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三，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並下令開始將使館由特拉維夫遷往耶城。 目前， 這一決定在中東地區已經引發了廣泛而激烈的抗議聲音。 這一事件雖然在特朗普發佈之前兩天才引發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 但實際上在以色列媒體上已經發酵一周有餘了。 為什麼一個國家的首都在哪個城市能牽動那麼多人的神經？為什麼另一個國家——即便是美國——是否承認一個城市是某國首都有那麼重要？此外， 我國官方近年來在巴以問題上表態時曾強調過一個似乎漸漸被人忽視了的常識——巴以問題是中東衝突的根源。
耶路撒冷所面臨的矛盾衝突， 其實遠遠超出了我們平日的視野範圍、某兩個政治實體和族群以及某些宗教傳統的歷史範疇。 一方面， 耶路撒冷所面對的矛盾紛爭有其曆千年不變的地緣政治和宗教文化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 今日巴以衝突框架下的耶路撒冷及其他問題， 則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新的、近現代的歷史和政治因素， 不能僅僅用傳統宗教和文化因素去概括。 我們今天就來簡單回顧一下歷史上圍繞耶路撒冷的複雜紛爭。
一、猶太人之前的耶路撒冷
與我們大多數時候的理解不同， 猶太人乃至其被稱為“古代以色列人”（Israelites, 不是Israelis——後者為現代以色列國國民）的精神和文化先民並不是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 圍繞耶路撒冷的歷史和衝突也並非由猶太人開始。
亞歐非三大洲交匯之處的大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在西方又被稱為黎凡特地區（Levant）。 狹義上， 黎凡特包含今天土耳其南部、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約旦等國家和地區， 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自古代中東地區文明之肇始， 就是多種文化傳統和政治勢力交匯之處。 此地長期處於埃及與北方勢力交替影響的陰影之下， 因此， 這裡為古代中東國際關係研究提供了最多的歷史資料也就不難理解了。
雖然最早提及耶路撒冷的埃及文獻早于阿瑪爾納書信幾百年， 但真正體現出耶路撒冷重要地理位置所帶來的衝突和威脅的資料就是還是來自上述的國際書信。
“看看這耶路撒冷（Urusalim）吧——不是我的父母把他給了我， 是國王您強壯的臂膀給了我這座城！”（第25-28行）
情勢危急之下， 這位耶路撒冷國王寫道：“別的城都享受和平（shalimu），
無論詞源如何， 最重要的是其諷刺意味：耶路撒冷自古以來跟和平關係寥寥。 當年的耶路撒冷是否真渡過了難關暫且不提， 我們不妨看看這個阿布迪·賀巴是何許人也。 他的名字由兩部分組成：abdi——閃米特語常見詞語， 意為奴僕。 阿拉伯常見人名阿卜杜拉、古代以色列先知俄巴底的名字裡都有這個成分（分別意為安拉和耶和華的僕人）。 由此可知， Heba很可能也是一個神。事實上，這個Heba就是古代胡裡人（Hurrian）的重要女神Hepat，出現在很多同時期的人名裡面。而這些胡裡人，就是前述參與爭奪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的另一大勢力、曾經強大的米坦尼帝國的主要居民。所以，這位耶路撒冷的早期國王名字裡包含了當地閃米特文化和胡裡文化不同的成分。考慮到胡裡人曾經在這一段時期生活在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有他們的存在也是很正常的。
可見，從最早見諸歷史資料開始，耶路撒冷就一直都是大小政治勢力爭奪的焦點和不同文化的交匯之處。換言之，耶路撒冷在古代並未完全屬於某個政權或族群，一切都是歷史演進、文化傳播和政治鬥爭的結果。
二、耶路撒冷：三教聖城
我們無法詳述耶路撒冷後來三千年的歷史，只能簡述相關的矛盾衝突。地理位置所扮演的角色仍然至關重要，可以這麼說：當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區處於不同大國角力的中心或大帝國的邊緣之時，圍繞它的衝突就更多；當它們成為某個帝國的內部穩定的一部分時，這裡在地緣政治上重要地位就會降低。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地理位置早就不是耶路撒冷地位唯一的考量因素，由於耶路撒冷的文化和宗教意義隨諸一神教的發展而顯著增強，宗教帶來的矛盾衝突逐漸走到了台前。
大約三千二百年前，地中海東岸地區經歷了一次比較劇烈的動盪，最終一系列舊有的城邦國家銷聲匿跡，也包括那個耶路撒冷王國。黎凡特地區出現了許多新的人群，有一些定居下來建立了早期古代國家，其中就包括古代以色列人。早期以色列的歷史我們知之甚少。《聖經》舊約是這方面唯一的史料，但關於早期以色列歷史的其可信度則要打個問號。《舊約》有一些故事的歷史背景上卻是和其他史料對應的，例如《舊約》從沒有聲稱耶路撒冷一直都是古代以色列人的，也沒有宣稱以色列人建立了耶路撒冷。恰恰相反，《舊約》在《撒母耳記》中坦言，大衛王靠武力征服了耶布斯（Jebus）城，後來改名為耶路撒冷（當然我們現在知道，耶路撒冷這個名字早於傳說中的大衛王近千年）。那個耶布斯城的居民擁有奇怪的名字（如撒母耳記下24:18裡的亞牢拿），明顯與希伯來語及其親屬語言無關，有學者指出，這些名字正是過去胡裡人的遺存。
傳說中大衛王帶領古代以色列人吞併耶路撒冷。
長話短說，不管大衛是不是真人，也不管大衛征服之前的耶路撒冷是不是胡裡人的城市，以色列和猶大王國建立後，耶路撒冷成為了南方猶大王國的中心。而政治中心只是其職能之一，在古代中東，很少有哪個重要的城市裡沒有一座大的宗教祭壇或聖殿。《舊約》稱，所羅門王建了聖殿，後毀於巴比倫人；波斯時期猶大雖然失去了政治獨立，但聖殿得以重建，史稱第二聖殿，在希律王時期重修，後毀于羅馬大軍手裡。今天耶路撒冷老城裡的猶太聖地“哭牆”，據猶太人的說法就是過去聖殿基座的遺存，雖然作為兩千年的文物，看起來有一些保存過於完好了。
在《聖經》所記述的時期，耶路撒冷在文化和猶大居民身份認同上的地位提升也很快。它成了南方猶大王國的代表。當猶大的先知批判猶大居民不聽神的教導時，耶路撒冷就成了他們口中的罪惡之城；而當猶大貴族被擄到巴比倫時，耶路撒冷更是變成了他們日思夜想的故都。《詩篇》第137篇最為著名：“耶路撒冷啊！如果我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如果我不紀念你，如果我不高舉耶路撒冷超過我最大的喜樂，情願我的舌頭緊貼上膛。”
而到了羅馬時期，耶路撒冷對於還在搖籃裡的早期基督教運動而言也是關鍵的地點。《新約》傳說耶穌曾經在聖殿佈道。而耶穌最後被釘十字架所前走過的那條路也被認為就在當今耶路撒冷老城的Via Dolorosa。如今，耶路撒冷老城裡聖墓教堂裡還保留著信徒們眼中耶穌被從十字架放下後放置屍身的石板，每次去那座著名的教堂，都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的基督徒跪地親吻那塊石板。
此外，眾所周知，耶路撒冷還是伊斯蘭教僅次於麥加和麥迪那的第三大聖地所在。著名的阿克薩清真寺位於過去的聖殿山上，改建自拜占庭時期的教堂。根據伊斯蘭教傳統，耶路撒冷是最早的禮拜所朝方向，早于麥加的克爾白。此外，與耶路撒冷關係緊密的猶太教和基督教人物，如大衛王和耶穌，本身也是伊斯蘭教所承認的先知。《古蘭經》則稱穆罕默德曾經騎神獸到了最遠的清真寺（被認為是阿克薩清真寺）夜行登霄，上七重天。至今阿拉伯語稱耶路撒冷為Al-Quds，意為“聖城”。
聖墓教堂
西牆與圓頂清真寺
儘管在古代以色列和猶大人入主耶路撒冷以後，耶路撒冷的宗教和文化地位逐漸上升，但地理位置帶來的戰事和爭奪仍然時有出現。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中東之後，其帝國分裂為幾個部分，巴勒斯坦地區不再是波斯時期的帝國腹地，而再次成為要衝，變成了埃及托勒密王國和敘利亞塞琉古王國乃至後來羅馬等勢力爭奪的前沿。
不得不承認，後來耶路撒冷這座城市本身變成衝突的焦點，更多源于它的文化和宗教象徵意義，似乎這一因素比在帝國統治時期遠高於城市本身的地理因素。西元七十年第一次猶太戰爭，羅馬人摧毀第二聖殿之後，哈德良皇帝將耶路撒冷改建成一座羅馬城市，稱為Aelia Capitolina，並在聖殿山建了一座羅馬神廟。這一行為引發了猶太人強烈反彈，最終間接引發了西元二世紀初的第二次猶太人大起義和猶太人被逐出耶路撒冷的事件。
真正讓耶路撒冷成為一個重要城市的原因恐怕還是基督教的興起和羅馬帝國的基督化。基督教成為西方的世界性宗教，讓猶太聖城變成了西方世界的聖城。雖然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二城也具有崇高的宗教意義，但因為與《新約》、耶穌的關係，耶路撒冷地位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而在伊斯蘭教力量佔領耶路撒冷後，宗教矛盾和東西方政治矛盾也讓耶路撒冷成為了十字軍東征中重要的目標，基督教勢力佔領巴勒斯坦地區期間，曾建立獨立的耶路撒冷基督教王國。此後，耶路撒冷重回伊斯蘭教政權手中，一直到近現代。奧斯曼帝國瓦解後，耶路撒冷成為英國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地的一部分。
三、從文化、宗教到政治——耶路撒冷象徵意義在近現代的轉化
綜上所述，耶路撒冷自古以來就是多個政治力量和族群、宗教爭奪的焦點。在三千多年的歷史中，主導衝突的主要因素由地理區位因素慢慢向宗教文化因素轉變。十九世紀中後期以來，現代政治意涵與宗教意義攜手，似乎成為了新的聚焦方向。
猶太人在羅馬大驅逐之後慢慢不再是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區的主要居民，甚至很難找到某個猶太社區自始至終生活在巴勒斯坦。猶太的文化中心從耶路撒冷先是轉移到了北邊的加利利，後來又轉移到巴比倫和中世紀之後的南歐、近現代的東歐。但客觀地說，兩千年來猶太人並非與巴勒斯坦地區完全絕緣。一方面，一些猶太旅行家、朝聖者曾到過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區，另一方面，小規模的猶太社區也曾經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在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存在（如十字軍時期）。1492年西班牙驅逐猶太人後，許多南歐猶太人來到西亞和北非，有一些留在了奧斯曼治下巴勒斯坦地區。耶路撒冷仍然是三教聖地，奧斯曼老城裡也慢慢形成了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的分區。十九世紀中期，還有一些東歐極端正統猶太人移民到耶路撒冷，有一些就在老城附近建立了著名的Mea Shearim社區。
但是，這些來自南歐或東歐的猶太人，並沒有試圖重建一個獨立的猶太國家。正統猶太人當中至今有一些人反對現代以色列世俗政權。他們認為，沒有神的旨意，人不能重建以色列或聖殿。他們主張和阿拉伯人和平共處，接受穆斯林政權的統治。前不久因為入伍當兵問題上街示威並與警方衝突的，就是這些正統派猶太人。
耶路撒冷正統猶太教徒社區懸掛的抗議標語：“我們絕不服兵役！”
真正讓巴勒斯坦乃至耶路撒冷政治化的，恐怕是十九世紀中後期興起的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在歐洲民族獨立和海外殖民的大背景下，其中一些人提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訴求最終在不同類別的複國主義中占了上風，也得到了英國的支持。其後的歷史我們再次不贅述，關於耶路撒冷本身，要注意的是在47年聯合國分治決議中，耶路撒冷地位未定，被視為國際共管城市。但在猶太複國主義政權的立場上看，耶路撒冷至少有兩方面意義：一來這是古代曾經存在過的獨立猶大王國的首都；另一方面，對耶路撒冷的態度決定了世俗的以色列政權能否得到廣大猶太人特別是信教人士的支持。
因此，聯合國決議所建議的國際共管計畫並沒有得到實際尊重。第一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和約旦依據1949年停火線將耶路撒冷實際劃分為兩個地區：西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管轄，東耶路撒冷成為約旦的一部分。1950年，以色列議會就宣佈耶路撒冷過去是也將會一直是以色列的首都。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吞併了約旦所占的東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全境，今年是以色列口中耶路撒冷“統一”五十周年。1980年，以色列通過《耶路撒冷法》，宣佈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包含東耶路撒冷阿拉伯區——是以色列的首都。此舉受到國際社會廣泛批評，聯合國理會通過決議宣佈此法案非法。但如我們所知，聯合國對巴以問題的實際作用，除了分治早期及其引發的戰爭以及巴勒斯坦難民安置問題之外，一直相對有限。而1988年，巴解組織頒佈的獨立宣言之中，耶路撒冷被宣佈為巴勒斯坦國的首都。巴勒斯坦一方對耶路撒冷的聲索使耶路撒冷的地位問題愈加複雜。雖然這一立場至今並無實際作用，以色列已經完全吞併了東耶，但巴勒斯坦的訴求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基本肯定。近幾年，我國曾多次表明立場，支持未來巴勒斯坦在67年戰爭前邊界內建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主權國家。
約旦和以色列士兵在核查點附近交流。
1967年以色列佔領耶路撒冷全境。
美國的耶路撒冷使館法案（Jerusalem Embassy Act）於1995年奧斯陸協議前後在國會通過，要求美國政府四年內將使館遷往耶路撒冷，否則將縮減使館預算。這一法案引發軒然大波，也讓巴以和談一開始就蒙上了陰影。克林頓表示，這是立法機關對行政權力的侵犯，並簽署命令推遲這一法案實施。自克林頓以來歷任美國總統都推遲了這一命令，直到特朗普本月宣稱在繼續推遲（因時間原因）的同時，要求使館搬遷開始。
在此我們不去過多推測這一決定的原因和影響，但至少應該注意到特朗普這一決定與美國國內政治（如特別是親以的猶太遊說集團和福音派基督徒的影響）的關係，以及其與美國中東政策的關係。雖然特朗普沒有明確使用“統一而不可分割”這種形容詞來限定耶路撒冷的地域範圍，這一決定對以色列的右翼勢力而言都是重大利好。可想而知，在東耶非法定居點修建很可能獲得更多的支持和自我合法性。的確，特朗普的決定會引發巴以乃至中東的局勢動盪。要知道，穩定和安全的中東符合雖然中東人民的利益，但並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因此，這一決定恐怕有其深思熟慮的背景，值得持續關注。
四、尾聲
這次美國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與使館搬遷之所以引發如此重大的反響，印證了耶路撒冷地位的關鍵影響因素在三千年來經歷了從地理區位到宗教文化再到國際政治意涵的轉化。這也告訴我們，對於巴以問題、猶太複國主義、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等議題的理解，歷史上的地緣、宗教因素和近現代範圍更廣的地緣政治及新的政治、意識形態因素都是必須討論的議題。與此同時，我們要清楚，歷史和宗教因素本身（如古代以色列人在某個時期於巴勒斯坦地區和耶路撒冷的關聯、耶路撒冷的“聖城”地位），與現代歐洲猶太人複國主義移民建國運動和巴以、阿以衝突在此基礎上的產生和發展，是彼此相關但無法完全互相解釋的不同事件。換言之，我們對耶路撒冷問題的考量，需要在瞭解歷史和文化的基礎上，立足於當代政治局勢。因此，個人在歷史和宗教、文化上的信仰，無助於外界對此議題的分析和理解。
（本文作者系哈佛大學近東語言與文明系博士生、耶路撒冷奧爾布賴特考古所訪問研究員。）
Heba很可能也是一個神。事實上，這個Heba就是古代胡裡人（Hurrian）的重要女神Hepat，出現在很多同時期的人名裡面。而這些胡裡人，就是前述參與爭奪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的另一大勢力、曾經強大的米坦尼帝國的主要居民。所以，這位耶路撒冷的早期國王名字裡包含了當地閃米特文化和胡裡文化不同的成分。考慮到胡裡人曾經在這一段時期生活在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有他們的存在也是很正常的。可見，從最早見諸歷史資料開始，耶路撒冷就一直都是大小政治勢力爭奪的焦點和不同文化的交匯之處。換言之，耶路撒冷在古代並未完全屬於某個政權或族群，一切都是歷史演進、文化傳播和政治鬥爭的結果。
二、耶路撒冷：三教聖城
我們無法詳述耶路撒冷後來三千年的歷史，只能簡述相關的矛盾衝突。地理位置所扮演的角色仍然至關重要，可以這麼說：當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區處於不同大國角力的中心或大帝國的邊緣之時，圍繞它的衝突就更多；當它們成為某個帝國的內部穩定的一部分時，這裡在地緣政治上重要地位就會降低。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地理位置早就不是耶路撒冷地位唯一的考量因素，由於耶路撒冷的文化和宗教意義隨諸一神教的發展而顯著增強，宗教帶來的矛盾衝突逐漸走到了台前。
大約三千二百年前，地中海東岸地區經歷了一次比較劇烈的動盪，最終一系列舊有的城邦國家銷聲匿跡，也包括那個耶路撒冷王國。黎凡特地區出現了許多新的人群，有一些定居下來建立了早期古代國家，其中就包括古代以色列人。早期以色列的歷史我們知之甚少。《聖經》舊約是這方面唯一的史料，但關於早期以色列歷史的其可信度則要打個問號。《舊約》有一些故事的歷史背景上卻是和其他史料對應的，例如《舊約》從沒有聲稱耶路撒冷一直都是古代以色列人的，也沒有宣稱以色列人建立了耶路撒冷。恰恰相反，《舊約》在《撒母耳記》中坦言，大衛王靠武力征服了耶布斯（Jebus）城，後來改名為耶路撒冷（當然我們現在知道，耶路撒冷這個名字早於傳說中的大衛王近千年）。那個耶布斯城的居民擁有奇怪的名字（如撒母耳記下24:18裡的亞牢拿），明顯與希伯來語及其親屬語言無關，有學者指出，這些名字正是過去胡裡人的遺存。
傳說中大衛王帶領古代以色列人吞併耶路撒冷。
長話短說，不管大衛是不是真人，也不管大衛征服之前的耶路撒冷是不是胡裡人的城市，以色列和猶大王國建立後，耶路撒冷成為了南方猶大王國的中心。而政治中心只是其職能之一，在古代中東，很少有哪個重要的城市裡沒有一座大的宗教祭壇或聖殿。《舊約》稱，所羅門王建了聖殿，後毀於巴比倫人；波斯時期猶大雖然失去了政治獨立，但聖殿得以重建，史稱第二聖殿，在希律王時期重修，後毀于羅馬大軍手裡。今天耶路撒冷老城裡的猶太聖地“哭牆”，據猶太人的說法就是過去聖殿基座的遺存，雖然作為兩千年的文物，看起來有一些保存過於完好了。
在《聖經》所記述的時期，耶路撒冷在文化和猶大居民身份認同上的地位提升也很快。它成了南方猶大王國的代表。當猶大的先知批判猶大居民不聽神的教導時，耶路撒冷就成了他們口中的罪惡之城；而當猶大貴族被擄到巴比倫時，耶路撒冷更是變成了他們日思夜想的故都。《詩篇》第137篇最為著名：“耶路撒冷啊！如果我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如果我不紀念你，如果我不高舉耶路撒冷超過我最大的喜樂，情願我的舌頭緊貼上膛。”
而到了羅馬時期，耶路撒冷對於還在搖籃裡的早期基督教運動而言也是關鍵的地點。《新約》傳說耶穌曾經在聖殿佈道。而耶穌最後被釘十字架所前走過的那條路也被認為就在當今耶路撒冷老城的Via Dolorosa。如今，耶路撒冷老城裡聖墓教堂裡還保留著信徒們眼中耶穌被從十字架放下後放置屍身的石板，每次去那座著名的教堂，都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的基督徒跪地親吻那塊石板。
此外，眾所周知，耶路撒冷還是伊斯蘭教僅次於麥加和麥迪那的第三大聖地所在。著名的阿克薩清真寺位於過去的聖殿山上，改建自拜占庭時期的教堂。根據伊斯蘭教傳統，耶路撒冷是最早的禮拜所朝方向，早于麥加的克爾白。此外，與耶路撒冷關係緊密的猶太教和基督教人物，如大衛王和耶穌，本身也是伊斯蘭教所承認的先知。《古蘭經》則稱穆罕默德曾經騎神獸到了最遠的清真寺（被認為是阿克薩清真寺）夜行登霄，上七重天。至今阿拉伯語稱耶路撒冷為Al-Quds，意為“聖城”。
聖墓教堂
西牆與圓頂清真寺
儘管在古代以色列和猶大人入主耶路撒冷以後，耶路撒冷的宗教和文化地位逐漸上升，但地理位置帶來的戰事和爭奪仍然時有出現。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中東之後，其帝國分裂為幾個部分，巴勒斯坦地區不再是波斯時期的帝國腹地，而再次成為要衝，變成了埃及托勒密王國和敘利亞塞琉古王國乃至後來羅馬等勢力爭奪的前沿。
不得不承認，後來耶路撒冷這座城市本身變成衝突的焦點，更多源于它的文化和宗教象徵意義，似乎這一因素比在帝國統治時期遠高於城市本身的地理因素。西元七十年第一次猶太戰爭，羅馬人摧毀第二聖殿之後，哈德良皇帝將耶路撒冷改建成一座羅馬城市，稱為Aelia Capitolina，並在聖殿山建了一座羅馬神廟。這一行為引發了猶太人強烈反彈，最終間接引發了西元二世紀初的第二次猶太人大起義和猶太人被逐出耶路撒冷的事件。
真正讓耶路撒冷成為一個重要城市的原因恐怕還是基督教的興起和羅馬帝國的基督化。基督教成為西方的世界性宗教，讓猶太聖城變成了西方世界的聖城。雖然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二城也具有崇高的宗教意義，但因為與《新約》、耶穌的關係，耶路撒冷地位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而在伊斯蘭教力量佔領耶路撒冷後，宗教矛盾和東西方政治矛盾也讓耶路撒冷成為了十字軍東征中重要的目標，基督教勢力佔領巴勒斯坦地區期間，曾建立獨立的耶路撒冷基督教王國。此後，耶路撒冷重回伊斯蘭教政權手中，一直到近現代。奧斯曼帝國瓦解後，耶路撒冷成為英國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地的一部分。
三、從文化、宗教到政治——耶路撒冷象徵意義在近現代的轉化
綜上所述，耶路撒冷自古以來就是多個政治力量和族群、宗教爭奪的焦點。在三千多年的歷史中，主導衝突的主要因素由地理區位因素慢慢向宗教文化因素轉變。十九世紀中後期以來，現代政治意涵與宗教意義攜手，似乎成為了新的聚焦方向。
猶太人在羅馬大驅逐之後慢慢不再是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區的主要居民，甚至很難找到某個猶太社區自始至終生活在巴勒斯坦。猶太的文化中心從耶路撒冷先是轉移到了北邊的加利利，後來又轉移到巴比倫和中世紀之後的南歐、近現代的東歐。但客觀地說，兩千年來猶太人並非與巴勒斯坦地區完全絕緣。一方面，一些猶太旅行家、朝聖者曾到過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區，另一方面，小規模的猶太社區也曾經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在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存在（如十字軍時期）。1492年西班牙驅逐猶太人後，許多南歐猶太人來到西亞和北非，有一些留在了奧斯曼治下巴勒斯坦地區。耶路撒冷仍然是三教聖地，奧斯曼老城裡也慢慢形成了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的分區。十九世紀中期，還有一些東歐極端正統猶太人移民到耶路撒冷，有一些就在老城附近建立了著名的Mea Shearim社區。
但是，這些來自南歐或東歐的猶太人，並沒有試圖重建一個獨立的猶太國家。正統猶太人當中至今有一些人反對現代以色列世俗政權。他們認為，沒有神的旨意，人不能重建以色列或聖殿。他們主張和阿拉伯人和平共處，接受穆斯林政權的統治。前不久因為入伍當兵問題上街示威並與警方衝突的，就是這些正統派猶太人。
耶路撒冷正統猶太教徒社區懸掛的抗議標語：“我們絕不服兵役！”
真正讓巴勒斯坦乃至耶路撒冷政治化的，恐怕是十九世紀中後期興起的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在歐洲民族獨立和海外殖民的大背景下，其中一些人提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訴求最終在不同類別的複國主義中占了上風，也得到了英國的支持。其後的歷史我們再次不贅述，關於耶路撒冷本身，要注意的是在47年聯合國分治決議中，耶路撒冷地位未定，被視為國際共管城市。但在猶太複國主義政權的立場上看，耶路撒冷至少有兩方面意義：一來這是古代曾經存在過的獨立猶大王國的首都；另一方面，對耶路撒冷的態度決定了世俗的以色列政權能否得到廣大猶太人特別是信教人士的支持。
因此，聯合國決議所建議的國際共管計畫並沒有得到實際尊重。第一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和約旦依據1949年停火線將耶路撒冷實際劃分為兩個地區：西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管轄，東耶路撒冷成為約旦的一部分。1950年，以色列議會就宣佈耶路撒冷過去是也將會一直是以色列的首都。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吞併了約旦所占的東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全境，今年是以色列口中耶路撒冷“統一”五十周年。1980年，以色列通過《耶路撒冷法》，宣佈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包含東耶路撒冷阿拉伯區——是以色列的首都。此舉受到國際社會廣泛批評，聯合國理會通過決議宣佈此法案非法。但如我們所知，聯合國對巴以問題的實際作用，除了分治早期及其引發的戰爭以及巴勒斯坦難民安置問題之外，一直相對有限。而1988年，巴解組織頒佈的獨立宣言之中，耶路撒冷被宣佈為巴勒斯坦國的首都。巴勒斯坦一方對耶路撒冷的聲索使耶路撒冷的地位問題愈加複雜。雖然這一立場至今並無實際作用，以色列已經完全吞併了東耶，但巴勒斯坦的訴求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基本肯定。近幾年，我國曾多次表明立場，支持未來巴勒斯坦在67年戰爭前邊界內建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主權國家。
約旦和以色列士兵在核查點附近交流。
1967年以色列佔領耶路撒冷全境。
美國的耶路撒冷使館法案（Jerusalem Embassy Act）於1995年奧斯陸協議前後在國會通過，要求美國政府四年內將使館遷往耶路撒冷，否則將縮減使館預算。這一法案引發軒然大波，也讓巴以和談一開始就蒙上了陰影。克林頓表示，這是立法機關對行政權力的侵犯，並簽署命令推遲這一法案實施。自克林頓以來歷任美國總統都推遲了這一命令，直到特朗普本月宣稱在繼續推遲（因時間原因）的同時，要求使館搬遷開始。
在此我們不去過多推測這一決定的原因和影響，但至少應該注意到特朗普這一決定與美國國內政治（如特別是親以的猶太遊說集團和福音派基督徒的影響）的關係，以及其與美國中東政策的關係。雖然特朗普沒有明確使用“統一而不可分割”這種形容詞來限定耶路撒冷的地域範圍，這一決定對以色列的右翼勢力而言都是重大利好。可想而知，在東耶非法定居點修建很可能獲得更多的支持和自我合法性。的確，特朗普的決定會引發巴以乃至中東的局勢動盪。要知道，穩定和安全的中東符合雖然中東人民的利益，但並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因此，這一決定恐怕有其深思熟慮的背景，值得持續關注。
四、尾聲
這次美國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與使館搬遷之所以引發如此重大的反響，印證了耶路撒冷地位的關鍵影響因素在三千年來經歷了從地理區位到宗教文化再到國際政治意涵的轉化。這也告訴我們，對於巴以問題、猶太複國主義、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等議題的理解，歷史上的地緣、宗教因素和近現代範圍更廣的地緣政治及新的政治、意識形態因素都是必須討論的議題。與此同時，我們要清楚，歷史和宗教因素本身（如古代以色列人在某個時期於巴勒斯坦地區和耶路撒冷的關聯、耶路撒冷的“聖城”地位），與現代歐洲猶太人複國主義移民建國運動和巴以、阿以衝突在此基礎上的產生和發展，是彼此相關但無法完全互相解釋的不同事件。換言之，我們對耶路撒冷問題的考量，需要在瞭解歷史和文化的基礎上，立足於當代政治局勢。因此，個人在歷史和宗教、文化上的信仰，無助於外界對此議題的分析和理解。
（本文作者系哈佛大學近東語言與文明系博士生、耶路撒冷奧爾布賴特考古所訪問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