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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鏢見證合溪交通站歷史

1931年合溪交通站使用的梭鏢是國家三級文物, 鐵質, 通長24cm, 重530g, 略有銹蝕。

該藏品於1978年由永定合溪鄉溪南村東方紅生產隊貧農賴富隆捐贈縣革命紀念館收藏。

1930年賴富隆在合溪區蘇維埃當交通員, 1931年合溪王社設立中央紅色交通線交通中站後, 他經常送信到中共閩西特委和閩西蘇維埃政府所在地虎崗。 晚上送信時, 通常是兩人結伴, 一人拿梭鏢, 一人拿馬燈。 這支梭鏢與永定區博物館收藏的1931年合溪交通站使用的馬燈(國家三級文物)、1930年7月28日合溪第五鄉蘇維埃政府安排守隘人員的名單通知(國家三級文物)等數十件藏品, 是中央紅色交通線永定交通大站極其重要的實物見證。

1929年, 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入閩, 開闢了閩西革命根據地, 使閩西與贛南連成一片, 成為中央革命根據地, 即中央蘇區。 1930年10月起, 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發動“圍剿”戰爭, 進入中央蘇區的通道被敵人切斷,

上海黨中央與中央蘇區遠隔千里, 中間又有國民黨重兵把守, 障礙重重, 造成中央與蘇區出現了很多障礙, 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聯絡溝通。

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後, 毛澤東被迫離開了前委領導崗位。 毛澤東身患惡性瘧疾, 加上國民黨開展“三省會剿”, 1929年8月初, 他轉移到永定岐嶺、湖雷、合溪等地, 一邊休養治病, 一邊調查研究, 分析革命形勢和鬥爭策略。 期間, 上海黨中央派陳毅傳達《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 信中特別肯定了紅四軍兩年來鬥爭的基本經驗和毛澤東建黨建軍的正確主張, 指示要加強党對紅軍的領導, 明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

陳毅懷揣“九月來信”, 幾經輾轉, 終於在10月下旬找到了率部出擊東江的朱德。 而毛澤東在上杭蛟洋蘇家坡看到“九月來信”, 已是11月下旬了。

毛澤東對此頗有感慨。 之前中央“二月來信”也是歷時兩個月才傳達到位, 再加上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魯在井岡山誤傳中共中央開除毛澤東黨籍等一系列事件, 他更強烈地意識到加強黨中央和中央蘇區之間的溝通聯繫迫在眉睫。 1930年6月, 毛澤東委派紅四軍第四縱隊政治部主任盧肇西專程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彙報急需建立由上海通往閩西、贛南交通線的意見與設想, 得到周恩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盧肇西離開上海後, 經汕頭、潮安、大埔、永定沿線聯繫籌建秘密交通站。

1930年10月, 中共閩西特委在永定虎崗組建了閩西工農武裝交通站, 同時在大埔青溪、多寶坑、鐵坑、永定伯公凹、桃坑、城關、合溪等地建立了許多中站、小站。 中站由閩西工農武裝交通站直接管轄, 小站由中站或大站管轄。 小站一般設在地下黨或革命接頭戶家裡。 閩西工農武裝交通站建立後, 閩西革命根據地已經具備一個健全完善的交通網絡。

與此同時, 中共中央交通局成立, 制定了《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畫》, 要求各蘇區的交通網與中央政治局統治區域的軍事交通網完全銜接。 中共中央交通局立即著手開闢中央紅色交通線, 短短幾月, 從上海出發, 經香港、汕頭、大埔、永定通往中央蘇區長達數千公里的秘密交通線基本貫通。

在這條蜿蜒曲折的交通線上, 永定是最為重要的節段。 因為永定處在白區大埔和紅區閩西的交界地帶, 是中央蘇區與外界聯繫的主要通道, 敵情非常複雜, 開展地下交通工作難度極大。 永定又具備較為健全完善的交通網絡和良好的群眾基礎, 再加上“福建八大僑縣之一”和物資集散地等特殊人文環境, 人員來往密集, 成份複雜, 三教九流, 從事各種職業, 講各種語言的人都有, 特別適合建立各種色彩的交通網點。 因此, 中共中央交通局決定把永定虎崗的閩西工農武裝交通站作為交通大站。 這是中央紅色交通線設在內地的唯一交通大站, 也是與香港並列的中央紅色交通線的兩個大站之一。

1931年4至6月間,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相繼叛變,中共領導機關在上海的處境岌岌可危,組織決定中共中央臨時中央首腦機關全部通過中央紅色交通線秘密遷往中央蘇區紅都瑞金。

1931年12月初,周恩來化名伍豪,從上海出發,沿著他一手策劃組建的中央紅色交通線秘密前往瑞金。路上,他不斷變換身份,化裝成洋廠工人、傳教士、生意人等,從上海坐船到汕頭後,經潮安、大埔、青溪等地輾轉進入永定,途經伯公凹、桃坑、縣城北門秋雲樓等交通小站來到合溪,參加了正在孟良公祠召開的永定縣共青團代表大會,並作了1個多小時的形勢報告,極大鼓舞了代表們的鬥爭信心。

在永定期間,周恩來沿途耳聞目睹了“肅社黨”運動帶來的嚴重後果,23日到達長汀後,當即給中央政治局寫了報告:“我入蘇區雖只三日,但沿途所經,已認識到閩西解決社會黨所帶來的惡果是非常嚴重的”。後來,中央根據周恩來的報告,嚴肅批評了閩粵贛臨時省委在肅反問題上的錯誤,保護了一大批党和紅軍的骨幹力量。

周恩來此行還認真瞭解了中央紅色交通線的詳細情況,指示“把工農武裝交通站搬到永定的邊界去”。1932年1月,中央紅色交通線永定交通大站即從虎崗搬到金砂古木督永昌樓,對外改稱閩西工農通訊社。中央紅色交通線永定交通大站,管轄著周邊沿線眾多的中站、小站,為當年黨中央和中央蘇區之間傳遞資訊、運送物資、護送人才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1年4至6月間,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相繼叛變,中共領導機關在上海的處境岌岌可危,組織決定中共中央臨時中央首腦機關全部通過中央紅色交通線秘密遷往中央蘇區紅都瑞金。

1931年12月初,周恩來化名伍豪,從上海出發,沿著他一手策劃組建的中央紅色交通線秘密前往瑞金。路上,他不斷變換身份,化裝成洋廠工人、傳教士、生意人等,從上海坐船到汕頭後,經潮安、大埔、青溪等地輾轉進入永定,途經伯公凹、桃坑、縣城北門秋雲樓等交通小站來到合溪,參加了正在孟良公祠召開的永定縣共青團代表大會,並作了1個多小時的形勢報告,極大鼓舞了代表們的鬥爭信心。

在永定期間,周恩來沿途耳聞目睹了“肅社黨”運動帶來的嚴重後果,23日到達長汀後,當即給中央政治局寫了報告:“我入蘇區雖只三日,但沿途所經,已認識到閩西解決社會黨所帶來的惡果是非常嚴重的”。後來,中央根據周恩來的報告,嚴肅批評了閩粵贛臨時省委在肅反問題上的錯誤,保護了一大批党和紅軍的骨幹力量。

周恩來此行還認真瞭解了中央紅色交通線的詳細情況,指示“把工農武裝交通站搬到永定的邊界去”。1932年1月,中央紅色交通線永定交通大站即從虎崗搬到金砂古木督永昌樓,對外改稱閩西工農通訊社。中央紅色交通線永定交通大站,管轄著周邊沿線眾多的中站、小站,為當年黨中央和中央蘇區之間傳遞資訊、運送物資、護送人才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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