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有一種說法：“灌鋼以生鐵和可鍛鐵作為原料，
灌煉操作在生鐵熔點以上進行，
因此生產率比較高，
渣、鐵分離比較好；人們可以通過控制原料配比和鼓風等操作來控制產品成分，
因此產品品質也比較好。
在西元1740年坩堝液態煉鋼法發明以前，
世界上制鋼工藝基本上屬於固態冶煉和半液態冶煉，
渣、鐵分離比較難。
像灌鋼這樣，
成分比較容易控制，
渣、鐵分離也比較好，
在古代制鋼技術中是十分罕見的。
”這種說法確是事實，
但回避了“碳份不均勻”這個最致命的問題。
其實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是天生的傻瓜，
歐洲人不是，
他們在１７世紀發明了彌散法。
這種煉鋼法同樣是鑄鐵和熟鐵雜合，
具有灌鋼法的一切優點，
而且鐵渣分離更明顯。
有趣的是歐洲人和中國人的思路恰好相反，
中國人把生鐵置入熟鐵中，
而歐洲人則把熟鐵置入鑄鐵中。
但彌散法最終成為曇花一現的煉鋼法，
歐洲人經過比較，
很快走上了表面滲碳工業化的道路。
１７世紀初，
大型滲碳窯問世，
在窯內熟鐵棒和木炭交替疊裝，
爐火保持２－７天，
出爐後鍛打減厚。
英國的專利獲得者Ｅｌｌｉｏｔｔ和Ｍａｙｓｅｙ在１６１４年詳細講述了這種滲碳法。
看來這種方法是傳統滲碳法和印度坩堝煉鋼法的結合，
成品含碳量較高。
價格是３３０公斤２３英鎊。
１６世紀末發展起來的另一種先進煉鋼法就是精煉直接制鋼法。
它跟早期炒鋼法類似，
通過有經驗的工人的控制，
在鑄鐵完全脫碳前停止加熱攪拌。
如果技術熟練，
煉出的鋼重量可達原鑄鐵的７０％，
如此高的比例在古代冶鐵歷史上還是空前的。
扯遠了，
回到本題。
灌鋼法的技術要求比表面滲碳鍛打法要低得多，
大概這就是它能夠在中國得到普及的原因。
然而有得必有失。
灌鋼法的普及帶來的惡果就是鍛造技術的萎縮。
中國人同樣不是傻瓜，
他們對灌鋼的品質如何，
是非常清楚的。
沈括所說“二三煉則生鐵自熟，
仍是柔鐵”，
估計是因為鍛工不精，
表面脫碳嚴重（根據早期百煉鋼可以得知中國鍛工可以使表面含碳量下降０．３％，
這還是熟練鍛工的水準）；要麼是生鐵比例太小，
又沒有重複灌，
造成鋼件含碳量偏低；再或者鋼件中低碳部分大大多於高碳層。
楊寬對此辯解說：“沈括說灌鋼經過二三煉‘仍是熟鐵’，
其實任何中碳鋼或高碳鋼，
如果用烈火炒煉，
把其中碳份燒掉，
都是要變成低碳鋼的，
不僅灌鋼是如此。
”這個辯解還不如不辯——中國古代冶金確實有很多問題，
但並不意味著中國人是弱智。
煉鋼成功，
任何人都知道下一步應該是加熱鍛打，
然後焊接。
無端端炒它幹什麼？！再說雖然中國古文字確實曖昧不清，
但談到鋼的時候，
“煉”大多是加熱鍛打的意思。
這點歷史學家應該都清楚。
在沈括以後，
南宋曾敏行曾說：“今人才以生熟二鐵雜合為鋼，
何煉之有？”這表明了對重灌輕鍛的煉鋼法的不滿。
明唐順之《武編·前編》卷五“鐵”條中有似乎針對沈括的話寫的語句，
他說有人指出灌鋼使用久了會變脆（或者是鍛打久了會變脆，
古漢文是很難弄明白確切意思的），
這大概是生鐵比例太高的緣故。
如果是鍛久變脆，
則基本上肯定是熱脆，
跟灌鋼技術本身沒什麼關係（古代，
尤其是中國人不大可能因鍛打溫度過高或升溫過久造成鋼材變脆）。
《天工開物》中說日本人很鄙視中國的灌鋼，
作為一個大國，
冶金失敗成這樣子還真是少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