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元旦前後， 上海“新世界”舉辦了“救濟東北難民遊藝會”， 其重頭戲就是“競選花國舞後”。 遊藝會在《申報》上打出巨幅廣告， “請各界激勵名花愛國， 予名花以報國的機會”。
此時， 淞滬停戰協定已簽署， 上海的社會生活恢復常態， 娛樂業仍在急劇的發展之中。 然而牽動人心的， 仍有堅持抵抗的東北義勇軍和大量流落關內的東北難民。 於是， 社會各界舉辦了形式多樣的捐助義勇軍和東北難民的活動。 影響較大的， 就是滬市商會、總工會、會計師工會、律師工會聯合發起的“救濟東北難民遊藝大會”， 大會會長王曉籟， 副會長由社會名流和幫派人物杜月笙、史量才、虞洽卿、張嘯林等充任。
遊藝會上也出現了左翼劇人的身影， 如春秋劇社成員舒繡文、魏鶴齡、洪逗等。 “一·二八”事變後， “在炮聲、飛機聲、難民的呼號聲， 和滿街的戰報聲裡， 把我幻夢全都驚破了， 在那時候我開始覺到香豔肉感的歌舞， 不是我們應做的了， 那只是麻醉民眾意志的毒汁”。 “我們應該把藝術做宣傳和喚醒民眾的武器”。 舒繡文、洪逗等人本亦可稱作“商女”吧？然在“紅色的30年代”， 在深重的民族危機下， 她們一躍而成左翼劇人。
不過， 在“新世界”舉行的救濟東北難民遊藝會中， 話劇演出並沒有“占了最重要的成分”：翻開1932年12月31日《申報》， 首先撲入眼簾的， 自然是“花國舞後”、“名花”的字眼；在廣告的左上角， 在“今日遊藝節目一覽”中才會發現：智仁勇女中在“自由廳”演出田漢的《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 “春秋”的劇碼是《亂鐘》。
然而， “救國”卻是整個社會的“超我”， 左翼試圖用它來打壓都市欲望和娛樂；後者亦有對策：以“救國”為衣冠白晝出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