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布林迪厄與夏蒂埃對話錄》， [法] 皮埃爾•布林迪厄、羅傑•夏蒂埃著， 馬勝利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文中引文都來自本書。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存在的時間與歷史學是沒有辦法比的， 無論古今中外， 所有的國家或社會都會把修史作為一項重要的任務， 因為以史為鑒， 有助於減少社會發展所走的彎路。 社會學的提出者是法國社會學家孔德， 作為現代學科意義上的社會學在法國奠基並在法國取得長效發展， 但是與歷史學相比， 社會學太年輕， 在後起的社會學快速發展的衝擊下，
夏蒂埃對《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布林迪厄與夏蒂埃對話錄》有一個評價， 認為“小冊子的功勞在於：它通過最直接活波交流體現出布林迪厄的思維方式並將其從約束中釋放出來”（P3）。 這不僅是對對話的肯定， 也是對布林迪厄的肯定， 展現了夏蒂埃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所擁有的胸懷和見識。 “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應當把社會類別鬥爭與階級鬥爭視為同等真實的現象， 應當認識到社會世界的對立表像既有助於表現也有助於造就這個世界”（P4）。 這是他們最後對話所要實現的目標。 應該說， 表現世界的重任應該交給歷史學家， 而造就尤其是改造世界的重任還得由社會學家來承擔。
社會學家是做什麼的？為什麼大家覺得社會學聽起來有點古怪， 不好相處。 用布林迪厄的話來講， “社會學之所以會傷害人是因為社會學‘真理’太過猛烈”（P25）。 猛烈的真理其優點是道出了真理， 但缺點是不夠含蓄， 容易傷害人， 有點“忠言逆耳”的感覺。 大家都喜歡聽好話， 哪怕是假話和空話，
社會學研究“是為了讓別人能夠證實或證偽”（P30）。後來的社會學研究發現命題只能被證偽，而未必能證實，因為總會有新的發現打破曾經的觀念。生活在大學裡，在外面的人看來好像比較自由一些，但是大學的生活不是停留在簡單的上課或上下班，而是要做一定的科研。“學術利益對大學教師的左右要超過政治利益”（P44），而且依然在繼續強化。今天，幾乎所有的高校都在強化學術利益對大學教師的影響，大學教師開始變成追求學術利益的工具。可悲的是，不是你追求學術，就會有學術利益，你可能會成為學術利益的工具，但不等於你已經成為工具，會成為和成為是完全不同的。在當下的一些高校裡，把會成為等於成為，盲目制定一些脫離學校實際的目標，不僅起不到鼓勵教師的作用，反而會打擊教師工作的積極性，甚至在逐步扭曲教師的價值觀。教師是尷尬的，有學校的考核，有學生的評價，但是自己卻很難對學生和學校做出一個評價，即便有也沒有什麼作用。對於現在的很多大學教師來講，正在陷入“你為那些不能讀懂你書寫的人而寫作，而讀懂你書的人卻不想理解你”的尷尬境地。（P45）
每個人所處的環境是他成長進步和發展的載體，這個載體必須夠強大，才能對所載之人提出新的要求，如果載體承受不起，那就不能盲目讓所載之人拼命增肥，否則壓塌的是載體，受傷的是所載之人。手錶被人沒收了，由人家告訴你時間，你以為你不受時間控制，但突然人家告訴你時間到了，要檢查你是否完成了任務，如果沒有則要受到懲罰。讓人難過的是，拿手錶的人卻沒有任務，而且他自己可以隨便調時間。當人們處於麻煩當中，是否可以用社會學知識來幫助解決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會學本身自己也面臨麻煩且在製造麻煩。“社會學是一門‘製造麻煩的’科學，它製造問題和產生問題，它的存在受到了置疑”。（P75）這樣，社會學自然面臨危機，大家都對它帶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哪怕看法不合理、不科學、不正確。客觀和主觀屬於一體兩面，但是客觀不等於主觀，主觀更不等於客觀，“一旦客觀真相變成了主觀真相，大學和科學界就讓人待不下去了”（P72）。讓主觀符合客觀，這是我們追求的，但是訂一個客觀的標準，讓主觀去迎合，則可能適得其反，因為客觀並不能改變主觀，只能影響主觀，在主觀受到影響後，是否會達到客觀的要求，這不是主觀說了算，而是看客觀是否符合主觀的實際情況。當客觀嚴重背離主觀時，就會有人想跳出不合理的客觀的體制，但真正敢跳的人很少，因為“誰若跳出體制，誰就會落入真空”。（P101）跳出體制的人成功了是英雄，失敗了則是狗熊，而敢於跳出體制的人需要的不僅是勇氣，更需要智慧。
《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布林迪厄與夏蒂埃對話錄》這本小冊子，在無形當中還是讓我有了以上一些粗略思考，最終我們所要明白的是“話語的改變不是由於其自身發生了變化，而是由於其所在的場域發生了變化”。（P111）在場域發生變化，如何調整自己的變化，將是生活在變化場域的每個人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高志奇，延安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師。
這些事情所引發問題的有效解決，是社會學的初衷，但並不是全部，因為社會學還需要適應社會發展的新理念，從而調整自己，發展自己。因此，社會學不是研究死人的學問，更不是一門死學問，它需要發展。對中國來講，急需要研究發展自己的社會學，景天魁老師的新作《中國社會學：起源與綿延》對中國社會學進行了梳理和分析，讓我們對中國自己的社會學有了全新的認識。我曾經就想過，中國的社會學不應只是簡單提一下荀子的“群”學，就直接過渡到嚴複的《群學肄言》。總是將社會學定位為一門舶來學科，而忽略掉中國自己的社會學，對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悠久社會學史的國家是不妥的。在很多西方的社會學著作裡，很少有關於中國社會學的學者和思想，就連最新的英國《DK社會學百科》當中也沒有見到。這說明我們缺乏對自己社會學思想的整理和研究，而《中國社會學：起源與綿延》則證明了中國社會學的源遠流長。社會學研究“是為了讓別人能夠證實或證偽”（P30）。後來的社會學研究發現命題只能被證偽，而未必能證實，因為總會有新的發現打破曾經的觀念。生活在大學裡，在外面的人看來好像比較自由一些，但是大學的生活不是停留在簡單的上課或上下班，而是要做一定的科研。“學術利益對大學教師的左右要超過政治利益”（P44），而且依然在繼續強化。今天，幾乎所有的高校都在強化學術利益對大學教師的影響，大學教師開始變成追求學術利益的工具。可悲的是，不是你追求學術，就會有學術利益，你可能會成為學術利益的工具，但不等於你已經成為工具，會成為和成為是完全不同的。在當下的一些高校裡，把會成為等於成為，盲目制定一些脫離學校實際的目標，不僅起不到鼓勵教師的作用，反而會打擊教師工作的積極性，甚至在逐步扭曲教師的價值觀。教師是尷尬的，有學校的考核，有學生的評價，但是自己卻很難對學生和學校做出一個評價，即便有也沒有什麼作用。對於現在的很多大學教師來講，正在陷入“你為那些不能讀懂你書寫的人而寫作，而讀懂你書的人卻不想理解你”的尷尬境地。（P45）
每個人所處的環境是他成長進步和發展的載體，這個載體必須夠強大，才能對所載之人提出新的要求，如果載體承受不起，那就不能盲目讓所載之人拼命增肥，否則壓塌的是載體，受傷的是所載之人。手錶被人沒收了，由人家告訴你時間，你以為你不受時間控制，但突然人家告訴你時間到了，要檢查你是否完成了任務，如果沒有則要受到懲罰。讓人難過的是，拿手錶的人卻沒有任務，而且他自己可以隨便調時間。當人們處於麻煩當中，是否可以用社會學知識來幫助解決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會學本身自己也面臨麻煩且在製造麻煩。“社會學是一門‘製造麻煩的’科學，它製造問題和產生問題，它的存在受到了置疑”。（P75）這樣，社會學自然面臨危機，大家都對它帶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哪怕看法不合理、不科學、不正確。客觀和主觀屬於一體兩面，但是客觀不等於主觀，主觀更不等於客觀，“一旦客觀真相變成了主觀真相，大學和科學界就讓人待不下去了”（P72）。讓主觀符合客觀，這是我們追求的，但是訂一個客觀的標準，讓主觀去迎合，則可能適得其反，因為客觀並不能改變主觀，只能影響主觀，在主觀受到影響後，是否會達到客觀的要求，這不是主觀說了算，而是看客觀是否符合主觀的實際情況。當客觀嚴重背離主觀時，就會有人想跳出不合理的客觀的體制，但真正敢跳的人很少，因為“誰若跳出體制，誰就會落入真空”。（P101）跳出體制的人成功了是英雄，失敗了則是狗熊，而敢於跳出體制的人需要的不僅是勇氣，更需要智慧。
《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布林迪厄與夏蒂埃對話錄》這本小冊子，在無形當中還是讓我有了以上一些粗略思考，最終我們所要明白的是“話語的改變不是由於其自身發生了變化，而是由於其所在的場域發生了變化”。（P111）在場域發生變化，如何調整自己的變化，將是生活在變化場域的每個人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高志奇，延安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