， 引自《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先行者常常是不幸的。 有人斥責青年人公開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把他們的衣著打扮標籤化， 打上“社會不良青年”的標記。 喇叭褲也遭到批判。 這個上小下擴褲裝， 把男人女人的臀部、腿部的線條表現得淋淋漓漓， 在一些人眼裡就有了色情之嫌。 于女人， 于男人， 身體都是不可讚美的， 胸部、臀部、腿部更是不可隨便張揚。 青年人喇叭褲沒穿幾天， 大家就發動了輿論攻勢。 1980年， 天津《大眾生活報》發表文章稱：
當下某些時髦青年，
然而， 主流的斥責聲從反面表明， 青年人試圖掙脫社會秩序限制的反動， 獲得了階段性的成功， 因為主流社會感受到了他們的對抗。 在這個意義上， 喇叭褲、蛤蟆鏡以及雙卡答錄機， 一起為青年亞文化的發展譜寫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叛逆序曲。
戴蛤蟆鏡拍照的女子。 （王文瀾 拍攝/提供， 引自《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有意思的是， 穿喇叭褲、蓄長髮的男人很容易給人不安全、不可靠的印象。 自家女兒找對象， 一看小夥子蓄長髮， 穿喇叭褲，父母很難同意把女兒許配給他。1979年，某歌舞團的手風琴手，乘坐貫穿北京長安街的1路公車，他用表弟的月票上車，企圖混票。他回憶說：“售票員是女的，本來沒發現我用表弟的月票。我穿的喇叭褲，梳個大背頭很惹眼，可能她覺得我看起來不像好人，一下就有警惕性，注意我了，查看了月票，還要帶我到公交總站處理。”
出人意料的是，在去公交總站的路上，這位女售票員忽然對他說：“你好英俊，像《巴士奇遇結良緣》中的男主角。長那麼好看，為什麼穿得像個小流氓。下次出門別穿喇叭褲了。你也不用去總站了。”看來，在這位售票員眼中，逃票這個相當於逃稅的行為，遠不及穿喇叭褲惡劣。結果，車到王府井，售票員就讓他下車了。
當年穿喇叭褲的青年，容易給人不信任感。（邵影 提供，引自《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西裝：重返衣櫥
與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穿中山裝一樣，西裝重返國人衣櫥，也是通過國家最高領導人帶頭才得以實現的。但這次帶有很濃的摩登氣質，且來勢洶洶。
1983年的一個春日，《美術》雜誌的一位編輯為買西裝，在北京農展館內被人群推來搡去，逼到櫃檯一角，櫃檯順勢倒向他。他不及躲閃，身體一歪，右腳外踝關節嚴重扭傷。西服沒買成，還傷痛幾個月。他回憶說：“這哪是選購西裝，簡直就是搶購。人們情緒之激動之興奮，跟宗教朝覲似的。啼笑皆非。”
1983年，在北京農展館服裝展銷會上，群情激動，搶購服裝。（引自《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這位編輯受傷那天，是中國服裝史上值得記錄的一天。
這天，北京農展館正舉辦全國五省市服裝鞋帽展銷會。西裝風頭出盡，盛況堪稱前所未有，後也無來者了。西裝櫃檯前，群情激昂，大有排山倒海之勢，居然把維護秩序的鐵管圍欄生生地擠歪了。當時的新聞報導稱，那個鐵管有八分粗。如果報導屬實，可以推斷，那位編輯不是唯一一個為買西服而意外受傷的。
展銷會上，上海市服裝公司時裝表演隊應邀進京表演。然後，又進了中南海，向中央領導彙報表演，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接著，經國家計委批准，服裝隊在農展館影劇院表演，公開售票。這是模特表演首次進入市場，更是首次進入中南海。可見，這次服裝展銷和服裝表演的意義非同小可。
在“文革”期間，西裝是“四舊”中的一員，被革命群眾共誅之、共毀之。八十年代初期，西裝大規模回歸，受到社會各階層的青睞。
1983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沉悶多年的服裝界權威們說，要抓一下服裝問題，“要把中國人民打扮得整齊一點、乾淨一點、漂亮一點”。媒體乘勢宣傳。由新華通訊社主辦的《瞭望》雜誌，在1983年第6期刊登《讓人們衣著更美好》的文章，語重心長地說：“多年一貫制的舊款式已是勢在必改了。擺在我國服裝業面前的重大課題是：設計琳琅滿目的新品種，讓人們的衣著更美好。”
輕工部和紡織部下屬的服裝廠，一下從國外進口了幾百條西服生產線。從中央到地方，從服裝生產者到消費者，形成了共謀：要讓人們的衣著更美好。共謀的最初結果，就是北京農業展覽館那個五省市服裝鞋帽展銷會不可思議的激烈場面。
在國家領導人的激勵與指示下，中央和地方的大眾傳播媒介，從電視、報紙到雜誌，開始不厭其煩地宣傳穿西裝的“優越性”，教導男人怎樣穿西裝，如何系領帶。
1987年，四川南充時尚青年在街邊服裝攤位試西裝，學系領帶。（楊麾 攝/提供，引自《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特立獨行是危險的事
1980年，改革開放兩年，經濟上開始掙脫各種禁錮，擺攤賣貨的個體戶出現在大街小巷，人性的回歸表現激烈。然而，傳統意識還左右著很多人的穿衣意識，甚至在上海這樣的都市，穿著依然保守。“夏天時，街道上的人無論男女老少，都穿著白色或者淺藍色的短袖上衣和深色的長褲，自覺地抹殺一切個性的痕跡。人人都像被清洗過的案板一樣乾淨而刀痕累累。”
“洗過的案板一樣乾淨”，是陳丹燕對七十年代上海人穿衣打扮的觀察。然而，這近乎冷肅的乾淨，也是八十年代初全國男女的服裝場景。春夏本是女子梳妝的好時節，卻常見街頭二八少女，的確良短袖衫，沒有腰身，下擺平裁，低頭含胸，形同八十老嫗。任何彰顯女性特徵的服飾，都可能被貼上“輕佻”“作風不正”的標籤。
1983年的北京，幾乎不見小轎車，黑壓壓的騎車人流背影，流露出國人在著裝上的集體意識。（王文瀾 攝/提供，引自《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特立獨行是很危險的事。即便是穿衣打扮這樣的私事，也不得表現個性。個人必須服從集體和組織，個體意識必須屈服在集體意識的腳下。上級無論怎樣無理要求下級，集體無論怎樣無理要求個人，都是合理的。個體一次次向集體妥協和退讓，個性扭曲成為必然結果。對個體價值的漠視，導致了集體對個體行為的控制，甚至對個體生活細節的強行介入。穿什麼，吃什麼，怎麼穿，怎麼吃，在哪裡住，在哪裡睡，都在權力視線內。集體意識成為社會道德秩序的基礎。各個社會集團作為國家成員，都心領神會、積極主動地將它當作檢驗個體思想行為正確與否的標準。
由於服飾可以使個人對集體意識的認同或背叛變得表像化，所以，它就理所當然地被用來為這個道德標準服務。個性剛一冒頭，就會被所屬的群體打壓下去。
1982年，藍灰色的人群在刮大風的時候，看上去更加晦暗。（王文瀾 攝/提供，引自《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1986年的夏天，北京格外幹熱，空氣有烤脆的質感。一位李姓女青年忍無可忍了，顧不得中央媒體的記者名分，穿上白色百褶網球裙，長度在膝蓋以上，海藍色短袖，鑲著白色荷葉邊，腳蹬白色高跟鞋，來上班了。這裝束，放到今天，萬不能引人注意。但那時的情況是，她在機關院子裡行走，高跟鞋顛覆了網球裙在網球場上矯健的運動形象，又同網球裙一起修飾突出著她修長的大腿，當天就惹出了“風騷”的流言，因為這運動場上的短裙穿進機關大院，與運動脫了干係，語氣和語義都變得挑釁和挑逗起來。
那時還沒有“性感”這個外來詞，流言就很隱晦，很含糊其辭。男性領導找她談話，要她“注意群眾影響”，不要穿得“太那個”。太哪個呀？領導也沒說，只是眼睛在她赤裸的大腿上掃來掃去，躲躲閃閃。
李詰問領導：“是不是裹成一團，只露出眼睛，就不太那個了呀？”
領導生氣得很，“呼”一下站起，指著她：“你看看！你看看！上千人的機關大院，有哪個部門的女同志像你這樣？告訴你，個人必須服從集體！穿衣服也一樣，要服從！要考慮大家的感受。你這裙子太那個了！太個色！必須換，不換不要來上班！”
李記者太年輕太天真，尚不懂個人和集體的關係，不顧集體感受，不願向“群眾”妥協，打扮依然故我。
“群眾”憤懣，開始當面竊竊私語。私語的指向明確，讓她聽不清在說什麼，卻清楚地知道在說自己。先是辦公室的幾個人，一見她就竊竊私語， 然後是多個辦公室的一群人看見她就竊竊私語。她隱約感覺到自己要被“群眾”孤立了，要被集體排斥在外了。但她還是不改裝，以為那是“個人的事，憑什麼考慮群眾影響”，一副“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的樣子。
領導又找她談話，態度更加強硬明朗了，“群眾意見很大。從現在起上夜班當編輯，不要出去採訪了”。為了順應“群眾反映”，領導安排李長年夜班。
“這個安排想起來有點像當年公審刑事犯人時最後的宣判詞——不槍斃，不足以平民憤。領導也要聽群眾的。他不讓我從群眾眼前消失，不足以平息群眾的不滿情緒。夜班人少，上到淩晨，人家也沒精神再來對你表示不滿了，這樣群眾影響就減到最小。”多年後李回憶說。
“文革”結束的頭十年，西來的思想、西來的服飾，成為行為舉止、穿衣打扮的參照。人本主義、人道主義、存在主義，等等，進來了；“異化”概念進來了；喇叭褲進來了，牛仔褲進來了，西裝復蘇了；女子的大腿露出來了，小蠻腰露出來了，臉上塗脂抹粉了，頭髮也燙卷了……
然而，意識形態的保守與開放的矛盾，還要在日常的穿衣打扮，在私人生活中遊弋多年。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後期，個人的穿衣打扮才真正擺脫與政治的干係，衣衫才以本真面目滿足各色穿衣人私人的審美需求和心理需求。
《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作者: 赤樺
版本: 新民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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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喇叭褲，父母很難同意把女兒許配給他。1979年，某歌舞團的手風琴手，乘坐貫穿北京長安街的1路公車，他用表弟的月票上車，企圖混票。他回憶說：“售票員是女的，本來沒發現我用表弟的月票。我穿的喇叭褲，梳個大背頭很惹眼，可能她覺得我看起來不像好人，一下就有警惕性，注意我了，查看了月票，還要帶我到公交總站處理。”出人意料的是，在去公交總站的路上，這位女售票員忽然對他說：“你好英俊，像《巴士奇遇結良緣》中的男主角。長那麼好看，為什麼穿得像個小流氓。下次出門別穿喇叭褲了。你也不用去總站了。”看來，在這位售票員眼中，逃票這個相當於逃稅的行為，遠不及穿喇叭褲惡劣。結果，車到王府井，售票員就讓他下車了。
當年穿喇叭褲的青年，容易給人不信任感。（邵影 提供，引自《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西裝：重返衣櫥
與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穿中山裝一樣，西裝重返國人衣櫥，也是通過國家最高領導人帶頭才得以實現的。但這次帶有很濃的摩登氣質，且來勢洶洶。
1983年的一個春日，《美術》雜誌的一位編輯為買西裝，在北京農展館內被人群推來搡去，逼到櫃檯一角，櫃檯順勢倒向他。他不及躲閃，身體一歪，右腳外踝關節嚴重扭傷。西服沒買成，還傷痛幾個月。他回憶說：“這哪是選購西裝，簡直就是搶購。人們情緒之激動之興奮，跟宗教朝覲似的。啼笑皆非。”
1983年，在北京農展館服裝展銷會上，群情激動，搶購服裝。（引自《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這位編輯受傷那天，是中國服裝史上值得記錄的一天。
這天，北京農展館正舉辦全國五省市服裝鞋帽展銷會。西裝風頭出盡，盛況堪稱前所未有，後也無來者了。西裝櫃檯前，群情激昂，大有排山倒海之勢，居然把維護秩序的鐵管圍欄生生地擠歪了。當時的新聞報導稱，那個鐵管有八分粗。如果報導屬實，可以推斷，那位編輯不是唯一一個為買西服而意外受傷的。
展銷會上，上海市服裝公司時裝表演隊應邀進京表演。然後，又進了中南海，向中央領導彙報表演，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接著，經國家計委批准，服裝隊在農展館影劇院表演，公開售票。這是模特表演首次進入市場，更是首次進入中南海。可見，這次服裝展銷和服裝表演的意義非同小可。
在“文革”期間，西裝是“四舊”中的一員，被革命群眾共誅之、共毀之。八十年代初期，西裝大規模回歸，受到社會各階層的青睞。
1983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沉悶多年的服裝界權威們說，要抓一下服裝問題，“要把中國人民打扮得整齊一點、乾淨一點、漂亮一點”。媒體乘勢宣傳。由新華通訊社主辦的《瞭望》雜誌，在1983年第6期刊登《讓人們衣著更美好》的文章，語重心長地說：“多年一貫制的舊款式已是勢在必改了。擺在我國服裝業面前的重大課題是：設計琳琅滿目的新品種，讓人們的衣著更美好。”
輕工部和紡織部下屬的服裝廠，一下從國外進口了幾百條西服生產線。從中央到地方，從服裝生產者到消費者，形成了共謀：要讓人們的衣著更美好。共謀的最初結果，就是北京農業展覽館那個五省市服裝鞋帽展銷會不可思議的激烈場面。
在國家領導人的激勵與指示下，中央和地方的大眾傳播媒介，從電視、報紙到雜誌，開始不厭其煩地宣傳穿西裝的“優越性”，教導男人怎樣穿西裝，如何系領帶。
1987年，四川南充時尚青年在街邊服裝攤位試西裝，學系領帶。（楊麾 攝/提供，引自《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特立獨行是危險的事
1980年，改革開放兩年，經濟上開始掙脫各種禁錮，擺攤賣貨的個體戶出現在大街小巷，人性的回歸表現激烈。然而，傳統意識還左右著很多人的穿衣意識，甚至在上海這樣的都市，穿著依然保守。“夏天時，街道上的人無論男女老少，都穿著白色或者淺藍色的短袖上衣和深色的長褲，自覺地抹殺一切個性的痕跡。人人都像被清洗過的案板一樣乾淨而刀痕累累。”
“洗過的案板一樣乾淨”，是陳丹燕對七十年代上海人穿衣打扮的觀察。然而，這近乎冷肅的乾淨，也是八十年代初全國男女的服裝場景。春夏本是女子梳妝的好時節，卻常見街頭二八少女，的確良短袖衫，沒有腰身，下擺平裁，低頭含胸，形同八十老嫗。任何彰顯女性特徵的服飾，都可能被貼上“輕佻”“作風不正”的標籤。
1983年的北京，幾乎不見小轎車，黑壓壓的騎車人流背影，流露出國人在著裝上的集體意識。（王文瀾 攝/提供，引自《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特立獨行是很危險的事。即便是穿衣打扮這樣的私事，也不得表現個性。個人必須服從集體和組織，個體意識必須屈服在集體意識的腳下。上級無論怎樣無理要求下級，集體無論怎樣無理要求個人，都是合理的。個體一次次向集體妥協和退讓，個性扭曲成為必然結果。對個體價值的漠視，導致了集體對個體行為的控制，甚至對個體生活細節的強行介入。穿什麼，吃什麼，怎麼穿，怎麼吃，在哪裡住，在哪裡睡，都在權力視線內。集體意識成為社會道德秩序的基礎。各個社會集團作為國家成員，都心領神會、積極主動地將它當作檢驗個體思想行為正確與否的標準。
由於服飾可以使個人對集體意識的認同或背叛變得表像化，所以，它就理所當然地被用來為這個道德標準服務。個性剛一冒頭，就會被所屬的群體打壓下去。
1982年，藍灰色的人群在刮大風的時候，看上去更加晦暗。（王文瀾 攝/提供，引自《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1986年的夏天，北京格外幹熱，空氣有烤脆的質感。一位李姓女青年忍無可忍了，顧不得中央媒體的記者名分，穿上白色百褶網球裙，長度在膝蓋以上，海藍色短袖，鑲著白色荷葉邊，腳蹬白色高跟鞋，來上班了。這裝束，放到今天，萬不能引人注意。但那時的情況是，她在機關院子裡行走，高跟鞋顛覆了網球裙在網球場上矯健的運動形象，又同網球裙一起修飾突出著她修長的大腿，當天就惹出了“風騷”的流言，因為這運動場上的短裙穿進機關大院，與運動脫了干係，語氣和語義都變得挑釁和挑逗起來。
那時還沒有“性感”這個外來詞，流言就很隱晦，很含糊其辭。男性領導找她談話，要她“注意群眾影響”，不要穿得“太那個”。太哪個呀？領導也沒說，只是眼睛在她赤裸的大腿上掃來掃去，躲躲閃閃。
李詰問領導：“是不是裹成一團，只露出眼睛，就不太那個了呀？”
領導生氣得很，“呼”一下站起，指著她：“你看看！你看看！上千人的機關大院，有哪個部門的女同志像你這樣？告訴你，個人必須服從集體！穿衣服也一樣，要服從！要考慮大家的感受。你這裙子太那個了！太個色！必須換，不換不要來上班！”
李記者太年輕太天真，尚不懂個人和集體的關係，不顧集體感受，不願向“群眾”妥協，打扮依然故我。
“群眾”憤懣，開始當面竊竊私語。私語的指向明確，讓她聽不清在說什麼，卻清楚地知道在說自己。先是辦公室的幾個人，一見她就竊竊私語， 然後是多個辦公室的一群人看見她就竊竊私語。她隱約感覺到自己要被“群眾”孤立了，要被集體排斥在外了。但她還是不改裝，以為那是“個人的事，憑什麼考慮群眾影響”，一副“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的樣子。
領導又找她談話，態度更加強硬明朗了，“群眾意見很大。從現在起上夜班當編輯，不要出去採訪了”。為了順應“群眾反映”，領導安排李長年夜班。
“這個安排想起來有點像當年公審刑事犯人時最後的宣判詞——不槍斃，不足以平民憤。領導也要聽群眾的。他不讓我從群眾眼前消失，不足以平息群眾的不滿情緒。夜班人少，上到淩晨，人家也沒精神再來對你表示不滿了，這樣群眾影響就減到最小。”多年後李回憶說。
“文革”結束的頭十年，西來的思想、西來的服飾，成為行為舉止、穿衣打扮的參照。人本主義、人道主義、存在主義，等等，進來了；“異化”概念進來了；喇叭褲進來了，牛仔褲進來了，西裝復蘇了；女子的大腿露出來了，小蠻腰露出來了，臉上塗脂抹粉了，頭髮也燙卷了……
然而，意識形態的保守與開放的矛盾，還要在日常的穿衣打扮，在私人生活中遊弋多年。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後期，個人的穿衣打扮才真正擺脫與政治的干係，衣衫才以本真面目滿足各色穿衣人私人的審美需求和心理需求。
《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
作者: 赤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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