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時，
英國是因為害怕林則徐才轉而北上攻擊的嗎？
文/張秀陽
林則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 福建侯官縣人， 是清朝時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詩人， 官至一品， 曾任湖廣總督、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 兩次受命欽差大臣。
1839年， 林則徐于廣東禁煙時， 派人明察暗訪， 強迫外國鴉片商人交出鴉片， 並將沒收鴉片於1839年6月3日在虎門銷毀。
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 林則徐以虎門銷煙、奮力抗英而聞名中外， 成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 為後人稱頌。 但也是因為禁煙和抗英， 使林則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 遭受了5年悲壯的流放生活。
歷史教科書是這樣表述的：
林則徐虎門禁煙後， 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 英軍派艦隊封鎖珠江口， 進攻廣州。 林則徐嚴密佈防， 使英軍的進攻未能得逞。 英軍受阻後沿海岸北上， 於7月5日攻佔定海， 8月9日抵達天津大沽口， 威脅北京。 這時， 道光帝驚慌失措， 急令直隸總督琦善前去“議和”；又命令兩江總督伊裡布查清英軍攻佔定海的原因， 究竟是由於“絕其貿易”還是“燒其鴉片”， 意欲將林則徐作為“替罪羊”。
道光二十年9月29日， 道光帝下旨， 革了林則徐的職， 並命令“交部嚴加議處， 來京聽候部議”。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6月28日， 道光皇帝下旨， 革去林則徐“四品卿銜”， “從重發往新疆伊犁， 效力贖罪。 ”
1840年6月下旬， 英軍遠征軍六七千人在海軍司令伯麥和英國遠征軍總司令兼全權代表懿律的率領下，
我們的教科書解釋英軍轉而北攻的原因， 長期以來都是說林則徐在廣東積極備戰， 對英國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做了積極而充分的準備， 才讓英國人有所顧忌， 不敢在廣州滋事， 而是避實擊虛， 選擇騷擾準備不足的更北面一些的沿海地區去攻擊。
近些年， 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 新史料的發掘， 和各種明的暗的禁區的開禁。 大量史料證明：英軍沒有直接進攻廣東的原因解讀為英國軍人害怕與林則徐交戰，
這種解讀， 一方面凸顯林則徐所固有的高大形象；另一方面則讓失敗者獲得了一種近似于阿Q式的意淫的快感。
茅海建教授就直言不諱地說：“英軍有著制勝的武力，
絕非害怕林的武備”。
範文瀾先生稱林則徐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在當時那種“萬馬齊喑”， 閉關鎖國， 固步自封的社會裡， 林則徐確實擔得起這個評價。
千古未遇的西方強敵入侵， 促使林則徐“最先從封建的閉關自守的昏睡狀態中覺醒， 以全新的態度睜眼看世界。 ” 林則徐赴廣州後， 主持禁煙， 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對西方知識的貧乏、國人對王朝之外世界的無知， 他要改變“沿海文武大員並不諳諸夷情，
他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
提出為了改變軍事技術的落後狀態應該制炮造船的意見；他親自主持並組織翻譯班子，
翻譯外國書刊，
把外國人講述中國的言論翻譯成《華事夷言》，
作為當時中國官吏的“參考消息”。
作為近代史上一位偉大的愛國者和傑出的民族英雄， 他在瞭解世界， 研究西方方面帶了頭， 成為中國近代傳播西方文化， 促進西學東漸的帶頭人。
然而， 從林則徐身處的時代來看， 他的思想並未脫離當時一般士大夫的“華夷之別”的範疇，
事實上， 鴉片戰爭爆發後， 英軍沒有選擇進攻廣東， 並不是害怕林則徐的武備， 而是英國的軍事行動的既定方針就是捨棄廣東， 撇開林則徐， 北上清朝政治版圖的中心地區， 尋找比林則徐官職更高的官員解決爭端。 而一旦談判不成， 則將在長江下游和北方地區繼續開戰。
茅海建教授的著作中披露了英國當時的首相巴麥尊給英國遠征軍的訓令：一是在珠江口建立封鎖；二是佔領舟山群島並封鎖該島對面的海口， 以及揚子江口和黃河口；三是在進至白河口（大沽口）後， 向北京投遞照會，如無滿意答覆，可決定進一步行動。
英軍在中國沿海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完全是遵照戰前所制訂的預案採取行動的。對於林則徐個人而言，正是因為英軍的這一行動預案，才給了他完身而退的一個絕好的機會，也成就了一個關於林則徐的不可戰勝的神話。清史專家蕭一山先生在《清史大綱》裡有這樣的評述：英國人沒有進攻廣東，那是林則徐的運氣好，這“成全了林則徐的令名，而國事也就不堪問了。”言外之意，假若英國人的戰略目標確定在廣東一帶的話，那麼，林則徐的失敗就是必不可免的事情。
雖然這樣的立論也是事後假設，而歷史是無法走回頭路來證明後人的立論的。
但實事求是從當時廣東的軍事實力而言，雖然林則徐充分考慮到了英國可能發動的軍事行動，並為此而積極備戰，整軍修武，充實水師，加固炮臺，舉辦團練。但其戰略思想和軍事實力與浙江的定海、寧波等地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具體的武備基本上停留在中世紀冷兵器時代的水準，“所用武器不外弓、矢、刀、戟、藤牌、鳥槍、扛炮、噴筒”（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這些武備與沐浴著工業革命陽光的英國人的“船堅炮利”相比，根本不在同一個級別上。可以說，這些落後的玩意兒，英國人壓根兒就沒有放在眼裡，自信“二艘軍艦即可將其趕散”。因此，英軍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有所謂的“懼林”之說。
歷史早已證明，落後就是挨打。以當時中國上層集團封閉落伍的對於外部世界的認知水準和中世紀的軍事實力，無論是廣東也好，浙江也好，直隸也罷，對於虎視眈眈挾著先進的西方文明而來的英國人而言，都是不堪一擊。這一點已經被近代以來無數次中外紛爭的結果所證實。
而林則徐本人其實是清醒的。他在遣戍新疆的途中，寫了一封信給友人，信中他這樣總結道：
彼之大炮遠及十裡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炮，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裡八裡，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單憑這一點，林大人就具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清醒頭腦，不愧為“睜開眼睛看世界第一人”的名頭。林則徐作為一個慢慢覺醒的中國人，他不可能超越當時種種主客觀環境的制約，做出更加驚世駭俗的大事來。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林則徐踏上戍途。當與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別時，寫了“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激勵詩句。這是他愛國情感的抒發，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寫照。
英軍在中國沿海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完全是遵照戰前所制訂的預案採取行動的。對於林則徐個人而言，正是因為英軍的這一行動預案，才給了他完身而退的一個絕好的機會，也成就了一個關於林則徐的不可戰勝的神話。清史專家蕭一山先生在《清史大綱》裡有這樣的評述：英國人沒有進攻廣東，那是林則徐的運氣好，這“成全了林則徐的令名，而國事也就不堪問了。”言外之意，假若英國人的戰略目標確定在廣東一帶的話，那麼，林則徐的失敗就是必不可免的事情。
雖然這樣的立論也是事後假設，而歷史是無法走回頭路來證明後人的立論的。
但實事求是從當時廣東的軍事實力而言，雖然林則徐充分考慮到了英國可能發動的軍事行動，並為此而積極備戰，整軍修武，充實水師，加固炮臺，舉辦團練。但其戰略思想和軍事實力與浙江的定海、寧波等地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具體的武備基本上停留在中世紀冷兵器時代的水準，“所用武器不外弓、矢、刀、戟、藤牌、鳥槍、扛炮、噴筒”（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這些武備與沐浴著工業革命陽光的英國人的“船堅炮利”相比，根本不在同一個級別上。可以說，這些落後的玩意兒，英國人壓根兒就沒有放在眼裡，自信“二艘軍艦即可將其趕散”。因此，英軍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有所謂的“懼林”之說。
歷史早已證明，落後就是挨打。以當時中國上層集團封閉落伍的對於外部世界的認知水準和中世紀的軍事實力，無論是廣東也好，浙江也好，直隸也罷，對於虎視眈眈挾著先進的西方文明而來的英國人而言，都是不堪一擊。這一點已經被近代以來無數次中外紛爭的結果所證實。
而林則徐本人其實是清醒的。他在遣戍新疆的途中，寫了一封信給友人，信中他這樣總結道：
彼之大炮遠及十裡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炮，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裡八裡，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單憑這一點，林大人就具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清醒頭腦，不愧為“睜開眼睛看世界第一人”的名頭。林則徐作為一個慢慢覺醒的中國人，他不可能超越當時種種主客觀環境的制約，做出更加驚世駭俗的大事來。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林則徐踏上戍途。當與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別時，寫了“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激勵詩句。這是他愛國情感的抒發，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