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早些年， 對於很多人來說， 愛沙尼亞都比較陌生。 但近年來， 愛沙尼亞開始出現在世界各地人們的視野中——因為它是第一個真正全面數位化的國家， 也是第一個提出接受電子居民的國家。 儘管有各種各樣的新聞呈現在人們面前， 人們對其的理解還遠遠不夠。 近日， 《紐約客》雜誌對愛沙尼亞數位化的過程進行了報導， 通過這篇報導， 我們能夠對這個國家有一定的認知， 並且能夠看到數位化對一個國家的各個方面的影響是怎樣的。 作者為Nathan Heller。 文章由36氪編譯。
一、
Taavi Kotka曾擔任愛沙尼亞的首席資訊官，
七、
自十一世紀以來， 愛沙尼亞的土地被俄羅斯佔領了五次。 這個國家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令人尷尬的帝國的產物， 部分原因是它毗鄰其他強國， 另一部分原因是愛沙尼亞語與匈牙利語和芬蘭語同屬一個烏拉爾語系， 但其他所有人都無法理解。 此外， 如今最大的威脅可能不是地理上的。 2007年， 俄羅斯對愛沙尼亞發動了網路攻擊， 把從銀行到媒體的一切都搞得一團糟。 今天的愛沙尼亞人把這看作是他們近代歷史的決定性事件。
襲擊的主要目標是北約的“網路防禦中心”， 一個智囊團和培訓機構。
當我問及俄羅斯時， 她說， “這個國家就在這， 就在它的位置上。 ”自2008年成立以來， 該中心一直在進行數位取證、網路防禦戰略和類似話題的研究。 （它出版的《塔林手冊2.0》適用於網路運營的國際法律， 並每年組織一次的研究會議。 ）但它最出名的是訓練模擬：今年， 八人的網路“實彈”演習被稱為“鎖盾”， 與cybrid一起運行， 這是一項對歐盟國防部長的演習， “其中包括假新聞和社交媒體等方面， ”Maigre說。
Toomas Ilves解釋說， 愛沙尼亞還在與芬蘭建立資料合作夥伴關係， 並試圖將其方法出口到歐盟其他地區。 “我的願景是， 我將前往希臘，
Sandra Roosna是愛沙尼亞電子治理學院的一員， 同時也是《eGovernance in Practice》一書的作者。 他說：“我認為我們需要給歐盟兩年的時間來進行跨境交易， 並通過數位技術來識別彼此。 ”不過， 即便是現在， 愛沙尼亞的這個平臺也被像莫爾達瓦和巴拿馬這樣截然不同的國家所採用。 Ilves說：“在那些想要——而不是所有人——透明的反腐敗的國家裡， 這是非常受歡迎的。 ”
在X-Road之外， 愛沙尼亞數位安全的支柱是一種名為KSI的區塊鏈技術。 區塊鏈就像是你用毛線編織圍巾的數碼版。 只用了一個線球， 結果是連續的。 每一針都要靠前一針。
在區塊鏈系統中， 每一行都取決於之前的內容。 任何違反組織的行為都會留下痕跡， 試圖掩蓋你的痕跡也留下了痕跡。
區塊鏈讓每一個足跡都能立即被察覺， 無論其來源是什麼。 （Ruubel說， 不可能有後門。
一旦發生突然入侵， 愛沙尼亞的民選領導人可能會在必要的時候四散開來。 然後， 從離開首都的汽車， 從酒店房間， 到三萬英尺高的地方， 他們只需打開筆記型電腦， 就能通過數位簽章來簽署-執行命令了， 以及一套將全球公民與政府聯繫在一起的防篡改服務——繼續運營他們的國家，不受任何干擾。
八、
國家的歷史是在陸地上標出的邊界的歷史。如今，民族國家的古老宿命正顯示出危機的跡象。你可以想像一個未來，國籍的決定不是取決於你住在哪裡，而是取決於你登錄的地方。
“我們的公民很快就會全球化，”愛沙尼亞的總統Kersti Kaljulaid在歐盟的一個會議上說。“我們必須像蜜蜂一樣飛，從一朵鮮花到另一朵鮮花，早上在法國工作，晚上在英國工作，在愛沙尼亞住半年，然後再去澳大利亞。”她說，公民必須保持聯繫。
後來，歐盟成員國宣佈了一項為數位政府工作的協定，正如愛沙尼亞總理在一份聲明中所言，“重新思考我們的整個勞動力市場。”
在離開塔林之前，我預約了與愛沙尼亞國家數字顧問Marten Kaevats的會面。在過去的一年裡，Kaevats的主要工作目標是自動駕駛汽車。“它基本上嵌入了數字時代所有的難題：隱私、資料、安全——一切，”他說。這也是街上的男人和女人（字面意思）的一個想法，他想要鼓勵人們參與監管標準的設定。“困難的是道德和情感方面，”他說。它是關於價值觀的。我們想要什麼？邊界在哪裡？紅線在哪裡？這些不可能是由專家做出的決定。”
為了支持這一未來，他把過去的事情都做了。愛沙尼亞的民間傳說中有一種被稱為“kratt”的生物：一種隨機物品的集合體，魔鬼會為你帶來生命，作為交換，你可以在五條道路的連接下提供一滴血。魔鬼給了kratt一個靈魂，使它成為造物主的奴隸。
Kaevats說：“每一個愛沙尼亞人，甚至是孩子，都能理解這個角色。”現在，他的辦公室不再使用機器人和演算法，而是用這個詞（kratt）來定義愛沙尼亞法律中一個新的、重要的細微差別。“基本上，kratt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機器人，”他解釋道。“一種演算法能夠代表你買賣服務的想法是一種概念上的升級。”在美國沒有這樣的區別，例如，Facebook是否應該對俄羅斯的錯誤資訊進行演算法銷售，這是一個爭議問題。#Krattlaw——一個由人工智慧、演算法和機器人組成的新類別的法律實體的數位速記法——將使任何人都有可能追究誰捐了這一滴血。
Kaevats說：“最近，在美國，智慧的烤麵包機和泰迪熊被用來攻擊網站。烤麵包機不應該發動攻擊！”他蹲下來，把口袋裡的東西倒在窗臺上：香煙、打火機、手機。“無論哪裡有智慧設備，周圍都有其他智慧設備，”他說，並把這些東西擺放在水泥地上。“這條智慧街燈”——他把打火機立起來——“問自動駕駛汽車”——他把手機從上面挪開——“你還好嗎？你覺得一切都好嗎？”萬寶路煙盒子變成了一幢大樓，它的電器可以自己進行檢查，掃描彼此的身體和區塊鏈。這樣的檢查，設備到設備，有一個分散式的效果。在大街上徵用自動駕駛汽車的時候，從理論上來說，一個破壞者也必須侵入它通過的每一個街燈和智慧烤麵包機。Kaevats說，這種“網狀網路”的設備將從2018年開始推出。
你一切都好嗎？我們很難聽到愛沙尼亞人對機器人的設想。我和Kaevats待了一個多小時。他抽了幾根煙，興奮地談論著“建立一個數字社會”。我突然意識到，自從美國人說過任何形式的社會建設以來，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多長時間。上世紀90年代，愛沙尼亞和美國已經在邁向數位化未來的道路上走到了岔路口，而美國走了一條道路——個性化、匿名、資訊私有化和競爭效率，而愛沙尼亞則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二十年過去了，這些道路不僅在數字文化中，在公共生活中也有獨特的地方。
Kaevats承認，他最初並不是一個為國家工作的技術人員。他曾經是一名抗議者，為了宣導騎自行車的權利。這是令人沮喪的工作。他說，“我感覺自己好像一直在用一堵混凝土牆頭撞腦袋。”八年之後，他開始憎恨自己成為的那個人：憤怒、不信任和消極，幾乎沒有什麼勝利可以證明。
他解釋說：“我和我的朋友們做出了一個清醒的決定，說‘是’，而不是‘不’，要積極主動，而不是破壞。”他創立了社區組織（“類比，而非數位”），去學校學習建築相關的知識，著眼於城市規劃的結構變化。Kaevats說：“我做了十年。”然後他發現了建築的變化令人沮喪和緩慢。他對愛沙尼亞的數字事業瞭解得越多，他就越興奮。
Kaevats告訴我，許多西方人認為他的國家是一個科技天堂，這讓他很苦惱。他認為他們沒有抓住要點。“這種對技術的熱情和樂觀就像是它自身的價值，”他抱怨道。“這是我一直在說的小玩意兒嗎？這並不重要。”他舉起雙手，撒落灰燼。“這是關於心態的問題。”它是關於文化的。它是關於人際關係的——它讓我們做什麼。”
我問Kaevats，當他看美國時他看到了什麼，他說。首先是技術上的混亂。資料架構過於集中。公民不能控制自己的資料，而是由經紀人出售。基本的安全是鬆懈的。“舉個例子，我可以告訴你我的身份證號碼——我根本不在乎，”他說。“你有一個社會保險號碼，這是一個大秘密。”他笑了。他說美國有落後的保護觀念，結果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社區和信任的系統性喪失。
他繼續說道：“要想重獲這種信任，需要花很長時間。”
原文連結：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12/18/estonia-the-digital-republic
（36氪編譯組出品，未經許可禁止轉載。編輯：郝鵬程）
以及一套將全球公民與政府聯繫在一起的防篡改服務——繼續運營他們的國家，不受任何干擾。八、
國家的歷史是在陸地上標出的邊界的歷史。如今，民族國家的古老宿命正顯示出危機的跡象。你可以想像一個未來，國籍的決定不是取決於你住在哪裡，而是取決於你登錄的地方。
“我們的公民很快就會全球化，”愛沙尼亞的總統Kersti Kaljulaid在歐盟的一個會議上說。“我們必須像蜜蜂一樣飛，從一朵鮮花到另一朵鮮花，早上在法國工作，晚上在英國工作，在愛沙尼亞住半年，然後再去澳大利亞。”她說，公民必須保持聯繫。
後來，歐盟成員國宣佈了一項為數位政府工作的協定，正如愛沙尼亞總理在一份聲明中所言，“重新思考我們的整個勞動力市場。”
在離開塔林之前，我預約了與愛沙尼亞國家數字顧問Marten Kaevats的會面。在過去的一年裡，Kaevats的主要工作目標是自動駕駛汽車。“它基本上嵌入了數字時代所有的難題：隱私、資料、安全——一切，”他說。這也是街上的男人和女人（字面意思）的一個想法，他想要鼓勵人們參與監管標準的設定。“困難的是道德和情感方面，”他說。它是關於價值觀的。我們想要什麼？邊界在哪裡？紅線在哪裡？這些不可能是由專家做出的決定。”
為了支持這一未來，他把過去的事情都做了。愛沙尼亞的民間傳說中有一種被稱為“kratt”的生物：一種隨機物品的集合體，魔鬼會為你帶來生命，作為交換，你可以在五條道路的連接下提供一滴血。魔鬼給了kratt一個靈魂，使它成為造物主的奴隸。
Kaevats說：“每一個愛沙尼亞人，甚至是孩子，都能理解這個角色。”現在，他的辦公室不再使用機器人和演算法，而是用這個詞（kratt）來定義愛沙尼亞法律中一個新的、重要的細微差別。“基本上，kratt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機器人，”他解釋道。“一種演算法能夠代表你買賣服務的想法是一種概念上的升級。”在美國沒有這樣的區別，例如，Facebook是否應該對俄羅斯的錯誤資訊進行演算法銷售，這是一個爭議問題。#Krattlaw——一個由人工智慧、演算法和機器人組成的新類別的法律實體的數位速記法——將使任何人都有可能追究誰捐了這一滴血。
Kaevats說：“最近，在美國，智慧的烤麵包機和泰迪熊被用來攻擊網站。烤麵包機不應該發動攻擊！”他蹲下來，把口袋裡的東西倒在窗臺上：香煙、打火機、手機。“無論哪裡有智慧設備，周圍都有其他智慧設備，”他說，並把這些東西擺放在水泥地上。“這條智慧街燈”——他把打火機立起來——“問自動駕駛汽車”——他把手機從上面挪開——“你還好嗎？你覺得一切都好嗎？”萬寶路煙盒子變成了一幢大樓，它的電器可以自己進行檢查，掃描彼此的身體和區塊鏈。這樣的檢查，設備到設備，有一個分散式的效果。在大街上徵用自動駕駛汽車的時候，從理論上來說，一個破壞者也必須侵入它通過的每一個街燈和智慧烤麵包機。Kaevats說，這種“網狀網路”的設備將從2018年開始推出。
你一切都好嗎？我們很難聽到愛沙尼亞人對機器人的設想。我和Kaevats待了一個多小時。他抽了幾根煙，興奮地談論著“建立一個數字社會”。我突然意識到，自從美國人說過任何形式的社會建設以來，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多長時間。上世紀90年代，愛沙尼亞和美國已經在邁向數位化未來的道路上走到了岔路口，而美國走了一條道路——個性化、匿名、資訊私有化和競爭效率，而愛沙尼亞則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二十年過去了，這些道路不僅在數字文化中，在公共生活中也有獨特的地方。
Kaevats承認，他最初並不是一個為國家工作的技術人員。他曾經是一名抗議者，為了宣導騎自行車的權利。這是令人沮喪的工作。他說，“我感覺自己好像一直在用一堵混凝土牆頭撞腦袋。”八年之後，他開始憎恨自己成為的那個人：憤怒、不信任和消極，幾乎沒有什麼勝利可以證明。
他解釋說：“我和我的朋友們做出了一個清醒的決定，說‘是’，而不是‘不’，要積極主動，而不是破壞。”他創立了社區組織（“類比，而非數位”），去學校學習建築相關的知識，著眼於城市規劃的結構變化。Kaevats說：“我做了十年。”然後他發現了建築的變化令人沮喪和緩慢。他對愛沙尼亞的數字事業瞭解得越多，他就越興奮。
Kaevats告訴我，許多西方人認為他的國家是一個科技天堂，這讓他很苦惱。他認為他們沒有抓住要點。“這種對技術的熱情和樂觀就像是它自身的價值，”他抱怨道。“這是我一直在說的小玩意兒嗎？這並不重要。”他舉起雙手，撒落灰燼。“這是關於心態的問題。”它是關於文化的。它是關於人際關係的——它讓我們做什麼。”
我問Kaevats，當他看美國時他看到了什麼，他說。首先是技術上的混亂。資料架構過於集中。公民不能控制自己的資料，而是由經紀人出售。基本的安全是鬆懈的。“舉個例子，我可以告訴你我的身份證號碼——我根本不在乎，”他說。“你有一個社會保險號碼，這是一個大秘密。”他笑了。他說美國有落後的保護觀念，結果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社區和信任的系統性喪失。
他繼續說道：“要想重獲這種信任，需要花很長時間。”
原文連結：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12/18/estonia-the-digital-republic
（36氪編譯組出品，未經許可禁止轉載。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