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目前穩定和建設性的中美安全與戰略關係， 需要超越臺灣問題等原有困擾， 將兩國和兩軍在亞太、乃至全球事務中的規則、秩序和制度性安排，
與此同時， 世界政治正在進入“新週期”， 全球局勢正在面臨深刻的轉型。 在這樣一個時刻， 以中美關係為代表的“大國協調”和“大國合作”尤為關鍵。 兩國應就當前一系列重大的國際問題“對對表”“交交心”。
朱鋒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中美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但又最複雜的雙邊關係之一。 其複雜性， 突出地表現在安全與戰略領域。 對於美國這個今天世界上唯一的“主導性大國”來說， 面對崛起勢頭最為強勁、有可能在實力地位上和美國“平起平坐”的中國， 早在2005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
而對於中國來說， 保持和平發展的勢頭， 實現“中國夢”， 最大的國際壓力與挑戰肯定也來自美國。 美國究竟將實行什麼樣的“中國戰略”， 在今後的國際體系中美國將“相容”中國的崛起， 還是將“遏制”中國的強大， 不僅是一個爭論不休的政策問題， 更是一個在西方依然還沒有答案的理論問題。
中美“相向而行”值得期待
中國人相信“事在人為”。 未來中美關係的走向並非由莫衷一是的政策辯論所決定的， 也不全然是由某種經驗性的“修昔底德陷阱”所能預判的。 中美兩國的領袖承擔著調整和把握兩國關係的航向、塑造中美關係軌跡和引導中美關係走出傳統的“安全困境”的歷史性責任。
兩國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和世界各國對中美關係走勢的反應， 同樣是塑造兩國安全與戰略互動關係的重要因素。 即將到來的中美元首會晤， 將再一次來到兩國最高領導人塑造和引領中美安全與戰略關係的“尖峰時刻”。
在安全與戰略領域， 中美目前面臨著四個方面的艱巨挑戰：
首先， 中美兩國安全與戰略關係的基本性質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
如何定性和定義中美關係？其難度確實在與時俱增。 這一方面是兩國的力量對比在發生顯著變化， 儘管美國對中國佔據著絕對的戰略力量優勢， 但中國實力的上升是不言而喻的。 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如果不及時應對，
另一方面， 中美各自力量對比的變化， 並非單純的“此消彼長”的關係。 一個穩定、繁榮與和平的世界， 需要同時強大的美國和中國。 1997年中美兩國曾提出致力於建設“面向未來的戰略夥伴關係”。 2005年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了“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6月中美莊園會上提出了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構想， 全面展示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對於穩定和發展兩國關係的戰略性構想。
然而， 奧巴馬政府對“新型大國關係”的提法退避三舍， 很重要的原因是， 美國擔心中國所謂想要用“新型大國關係”弱化美國對其亞太盟友的安全義務。
21世紀， 中美必然競爭， 但需要“良性競爭”；21世紀中美不管有多大分歧， 都是彼此“無法分離的大國”。 “結伴”客觀上已經是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理論的重要內涵。
其次， 面對安全與戰略領域內的新問題、新趨勢， 中美如何增強框架性的、制度性的安排， 讓兩國關係展示穩定安全與戰略糾葛的強大“彈性”和持續的應對能力。
中共十八大以來， 在習近平為核心的領導下， 經過中美雙方共同努力， 中美兩國在建立和發展兩國安全與戰略關係中的制度性框架、促進兩國避免戰略誤解與事故性衝突上升、管控爭議等問題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中美兩國在網路安全爭議上的相互妥協、在提高軍事透明度和加強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建設等問題上都有積極進展，兩軍交流與互動也在增強，中國參加美國主導的“環太軍演”，開創了中美在亞太多邊軍事安全合作機制中的良性互動。
但這些旨在管控爭議、增強安全信賴的機制性、制度性安排還不夠。中美兩國在安全與戰略領域內的規則與制度設計，需要進一步常態化、規則化和法律化。例如，“航行自由”原則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中國同樣是“航行自由”原則的捍衛者和受益者。
穩定和建設性的中美安全與戰略關係，今天需要超越臺灣問題等原有困擾，將兩國和兩軍在亞太、乃至全球事務中的規則、秩序和制度性安排，將兩國面對安全與戰略領域內的新技術和新問題的挑戰，在兩國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及時、有效地得到應對和處理。
增強亞太區域安全需要中美共同行動
第三、亞太地區中的一系列安全熱點問題，需要中美兩國加強溝通與合作，確實尋找到有效的途徑來“相向而行”。
亞太區域安全正在遭遇冷戰結束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朝核問題的惡化、朝鮮半島的持續緊張以及東海和南中國海問題，都給地區安全秩序和中美關係的未來帶來沉重的考驗。在這一系列地區安全“熱點”上，中美兩國都需要展示足夠的政治決心和戰略眼光，通過採取實際的行動、加強合作的同時，尋找給“熱點”降溫、給潛在的安全衝突“排雷”，並最終走向解決進程的現實方案。朝核問題、東海和南中國海問題，都在考驗中美兩國是否能夠真正合作共贏的決心和未來。
第四、面對“特朗普新政”、歐洲民粹主義的興起、中東持續的暴力衝突，以及持續蔓延的中東和非洲的難民危機，中美兩國迫切需要在穩定全球治理與國際秩序等，事關世界政治未來走向的戰略性議題上，重建中美之間的“大國協調”。
2016年的一系列“黑天鵝事件”，意味著後冷戰時代已經徹底終結，世界政治正在進入“新週期”，全球局勢正在面臨深刻的轉型。在這樣一個時刻，以中美關係為代表的“大國協調”和“大國合作”尤為關鍵。
兩國關係應該充分用好即將到來的中美首腦峰會的政治機遇，就當前一系列重大的國際問題“對對表”“交交心”，尤其是對兩國各自的國內發展與政策調整所帶來的變化，中美需要相互理解和支援，需要加深認識和瞭解。
中美最大的安全與戰略難題，就是如何保證變化和調整中的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能夠最大限度地讓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共同受益，讓兩國持續的進步和發展受益。
“習特會”需要超越領導人“個性”
中美即將在美國邁阿密州馬阿拉哥莊園舉行的新一次莊園會，有望在全球和地區安全與戰略議題上，拿出中美兩國的“新答案”。特朗普與習近平的第一次首腦會晤，當然不能奢望能夠就“一堆”的中美安全與戰略議題達成共識。但可以肯定的是，會談將會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和富有成果的。
許多國際觀察家當前都把眼睛“緊緊盯”在特朗普個性、經常做出的“誇張舉動”和不按套路“出牌”上，就會擔心特朗普是否會有一些怪異舉動，例如和日本首相安倍見面時握手的“大力”、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見面時，對於記者要求兩人握手“視若罔聞”，是否會給“習特會”製造障礙和不確定因素。但是，這樣的擔心恐怕是多餘的。
首先，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成長經歷、工作環境和國情差異，決定了兩國領導人在做派、風格和思維習慣上都存在著諸多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從來就不是決定兩國元首峰會成果的首要因素。
從1972年尼克遜訪華到1983年雷根總統訪問中國，從1989年鄧小平會見老布希總統，再到1997年和1998年江澤民與克林頓的互訪，中美領導人個性的差異始終都是存在的，但從來沒有阻礙兩國關係的進展。
特朗普如果“個性過頭”，以至於公開顯示對中國領導人的“輕侮”，那必定會引起習近平的當面回擊。特朗普有個性，習近平就沒有個性嗎？即將到來的中美馬阿拉哥峰會，兩國領導人可以對等地展示“個性”。
從中美首腦峰會的歷史來看，個性是一方面，會晤的建設性成果是另一方面。衡量和判斷中美峰會品質的，個性只是花絮，是否具有“建設性”才是標準。
其次，在邁阿密海灘的馬阿拉哥舉行的習特會，是2013年6月習近平與奧巴馬總統開創的加州桑尼蘭農場莊園會的延續。這期間已經經歷了兩國首腦之間的“瀛台夜話”和“蘇堤漫步”，從形式到內容日趨“常態化”。
中美首腦的莊園會說到底，是通過尋找一個相對寬鬆、自如的環境，少一點白宮或者人民大會堂對話的正式，多一點山清水秀中的放鬆，本身就是以形式促內容，更好地給兩國領袖之間深入和坦誠的交流提供機會。許多國際觀察家擔心，馬阿拉哥莊園的金碧輝煌和特朗普行事風格的一貫高調，將迥異于中國領導人一貫的樸實和低調。這完全是一種誤解。
即將到來的中美首腦峰會值得世界期待，在馬阿拉哥，中國領導人將“客隨主便”，放鬆、自如地應對特朗普的各種“歪招”，如果特朗普想“出招”的話。他們的睿智、眼光和魄力，將再度讓中美這兩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管控爭議、協調政策、降低衝突、規劃未來、實現亞太地區持久穩定與繁榮的歷史性力量。■
首發于《聯合早報》
主編郵箱：xinshuping@pangoal.cn
朱鋒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現為南京大學中國南海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 南京大學特聘教授。同時擔任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曾任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長期從事地區安全的研究和教學，學術專長為大國關係與海洋權益鬥爭、中美日安全關係、東亞區域安全、核不擴散問題等。曾在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美國戰略與國際安全研究中心(CSIS)、英國杜蘭大學、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等多所國際著名的大學或研究機構擔任過訪問學者、訪問教授。
最新的中英文著述有：America, China and Struggle for the WorldOrder” ( Palvage-MacMillan Press 2015, co-edited with G. John Ikenbery and WangJisi)；《21世紀的海權：歷史經驗與中國課題》（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年版）；《南海論壇文集：2014》（主編，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年版）；《南海局勢深度分析報告：2014》（主編，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年版）。
中美兩國在網路安全爭議上的相互妥協、在提高軍事透明度和加強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建設等問題上都有積極進展，兩軍交流與互動也在增強，中國參加美國主導的“環太軍演”，開創了中美在亞太多邊軍事安全合作機制中的良性互動。但這些旨在管控爭議、增強安全信賴的機制性、制度性安排還不夠。中美兩國在安全與戰略領域內的規則與制度設計，需要進一步常態化、規則化和法律化。例如，“航行自由”原則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中國同樣是“航行自由”原則的捍衛者和受益者。
穩定和建設性的中美安全與戰略關係，今天需要超越臺灣問題等原有困擾，將兩國和兩軍在亞太、乃至全球事務中的規則、秩序和制度性安排，將兩國面對安全與戰略領域內的新技術和新問題的挑戰，在兩國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及時、有效地得到應對和處理。
增強亞太區域安全需要中美共同行動
第三、亞太地區中的一系列安全熱點問題，需要中美兩國加強溝通與合作，確實尋找到有效的途徑來“相向而行”。
亞太區域安全正在遭遇冷戰結束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朝核問題的惡化、朝鮮半島的持續緊張以及東海和南中國海問題，都給地區安全秩序和中美關係的未來帶來沉重的考驗。在這一系列地區安全“熱點”上，中美兩國都需要展示足夠的政治決心和戰略眼光，通過採取實際的行動、加強合作的同時，尋找給“熱點”降溫、給潛在的安全衝突“排雷”，並最終走向解決進程的現實方案。朝核問題、東海和南中國海問題，都在考驗中美兩國是否能夠真正合作共贏的決心和未來。
第四、面對“特朗普新政”、歐洲民粹主義的興起、中東持續的暴力衝突，以及持續蔓延的中東和非洲的難民危機，中美兩國迫切需要在穩定全球治理與國際秩序等，事關世界政治未來走向的戰略性議題上，重建中美之間的“大國協調”。
2016年的一系列“黑天鵝事件”，意味著後冷戰時代已經徹底終結，世界政治正在進入“新週期”，全球局勢正在面臨深刻的轉型。在這樣一個時刻，以中美關係為代表的“大國協調”和“大國合作”尤為關鍵。
兩國關係應該充分用好即將到來的中美首腦峰會的政治機遇，就當前一系列重大的國際問題“對對表”“交交心”，尤其是對兩國各自的國內發展與政策調整所帶來的變化，中美需要相互理解和支援，需要加深認識和瞭解。
中美最大的安全與戰略難題，就是如何保證變化和調整中的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能夠最大限度地讓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共同受益，讓兩國持續的進步和發展受益。
“習特會”需要超越領導人“個性”
中美即將在美國邁阿密州馬阿拉哥莊園舉行的新一次莊園會，有望在全球和地區安全與戰略議題上，拿出中美兩國的“新答案”。特朗普與習近平的第一次首腦會晤，當然不能奢望能夠就“一堆”的中美安全與戰略議題達成共識。但可以肯定的是，會談將會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和富有成果的。
許多國際觀察家當前都把眼睛“緊緊盯”在特朗普個性、經常做出的“誇張舉動”和不按套路“出牌”上，就會擔心特朗普是否會有一些怪異舉動，例如和日本首相安倍見面時握手的“大力”、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見面時，對於記者要求兩人握手“視若罔聞”，是否會給“習特會”製造障礙和不確定因素。但是，這樣的擔心恐怕是多餘的。
首先，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成長經歷、工作環境和國情差異，決定了兩國領導人在做派、風格和思維習慣上都存在著諸多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從來就不是決定兩國元首峰會成果的首要因素。
從1972年尼克遜訪華到1983年雷根總統訪問中國，從1989年鄧小平會見老布希總統，再到1997年和1998年江澤民與克林頓的互訪，中美領導人個性的差異始終都是存在的，但從來沒有阻礙兩國關係的進展。
特朗普如果“個性過頭”，以至於公開顯示對中國領導人的“輕侮”，那必定會引起習近平的當面回擊。特朗普有個性，習近平就沒有個性嗎？即將到來的中美馬阿拉哥峰會，兩國領導人可以對等地展示“個性”。
從中美首腦峰會的歷史來看，個性是一方面，會晤的建設性成果是另一方面。衡量和判斷中美峰會品質的，個性只是花絮，是否具有“建設性”才是標準。
其次，在邁阿密海灘的馬阿拉哥舉行的習特會，是2013年6月習近平與奧巴馬總統開創的加州桑尼蘭農場莊園會的延續。這期間已經經歷了兩國首腦之間的“瀛台夜話”和“蘇堤漫步”，從形式到內容日趨“常態化”。
中美首腦的莊園會說到底，是通過尋找一個相對寬鬆、自如的環境，少一點白宮或者人民大會堂對話的正式，多一點山清水秀中的放鬆，本身就是以形式促內容，更好地給兩國領袖之間深入和坦誠的交流提供機會。許多國際觀察家擔心，馬阿拉哥莊園的金碧輝煌和特朗普行事風格的一貫高調，將迥異于中國領導人一貫的樸實和低調。這完全是一種誤解。
即將到來的中美首腦峰會值得世界期待，在馬阿拉哥，中國領導人將“客隨主便”，放鬆、自如地應對特朗普的各種“歪招”，如果特朗普想“出招”的話。他們的睿智、眼光和魄力，將再度讓中美這兩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管控爭議、協調政策、降低衝突、規劃未來、實現亞太地區持久穩定與繁榮的歷史性力量。■
首發于《聯合早報》
主編郵箱：xinshuping@pangoal.cn
朱鋒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現為南京大學中國南海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 南京大學特聘教授。同時擔任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曾任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長期從事地區安全的研究和教學，學術專長為大國關係與海洋權益鬥爭、中美日安全關係、東亞區域安全、核不擴散問題等。曾在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美國戰略與國際安全研究中心(CSIS)、英國杜蘭大學、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等多所國際著名的大學或研究機構擔任過訪問學者、訪問教授。
最新的中英文著述有：America, China and Struggle for the WorldOrder” ( Palvage-MacMillan Press 2015, co-edited with G. John Ikenbery and WangJisi)；《21世紀的海權：歷史經驗與中國課題》（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年版）；《南海論壇文集：2014》（主編，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年版）；《南海局勢深度分析報告：2014》（主編，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