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說山西好風光盤點晉商歷史，大山西走起

山西商業資本源遠流長。 早在先秦時代， 晉南就開始發生了“日中為市， 致天下之民， 贊天下之貨，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的商業交易活動。 但是要說晉商的鼎盛時期可分為明清兩個階段。

晉商的興起， 首先是明朝“開中制”政策的實施， 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其次， 山西礦產資源豐富， 手工業和加工製造業當時已初具規模， 這又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使得晉商逐步走向輝煌；此外， 由於晉南一帶地窄人稠， 外出經商成為人們的謀生手段， 晉中商人當時已遍及全國各地， 北京城曾流行這麼一句話：“京師大賈數晉人”。

隨著商業競爭的日趨激烈， 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 維護自身的利益， 晉商的商業組織開始出現。 起初由資本雄厚的商人出資雇傭當地土商， 共同經營、朋合營利成為較鬆散的商人群體， 後來發展為東夥制， 類似現在的股份制， 這是晉商的一大創舉， 也是晉商能夠經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到明末以後， 這一代晉商基本衰落了， 而且， 與清代之後的晉商沒有什麼直接的傳承關係。 如果說有什麼關係的話， 那就是清代晉商繼承了明代晉商的精神。 明代晉商王現在遺囑中給子孫留下了 “利以義制”的商業精神， 清代晉商把這句話改為 “以義制利”， 作為商業活動的理念， 這成為貫穿于晉商的一條紅線。

晉商發展到清代，

已成為國內實力最雄厚的商幫。 世界經濟史學界把他們和義大利商人相提並論， 給予很高的評價。 商業的發展不僅給人們帶來了財富， 而且也改變了當時人們多少年“學而優則仕”的觀念。 他們都說“家有萬兩銀， 不如茶莊上有個人：、”當官入了閣， 不如茶票莊上當了客“。 茶莊票號正是當時非常熱門的行業。

這一時期， 晉商雄居中華， 飲譽歐亞， 輝煌業績中外矚目。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晉商稱雄過程中， 晉商一共樹有3座豐碑， 那就是駝幫、船幫和票號。

船幫出現在清代中葉，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 貨幣流通量猛增， 但當時我國產銅量極低， 僅靠雲南一地產的滇銅遠遠滿足不了鑄幣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 山西商人組織船幫對日貿易採辦洋銅。

介休範家就是最為突出的代表。 范毓賓時期， 範家的商業發展到了鼎盛時期， 被人們稱為著名的“洋銅商”。 晉商在利用“駝幫”、“船幫”經商的過程中， 真可謂是“船幫乘風破浪， 東渡扶桑， 商幫駝鈴聲聲， 傳播四方。 ”寫下了部部艱辛的創業史， 但是山西商人並沒有只盯著洋銅和茶葉， 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創舉是票號。

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是由平遙李家獨資創辦的日升昌票號， 地址在平遙的西大街上， 現在一開發為“中國票號博物館”。 當時在日升昌票號的帶動下， 平遙、祁縣、太谷人群起仿效， 形成了平遙幫、祁縣幫、太谷幫。 祁太平三幫曾有一度“執全國金融界之牛耳”的美譽。 當時全國51家大的票號中， 山西商人開設有43家，

晉中人開設了41家， 而祁縣就開設了12家。 在這些票號中值得一提的是祁縣的第一家票號合盛元。 1907年時， 合盛元票號不懼風險， 遠涉重洋， 在日本的東京、大阪、橫濱、神戶以及朝鮮的新義洲等地， 設立了票號分莊， 從事國際匯兌業務， 開設了我國金融機構向海外設莊的新紀元。

在內蒙古包頭市有“先有複盛公， 後有包頭城”的說法。 這種說法是總結了喬家在包頭經營商業， 建立了複字型大小連鎖商業， 而後帶動包頭經濟發展的事實。 其實， 不僅包頭， 整個內蒙古的經濟發展都有晉商的貢獻。 從明代中期開始到清初達到高潮的走西口就是山西人開發內蒙古的歷史。 山西人到內蒙古從事農業、經營商業， 是內蒙古歷史上重要的一段。

在遼寧也有“先有曹家店， 後有朝陽城”的說法， 這反映了晉商曹家對這一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 晉商把商業做到全國各地， 就帶動了各地經濟發展。 包括北京、東北、西北， 甚至南方各省都受惠于晉商。

梁啟超1912年在晉商歡迎他的宴會上作出對晉商的高度評價時， 他說的“有此歷史、有基礎”決不是應景之辭。 他說的自己常以晉商“自誇於世界之前”也不過分， 晉商的確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 西方人都不乏對晉商的研究與稱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