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遜位， 隨後清皇室頒佈退位詔書， 中國從此從封建社會轉向了向民主社會探索的階段。 在這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初期， 湧現出兩個最為關鍵的人物——孫中山和袁世凱。 前者被稱為“國父”， 歷史貢獻和地位毋庸置疑；後者更不用多說， 不少人認為他的復辟耽誤了中國。 然而有一個震驚卻又鮮為人知的事實：人們曾將他們二人中的其中一位比作“中國的華盛頓”， 這個人並非孫文， 而是另一位。
這點確實有點令人意外， 但如果從歷史的方方面面來看， 我們會輕易地發現如今歷史對其的定義顯然有些太草率了。
實際上， 作為晚清重臣， 袁世凱卻是主張變革和反清的先鋒人物。 當時的清朝社會已經荒謬到了天誅地滅的程度， 八國聯軍攻北京城時， 百姓竟然還幫給外國侵略者搬梯子。 作為有抱負的人， 袁世凱自然是看在眼裡， 心中另有打算。 1901年， 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下， 清政府開始庚子新政， 力圖在軍事、官制、法律、商業、教育等方面實現系統性的變革。
此時， 袁世凱則成了新政的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 為了不讓改革走走過場， 他曾在多次同權貴展開鬥爭， 甚至因為某些問題發生了爭吵和決裂。 在一次會議上， 袁世凱主張徹底改變軍隊的機制， 廢除軍機處， 這與攝政王載灃的意見產生了尖銳的分歧。 爭吵中， 兩人互不相讓， 載灃一怒之下掏槍就要射袁世凱， 好在被與會的旁人及時攔下。
其實， 站在當時的時代大背景下， 袁世凱的思想已經算是非常超前了。 在清朝於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的過程中， 他的作用就難以忽視。 袁世凱在奏摺中直言：“如果十年後再廢， 人才無法急切造就， 則又要二十年才能見效。 強鄰環伺， 如何能等？”他主張儘快起用新式人才， 這為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另外， 袁世凱能夠長期掌握軍隊， 甚至在被罷免後還能得到北洋軍閥的效命， 與他個人的一些作為有關。 他治軍極嚴， 士兵犯了錯誤必然會受到懲罰， 卻要看犯的什麼錯。 如果因為生病導致違反軍令， 士兵不但不會受到懲罰， 袁世凱甚至還很可能親自探視；但軍中如果有吸食鴉片的， 一旦發現格殺勿論。
除此之外， 他也算得上是一名愛國者。 在歷史上著名的“二十一條”的簽訂過程中， 袁世凱同日本人一個字一個字地計較， 最終拖得美國看不下去而出面斡旋。 結果日本人放棄了大部分威脅中國主權的條款， 這被胡適稱為是“弱國外交的勝利”。 從這些事情我們可以看出， 袁世凱的個人能力、品質還是可以的。 宋教仁在臨終前將立憲事業託付給他， 就連嘴一向非常毒的魯迅先生， 也評價袁為“整個民國期間， 只有袁世凱略知怎樣對待知識份子， 對穩定統治最為有力”。
那麼， 造成袁世凱如今壞名聲的， 無疑是他在1915年的復辟帝制。 在德、英、美、日等國的支持下， 袁世凱於1915年12月12日承受帝位， 建立所謂的“中華帝國”。 然而， 這個短命的王朝於1916年2月25日便草草地崩塌了， “百日皇帝”也成了一大笑柄， 他也從“立憲的希望”一下子成為“竊國大盜”。 不過， 從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來看， 我們似乎存在一些誤解。
主流觀點認為， 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 是他對權力極端追求導致的， 對歷史倒行逆施的行為。 然而， 坐在大總統位置上的袁世凱心理並不踏實。 當時國內局勢混亂， 封建社會的結束導致百姓缺乏信仰， 對待新生的共和制感到迷茫與消極。 為此， 從即位開始不久， 袁世凱就試圖借助一些方式加強權力的集中， 以推動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進程。
1914年末，日本人賀長雄在《共和憲政持久論》中提出觀點，建議袁世凱效仿日本推行的“二元制”君主立憲制，在保證皇帝較為強勢的情況下，保障改革的順利進行。比起共和制，袁世凱本來就比較偏向於君主立憲制，大概覺得這樣一種方式最適合當時的中國，便讓楊度等一批人考察君主立憲制的可行性。袁世凱並始終未放棄立憲的最終目標，這從其年號“洪憲”中就可以看出來。然而，袁世凱顯然是低估了這種孤注一擲的改變帶來的巨大阻力，在多股勢力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聲中，他的君主立憲的嘗試也就此破滅。
即便如此，袁世凱以及接下來的北洋政府時期，無疑是背負了太多誤解。作為中國近代最為民主的時期，報紙可以私人控股，新聞可以批評指責政府，大學可以學術獨立，學生可以自發上街遊行，群眾可以秘密結社，警方不能隨便抓人……這段特殊歷史階段的作用顯然被低估了。雖然我們不能隨便推翻歷史，也萬萬不可就此為其徹底洗白，但他遺囑中那一句“我死了，為日本去一大敵”，其中摻雜的感情無疑是非常複雜、令人玩味的，多少摻著一些英雄未竟般的淒涼。
1914年末，日本人賀長雄在《共和憲政持久論》中提出觀點，建議袁世凱效仿日本推行的“二元制”君主立憲制，在保證皇帝較為強勢的情況下，保障改革的順利進行。比起共和制，袁世凱本來就比較偏向於君主立憲制，大概覺得這樣一種方式最適合當時的中國，便讓楊度等一批人考察君主立憲制的可行性。袁世凱並始終未放棄立憲的最終目標，這從其年號“洪憲”中就可以看出來。然而，袁世凱顯然是低估了這種孤注一擲的改變帶來的巨大阻力，在多股勢力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聲中，他的君主立憲的嘗試也就此破滅。
即便如此，袁世凱以及接下來的北洋政府時期，無疑是背負了太多誤解。作為中國近代最為民主的時期，報紙可以私人控股，新聞可以批評指責政府，大學可以學術獨立，學生可以自發上街遊行，群眾可以秘密結社，警方不能隨便抓人……這段特殊歷史階段的作用顯然被低估了。雖然我們不能隨便推翻歷史，也萬萬不可就此為其徹底洗白，但他遺囑中那一句“我死了，為日本去一大敵”，其中摻雜的感情無疑是非常複雜、令人玩味的，多少摻著一些英雄未竟般的淒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