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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鄧州 ”第【102】期原創文章
作者：笑熬漿糊
擁有幾千年厚重歷史的河南鄧州， 歷來地靈人傑，
姚雪垠， 現代小說家， 原名姚冠三， 1910年10月10日出生於豫西南鄧縣文渠鄉西部、刁河東岸姚營寨村（今屬九龍鎮）一個破落地主家庭；
姚雪垠， 由於家境窘困， 據說剛出生時， 母親準備將其塞尿罐溺亡， 幸為曾祖母所救；
姚雪垠， 成長在軍閥混戰的年代， 當時水災旱災不斷， 加之瘟疫侵擾， 老百姓無以為生， 為了保命老百姓或外出逃荒或鋌而走險， 土匪遍地， 據說他9歲那年， 土匪攻破姚營寨子， 姚家房屋和衣物都被燒光， 從此他隨父母逃到鄧縣城內居住；
姚雪垠，
據說， 姚雪垠1924年小學畢業後， 到信陽上中學。 那年冬天， 因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 學校不得不提前放假。 也就在回鄉途中， 姚雪垠與他二哥和其他兩名學生一起被一個叫李水沫的土匪隊伍作為“肉票”抓去。 不久英俊伶俐的姚雪垠被一個土匪小頭目認為義子， 在土匪窩裡的這段特別生活持續了100多天， 這種特殊經歷， 據說成為了姚雪垠後來自傳性小說《長夜》的基本素材。
此後四年多， 姚雪垠基本上失學在家。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 他閱讀了許多“五四”新文學作品， 也閱讀了一些俄國作家的小說， 點燃了他對新文學的興趣， 增強了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實的不滿（為了追求新的生活， 姚雪垠曾兩次到具有進步色彩的軍隊中去當兵）。
1929年夏， 考入河南大學法學院預科。 入學後不久， 即參加進步活動， 開始接觸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郭沫若等唯物史觀派的一些代表性論著， 立志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或文學家。 1931年暑假被學校當局以“思想錯誤， 言行荒謬”的罪名開除。 從此結束學生生活， 在北平等地以投稿、教書、編輯為生。
······
姚雪垠本身就是一本很厚的傳奇大書， 作為鄧州人的我， 瞻仰姚老故居的計畫， 是我很早就有的， 就在2017年11月12日那個週末， 終於成行。 與鄧州作協主席張天敏女士、花洲辦文化站負責人楊嫻聘女士一起， 我們一路出城向西， 在鄧州九龍鎮文化站王站長的帶領下， 經過一段七扭八拐的鄉間小道， 來到了姚老的出生地——現在的鄧州市九龍鎮姚營村。
和許多人一樣， 帶著仰慕之情而來， 帶著沾一沾靈氣的想法而來， 帶著好奇和某種滿滿的希望而來， 想來一睹到底是怎樣的一座仙地， 孕育了這樣一位文曲星······
可真的站在姚雪垠的故居前， 多少有點說不出來的感覺， 甚至有點懷疑， 這就是“文壇飛將”姚老的故居？
一座早已閒置的農家小院，自然無人打理，有點雜亂和荒蕪，殘損破舊的身軀展現著歲月的滄桑，那是一種荒涼的幽靜，院中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房檐下堆放的一磚一瓦一椽一檁，如今被踩踏、被冷落、被忽視，它們可都記載著沉封的過往，講述著那段逝去的不平凡歲月中的故事。
姚雪垠曾經居住過的三間低矮青磚灰瓦房，歷經風吹雨淋，已經有點傾斜，不大的兩扇木門緊閉著，院內厚厚的枯葉昭示著久無人來。緊挨三間正房的東側，可能是後人搭建的半坡小房子，可能是作為廚房的陪屋。大門也早已不復存在，院子裡到處是廢棄的垃圾，一些不知名的小草、雜樹隨意地吐著綠，園中一叢叫不上名字的黃花使得盡顯老態的院落陡增一抹難得的亮色，不知它是否預示著姚雪垠故居的保護將迎來屬於它的春天？不過那有亮有暗、有綠有枯、有高有低、有整有亂的小院子景象，何不是在詮釋著人生的不易？
好不誇張地說姚雪垠是姚營、鄧州近現代湧現出來的一位國家級傑出人物，他的精神，他的才華，他的意志，他的膽識，他的人生，無不令人著迷！無不令人崇拜！
讀過姚老文章的都知道姚老的小說從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種強悍的氣質。他在1929年發表的《強兒》中就刻劃了一種堅強的性格，30年代中期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寫到一些敢作敢為的人物。他發掘和表現強悍的美，把一批“強人”形象送進新文學的人物畫廊，可是眼前姚老的故居咋也看不出它強悍的一面，姚老的故居雖屬於那種“牆倒屋不塌”的磚瓦結構建築，在當初應該也算是高大上的，可目前在一圈不甚高大的民居包圍下，也已顯得低矮而寒磣，甚至有點搖搖欲墜的感覺。
姚老一生中不管是在風雨、坎坷、屈辱的逆境中，還是在春風、陽光、榮耀的日子裡，都始終“下苦功，抓今天”，哪還有暇顧得了身後故居的命運······
也許姚老太累了，太苦了。據姚老的後人姚海天在回憶文章中介紹，姚老晚年就常自稱是個苦命人，一年到頭，像坐牢一樣，把自己關在書房， 平時也很少和友人往來、探訪、應酬，也很少涉入小圈子的無謂恩怨、是非和紛爭，更厭惡小圈子的拉幫結派，互相吹捧，他獨往獨來，自由自在。難怪曾被丁玲戲稱為“獨立大隊”。
可是1985那一年，姚老卻被動地捲入了一場是非紛爭，毫無準備地參與了一場文學論爭，一場由時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劉再複發表的《論文學的主體性》引起的論爭，一場姚老經不住別人的再三懇求而匆忙上陣的論爭，一場很傷神的論爭，當時，姚老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可鄧州人獨特的倔脾氣爆發了，他最初以一股英雄豪情和頑強的鬥志投入了這場論戰，但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最後竟然慘遭失敗，而且“敗得一塌糊塗”，作為一位有威望的老作家，這是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過去文化專制下大一統的局面被打破了，初步形成了人們多年來所期盼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可是，姚老對現實卻出現了嚴重誤判，姚老將這樣的狀況視為“混亂”，難免不讓經過“文革”時代飽受文化專制之苦的人們極為反感。
正是由於姚雪垠對於現實的誤判導致他的批評讓人產生誤解，這樣，當青年理論家劉再複批評姚雪垠的《李自成》是極左政治的產物，甚至不負責任地將《李自成》下結論“一卷不如一卷，一卷比一卷粗糙，愈寫愈差”時，人們也很容易聯想到他的“混亂”論，自然也就認同了，最終竟被劉再複批得落花流水。
當然姚、劉這宗“文壇公案”，姚老等到的不是反批評，而是不講道理、不顧事實、超越理論爭鳴範圍的圍剿。有些批評言論之過頭、缺德，實為近現代文學史上所罕見。據說面對當時“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情勢，姚老一度準備訴諸法律，不過姚老最終又以自己的自信和理智主動止息了這場筆戰。
從許建輝所寫的《姚雪垠傳》來看，姚雪垠在他的一生中與政治基本上是若即若離，實際自20世紀中國的大學誕生以來，各種政治就一直在大學的校園裡遊蕩，在大學師生的胸中激蕩，特別是風起雲湧的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大學校園更是不斷掀起政治風暴。早在河南大學讀預科時，他就開始接觸政治，當然，姚雪垠將大部分精力還是用在了史學學習和研究上，將主要時間還是用在了文學閱讀和創作之上，但是他又不時地被窗外的政治所吸引。
據說那時他非常積極地參加遊行，發表演講，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幾乎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為此他被懷疑是共產黨，遭到了國民黨西北軍的逮捕，由於得到軍隊中河南老鄉的幫助，姚雪垠才轉危為安，後又由辛亥革命老人的保釋，姚雪垠最終脫離了危險。（後來這位保釋他的叫王庚先的老人又將女兒嫁給了姚雪垠，該故事不在此贅述）
獲得保釋以後，姚雪垠又回到了河南大學繼續讀書，然而由於他“不肯放棄對理想的追求”，又被確定為“危險人物”，遭到了學校的開除。與此同時，國民黨又準備逮捕他，姚雪垠不得不開始逃亡生涯。
隨後，姚雪垠來到北平求學與謀生。在北平，他將大部分精力花在了讀書和文學創作上來，先後發表了《七月的夜》、《援兵》、《生死路》、《雕堡風波》等一系列頗具影響的小說。這些小說能從現實生活出發，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中民眾的苦難，表現了作家對勞苦大眾的深切理解與同情，因而頗受讀者的歡迎。
抗戰全面爆發以後，姚雪垠經過一番漂泊奔波，又回到了開封。在這裡，姚雪垠和朋友一道創辦刊物《風雨》，宣傳抗日。隨後他創作了著名小說《差半車麥秸》。小說因成功地塑造了抗日遊擊隊員形象而得到了許多作家、評論家的肯定。繼《差半車麥秸》之後，姚雪垠又相繼發表了《春暖花開的時候》、《牛全德與紅蘿蔔》、《戎馬戀》等優秀作品。這些作品進一步奠定了姚雪垠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姚雪垠的創作之路實際並不順利，曾被懷疑過，被嫉妒過，被批評過，不過，命運並沒有扼殺姚雪垠，1956年他發表的散文《惠泉吃茶記》，令他的命運出現了轉機。他的這篇文章被國家最高領導人看到了，而且得到了最高領導人的賞識與肯定。但是好景不長，在隨後到來的反右運動中，姚雪垠遭到了全面批判，隨即就被打成了“極右派”。
逆境之中，姚雪垠受歷史上司馬遷寫作《史記》的啟發，他開始著手長篇小說《李自成》的創作，希望以此填補新中國成立後長篇歷史小說創作的空白。到了1961年，《李自成》第一卷完稿，幾經周折，終於在1963年問世，由於他嚴謹的創作態度，扎實的史學功底與深厚的文學造詣，小說第一部獲得了巨大成功，在那文化比較荒蕪的時代深受讀者歡迎，一下子就印了幾十萬冊，一時洛陽紙貴。
1957年開始，直至他逝世前的1999年，43年癡心不改，用盡了他一生的精力，來創作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直到去世，他計畫中的長篇巨著也未完成）。
對於一個農家孩子，只上過幾年小學，讀中學時又失學，憑著滿腔的熱情和堅韌的信念，甚至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也永遠沒有動搖他心中的文學夢。尤其是兩代國家領導人都很關注他的創作，甚至最高領導人還專門批示要求支持他完成《李自成》寫作，這在文學史上也並不多見。
國家最高領導人批准他將《李自成》寫完，對姚雪垠來說是極大的恩惠，可是，作為知識份子和作家的姚雪垠也許被這種恩惠蒙住了眼睛——他根本沒有思考為什麼寫作《李自成》這樣一部與當時意識形態並不發生衝突的歷史小說在當時居然還需要最高領袖的恩准，居然需要庇護？為什麼當時那些看不慣他的人可以隨心所欲地肆意批鬥他，懲罰他，侮辱他？為什麼創作一些作品竟然要轉入地下？
如果說他只是專心創作《李自成》倒也罷了，可是他卻對政治懷有濃厚的興趣；當然，對政治產生興趣也不算錯，遺憾的是他並不十分瞭解政治；不瞭解只要及時思考研究也可改變，可是他顯然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問題缺乏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總是憑藉文化專制時代留下的思想意識看待現實，自然出現了對於現實的嚴重誤判，這樣他不可避免地一下子就在那場“文壇公案”中被劉再複所擊敗。
其實，他的失敗的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沒有弄明白，在當時自己的思想觀念和意見觀點為什麼得不到大多數人特別是中青年人的理解和支持，他不得不退回到內心，“只跟古人為伍”（姚雪垠語），這其中充滿了無法言說的悲涼感。
具有傳奇人生的姚老，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恐怕不是那麼容易說清的。
不過，有人曾這樣評價姚老——“一個真誠、正直的人”、“一個倔強的人”、“一個刀架脖子，寧折不彎的人”、“一個有獨立人格，獨立思想，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的人”、“一個有正義感、是非感、愛恨分明、剛直不阿、錚錚傲骨的人”、“一個透亮的人，一個一旦認准真理就九牛拉不回的人”、“一個心胸極其廣闊，對真理對人民事業執著追求的人”、“一個心底坦蕩、光明磊落、口無遮攔、不隱私、不藏奸，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絕不藏著、掖著的人” 。
姚雪垠的精神世界就像他的名字一樣“瑞雪如垠”，具有冰清玉潔的美好品質！姚雪垠這種不畏權、不阿貴、不諛富，寧折不彎、特立獨行的性格，伴隨他一生。這讓他吃盡了苦頭，也給他帶來了成功！
（姚雪垠油畫像）
姚雪垠自己在《我的前半生》中曾這樣寫道：“假若你向我的老朋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姚雪垠的性格特點是什麼？你准會得到各種不同的回答，甚至是毀譽各異。假若問我自己，我會告訴你，我的性格有各種弱點和毛病，但有一個重要的特點，使我在一生中能夠屢經挫折而不曾消沉和倒下。我的這個十分重要的性格特點是：非常堅強的事業心和永不消沉的進取心。”
姚老一生收穫的不僅是豐碩的文學作品，收穫的是汗水，是滄桑，是辛勞，也更是一種精神。
怪不得劇壇泰斗曹禺和著名老文藝理論家林默涵代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聯名發出的賀信中曾這樣說，“姚雪垠先生對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卓越貢獻和高度社會責任感，將作一代楷模為人敬仰。”
在姚雪垠百年誕辰時，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緬懷了姚雪垠的人生歷程後也深情地說過，“我們紀念姚雪垠先生，不僅因為他的文學成就，而且因為他為取得這些成就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姚雪垠先生高尚的人品、文品，將永遠被文學界銘記，成為激勵後人奮發向上不斷進取的動力與楷模。”
（1985年姚老回到舊居一幕）
如今雖然在鄧州花洲書院建有姚雪垠文學館，但姚老出生成長的故居，所代表的意義所蘊藏的價值肯定是其它地方無法比擬的。不知姚雪垠故居的保護和開發，能否被相關部門提上日程，能否打造成鄧州另一張頗有影響力的新文化名片，讓後人更多瞭解、學習、敬仰這位“文壇飛將”。
補充資料——
鄧州市在花洲書院建有姚雪垠文學館
姚雪垠文學館前門匾額“姚雪垠文學館”為當代文學家周而複親書。正房匾額“文壇飛將”為當代文學巨匠茅盾書寫。楹聯為當代書法家張志和撰書：“瑞雪無垠，得晴日自成氣象；姚黃有約，與桃李共沐春風”。西廂房楹聯為著名作家魏巍撰書：“名滿千載傳後世，文星百代照南陽”。東廂房楹聯為當代文豪、原新華社社長穆青撰書：“筆底風雷傳闖史，胸中浩氣貫嵩雲”。此院楹聯匾額組成了極高品位的書院楹聯文化。
正房陳列著姚雪垠生前的生活、工作用品，及其主要獲獎證章；西廂房布展著姚雪垠70年的艱苦創作歷程，分四部分：情系故鄉，追求光明，投身民族解放洪流，風雨歲月。東廂房布展著姚雪垠的文學藝術成就，分四部分：文壇交往，享譽中外，緬懷與紀念，大家評說。
作者“笑熬漿糊”在姚雪垠故居前
一座早已閒置的農家小院，自然無人打理，有點雜亂和荒蕪，殘損破舊的身軀展現著歲月的滄桑，那是一種荒涼的幽靜，院中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房檐下堆放的一磚一瓦一椽一檁，如今被踩踏、被冷落、被忽視，它們可都記載著沉封的過往，講述著那段逝去的不平凡歲月中的故事。
姚雪垠曾經居住過的三間低矮青磚灰瓦房，歷經風吹雨淋，已經有點傾斜，不大的兩扇木門緊閉著，院內厚厚的枯葉昭示著久無人來。緊挨三間正房的東側，可能是後人搭建的半坡小房子，可能是作為廚房的陪屋。大門也早已不復存在，院子裡到處是廢棄的垃圾，一些不知名的小草、雜樹隨意地吐著綠，園中一叢叫不上名字的黃花使得盡顯老態的院落陡增一抹難得的亮色，不知它是否預示著姚雪垠故居的保護將迎來屬於它的春天？不過那有亮有暗、有綠有枯、有高有低、有整有亂的小院子景象，何不是在詮釋著人生的不易？
好不誇張地說姚雪垠是姚營、鄧州近現代湧現出來的一位國家級傑出人物，他的精神，他的才華，他的意志，他的膽識，他的人生，無不令人著迷！無不令人崇拜！
讀過姚老文章的都知道姚老的小說從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種強悍的氣質。他在1929年發表的《強兒》中就刻劃了一種堅強的性格，30年代中期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寫到一些敢作敢為的人物。他發掘和表現強悍的美，把一批“強人”形象送進新文學的人物畫廊，可是眼前姚老的故居咋也看不出它強悍的一面，姚老的故居雖屬於那種“牆倒屋不塌”的磚瓦結構建築，在當初應該也算是高大上的，可目前在一圈不甚高大的民居包圍下，也已顯得低矮而寒磣，甚至有點搖搖欲墜的感覺。
姚老一生中不管是在風雨、坎坷、屈辱的逆境中，還是在春風、陽光、榮耀的日子裡，都始終“下苦功，抓今天”，哪還有暇顧得了身後故居的命運······
也許姚老太累了，太苦了。據姚老的後人姚海天在回憶文章中介紹，姚老晚年就常自稱是個苦命人，一年到頭，像坐牢一樣，把自己關在書房， 平時也很少和友人往來、探訪、應酬，也很少涉入小圈子的無謂恩怨、是非和紛爭，更厭惡小圈子的拉幫結派，互相吹捧，他獨往獨來，自由自在。難怪曾被丁玲戲稱為“獨立大隊”。
可是1985那一年，姚老卻被動地捲入了一場是非紛爭，毫無準備地參與了一場文學論爭，一場由時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劉再複發表的《論文學的主體性》引起的論爭，一場姚老經不住別人的再三懇求而匆忙上陣的論爭，一場很傷神的論爭，當時，姚老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可鄧州人獨特的倔脾氣爆發了，他最初以一股英雄豪情和頑強的鬥志投入了這場論戰，但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最後竟然慘遭失敗，而且“敗得一塌糊塗”，作為一位有威望的老作家，這是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過去文化專制下大一統的局面被打破了，初步形成了人們多年來所期盼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可是，姚老對現實卻出現了嚴重誤判，姚老將這樣的狀況視為“混亂”，難免不讓經過“文革”時代飽受文化專制之苦的人們極為反感。
正是由於姚雪垠對於現實的誤判導致他的批評讓人產生誤解，這樣，當青年理論家劉再複批評姚雪垠的《李自成》是極左政治的產物，甚至不負責任地將《李自成》下結論“一卷不如一卷，一卷比一卷粗糙，愈寫愈差”時，人們也很容易聯想到他的“混亂”論，自然也就認同了，最終竟被劉再複批得落花流水。
當然姚、劉這宗“文壇公案”，姚老等到的不是反批評，而是不講道理、不顧事實、超越理論爭鳴範圍的圍剿。有些批評言論之過頭、缺德，實為近現代文學史上所罕見。據說面對當時“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情勢，姚老一度準備訴諸法律，不過姚老最終又以自己的自信和理智主動止息了這場筆戰。
從許建輝所寫的《姚雪垠傳》來看，姚雪垠在他的一生中與政治基本上是若即若離，實際自20世紀中國的大學誕生以來，各種政治就一直在大學的校園裡遊蕩，在大學師生的胸中激蕩，特別是風起雲湧的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大學校園更是不斷掀起政治風暴。早在河南大學讀預科時，他就開始接觸政治，當然，姚雪垠將大部分精力還是用在了史學學習和研究上，將主要時間還是用在了文學閱讀和創作之上，但是他又不時地被窗外的政治所吸引。
據說那時他非常積極地參加遊行，發表演講，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幾乎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為此他被懷疑是共產黨，遭到了國民黨西北軍的逮捕，由於得到軍隊中河南老鄉的幫助，姚雪垠才轉危為安，後又由辛亥革命老人的保釋，姚雪垠最終脫離了危險。（後來這位保釋他的叫王庚先的老人又將女兒嫁給了姚雪垠，該故事不在此贅述）
獲得保釋以後，姚雪垠又回到了河南大學繼續讀書，然而由於他“不肯放棄對理想的追求”，又被確定為“危險人物”，遭到了學校的開除。與此同時，國民黨又準備逮捕他，姚雪垠不得不開始逃亡生涯。
隨後，姚雪垠來到北平求學與謀生。在北平，他將大部分精力花在了讀書和文學創作上來，先後發表了《七月的夜》、《援兵》、《生死路》、《雕堡風波》等一系列頗具影響的小說。這些小說能從現實生活出發，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中民眾的苦難，表現了作家對勞苦大眾的深切理解與同情，因而頗受讀者的歡迎。
抗戰全面爆發以後，姚雪垠經過一番漂泊奔波，又回到了開封。在這裡，姚雪垠和朋友一道創辦刊物《風雨》，宣傳抗日。隨後他創作了著名小說《差半車麥秸》。小說因成功地塑造了抗日遊擊隊員形象而得到了許多作家、評論家的肯定。繼《差半車麥秸》之後，姚雪垠又相繼發表了《春暖花開的時候》、《牛全德與紅蘿蔔》、《戎馬戀》等優秀作品。這些作品進一步奠定了姚雪垠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姚雪垠的創作之路實際並不順利，曾被懷疑過，被嫉妒過，被批評過，不過，命運並沒有扼殺姚雪垠，1956年他發表的散文《惠泉吃茶記》，令他的命運出現了轉機。他的這篇文章被國家最高領導人看到了，而且得到了最高領導人的賞識與肯定。但是好景不長，在隨後到來的反右運動中，姚雪垠遭到了全面批判，隨即就被打成了“極右派”。
逆境之中，姚雪垠受歷史上司馬遷寫作《史記》的啟發，他開始著手長篇小說《李自成》的創作，希望以此填補新中國成立後長篇歷史小說創作的空白。到了1961年，《李自成》第一卷完稿，幾經周折，終於在1963年問世，由於他嚴謹的創作態度，扎實的史學功底與深厚的文學造詣，小說第一部獲得了巨大成功，在那文化比較荒蕪的時代深受讀者歡迎，一下子就印了幾十萬冊，一時洛陽紙貴。
1957年開始，直至他逝世前的1999年，43年癡心不改，用盡了他一生的精力，來創作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直到去世，他計畫中的長篇巨著也未完成）。
對於一個農家孩子，只上過幾年小學，讀中學時又失學，憑著滿腔的熱情和堅韌的信念，甚至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也永遠沒有動搖他心中的文學夢。尤其是兩代國家領導人都很關注他的創作，甚至最高領導人還專門批示要求支持他完成《李自成》寫作，這在文學史上也並不多見。
國家最高領導人批准他將《李自成》寫完，對姚雪垠來說是極大的恩惠，可是，作為知識份子和作家的姚雪垠也許被這種恩惠蒙住了眼睛——他根本沒有思考為什麼寫作《李自成》這樣一部與當時意識形態並不發生衝突的歷史小說在當時居然還需要最高領袖的恩准，居然需要庇護？為什麼當時那些看不慣他的人可以隨心所欲地肆意批鬥他，懲罰他，侮辱他？為什麼創作一些作品竟然要轉入地下？
如果說他只是專心創作《李自成》倒也罷了，可是他卻對政治懷有濃厚的興趣；當然，對政治產生興趣也不算錯，遺憾的是他並不十分瞭解政治；不瞭解只要及時思考研究也可改變，可是他顯然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問題缺乏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總是憑藉文化專制時代留下的思想意識看待現實，自然出現了對於現實的嚴重誤判，這樣他不可避免地一下子就在那場“文壇公案”中被劉再複所擊敗。
其實，他的失敗的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沒有弄明白，在當時自己的思想觀念和意見觀點為什麼得不到大多數人特別是中青年人的理解和支持，他不得不退回到內心，“只跟古人為伍”（姚雪垠語），這其中充滿了無法言說的悲涼感。
具有傳奇人生的姚老，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恐怕不是那麼容易說清的。
不過，有人曾這樣評價姚老——“一個真誠、正直的人”、“一個倔強的人”、“一個刀架脖子，寧折不彎的人”、“一個有獨立人格，獨立思想，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的人”、“一個有正義感、是非感、愛恨分明、剛直不阿、錚錚傲骨的人”、“一個透亮的人，一個一旦認准真理就九牛拉不回的人”、“一個心胸極其廣闊，對真理對人民事業執著追求的人”、“一個心底坦蕩、光明磊落、口無遮攔、不隱私、不藏奸，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絕不藏著、掖著的人” 。
姚雪垠的精神世界就像他的名字一樣“瑞雪如垠”，具有冰清玉潔的美好品質！姚雪垠這種不畏權、不阿貴、不諛富，寧折不彎、特立獨行的性格，伴隨他一生。這讓他吃盡了苦頭，也給他帶來了成功！
（姚雪垠油畫像）
姚雪垠自己在《我的前半生》中曾這樣寫道：“假若你向我的老朋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姚雪垠的性格特點是什麼？你准會得到各種不同的回答，甚至是毀譽各異。假若問我自己，我會告訴你，我的性格有各種弱點和毛病，但有一個重要的特點，使我在一生中能夠屢經挫折而不曾消沉和倒下。我的這個十分重要的性格特點是：非常堅強的事業心和永不消沉的進取心。”
姚老一生收穫的不僅是豐碩的文學作品，收穫的是汗水，是滄桑，是辛勞，也更是一種精神。
怪不得劇壇泰斗曹禺和著名老文藝理論家林默涵代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聯名發出的賀信中曾這樣說，“姚雪垠先生對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卓越貢獻和高度社會責任感，將作一代楷模為人敬仰。”
在姚雪垠百年誕辰時，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緬懷了姚雪垠的人生歷程後也深情地說過，“我們紀念姚雪垠先生，不僅因為他的文學成就，而且因為他為取得這些成就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姚雪垠先生高尚的人品、文品，將永遠被文學界銘記，成為激勵後人奮發向上不斷進取的動力與楷模。”
（1985年姚老回到舊居一幕）
如今雖然在鄧州花洲書院建有姚雪垠文學館，但姚老出生成長的故居，所代表的意義所蘊藏的價值肯定是其它地方無法比擬的。不知姚雪垠故居的保護和開發，能否被相關部門提上日程，能否打造成鄧州另一張頗有影響力的新文化名片，讓後人更多瞭解、學習、敬仰這位“文壇飛將”。
補充資料——
鄧州市在花洲書院建有姚雪垠文學館
姚雪垠文學館前門匾額“姚雪垠文學館”為當代文學家周而複親書。正房匾額“文壇飛將”為當代文學巨匠茅盾書寫。楹聯為當代書法家張志和撰書：“瑞雪無垠，得晴日自成氣象；姚黃有約，與桃李共沐春風”。西廂房楹聯為著名作家魏巍撰書：“名滿千載傳後世，文星百代照南陽”。東廂房楹聯為當代文豪、原新華社社長穆青撰書：“筆底風雷傳闖史，胸中浩氣貫嵩雲”。此院楹聯匾額組成了極高品位的書院楹聯文化。
正房陳列著姚雪垠生前的生活、工作用品，及其主要獲獎證章；西廂房布展著姚雪垠70年的艱苦創作歷程，分四部分：情系故鄉，追求光明，投身民族解放洪流，風雨歲月。東廂房布展著姚雪垠的文學藝術成就，分四部分：文壇交往，享譽中外，緬懷與紀念，大家評說。
作者“笑熬漿糊”在姚雪垠故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