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勳復辟之時， 一個年輕的書生乘輪船跨越太平洋從美國回到了闊別七年之久的祖國。 後來， 胡適在《我的歧路》一文中描述自己歸國的感受：“1917年7月我回國時， 船到橫濱， 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 看了出版界的孤陋， 教育界的沉寂， 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
胡適去美國時， 還是清朝末年， 待他回國時， 已到處飄蕩著中華民國五色旗。 但是他認為除了改旗易幟之外， 並沒有看到其他新氣象。 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 依舊死氣沉沉。
青年胡適
胡適十三歲初到上海讀書的時候， 這些人就佔據著舞臺， 現在， 他們仍是聚光燈下的明星。 胡適對朋友說，
再去看英文書， “大概都是些十七、十八世紀的書， 內中有幾本十九世紀的書， 也都是與現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係的書”。 有名氣的英文教師連蕭伯納的名字都沒聽說過， 更不要提契訶夫和安德列耶夫了。 胡適更加感慨：“我看了這個怪現狀， 真可以放聲大哭。 如今中國人， 肚子餓了， 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 只是那些腦子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 難道可以把《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饑嗎？”
回國之前， 胡適的老朋友陳獨秀向校長蔡元培力薦胡適為教授， 甚至願意把北大“文科學長”的位置讓出來。 求賢若渴的蔡元培一口答應。 對胡適而言， 進大學教書是再好不過的選擇。 在此之前， 胡適在美國與教授亞丹的談話就說：“國無海軍， 不足恥也；國無陸軍， 不足恥也！國無大學， 無公共藏書樓， 無博物院， 無美術館， 乃可恥耳。 ”
蔡元培
在胡適的眼中， 中國仍舊是這樣一個“中世紀”的國家。 不僅是人們的意識、傳統， 制度設計， 包括正在發生的一切， 無不帶有中世紀的影子。 也因此， 年輕的胡適感到時代和歷史賦予自己特殊使命， 就是以“國人導師”作為目標， 並且為之奮鬥。
胡適雖然年輕而儒雅， 卻仿佛帶有某種時光老人的睿智， 這使得他看待中國現狀和前景， 總有某種回望的感覺。 中國的問題， 是一個教育的問題而不是革命的問題。 這看法與當年逃離仙台的魯迅十分相似。 魯迅要改造的是國民性， 而胡適的口氣更大， 他要做“國人導師”。 回國前， 胡適豪情萬丈地填了一首《沁園春》，
蔡元培主政時的北京大學， 正是人才薈萃的時代。 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周作人、劉半農、陶孟和等陸續到來。 不過， 二十六歲的留洋博士胡適仍是最年輕的教授。 胡適第一次亮相並非在課堂上， 而是在這一年的開學典禮上。 胡適操著一口績溪普通話， 作了題為《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的演講， 中心意思是希望用現代大學的理念來改造中國的大學， 尤其是北京大學。
陳獨秀
胡適的首次亮相博得了滿堂彩，這個年輕教授以他儒雅的氣質、淵博的知識、縝密的邏輯征服了差不多年紀的學生。教完一年的課，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的講義也編印出來了，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增改擴充而成。1919年2月，這本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校長蔡元培親自為書作序，提出四大思想價值：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統與非正統的觀念，不以儒非墨，也不“獨尊儒術”，而是諸子平等，“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
很快，胡適就以歸國學者身份、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在《新青年》上理性而清晰的文章，成為新思潮的領袖。後來，余英時不無感慨地寫道：“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余英時還認為：“五四運動前夕，中國學術思想界尋求新突破的醞釀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境地，但是由於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顯得十分沉寂。胡適恰好在這個’關鍵性時刻‘打開了一個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許多人心中激蕩已久的問題和情緒得以宣洩而出。當時所謂的’新思潮‘便是這樣形成的。”
胡適與顧頡剛等人
陳獨秀
胡適的首次亮相博得了滿堂彩，這個年輕教授以他儒雅的氣質、淵博的知識、縝密的邏輯征服了差不多年紀的學生。教完一年的課，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的講義也編印出來了，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增改擴充而成。1919年2月，這本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校長蔡元培親自為書作序，提出四大思想價值：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統與非正統的觀念，不以儒非墨，也不“獨尊儒術”，而是諸子平等，“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
很快，胡適就以歸國學者身份、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在《新青年》上理性而清晰的文章，成為新思潮的領袖。後來，余英時不無感慨地寫道：“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余英時還認為：“五四運動前夕，中國學術思想界尋求新突破的醞釀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境地，但是由於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顯得十分沉寂。胡適恰好在這個’關鍵性時刻‘打開了一個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許多人心中激蕩已久的問題和情緒得以宣洩而出。當時所謂的’新思潮‘便是這樣形成的。”
胡適與顧頡剛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