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來訪者的“負移情”？

一個悶熱的下午， 安潔在沒有預約的情況下直接來訪。 一年多來， 她沉溺於離婚的陰影和童年的痛苦經歷之中無法自拔， 也無心工作， 靠低保和父母接濟生活。 雖然迫切希望自己能夠忘記過去、快樂生活， 也多次輾轉於各醫院的心理門診， 但她的問題卻始終得不到解決。

一坐下， 安潔就非常激動地向我講述了她受到的傷害：小時候在父母的“戰爭”中度過， 還經常遭到他們的苛責、打罵；工作後始終遭受不公平待遇；前夫的暴力讓她的心身傷痕累累；現在又常和父母鬧得不可開交。

在她的講述中，

我發現已經30多歲的安潔在心理和行為上都顯得很不成熟。 結婚前依賴父母， 結婚後依賴丈夫， 離婚後因為沒有了可以依賴的物件， 所以她始終在用合理化的痛苦逃避責任和壓力。 而且隨著諮詢的深入， 安潔表現出明顯的阻抗——只是不停地向我傾訴痛苦和不滿， 似乎並不像她說的那樣急於解決問題。

為了促進安潔思考， 諮詢結束時我留給她一個問題：“我想你可能還需要些時間準備， 是要自己承擔起生活的責任， 真的面對和解決這個問題， 還是選擇繼續以現在的方式生活?”就這樣， 我們的談話在安潔的沉思中結束了。

憤怒的來訪者

沒想到第二天一早， 我就接到了她的電話。 電話裡的她， 聽起來非常憤怒:“你是什麼心理醫生！我做了心理諮詢， 心情不但沒有好起來， 反而更糟糕了！你為什麼一點兒都不同情我……”

說實話， 接到電話的那一刻， 我有點兒懵。 做心理諮詢工作以來， 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 安潔的語速非常快， 我幾乎沒有解釋的機會。 我作了個深呼吸，

讓自己儘量保持鎮靜。 可是， 聽著聽著， 安潔的話也越來越熟悉， 那些話語， 不正是她在諮詢時的不斷抱怨嗎？她仍然十分堅定地認為， 那些傷害過她的人——父母、前夫等等應該為她的現狀負責， 而不是她自己。

十幾分鐘後， 安潔的情緒終於平靜了一些， 她說“我找你做心理諮詢， 可你反倒讓我更難受。 我心裡不痛快就一定要說出來， 不然會受不了的！”

“現在感覺好些了嗎?”我問安潔。

“好多了！”她的語氣， 像極了一個孩子， 把自己的憤怒痛快地發洩在了父母身上， 絲毫不覺得自己在傷害對方。

我盡力用平靜的語氣對安潔說:“我能理解你此刻的心情， 也相信你並不是想要故意傷害我， 你只是希望我對你的情緒負責， 但你這樣說我也會感到不舒服。

而且你的經歷也表明，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為你的生活負責， 你說呢？”我們的談話又一次在安潔的沉思中結束了。

她為什麼會對我產生“負移情”?

儘管覺察到安潔對我產生了負移情——我擾動了她的內心， 她想依賴我、希望我為她負責的願望沒有實現， 但有一種感覺告訴我， 負移情的背後， 還有我沒有洞察到的原因。

負移情通常是來訪者感覺到諮詢師像自己不喜歡的某個人， 把對某人的感情投射到諮詢師身上， 從而產生消極的情緒體驗。 那麼， 在我身上， 是什麼讓安潔憤怒?

回顧了諮詢的整個過程， 反思和分析了自己的表現， 我終於發現了問題所在：其實， 安潔並不是不清楚該作怎樣的選擇， 而是她在潛意識裡已經作出了選擇，

她是用這種孩童式的行為模式來逃避責任和壓力。 因為無法再變回一個孩子， 她需要讓自己變成一個“受害者”,“理所當然”地因為心理問題而無法工作， 必須依賴別人生活。 但一個已經成年的人依賴別人、逃避責任、用孩子式的方式生活， 這樣的選擇不管是安潔本人， 還是她身邊的其他人， 都是無法接納的， 是被視為不正確、不允許的。 這讓安潔的內心充滿矛盾， 而她身邊所有的人恰恰都在做同樣的事——逼迫她放棄這個“不正確”的選擇， 這無形中又加劇了她的內心衝突。 所以她才要一再表現出急切地想解決問題的虛假表像， 來讓自己內心平衡， 並以此向周圍人證明:“不是我不想獨立地生活， 而是因為我的心理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一個有心理問題、如此痛苦的人怎麼可能像你們那樣工作、生活?”她希望通過心理諮詢實現的，是自己的選擇能夠被接納和支援，內心得到暫時的平靜。

與其說安潔一直在解決問題，不如說她一直都在製造問題，而我們價值觀念裡根深蒂固“維護正確”的信念，無疑助長了她的心理問題。

在諮詢過程中，雖然我看似是站在一個中立的立場上引導她思考和作出選擇，但實際上從一開始，我就已經有了“應該引導她像我們一樣積極生活”的“正確”想法，所以，我的言談舉止一定會傳達出這樣的資訊：安潔，你需要承擔責任和壓力，像個成年人那樣積極地生活！這不正是安潔身邊的人都在做的事嗎？只不過我的方式比他們的委婉一些罷了。這正是安潔對我產生負移情、充滿憤怒的真正原因。

保持中立,不為“正確”服務

通過這件事，我突然有了一種頓悟，我以及我身邊的絕大多數人，經常在用一種“正確”的方式，努力去達到一個“正確”的結果。對於安潔，我認為引導她像我們一樣積極地生活才是“正確”的做法。如果讓我接納她的“不正確”選擇，我會感到焦慮和恐慌。之所以這樣，是我的價值觀念裡對“不正確”的排斥，以及潛意識裡對它的恐懼。

雖然我不能像安潔期望的那樣一味地同情她、支持她的選擇，但如果我不被“正確”所束縛，真正接納她的選擇，並引領她也接納自己的選擇，化解內心衝突，一定會為安潔提供一個自我成長的契機，給她的生活帶來積極的變化。

作為心理諮詢師，我們都很清楚價值中立的原則，但在諮詢過程中要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價值中立，實際上很難。因為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已經被種下了無數並不中立的價值觀念，這些已有的觀念會在潛意識中影響我們的行為和對事物的判斷。在心理諮詢的過程中，它們會干擾我們對問題的判斷以及與來訪者的互動。這些價值觀念，是需要我們在諮詢實踐和自我成長的過程中不斷覺察、轉化的。

我很慶倖自己遇到了安潔，正因為她的不成熟和依賴，讓她沒有像其他來訪者那樣顧慮我的“面子”，讓我在她這面鏡子裡清晰地照見了自己。這個過程雖然很痛，但經過安潔的打磨，我這面鏡子將變得更光滑、清晰一些，我的心理諮詢師之路也將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而是因為我的心理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一個有心理問題、如此痛苦的人怎麼可能像你們那樣工作、生活?”她希望通過心理諮詢實現的，是自己的選擇能夠被接納和支援，內心得到暫時的平靜。

與其說安潔一直在解決問題，不如說她一直都在製造問題，而我們價值觀念裡根深蒂固“維護正確”的信念，無疑助長了她的心理問題。

在諮詢過程中，雖然我看似是站在一個中立的立場上引導她思考和作出選擇，但實際上從一開始，我就已經有了“應該引導她像我們一樣積極生活”的“正確”想法，所以，我的言談舉止一定會傳達出這樣的資訊：安潔，你需要承擔責任和壓力，像個成年人那樣積極地生活！這不正是安潔身邊的人都在做的事嗎？只不過我的方式比他們的委婉一些罷了。這正是安潔對我產生負移情、充滿憤怒的真正原因。

保持中立,不為“正確”服務

通過這件事，我突然有了一種頓悟，我以及我身邊的絕大多數人，經常在用一種“正確”的方式，努力去達到一個“正確”的結果。對於安潔，我認為引導她像我們一樣積極地生活才是“正確”的做法。如果讓我接納她的“不正確”選擇，我會感到焦慮和恐慌。之所以這樣，是我的價值觀念裡對“不正確”的排斥，以及潛意識裡對它的恐懼。

雖然我不能像安潔期望的那樣一味地同情她、支持她的選擇，但如果我不被“正確”所束縛，真正接納她的選擇，並引領她也接納自己的選擇，化解內心衝突，一定會為安潔提供一個自我成長的契機，給她的生活帶來積極的變化。

作為心理諮詢師，我們都很清楚價值中立的原則，但在諮詢過程中要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價值中立，實際上很難。因為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已經被種下了無數並不中立的價值觀念，這些已有的觀念會在潛意識中影響我們的行為和對事物的判斷。在心理諮詢的過程中，它們會干擾我們對問題的判斷以及與來訪者的互動。這些價值觀念，是需要我們在諮詢實踐和自我成長的過程中不斷覺察、轉化的。

我很慶倖自己遇到了安潔，正因為她的不成熟和依賴，讓她沒有像其他來訪者那樣顧慮我的“面子”，讓我在她這面鏡子裡清晰地照見了自己。這個過程雖然很痛，但經過安潔的打磨，我這面鏡子將變得更光滑、清晰一些，我的心理諮詢師之路也將邁上一個新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