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于永正先生8日清晨因病逝世， 朋友圈教育界的朋友紛紛發文悼念， 足見于老師在教育人心目中的地位。
認識于老師， 是在從他的文章開始的。 他對教育的愛和執著讓人感動， 給後輩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我們轉發于老師在養病期間撰寫的文章《我的小學老師》， 從中可以看到他為師之道的傳承所在， 也希望于老師的教育精神能夠傳承下去。
于老師一路走好！
人是要有點兒精神的， 要有對事業的追求精神。 我身患白血病， 但我一面與疾病鬥爭， 一面讀書看報、寫文章、修改書稿。 只要活著， 就要幹。
我是在醫院病房裡， 利用做化療的間隙， 坐在病床上， 雙手懸空寫的這篇後記。
生命的長度我當不了家， 但生命的寬度由我說了算。 生命的寬度有了， 也就延長了生命的長度。 過好每一天， 不虛度每一天， 就對得起祖國的教育事業了， 對得起我熱愛的學生了， 對得起生我養我的父母了。
在我養病期間， 我懷著深深的感激與敬意， 寫了一篇《我的小學老師》， 讀者從中可以看出我為師之道的傳承所在。 因此， 我把它放在這本書的最後， 老師們一定會從中得到啟迪。
好了， 再次感謝廣大教師對我的支持與厚愛！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之家”， 我的生命將在我的書裡延續。
願我的書成為老師們的朋友，
於永正
2016年6月23日
我的小學老師
早就想寫我的小學老師。 不只是因為老師培養了我， 而是想通過我的文字， 讓我的同行們， 分享我的老師的人品、才華和智慧。
一拿起筆， 我的小學老師就一一浮現在我的腦際， 清晰， 真切， 一如60 多年前。
01
在小學老師中， 最令我難忘的是張敬齋老師。
張老師是我初小的老師， 即一年級至四年級的老師， 教我們語文、音樂、美術和體育。
難忘張老師的微笑。 1947 年， 張老師剛到我們山東省萊陽縣徐家夼初級小學時， 不過十八九歲。 瘦高挑兒， 大眼睛， 尖下頦， 留著大分頭， 一天到晚， 樂呵呵的。 他目光敏銳、親切、熱情， 總是笑著和我們說話。 四年中， 我只見他發過一次脾氣。 升入四年級時，
難忘張老師教我們寫字。 張老師寫得一手漂亮的柳體字， 還能寫美術字。 升入三年級， 我們每天上午最後一節課是寫字課。 先是寫“仿”—— 張老師給每個人寫一張字， 每張12 個， 讓我們把紙蒙在上面描。 也不過描三四次吧， 老師寫的字就被洇模糊了。 張老師就再給我們寫一張。 張老師不厭其煩地寫， 我們不厭其煩地描， 一描描了一年。
寫得好的字， 張老師則畫個紅圈， 特別好的， 畫雙圈。 我們每天為“紅圈”而奮鬥。 作為孩子， 學習動力就是這麼簡單。 我的寫字興趣是被張老師的“紅圈”激發出來的。 張老師的“紅圈”吸引我步入書法藝術的殿堂。 至今， 我還能回味出兒時研墨散發出來的墨香， “非人磨墨磨墨人”。 且不說寫字的過程讓我獲得的其他養分， 在我的生活裡， 在我的精神世界裡， 我至少多了一方完全屬於自己的天地。 無論是欣賞古今書法家的作品， 還是自己揮毫潑墨， 都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 這種感覺不可言喻。 這也是我當了老師後， 之所以重視寫字、希望學生能寫一手好字的原因。
說到紅圈圈， 又想起了張老師在我作文簿上畫的一條條紅色波浪線。 那醒目的波浪線， 永遠銘刻在我的腦海裡。 張老師很重視作文教學， 每週一篇， 我們用小楷筆豎寫。 張老師用朱筆批改， 有眉批， 有總批。 老師用毛筆劃的豎波浪線一頓一頓的， 非常好看。 有時幾乎畫滿了全篇。 如果說， 我的寫字興趣是被張老師的紅圈圈激發出來的， 那麼， 我的作文興趣則是被張老師的紅波浪線激發出來的。 我當了老師後， 深知波浪線的作用， 也就從不吝嗇紅墨水了。
一年放寒假前， 張老師為考試成績好的同學畫獎狀（給多少同學畫， 記不清了）， 我的獎狀上畫了一隻蹲在樹枝上展翅欲飛的小鳥， 然後寫了一句勉勵的話。我回到家就臨摹那只小鳥，居然畫得很像。沒想到，從此竟喜歡畫畫了。那時的美術課沒有教材，張老師叫大家“隨便畫”。畫自己感興趣的內容，越畫越愛畫。那時沒有家庭作業，我的課餘時間幾乎全用來畫畫和拉京胡了。而今，我們的學生有多少能根據自己的興趣，有選擇地學習？沒有興趣的學習叫“應付”。被動學習很難出天才。
忘不了張老師的音樂課。音樂課上，張老師教我們唱《志願軍戰歌》《歌唱祖國》《嘿啦啦啦啦》（一首關於抗美援朝的兒童歌曲）。能教的歌兒教完了，張老師便教我們拉京胡、唱京戲。後來發現我有小嗓（假嗓），又“因材施教”，單教我一段《汾河灣》中柳迎春唱的“兒的父去投軍無音信”。張老師是新中國把器樂演奏引入音樂課的第一人——1950 年在音樂課上就教我們拉京胡，不是第一人嗎？
張老師還教我們打鑼鼓。“膠東秧歌鑼鼓”熱烈歡快，振奮人心，我們打得酣暢淋漓、如癡如醉。節假日，張老師帶領我們敲鑼打鼓去附近村莊宣傳抗美援朝。我除了打鑼鼓，還演活報劇。我演過李承晚（劇本是張老師編的）。至今還記得其中的臺詞：“我叫李承晚，南朝鮮，我來坐江山。我的江山坐不穩，認了個乾爹杜魯門……”
沒有藝術的教育，是殘缺的教育。藝術教育也不只是教唱歌，教畫畫兒。
那時農村條件差，學校只有一個空蕩蕩的操場。張老師親自為我們挖了一個大沙坑。體育課上，張老師教我們跳高、跳遠。至今，張老師那“剪式跳高”的身影還留在我的腦海裡。
課間，沙坑成了男生的摔跤場。張老師常常站在旁邊笑眯眯地看，有時還教我們一手。我的摔跤本領就是在沙坑裡，在富水河畔的沙灘裡練出來的。“文革”時，有個到小學“造反”的大塊頭兒中學生，揮著拳頭向我沖來，被我撂倒在校門口。那男生像《水滸傳》裡的“洪教頭”似的爬起來，頭也不抬，悻悻地走了。
就我所知，那時農村小學沒有體育課，張老師是憑著他的直覺和愛好， 自己“開發”的。
我和同學津津樂道的，還有張老師帶領我們游泳、給梨樹掐花、慰問軍屬、拾糞等活動。
說到“拾糞”，現在還臉紅。“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升入四年級， 張老師要求我們每天早晨背著糞箕拾糞（即牲畜的糞便），然後背到學校， 在校門口一字兒擺開“展覽”。晨讀後，再把糞背回家（那時我們每天先到校晨讀，晨讀後回家吃早飯，飯後再回校上課）。一年中，我只拾到過一次牛糞，其餘的，都是挖河裡的淤泥充數。張老師說：“淤泥也是好肥！”
什麼是教育？教育不是“叫育”，也不只是教書；課堂也不只是在學校裡。
什麼是素質教育？素質教育就是教師素質的教育。即教師有什麼樣的素質，就會有什麼樣的教育。張老師是憑著他的品格、熱情、認識、直覺和悟性來從事教育的。我斷定張老師那時沒有系統學習過教育學、心理學， 更不知何謂“素質教育”，他是憑著他出眾的才華、淵博的知識和廣泛的愛好從事教育並影響著他的學生的。
非常慶倖，在我剛跨進校門的時候，遇到了張敬齋老師。張老師對我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02
升入五年級，有了地理課。教地理的是徐國芳老師。徐老師快50 歲了，頭髮梳理得極為規整，分向左右的頭髮從來都是服服帖帖的，沒有一根張牙舞爪脫離集體的。他嘴巴上翹，行動穩健，說話輕鬆。徐老師好脾氣，從來都是笑嘻嘻的。
20 世紀50 年代初的小學《中國地理》課本是分省編的，即一個省一課。徐老師上課時，邊畫地圖邊講。譬如，講我們山東省，他邊畫邊說：“我們山東省像一頭蹲下的大駱駝，頭伸進渤海和黃海裡，它的頭就叫膠東半島。”這句話講完，山東的輪廓也就出現在黑板上了。我們異口同聲地說： “哇！真像駱駝！”然後，徐老師又標出省會濟南和其他大城市，自然少不了我們煙臺，順便又標出了我們萊陽（課本中的山東地圖並沒標上萊陽）。
接著畫鐵路，畫泰山山脈，再講物產，最後講鄰省和瀕臨的海。講到“煙臺蘋果萊陽梨，肥城蜜桃大如拳，樂陵小棗甜如蜜”時，我們都很自豪。緊接著，徐老師又加了一句：“煙臺蘋果萊陽梨，不如濰坊蘿蔔皮。”我們都大叫：“吹牛！蘿蔔皮有什麼好吃的？”徐老師說：“濰坊也是咱們山東的。那裡的蘿蔔確實好吃。”說完，又在地圖上標出了濰坊所在的位置，我們又高興起來。
我看到山東半島“伸”進大海裡，十分擔心地向徐老師提了個問題：“老師，咱們山東半島要是‘斷’了，我們不就掉進大海裡了嗎？”徐老師嘿嘿一笑，道：“半島可不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你這不是杞人憂天嗎？”
徐老師的地理作業“千篇一律”——畫地圖。第一課講全國行政區， 就叫我們畫全國地圖，以後每教一個省，就畫一個省。我有繪畫的基礎， 每個省都能畫得很像書上的地圖，經常得到徐老師的誇讚。我的同桌孫紹君畫得潦草，他畫的山東地圖活像一個不規整的梨，徐老師卻說：“不錯， 不錯，有點兒意思就行。”徐老師的口頭禪是“有毛就是雞”。孫紹君寫的大字，筆劃粗，同時擔任我們五六年級書法課的徐老師卻說：“孫紹君的字有顏體的味道。”常常在他寫的某一筆、某一畫上畫個小紅圈兒。圈兒雖然小，卻讓紹君每次寫字都全力以赴。當了老師，我明白了，不是徐老師要求不嚴格，這叫“尊重差異”、“因材施教”。我當了老師，也學會了在學生寫的字的某一筆、某一畫上畫紅圈，也能在每個後進生身上找到閃光點。
學完了中國地理，畫完了中國地圖和各省地圖，祖國就鐫刻在我心中， 永不磨滅。
到中學讀《世界地理》時，我依然保留畫地圖的習慣，畫完了五洲四海，世界就在我心裡了。
畫地圖讓我養成了看地圖的習慣。每當我站在中國地圖前，徐國芳老師和善的面容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耳畔就會響起他那“嘿嘿”的、近乎天真的笑聲。
03
我的小學男老師喜歡起女性的名字。和徐國芳老師一樣，白曉雲老師也是男性。白老師姓白，人和他的姓一樣，也白。他穿著整潔，愛戴一頂藍色“解放帽”，而且帽沿是“黑化學”的（即一種黑塑膠，在當時非常時髦）。
白老師教我們歷史。每講一課，他就讓我們看課後的思考題。“第一個問題怎麼回答呢？”白老師問。然後，引領我們畫出書上的有關句子。我們把這些看似零散的句子連起來一讀，居然通順、完整。個別連接不好的地方，白老師會給我們添加幾個詞語，說：“這就是第一題的答案。”依次類推，把課後問題的答案，都在書上圈畫出來了。一篇長文，我們只需記住其中十來句即可。就這樣一課課地畫下去，讓我學會了讀書抓要點、重點。白老師從不佈置書面作業，複習時，只是要求我們熟讀每課圈畫的句子。期中、期末考試，我們的歷史成績都很優秀。我們學歷史感到非常輕鬆。
讀中學和師範的時候，我把這個方法遷移到所有學科。期末複習時， 我先把各科課本通讀一遍，邊讀邊用紅筆圈畫出每課的重點、要點（好多地方平時就畫了，但用的不是紅筆）。複習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的時候， 我唯讀並記住我畫的重點、要點，既省時又省力。每次考試，各科都得高分。95% 以上的考試內容都在我的圈畫之中。在初中和師範，我都是“三好” 學生。
1977 年，我到徐州黨校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每次考試， 同班的大學本科生都考不過我。這得益于白老師教給我的讀書方法。我能把厚書讀薄，同樣也能把薄書讀厚。
白老師讓我懂得了什麼叫“授之以漁”。
04
王其欣老師高高的、瘦瘦的，和白老師相反，他的皮膚黝黑。他是校長，兼我們的自然和美術課。
我們從不稱他為校長，都稱他為“老師”。對此，他很高興。他常說： “我不是稱職的美術老師，我不會畫畫兒。”他常用“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濫竽充數”自我解嘲。
但王老師善於激勵。他的辦法是讓我們的畫兒“上牆”——一進校門的過道兩邊的“學習園地”上，貼滿了我們畫的畫和寫的大字。每期都有我畫的人物、動物，還有京劇臉譜兒。
王老師經常站在“園地”前欣賞我們的字、畫，連聲讚歎：“好，好！” 他那像欣賞心愛的寶貝似的眼神，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裡，永遠讓我感動。
小學畢業，我到了徐州。王老師還親自給我父親寫信，說我有繪畫天賦，建議將來讀美術學院。這讓我深受鼓舞，立志長大當畫家。
讀中學時，我“移情別戀”，想當一名作家。但幾十年來，業餘時間仍不時揮筆作畫，自得其樂。得意之中，總會想到瘦瘦的、高高的王其欣老師，想到他對我們兒時的欣賞與鼓勵。人如其名，名如其人。王其欣老師讓我學會了欣賞學生。
往事如昨，歷歷在目，一切是那麼清晰，親切，一如60 多年前。
歲月無情。如今，四位老師都走了。
倘若他們健在——
我一定會為老師們雙手呈上我的新作——《做一個學生喜歡的老師——我的為師之道》，請老師批閱。
我一定會為他們清唱一段《汾河灣》中的“兒的父去投軍無音信”， 再次請老師指正。
我一定會為他們畫幾幅京劇臉譜，博老師一笑。
我一定會為他們揮毫書寫“師恩永沐”四個大字，以表達我對老師們的謝意與敬意……
本期編輯：彭詩韻
然後寫了一句勉勵的話。我回到家就臨摹那只小鳥，居然畫得很像。沒想到，從此竟喜歡畫畫了。那時的美術課沒有教材，張老師叫大家“隨便畫”。畫自己感興趣的內容，越畫越愛畫。那時沒有家庭作業，我的課餘時間幾乎全用來畫畫和拉京胡了。而今，我們的學生有多少能根據自己的興趣，有選擇地學習？沒有興趣的學習叫“應付”。被動學習很難出天才。忘不了張老師的音樂課。音樂課上，張老師教我們唱《志願軍戰歌》《歌唱祖國》《嘿啦啦啦啦》（一首關於抗美援朝的兒童歌曲）。能教的歌兒教完了，張老師便教我們拉京胡、唱京戲。後來發現我有小嗓（假嗓），又“因材施教”，單教我一段《汾河灣》中柳迎春唱的“兒的父去投軍無音信”。張老師是新中國把器樂演奏引入音樂課的第一人——1950 年在音樂課上就教我們拉京胡，不是第一人嗎？
張老師還教我們打鑼鼓。“膠東秧歌鑼鼓”熱烈歡快，振奮人心，我們打得酣暢淋漓、如癡如醉。節假日，張老師帶領我們敲鑼打鼓去附近村莊宣傳抗美援朝。我除了打鑼鼓，還演活報劇。我演過李承晚（劇本是張老師編的）。至今還記得其中的臺詞：“我叫李承晚，南朝鮮，我來坐江山。我的江山坐不穩，認了個乾爹杜魯門……”
沒有藝術的教育，是殘缺的教育。藝術教育也不只是教唱歌，教畫畫兒。
那時農村條件差，學校只有一個空蕩蕩的操場。張老師親自為我們挖了一個大沙坑。體育課上，張老師教我們跳高、跳遠。至今，張老師那“剪式跳高”的身影還留在我的腦海裡。
課間，沙坑成了男生的摔跤場。張老師常常站在旁邊笑眯眯地看，有時還教我們一手。我的摔跤本領就是在沙坑裡，在富水河畔的沙灘裡練出來的。“文革”時，有個到小學“造反”的大塊頭兒中學生，揮著拳頭向我沖來，被我撂倒在校門口。那男生像《水滸傳》裡的“洪教頭”似的爬起來，頭也不抬，悻悻地走了。
就我所知，那時農村小學沒有體育課，張老師是憑著他的直覺和愛好， 自己“開發”的。
我和同學津津樂道的，還有張老師帶領我們游泳、給梨樹掐花、慰問軍屬、拾糞等活動。
說到“拾糞”，現在還臉紅。“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升入四年級， 張老師要求我們每天早晨背著糞箕拾糞（即牲畜的糞便），然後背到學校， 在校門口一字兒擺開“展覽”。晨讀後，再把糞背回家（那時我們每天先到校晨讀，晨讀後回家吃早飯，飯後再回校上課）。一年中，我只拾到過一次牛糞，其餘的，都是挖河裡的淤泥充數。張老師說：“淤泥也是好肥！”
什麼是教育？教育不是“叫育”，也不只是教書；課堂也不只是在學校裡。
什麼是素質教育？素質教育就是教師素質的教育。即教師有什麼樣的素質，就會有什麼樣的教育。張老師是憑著他的品格、熱情、認識、直覺和悟性來從事教育的。我斷定張老師那時沒有系統學習過教育學、心理學， 更不知何謂“素質教育”，他是憑著他出眾的才華、淵博的知識和廣泛的愛好從事教育並影響著他的學生的。
非常慶倖，在我剛跨進校門的時候，遇到了張敬齋老師。張老師對我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02
升入五年級，有了地理課。教地理的是徐國芳老師。徐老師快50 歲了，頭髮梳理得極為規整，分向左右的頭髮從來都是服服帖帖的，沒有一根張牙舞爪脫離集體的。他嘴巴上翹，行動穩健，說話輕鬆。徐老師好脾氣，從來都是笑嘻嘻的。
20 世紀50 年代初的小學《中國地理》課本是分省編的，即一個省一課。徐老師上課時，邊畫地圖邊講。譬如，講我們山東省，他邊畫邊說：“我們山東省像一頭蹲下的大駱駝，頭伸進渤海和黃海裡，它的頭就叫膠東半島。”這句話講完，山東的輪廓也就出現在黑板上了。我們異口同聲地說： “哇！真像駱駝！”然後，徐老師又標出省會濟南和其他大城市，自然少不了我們煙臺，順便又標出了我們萊陽（課本中的山東地圖並沒標上萊陽）。
接著畫鐵路，畫泰山山脈，再講物產，最後講鄰省和瀕臨的海。講到“煙臺蘋果萊陽梨，肥城蜜桃大如拳，樂陵小棗甜如蜜”時，我們都很自豪。緊接著，徐老師又加了一句：“煙臺蘋果萊陽梨，不如濰坊蘿蔔皮。”我們都大叫：“吹牛！蘿蔔皮有什麼好吃的？”徐老師說：“濰坊也是咱們山東的。那裡的蘿蔔確實好吃。”說完，又在地圖上標出了濰坊所在的位置，我們又高興起來。
我看到山東半島“伸”進大海裡，十分擔心地向徐老師提了個問題：“老師，咱們山東半島要是‘斷’了，我們不就掉進大海裡了嗎？”徐老師嘿嘿一笑，道：“半島可不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你這不是杞人憂天嗎？”
徐老師的地理作業“千篇一律”——畫地圖。第一課講全國行政區， 就叫我們畫全國地圖，以後每教一個省，就畫一個省。我有繪畫的基礎， 每個省都能畫得很像書上的地圖，經常得到徐老師的誇讚。我的同桌孫紹君畫得潦草，他畫的山東地圖活像一個不規整的梨，徐老師卻說：“不錯， 不錯，有點兒意思就行。”徐老師的口頭禪是“有毛就是雞”。孫紹君寫的大字，筆劃粗，同時擔任我們五六年級書法課的徐老師卻說：“孫紹君的字有顏體的味道。”常常在他寫的某一筆、某一畫上畫個小紅圈兒。圈兒雖然小，卻讓紹君每次寫字都全力以赴。當了老師，我明白了，不是徐老師要求不嚴格，這叫“尊重差異”、“因材施教”。我當了老師，也學會了在學生寫的字的某一筆、某一畫上畫紅圈，也能在每個後進生身上找到閃光點。
學完了中國地理，畫完了中國地圖和各省地圖，祖國就鐫刻在我心中， 永不磨滅。
到中學讀《世界地理》時，我依然保留畫地圖的習慣，畫完了五洲四海，世界就在我心裡了。
畫地圖讓我養成了看地圖的習慣。每當我站在中國地圖前，徐國芳老師和善的面容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耳畔就會響起他那“嘿嘿”的、近乎天真的笑聲。
03
我的小學男老師喜歡起女性的名字。和徐國芳老師一樣，白曉雲老師也是男性。白老師姓白，人和他的姓一樣，也白。他穿著整潔，愛戴一頂藍色“解放帽”，而且帽沿是“黑化學”的（即一種黑塑膠，在當時非常時髦）。
白老師教我們歷史。每講一課，他就讓我們看課後的思考題。“第一個問題怎麼回答呢？”白老師問。然後，引領我們畫出書上的有關句子。我們把這些看似零散的句子連起來一讀，居然通順、完整。個別連接不好的地方，白老師會給我們添加幾個詞語，說：“這就是第一題的答案。”依次類推，把課後問題的答案，都在書上圈畫出來了。一篇長文，我們只需記住其中十來句即可。就這樣一課課地畫下去，讓我學會了讀書抓要點、重點。白老師從不佈置書面作業，複習時，只是要求我們熟讀每課圈畫的句子。期中、期末考試，我們的歷史成績都很優秀。我們學歷史感到非常輕鬆。
讀中學和師範的時候，我把這個方法遷移到所有學科。期末複習時， 我先把各科課本通讀一遍，邊讀邊用紅筆圈畫出每課的重點、要點（好多地方平時就畫了，但用的不是紅筆）。複習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的時候， 我唯讀並記住我畫的重點、要點，既省時又省力。每次考試，各科都得高分。95% 以上的考試內容都在我的圈畫之中。在初中和師範，我都是“三好” 學生。
1977 年，我到徐州黨校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每次考試， 同班的大學本科生都考不過我。這得益于白老師教給我的讀書方法。我能把厚書讀薄，同樣也能把薄書讀厚。
白老師讓我懂得了什麼叫“授之以漁”。
04
王其欣老師高高的、瘦瘦的，和白老師相反，他的皮膚黝黑。他是校長，兼我們的自然和美術課。
我們從不稱他為校長，都稱他為“老師”。對此，他很高興。他常說： “我不是稱職的美術老師，我不會畫畫兒。”他常用“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濫竽充數”自我解嘲。
但王老師善於激勵。他的辦法是讓我們的畫兒“上牆”——一進校門的過道兩邊的“學習園地”上，貼滿了我們畫的畫和寫的大字。每期都有我畫的人物、動物，還有京劇臉譜兒。
王老師經常站在“園地”前欣賞我們的字、畫，連聲讚歎：“好，好！” 他那像欣賞心愛的寶貝似的眼神，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裡，永遠讓我感動。
小學畢業，我到了徐州。王老師還親自給我父親寫信，說我有繪畫天賦，建議將來讀美術學院。這讓我深受鼓舞，立志長大當畫家。
讀中學時，我“移情別戀”，想當一名作家。但幾十年來，業餘時間仍不時揮筆作畫，自得其樂。得意之中，總會想到瘦瘦的、高高的王其欣老師，想到他對我們兒時的欣賞與鼓勵。人如其名，名如其人。王其欣老師讓我學會了欣賞學生。
往事如昨，歷歷在目，一切是那麼清晰，親切，一如60 多年前。
歲月無情。如今，四位老師都走了。
倘若他們健在——
我一定會為老師們雙手呈上我的新作——《做一個學生喜歡的老師——我的為師之道》，請老師批閱。
我一定會為他們清唱一段《汾河灣》中的“兒的父去投軍無音信”， 再次請老師指正。
我一定會為他們畫幾幅京劇臉譜，博老師一笑。
我一定會為他們揮毫書寫“師恩永沐”四個大字，以表達我對老師們的謝意與敬意……
本期編輯：彭詩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