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有首都的理由
長安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都城。 它的影響所及， 導致日後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詩作裡用“長安”來指代北京城。 選擇長安為都城的理由很多， 最明顯的一個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 用古人的話說， 就是“據崤函之固， 擁雍州之地”， “阻山帶河， 四塞之地”。 就軍事關塞而言， 長安周邊東有潼關， 西有大散關， 南有武關， 北有蕭關， 四座關口控制著進出長安的通道， 都是易守難攻。 就地理而言， 長安有一個安全的地形。
安全固然重要。 但作為首都， 還必須有戰略上的考慮。 長安並非是帝國的經濟中心。
此外還需要考慮敵人的位置。 在漢唐時期， 外部威脅主要來自北方， 尤其是西北。 漢唐把首都定在長安，
但從唐朝中後期開始， 外部威脅開始向東北方轉移。 契丹、女真、後金相繼從東北崛起， 西北方倒相對安全。 中國的首都也由西向東神龍擺首， 從長安變為北京， 其間正呼應著這種變化。 壓力所向， 正是首都之所向。 因為首都之所向， 也就是全國物資財富之所向， 也是全國注意力之所向。
隋朝的都城選擇
長安城不是一座。 歷史上有兩座長安城。 漢朝的第一長安在西安市的西北。 隋唐的第二長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 它是隋文帝所建，
隋文帝楊堅定都長安， 還有一個很現實的政治考慮。 楊堅的力量建立在“關隴集團”身上。 關隴集團這個概念最早是陳寅恪提出的， 現在還有細節上的爭議， 但大體已經得到史學界的公認。 所謂關隴集團， 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際。 當時一代梟雄高歡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國。 宇文泰走投無路， 裹挾北方六鎮的餘卒， 西入關中， 建立一個關隴軍事集團。 這個集團以關中為根本， 東向和高家爭奪天下， 歷經險阻最後終於獲勝。 楊堅也是關隴集團的一份子。 他是宇文家的岳父， 奪了女婿的天下， 但他依靠的還是關隴集團的力量。 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援， 楊堅當然就不敢隨便離開關中， 只能定都長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兒子隋煬帝的時候， 起了變化。 他離開了關中， 讓人造了一個新首都洛陽， 又派人挖了一條大運河。 按照傳統史書的說法， 隋煬帝既然是個荒淫無恥的人， 建造新都城、修建大運河當然也就是為了更好的荒淫無恥。 這個說法難以讓人相信。 隋煬帝畢竟不是個神經病， 不會不惜代價修一條打通全國的大運河， 就為了自己在上面坐船。 我覺得他所作所為的背後， 有著一種理想主義的矯情。 他試圖把帝國凝結為牢固的整體， 所以他才會選擇位於帝國中央的洛陽為新首都， 也才會用一條運河把帝國連為一體。
理想主義從來害死人。 大隋朝滅亡了。 隋帝國的崩潰主要原因當然還是窮兵黷武濫用民力。
有隋煬帝的前車之鑒， 李淵只能把首都定在長安。 但這樣一來就馬上面臨一個問題：糧食。 首都總要消耗大量糧食。 光靠關中一帶不足以供給， 唐朝不得不從外地輸入糧食。 按說隋煬帝的大運河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事情不那麼簡單。
長安和洛陽
以江南糧食為例， 它們要送到長安， 需要走兩千多裡的路程。 這段路大致可以分成三段， 從江南到洛陽一段問題可以走大運河；從陝州到長安一段，也有現成的廣通渠，問題都不大。真正的問題出在洛陽和陝州中間這段路上。這段路中間有三門峽的砥柱，船過不去，只能靠牛車走崎嶇的山路，非常艱險，運量也很有限。
開始的時候問題還不大。李世民統治時期，政府規模很小，軍隊也是軍農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長安運一二十萬石糧食就夠了。所以危險還沒暴露出來。到了唐高宗時代，政府規模急劇膨脹，長安城人口也跟著增加，糧食就成了大問題。最後竟然弄到了幾乎要斷頓的地步。這時，隋煬帝留下的東都洛陽又成了救命稻草。
唐帝國並不缺糧食。洛陽附近的洛口倉裡有的是糧食，堆積如山，只不過運不到長安城而已。好在糧食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糧食不能過來讓我們吃，那我們就過去吃糧食。在唐高宗時代，一遇到關中欠收，李治和武則天就帶著文武百官到洛陽吃洛口倉的糧食去。
當然，長安還是首都。等到荒年過去，李治他們還回來。整個就是一副逃荒的樣子。有的時候逃荒還逃得間不容髮，狼狽不堪。永淳元年那次，跟隨皇上逃荒去洛陽的扈從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餓死，沿途倒下了許多餓殍。堂堂的大唐天子，混得跟洪七公似的，這肯定說不過去。於是，洛陽城再度成為一個有誘惑力的選擇。
說到這裡，首先要對洛陽做個介紹。隋唐時期的洛陽論規模遠遠比不上長安。隋文帝的第二長安城有八十多平方公里，洛陽城只有它的一半。而且洛陽城不夠險要。它周圍也有一些天然屏障，北臨黃河，東臨洛水，周圍還有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等八個關口，也算是形勝之地。但黃河平原畢竟是個大平原，再怎麼形勝也沒法和關中相比。洛陽的防守難度要遠遠超過長安。
洛陽最大的優勢，是它位於帝國的中心，四通八達，交往方便。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職貢所均，水陸輻輳”。關於長安和洛陽，哪個更適合做首都，這是個很悠久的辯題了。總體來說，古代知識份子認為長安有山河之固，適合應付變亂；洛陽有中土之美，適合德化天下。換成現代的語言，就是如果你擔心變亂，最好還是定在關中比較安全。但是據說仁者無敵，如果你德行高超不怕變亂，定都洛陽就比較好。唐朝的帝王弑兄殺弟、扒灰通姦之余，很聰明地拒絕把命運押在自己的高超德行上。他們選擇了長安。
當然，這是古代的話語邏輯。按照現代人的動機分析，隋唐定都長安背後的直接原因，還是他們需要依靠關中的軍事力量。關中不僅有關隴集團，還遍佈府兵，已高度軍事化，將首都遷離關中危險很大。但是話說回來，長安在經濟交通上的劣勢又擺在那裡。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裡，唐朝帝王對首都定位都頗為猶豫。
李治也許是厭倦了逃荒，他開始提升洛陽的地位，將它正式定為東都，營建洛陽宮殿，稱長安和洛陽為“東西二宅”。洛陽作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確定。到了武則天時期，她做出了更大膽的決定，將洛陽定位帝國的真正首都，改稱“神都”，地位超越了長安。從此她一直呆在洛陽，很少再回長安。政府機構也都轉移到了洛陽。
武則天這麼做，歷史上有很多解釋。有人說她害死了皇后和蕭妃，長安宮殿裡鬧鬼；有人說她喜歡洛陽的繁華富麗。從武則天害人殺人的勁頭看，她神經強健得很，應該不會太怕鬼。洛陽的繁華倒可能是個因素。當時長安以恢弘取勝，洛陽以奢麗見長。從個人審美而言，武則天無疑更偏愛洛陽。但武則天是個精明的政治家，不會如此膚淺。她更深層的動機還是擺脫關中的影響，抹掉唐朝的痕跡，以建立她的大周帝國。按照陳寅恪的說法，武則天一手策劃了關隴集團的破滅。
陳寅恪在學術上眼界獨到，氣象宏大。但像這種開創架構的一代宗師，在細節上往往 頗有可商榷之處。他對武則天和關隴集團的分析也是如此。不過洛陽確實是在武則天手裡迎來了黃金時代，此後它再沒有過這樣的輝煌日子。
長安的糧食
武則天垮臺後，韋後和中宗急於返都長安，那裡才是他們的權力基地。按理說，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義正言辭的。但大臣們幾乎是一片反對之聲。不少人上奏摺勸諫，奏摺裡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長安沒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韋後則反駁說：自古哪有逐糧天子？
從經濟上說，韋後的這個決定是不划算的，但是從全國戰略佈局看，選擇長安還是正確的。不過糧食問題不解決，就連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據全漢升的統計，唐玄宗執政前二十五年裡，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呆在洛陽，而每次去洛陽都是因為糧食問題。
痛定思痛，唐玄宗決定大力整頓漕運。以前也不是沒做過努力。尤其是從洛陽到陝州這一段，很多人都曾設法改進。比如將作大匠楊務廉就想過一個辦法，他開鑿了砥柱旁邊的三門山。船過砥柱時不需要改牛車陸運，直接從開鑿的山路上用縴夫拉過去，繞開砥柱。但是代價非常慘重。這條山路極其危險，縴夫往往從山上墜落，動輒死亡數十人，“落棧著石，百無一存”，縴夫的哭聲震動山谷，罵楊務廉為“妖人”。
後來還是靠一個叫裴耀卿的人解決了漕運的問題。這個人在歷史上並不特別有名，但對唐朝的貢獻，其實還在宰相姚崇、宋璟之上。他認識到了按照當時的技術手段，三門砥柱是克服不了的障礙，只能走陸路。既然克服不了，他就重點在其他環節上改進。
美國有過一個著名的企業管理家泰勒，他創立了有名的“泰勒制”，將工作拆分成可量化的工序，然後將每一道工序設計得最合理最高效。裴耀卿就像唐朝的泰勒。他把漕運分成幾個環節，在每個節點上都建好轉運倉庫，設計好銜接時間，由不同的專業人員實施。運糧船什麼時候進入黃河，什麼時候到洛陽，什麼時候走陸路，什麼時候入渭水，什麼時候到長安，裴耀卿都精心設計，用一切手段把成本削減到骨頭裡。
這個方案沒有牽涉到工程技術上的革命，而只是程式上的改良。但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後幾個繼任者又做了進一步完善，結果到天寶年間，每年運往長安的漕糧高達四百萬石。四百萬石糧食可以供養差不多一百萬人，足夠大唐帝國政府運轉之用。有了這些糧食，大唐還可以在西北供養一支龐大邊防軍，拓西域，抗吐蕃，滅勃律，屠石堡。帝國的輝煌就奠基在這四百萬石糧食上。
長安的崇高地位從此牢不可破，洛陽則走向衰落。它繁華依舊，但再也不是帝國的軸心。唐玄宗也不必過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絕足洛陽，留在長安過著奢靡的日子。
直到安史之亂的爆發。
兩都的末日
安史之亂是一個絕大的歷史關鍵點，影響的絕不僅是一個王朝的興衰。它幾乎徹底改變了中國，結束所謂的中古時代。這倒不單單因為它的破壞性。它確實破壞了整個北方的經濟，更將兩都弄得凋敝不堪。可這樣的破壞在歷史上有過很多次。北魏的崩潰也很殘酷，隋朝的崩潰也很殘酷，但每次長安和洛陽都能從廢墟中重建起來。
可安史之亂不同。這主要在於它發生的時機。從漢朝開始，中國的經濟重心就開始漸漸南移。但是直到隋末唐初，北方還是佔優勢。以秦嶺淮河為界，北方和南方的人口當時差不多是三比二。但這個比例還在變化。安史之亂前夕，這個比例已到達了一個關鍵點：一比一。安史之亂的爆發驟然打破了平衡，南方在經濟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北方則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到了宋朝盛時，北方與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經翻轉為二比三。
這背後當然有各種深層原因：戰亂、河渠失修、水土流失等等。不過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也許是氣候的改變。傳統歷史學家對此幾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二十世紀的科學家研究了中國的氣候變化，他們發現唐朝的氣候要比今天高幾度，而且要濕潤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國氣候開始變冷，遊牧和農耕的分界線開始南移，這個趨勢一致持續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遊牧民族的再度興起，這些現象背後都受這個力量的支配。這個力量也許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加強大，更加無可抵禦。
在這個大背景下，長安和洛陽雙雙衰落了，這兩個失敗者再也不用辯論誰更優秀了。安史之亂後，唐朝依舊將首都定在長安。此時帝國內藩鎮割據，長安完全依靠江南的輸入。從地圖上看，這是非常怪異的形象。東南的身子伸著一個上千里的細長脖子，供養著西北的一顆頭顱。
漕運萎縮到了每年幾十萬石，而且供應線岌岌可危。這條細長的脖子太容易被斬斷了。最大的威脅來自運河沿線的軍閥們，相比之下，三門砥柱倒不算什麼了。晚唐的歷史就是一部運河爭奪史。能控制住運河，能保持住漕運，帝國就能倖存，否則就會崩潰。有一次，在最危急的時候，揚州的三萬石大米終於運到，皇帝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活矣！” 長安還能苟延殘喘，至於洛陽，到唐末殘破已極，最糟糕的時候整個城市人口不滿百戶，恍若鬼城。
在爭奪運河的過程中，汴州（也就是開封）脫穎而出。它控制著汴河到黃河的入口，是運河的一個關鍵點。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運的財富。最終，軍閥朱溫以汴州為基地，滅亡了唐朝，建立了後樑。漕運至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來的漕運體系，從地圖上看是兩條大折線。第一條折線是從南到北，連接江南和黃河。第二條折線再從東至西，通過黃河將物資運往關中。現在第二條東西折線被斬斷，只留下了第一條南北方向的折線。這條折線後來又向北延伸到了北京。中國的東西大動脈，就此變成了南北大動脈。這個格局一直持續到了清朝。
長安和洛陽被放棄了。趙匡胤曾有過一度的猶豫，考慮將首都移到洛陽，並最終轉移到長安。但這個方案最終沒有實行。從長遠看也無法實行。沒有人能對抗緩慢的大趨勢。日漸寒冷的氣候、凋敝的西北、東北方敵人的崛起，以及黃河水文的惡化，使得帝國再也不可能通過大運河供養一個龐大的西北都城。長安也再沒能成為任何王朝的首都。
從江南到洛陽一段問題可以走大運河；從陝州到長安一段，也有現成的廣通渠，問題都不大。真正的問題出在洛陽和陝州中間這段路上。這段路中間有三門峽的砥柱，船過不去，只能靠牛車走崎嶇的山路，非常艱險，運量也很有限。開始的時候問題還不大。李世民統治時期，政府規模很小，軍隊也是軍農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長安運一二十萬石糧食就夠了。所以危險還沒暴露出來。到了唐高宗時代，政府規模急劇膨脹，長安城人口也跟著增加，糧食就成了大問題。最後竟然弄到了幾乎要斷頓的地步。這時，隋煬帝留下的東都洛陽又成了救命稻草。
唐帝國並不缺糧食。洛陽附近的洛口倉裡有的是糧食，堆積如山，只不過運不到長安城而已。好在糧食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糧食不能過來讓我們吃，那我們就過去吃糧食。在唐高宗時代，一遇到關中欠收，李治和武則天就帶著文武百官到洛陽吃洛口倉的糧食去。
當然，長安還是首都。等到荒年過去，李治他們還回來。整個就是一副逃荒的樣子。有的時候逃荒還逃得間不容髮，狼狽不堪。永淳元年那次，跟隨皇上逃荒去洛陽的扈從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餓死，沿途倒下了許多餓殍。堂堂的大唐天子，混得跟洪七公似的，這肯定說不過去。於是，洛陽城再度成為一個有誘惑力的選擇。
說到這裡，首先要對洛陽做個介紹。隋唐時期的洛陽論規模遠遠比不上長安。隋文帝的第二長安城有八十多平方公里，洛陽城只有它的一半。而且洛陽城不夠險要。它周圍也有一些天然屏障，北臨黃河，東臨洛水，周圍還有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等八個關口，也算是形勝之地。但黃河平原畢竟是個大平原，再怎麼形勝也沒法和關中相比。洛陽的防守難度要遠遠超過長安。
洛陽最大的優勢，是它位於帝國的中心，四通八達，交往方便。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職貢所均，水陸輻輳”。關於長安和洛陽，哪個更適合做首都，這是個很悠久的辯題了。總體來說，古代知識份子認為長安有山河之固，適合應付變亂；洛陽有中土之美，適合德化天下。換成現代的語言，就是如果你擔心變亂，最好還是定在關中比較安全。但是據說仁者無敵，如果你德行高超不怕變亂，定都洛陽就比較好。唐朝的帝王弑兄殺弟、扒灰通姦之余，很聰明地拒絕把命運押在自己的高超德行上。他們選擇了長安。
當然，這是古代的話語邏輯。按照現代人的動機分析，隋唐定都長安背後的直接原因，還是他們需要依靠關中的軍事力量。關中不僅有關隴集團，還遍佈府兵，已高度軍事化，將首都遷離關中危險很大。但是話說回來，長安在經濟交通上的劣勢又擺在那裡。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裡，唐朝帝王對首都定位都頗為猶豫。
李治也許是厭倦了逃荒，他開始提升洛陽的地位，將它正式定為東都，營建洛陽宮殿，稱長安和洛陽為“東西二宅”。洛陽作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確定。到了武則天時期，她做出了更大膽的決定，將洛陽定位帝國的真正首都，改稱“神都”，地位超越了長安。從此她一直呆在洛陽，很少再回長安。政府機構也都轉移到了洛陽。
武則天這麼做，歷史上有很多解釋。有人說她害死了皇后和蕭妃，長安宮殿裡鬧鬼；有人說她喜歡洛陽的繁華富麗。從武則天害人殺人的勁頭看，她神經強健得很，應該不會太怕鬼。洛陽的繁華倒可能是個因素。當時長安以恢弘取勝，洛陽以奢麗見長。從個人審美而言，武則天無疑更偏愛洛陽。但武則天是個精明的政治家，不會如此膚淺。她更深層的動機還是擺脫關中的影響，抹掉唐朝的痕跡，以建立她的大周帝國。按照陳寅恪的說法，武則天一手策劃了關隴集團的破滅。
陳寅恪在學術上眼界獨到，氣象宏大。但像這種開創架構的一代宗師，在細節上往往 頗有可商榷之處。他對武則天和關隴集團的分析也是如此。不過洛陽確實是在武則天手裡迎來了黃金時代，此後它再沒有過這樣的輝煌日子。
長安的糧食
武則天垮臺後，韋後和中宗急於返都長安，那裡才是他們的權力基地。按理說，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義正言辭的。但大臣們幾乎是一片反對之聲。不少人上奏摺勸諫，奏摺裡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長安沒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韋後則反駁說：自古哪有逐糧天子？
從經濟上說，韋後的這個決定是不划算的，但是從全國戰略佈局看，選擇長安還是正確的。不過糧食問題不解決，就連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據全漢升的統計，唐玄宗執政前二十五年裡，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呆在洛陽，而每次去洛陽都是因為糧食問題。
痛定思痛，唐玄宗決定大力整頓漕運。以前也不是沒做過努力。尤其是從洛陽到陝州這一段，很多人都曾設法改進。比如將作大匠楊務廉就想過一個辦法，他開鑿了砥柱旁邊的三門山。船過砥柱時不需要改牛車陸運，直接從開鑿的山路上用縴夫拉過去，繞開砥柱。但是代價非常慘重。這條山路極其危險，縴夫往往從山上墜落，動輒死亡數十人，“落棧著石，百無一存”，縴夫的哭聲震動山谷，罵楊務廉為“妖人”。
後來還是靠一個叫裴耀卿的人解決了漕運的問題。這個人在歷史上並不特別有名，但對唐朝的貢獻，其實還在宰相姚崇、宋璟之上。他認識到了按照當時的技術手段，三門砥柱是克服不了的障礙，只能走陸路。既然克服不了，他就重點在其他環節上改進。
美國有過一個著名的企業管理家泰勒，他創立了有名的“泰勒制”，將工作拆分成可量化的工序，然後將每一道工序設計得最合理最高效。裴耀卿就像唐朝的泰勒。他把漕運分成幾個環節，在每個節點上都建好轉運倉庫，設計好銜接時間，由不同的專業人員實施。運糧船什麼時候進入黃河，什麼時候到洛陽，什麼時候走陸路，什麼時候入渭水，什麼時候到長安，裴耀卿都精心設計，用一切手段把成本削減到骨頭裡。
這個方案沒有牽涉到工程技術上的革命，而只是程式上的改良。但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後幾個繼任者又做了進一步完善，結果到天寶年間，每年運往長安的漕糧高達四百萬石。四百萬石糧食可以供養差不多一百萬人，足夠大唐帝國政府運轉之用。有了這些糧食，大唐還可以在西北供養一支龐大邊防軍，拓西域，抗吐蕃，滅勃律，屠石堡。帝國的輝煌就奠基在這四百萬石糧食上。
長安的崇高地位從此牢不可破，洛陽則走向衰落。它繁華依舊，但再也不是帝國的軸心。唐玄宗也不必過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絕足洛陽，留在長安過著奢靡的日子。
直到安史之亂的爆發。
兩都的末日
安史之亂是一個絕大的歷史關鍵點，影響的絕不僅是一個王朝的興衰。它幾乎徹底改變了中國，結束所謂的中古時代。這倒不單單因為它的破壞性。它確實破壞了整個北方的經濟，更將兩都弄得凋敝不堪。可這樣的破壞在歷史上有過很多次。北魏的崩潰也很殘酷，隋朝的崩潰也很殘酷，但每次長安和洛陽都能從廢墟中重建起來。
可安史之亂不同。這主要在於它發生的時機。從漢朝開始，中國的經濟重心就開始漸漸南移。但是直到隋末唐初，北方還是佔優勢。以秦嶺淮河為界，北方和南方的人口當時差不多是三比二。但這個比例還在變化。安史之亂前夕，這個比例已到達了一個關鍵點：一比一。安史之亂的爆發驟然打破了平衡，南方在經濟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北方則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到了宋朝盛時，北方與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經翻轉為二比三。
這背後當然有各種深層原因：戰亂、河渠失修、水土流失等等。不過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也許是氣候的改變。傳統歷史學家對此幾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二十世紀的科學家研究了中國的氣候變化，他們發現唐朝的氣候要比今天高幾度，而且要濕潤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國氣候開始變冷，遊牧和農耕的分界線開始南移，這個趨勢一致持續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遊牧民族的再度興起，這些現象背後都受這個力量的支配。這個力量也許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加強大，更加無可抵禦。
在這個大背景下，長安和洛陽雙雙衰落了，這兩個失敗者再也不用辯論誰更優秀了。安史之亂後，唐朝依舊將首都定在長安。此時帝國內藩鎮割據，長安完全依靠江南的輸入。從地圖上看，這是非常怪異的形象。東南的身子伸著一個上千里的細長脖子，供養著西北的一顆頭顱。
漕運萎縮到了每年幾十萬石，而且供應線岌岌可危。這條細長的脖子太容易被斬斷了。最大的威脅來自運河沿線的軍閥們，相比之下，三門砥柱倒不算什麼了。晚唐的歷史就是一部運河爭奪史。能控制住運河，能保持住漕運，帝國就能倖存，否則就會崩潰。有一次，在最危急的時候，揚州的三萬石大米終於運到，皇帝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活矣！” 長安還能苟延殘喘，至於洛陽，到唐末殘破已極，最糟糕的時候整個城市人口不滿百戶，恍若鬼城。
在爭奪運河的過程中，汴州（也就是開封）脫穎而出。它控制著汴河到黃河的入口，是運河的一個關鍵點。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運的財富。最終，軍閥朱溫以汴州為基地，滅亡了唐朝，建立了後樑。漕運至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來的漕運體系，從地圖上看是兩條大折線。第一條折線是從南到北，連接江南和黃河。第二條折線再從東至西，通過黃河將物資運往關中。現在第二條東西折線被斬斷，只留下了第一條南北方向的折線。這條折線後來又向北延伸到了北京。中國的東西大動脈，就此變成了南北大動脈。這個格局一直持續到了清朝。
長安和洛陽被放棄了。趙匡胤曾有過一度的猶豫，考慮將首都移到洛陽，並最終轉移到長安。但這個方案最終沒有實行。從長遠看也無法實行。沒有人能對抗緩慢的大趨勢。日漸寒冷的氣候、凋敝的西北、東北方敵人的崛起，以及黃河水文的惡化，使得帝國再也不可能通過大運河供養一個龐大的西北都城。長安也再沒能成為任何王朝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