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禪宗？

禪宗是中國思想與印度思想碰撞之後的產物之一， 是西元1世紀時通過佛教教義這一媒介傳入中國的。 來到中國之後， 其形式中一些佛教方面的思想並沒有受到當時人們的熱忱歡迎。

例如， 它提倡漂泊不定的生活， 它的超驗主義， 以及出世和否認生命的傾向等。 但同時， 它的深奧哲學， 它的奧妙的辯證法， 它的鞭辟入裡的分析和思索， 還是激發了中國的思想家們， 尤其是道教思想家的興趣。

與印度人相比較， 中國人不是很有哲學頭腦。 他們更注重實際， 致力於世俗事務；他們依附於土地， 他們不是空想家。 中國思想雖然深受印度式思想的激發， 但它從未失去與大多數事物的接觸， 也從未忽視日常生活中實踐性的一面。 這種國家性的或民族性的精神習性， 使得印度佛教轉變成為了禪宗佛教。

初唐時期， 即8世紀時， 禪宗作為佛教形態之一得以在中國發展起來，

但其真正的開端則是6世紀初由南印度來到中國的菩提達摩發起的。 禪宗的教義與大乘佛教的一般教義並無二致。 當然， 其宣教場所亦與普通佛教相同。 但是， 無論是印度、中亞還是中國， 禪宗的目的都是要去除因發展而堆積在創建者教義周圍的一切表面的見解， 而宣揚佛陀自身的根本精神。 這些“表面的見解”是禮儀性的、教典式的， 甚至可以說是源于民族心理的特殊性的東西；而禪宗則是要直接看清佛陀的精神。

那麼， 這種精神是什麼呢？佛教的真髓又是什麼呢？那就是“般若”（智慧）與“大悲”。 般若可解釋為“超越的智慧”， 大悲可解釋為“仁愛”或者“憐憫之心”。 通過般若， 人可以超越事物表像而看清其實質。

因此， 獲得般若， 我們則可以洞徹生命與世界的根本性意義， 而不會因個人私欲和苦痛而煩惱。 大悲在此時則自由發揮作用。 也就是說“仁愛”可以不受個人私欲的羈絆而恩澤萬物。 佛教認為， 仁愛甚至可以沐浴無生命之物， 相信一切存在皆為現在的生存狀態， 無論處於何種形態， 仁愛一旦滲透進它們， 成佛終將為定數。

禪宗就是要喚醒被“無明”和“業”之密雲所包圍而沉睡於我們心中的般若。 “無明”和“業”緣起於無條件地屈服理智， 而禪宗則反對這種狀態。 理智的作用訴諸理論和語言， 而禪宗是蔑視理論的。 禪在必須表現自身時， 是處於無言狀態的。 知識的價值是在把握事物的真髓之後才能夠理解的， 而禪在喚醒我們的大智慧（般若）之際，

是以與普通認識過程相反的特別方法來鍛煉我們的精神的。

禪宗在中國首先完成的一件事就是， 一旦獲得力量， 並強壯到足以使自己站立起來時， 它將建立一個特殊的、不同于以往的修道制度。 禪院成為一個自治的主體， 這個主體被分為了許多部門， 每一個部門擁有它自己服務于社區的辦事處。 這個機構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完全的民主原則。 長者自然受到尊重， 所有成員平等地從事體力勞動， 例如：收集柴火、耕種土地、採摘茶葉。 甚至連大師自己也參與這些勞動， 在與他的徒弟們一起勞動時， 引導他們正確地去理解禪。

這種生活方式將禪院與早期印度佛教的僧伽兄弟會明顯地區分開來。

禪僧們不僅民主， 而且願意投入到一切生活實踐活動當中， 因此也就具備了經濟的和政治的頭腦。

在形而上學方面， 禪宗吸收了很多經佛教思想修飾過的道教教義；但在其生活實踐活動中， 它完全無視道教的先驗論和印度佛教對實踐生活的疏遠。 當禪師被問到將來的生活會是什麼樣時， 他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讓我成為一頭驢或一匹馬， 為村民們服務吧。 ”

禪宗擺脫了陳舊的僧侶修行方式——無論是基督教、佛教還是其他任何宗教的。 禪僧既不總是忙於禱告和懺悔， 或履行其他所謂的虔誠事蹟， 也不閱讀或背誦典籍、討論其內容， 或在禪師門下進行單獨的或集體的學習。 除了參與各種體力的、卑賤的實踐性事務， 禪僧所做的就是聽禪師的偶爾說教，這些說教短而神秘，往往是提出問題並獲得答案。然而，答案相當離奇且難以理解，而且總是伴隨著直接行動。

引用這樣一個例子——可能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儘管它沒有發生在禪師和僧侶之間，而是發生在僧侶自身之間，但它能夠說明，在其早期，即接近唐朝末期時所流行的禪宗精神。一個禪僧，來自臨濟門下的寺院，遇見屬於另一寺院的三個結隊遊歷的僧侶，其中一個大膽的僧侶向禪僧問道：“禪河有多深？”由於他們是在一座橋上不期而遇而提及禪河的，而且那個禪僧剛剛完成他與臨濟的問答，臨濟因訴諸直接行動而不訴諸語言解釋而聞名。於是，禪僧說：“你自己去找答案吧。”接著，欲將那個大膽提問的僧侶扔下橋。幸運的是，他的兩個朋友代為求情，請求禪僧寬容，才挽回了局面。

禪並不是必須無視語言，而只是充分意識到，它們總是容易使自己脫離現實，沉溺於概念當中；而這種概念化正是禪所反對的。剛才引用的禪僧的故事可能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這體現了禪宗的精神。禪堅持親身處理事情，而不是依靠一個空洞的抽象概念。出於這個原因，禪無視閱讀和吟誦佛經，忽略對抽象主題的談論。就廣泛意義來講，這是禪吸引喜歡實際行動者的一個原因。通過他們的實踐思想，中國人對禪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從一定程度上來講，日本人也是如此。

禪僧所做的就是聽禪師的偶爾說教，這些說教短而神秘，往往是提出問題並獲得答案。然而，答案相當離奇且難以理解，而且總是伴隨著直接行動。

引用這樣一個例子——可能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儘管它沒有發生在禪師和僧侶之間，而是發生在僧侶自身之間，但它能夠說明，在其早期，即接近唐朝末期時所流行的禪宗精神。一個禪僧，來自臨濟門下的寺院，遇見屬於另一寺院的三個結隊遊歷的僧侶，其中一個大膽的僧侶向禪僧問道：“禪河有多深？”由於他們是在一座橋上不期而遇而提及禪河的，而且那個禪僧剛剛完成他與臨濟的問答，臨濟因訴諸直接行動而不訴諸語言解釋而聞名。於是，禪僧說：“你自己去找答案吧。”接著，欲將那個大膽提問的僧侶扔下橋。幸運的是，他的兩個朋友代為求情，請求禪僧寬容，才挽回了局面。

禪並不是必須無視語言，而只是充分意識到，它們總是容易使自己脫離現實，沉溺於概念當中；而這種概念化正是禪所反對的。剛才引用的禪僧的故事可能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這體現了禪宗的精神。禪堅持親身處理事情，而不是依靠一個空洞的抽象概念。出於這個原因，禪無視閱讀和吟誦佛經，忽略對抽象主題的談論。就廣泛意義來講，這是禪吸引喜歡實際行動者的一個原因。通過他們的實踐思想，中國人對禪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從一定程度上來講，日本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