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已經談到， 《燕然山銘》刻石的發現， 除了校訂銘文的文本之外， 對學術研究最大價值， 就是讓我們十分清楚地知悉了兩漢時期所謂“燕然山”的實際位置。 這是唐代以來， 歷朝學者都沒有弄清、也幾乎無法弄清的重要歷史地理問題。
模糊不清的竇憲北征
中國歷史軍事地理的研究， 在歷史地理各個分支學科當中， 相對比較薄弱。 關於《燕然山銘》所銘記的竇憲北征之役， 相關成果也不是很多。
很多主題相關的著述， 往往回避對這一重要戰役的表述。 即使是作為通史性著述輔助說明的地圖， 例如以“郭沫若主編”的名義為同樣由其擔任主編的《中國史稿》配備的地圖冊《中國史稿地圖集》（地圖出版社，
另外有些著述， 雖然有所表述， 但既過於簡略， 也相當模糊。 例如由顧頡剛先生和章巽先生編著、譚其驤先生核校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地圖出版社，
顧頡剛《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上的竇憲北征之役
紀庸《漢代對匈奴的防禦戰爭》附《東漢帝國對匈奴的戰爭圖》
在寥寥無幾的幾部著力闡釋竇憲北征之役空間動態的著述當中， 有一部比較重要的書籍， 是臺灣當局所謂“三軍大學”編著的煌煌十八冊本《中國歷代戰爭史》。 在這部書中， 對這次戰役的地理進程， 做過比較具體的復原。
臺灣所謂“三軍大學”編著《中國歷代戰爭史》中的《竇憲征北匈奴之戰經過圖》
《中國歷代戰爭史》出版於1972年。 這部著作的長處， 在於編著者能夠全從現代軍事的視野出發來審視古代的戰爭進程， 因而寫出很多傳統書生寫不出的戰事樣貌。 與這一突出的優點相比，
過去清朝桐城派人士宣導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兼重， 方軌並行。 實則考據最為細瑣， 乾嘉年間雖盛行一時， 然不過風氣所向， 世俗附庸， 真心嚮往且願身體力行者， 本屬寥寥；意欲進而與義理、詞章並重， 更談何容易。 時過境遷之後， 考據研究即殊少有人問津。 地理考據， 在各項考據研究中又最顯繁雜， “志行高遠”者尤其不屑為之。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 像《中國歷代戰爭史》這樣一部多卷本大書， 在所涉及的具體地點上存在較多比較嚴重的疏失， 也是情理當中的事情。
從另一角度看， 對大漠之北的歷史地理狀況， 過去的認識本來就很模糊， 編著《中國歷代戰爭史》的人們， 也沒有很好的研究基礎可供利用（臺灣方面對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力量過於薄弱，實力遠不能與中國大陸相比）。在《中國歷代戰爭史》出版三年之後的1975年，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開始出版內部發行本。再經七年，1982年，這部圖集公開全球發行。就竇憲北征之役而言，《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標繪的相關地名，儘管還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深入的研究，或許還可以進一步考辨，但比過去的認識，已更為清晰準確。
一方面，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是先主席欽定的重要的政治任務，誰也不敢怠慢；另一方面，當時從事這部分內容編繪的人員，應當主要是研究北方民族史的學者。由專業人士來處理如此專門的問題，自然會取得比較好的成果。當然，現在看起來也明顯存在美中不足的地方，這就是燕然山，還囿于清代學者的舊說而被安置到了錯誤的地點。
另外，“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在2007年“編著”出版了一部八開大本的《中國戰爭史地圖集》。這部印製氣派的《中國戰爭史地圖集》，從2001年開始動工，到2007年印行於世，前後持續七年。寫序的張震將軍，以一位老戰士的身份，很誠懇地介紹說，總共有150多名軍內外專家教授參與其事，誠如其《前言》所形容的那樣——“工程浩大”。然而，慢工不一定都能出細活兒，人多也未必一定會幹成像樣兒的事情。
《中國戰爭史地圖集》上的竇憲北征圖（圖中“第二次出擊匈奴方向”）,
令人多少有些意外、同時也十分遺憾的是，這部《中國戰爭史地圖集》的古代戰爭圖部分，品質實在不是很高（近現代敝人所知甚少，還更多地牽涉“政治立場”是否正確問題，好壞不敢說）。其中的《東漢對匈奴的戰爭》這一幅圖，標繪了竇憲北征之役的行軍路線和戰場位置。但作者並沒有很好地尊重和利用業已公開發行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相比之下，甚至還不如臺灣“三軍大學”早就出版了的《中國歷代戰爭史》更加合理準確（按照本書的《前言》，作者似乎也沒有參考臺灣方面的出版物）。因此，要想更好認識這場戰役的空間動態，就只能另起爐灶，重新進行探討。
應該衷心感謝內蒙古大學和蒙古國的歷史學者，他們這次發現的《燕然山銘》，清楚無誤地為我們指明了燕然山的所在，指明了究竟哪一座山峰才是漢代的燕然山，而這與過去歷代學者、也包括當代海內外學者的認識，都有很大出入。在此基礎上，就能夠比過去更為準確地復原竇憲北征之役的地理進程了。
不過，要想更好、也更全面地說明這一地理進程，不能不適當解釋一下漢廷北征軍士的地域來源問題。
漢廷北征的時間問題
在東漢一方，這次出征的軍隊，是兵分三路，向北進發。
這三路軍隊，一路由主帥車騎將軍竇憲和副帥征西將軍、執金吾耿秉以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是南匈奴左谷蠡王的名字）統領，兵出“朔方雞鹿塞”。其餘兩路，一路由南匈奴單于屯屠何統領，乃“出滿夷穀”；另一路由漢度遼將軍鄧鴻和南匈奴左賢王安國統領，系“出稒陽塞”（《後漢書》卷四《和帝紀》，卷二三《竇憲傳》，卷八九《南匈奴傳》）。
準確地講，歷史地理學對一個事件的研究，首先是要在時間和空間這兩個軸線上同步復原歷史事件演進的歷程。對這場戰役進行復原的工作剛一開始，我們就遇到了漢軍出兵的時間問題，需要考辨分析。
範曄《後漢書》卷四《和帝紀》載錄此事，記為永元元年“夏六月”；西晉人司馬彪撰著的《續漢書·天文志》，對此也有同樣記載。可是，班固的《燕然山銘》，卻是將其書作“秋七月”。中國古代用曆，恒以四、五、六月為夏，七、八、九月為秋，所以這兩處記載既然冠有或“夏”或“秋”的季節名稱，就不會是表示月份的“六”、“七”這兩個數字在文獻流傳過程中產生了訛誤。
那麼，如何解釋這樣的時間差異呢？近人沈家本的解釋，乃謂“此蓋六月出師，七月克敵，故《銘》與《紀》異也”（沈家本《諸史瑣言》卷一〇）。這一說法乍看起來似乎也很有道理，過去宋人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鑒》，也是把漢軍出塞的時間，排在永元元年的六月（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四七），可要是仔細琢磨，卻顯得不夠順暢。
這是因為斟酌《燕然山銘》的文字，其開篇之“惟永元元年秋七月”云云語句，講的還應該是出兵的時間，而不會是“克敵”之後來到燕然山下的時刻。再看竇憲在這一年的九月才率軍回到五原入塞（《後漢書》卷四《和帝紀》，卷二三《竇憲傳》），從燕然山，到五原郡，順順當當的回朝路，再慢，也走不了那麼長時間。須知這一年還多閏出了個七月，怎麼算也有三個月上下的時間了，超出實際的可能太多。再說還有加官進爵的慶典等著呢，竇憲拖著一大群人馬在路上磨蹭個什麼勁兒，應該快馬加鞭往回奔才是。
覆按《後漢書·和帝紀》的記載，可見它在永元元年六月下載錄的是此番對北匈奴作戰的整個過程，述雲：“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穀，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北單于遣弟右溫禺鞮王奉奏貢獻。”也就是說，這些史事，並不是發生於同一時間點上，囊括了這一軍事行動從一開始到最後結束的全部經歷。
綜合考慮上述各項情況，我認為，可以把《後漢書·和帝紀》記載的“夏六月”，理解為主帥竇憲出兵洛陽的時間，而《燕然山銘》銘記的才是漢軍離開邊塞的具體時間。這樣，或許會更通暢一些。
不過，漢廷確定由竇憲統兵出征並下詔宣示這一行動的時間，比永元元年六月更早，是在這上一年亦即章和二年的十月乙亥（《後漢書》卷四《和帝紀》）。與下詔時間相比，實際出兵時間已遲至八個月之後。為什麼會遲延這麼長時間呢？這當中可能有很多原因，譬如其後第二年、也就是永元元年的春天，還有一批大臣上書力諫，試圖阻止這次行動（《後漢書》卷二五《魯恭傳》），這對朝廷的發兵時間，可能也造成一定的影響。但除此之外，出征的軍隊驟然之間難以調集，出征的給養也需要充分配備，為此，朝廷需要足夠的準備時間，應當也是其中的一項重要的技術性原因。
漢廷為何北伐匈奴
這次北征的軍隊，來自幾個不同的方面，也可以說是一支混合組編的多方“聯軍”。
最先提議征伐北匈奴的，是從光武帝劉秀時期就一直依附于東漢朝廷的南匈奴單于屯屠何。屯屠何在章和二年七月提出這一動議，目的是想統一大漠南北兩側的匈奴各部，“破北成南，並為一國”，他自己則統率部屬，“還歸舊庭”，不再俯受漢廷的羈縻。儘管他在表面上說是“令漢家長無北念”，徹底滅除北方的邊患，實際上卻是為自己擴張勢力範圍（《後漢書》卷四一《宋均傳附宋意傳》，卷八九《南匈奴傳》）。
屯屠何為吞併北匈奴而上書于朝廷，時值和帝初立之際（和帝在這一年二月即位）。因皇帝年齡太小，只有十歲，於是便由他的養母竇太后臨朝主政。竇太后初定北伐之議後，朝臣多持異議（《後漢書》卷四五《袁安傳》），尚書宋意特別強調若順從南匈奴之意，將違逆以夷制夷的宗旨，從而“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後漢書》卷四一《宋均傳附宋意傳》），也就是不宜放縱南匈奴勢力獨大。
關於這一點，也就是漢廷的警覺，其實南匈奴單于屯屠何自己心裡也很清楚。滿朝大臣，又不會都傻，終究會有人提出這一問題的。為減緩漢廷的疑忌，屯屠何在向竇太后請求北擊並提出南匈奴的軍事方案之後，特地表白說：
臣素愚淺，又兵眾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並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這等於是說，請朝廷委派耿秉、鄧鴻兩人別領漢軍督戰，而沿邊各地或調兵同行，或加強戒備，以防變故，顯示其別無異心。
就在這之前不久，竇太后的親哥哥竇憲，派刺客暗殺了和妹子私下相好的都鄉侯劉暢。
漢章帝去世的時候，竇皇后大概還不到三十歲。芳華妙齡，自然需要有異性相伴。《後漢書》記載說，劉暢是一個很會討得女性歡心的“邪僻”之人，就是不那麼一本正經，缺情寡趣。章帝甫一離世，他便伺機“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這本來只是限止在竇太后個人私事的範圍之內，而且順自然，合天理，既無關她為人的品行，更與朝政無涉，可要是繼續發展下去，超出於閨帷之外，事情就不好說了；至少竇太后的哥哥竇憲是很不放心的。原因是當時竇憲正深受竇太后倚重，“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幾乎達到了“事無不從”的程度。現在，妹子枕頭邊兒有了貼心的人，難免會分減他的權力。於是，就痛下狠手，果斷幹掉了這個潛在的權力競爭者。
孰知罪案很快敗露。自己對老哥兒這麼信任，老哥兒卻如此罔顧自己內心的情感以及身體的正常需求，竇太后當然十分惱怒。一氣之下，下令把竇憲關在了內廷宮中。小妹子可不是個普普通通的風流寡婦，而是一個在文武百官面前公然稱孤道寡的皇太后（竇太后和東漢很多主政的皇太后一樣，臨朝稱“朕”）。剛找到的心上人，竟被活生生地害死，這股無名火要是盡情噴發出來，後果是明擺著的。
身陷囹圄之中，竇憲這才明白自己幹了一件有多麼糗的糗事。一看大事不妙，趕緊想轍，以脫身免罪。竇憲想出的自救措施，便是“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正好趕在這個時候，南匈奴單于屯屠何，也向朝廷提出了攻擊北匈奴的請求（《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
別以為無巧不成書，把這看成是一種純偶然的巧合。其實偶然之中常常蘊涵著必然的道理。不過這是另一個較長的話題，姑且留待以後再說。在這裡，我關心的只是竇太后的應對手法。
一家人固有一家人的基因。單論心狠手辣，這位竇太后比他的兄長本毫不遜色，自己生不了孩子還能搶來人家的孩兒作養子，最後再把和帝的生母梁貴人活活欺負死（《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上）。不過竇太后可不是像她哥哥那樣頭腦簡單的角色。要是紅顏一怒就徑行洩憤，她哪裡能混到今天獨運乾綱的地步。
劉暢這個面首雖好，但好吃的小鮮肉並不只有他這一塊，只要能維持住自己的地位，隨時可以再找（不過若是由床上連帶到朝上的事兒，處理不好，說不定會惹出很大麻煩。後來竇太后果然栽到了另一塊小鮮肉的身上）。要緊的，還是先牢牢掌控手中的權力。
有漢開國以來，在權力的“競技”（中國人現在通常用“遊戲”來表示同樣的意思，但我不喜歡，覺得還是把這個詞書作“競技”更為適宜）場上，始終存在著三股大的勢力，相互較勁兒：一是皇族，二是大臣，三是外戚。其中外戚秉政，始自太祖高皇帝劉邦的皇后呂雉，至東漢尤為普遍，而要是像竇太后一樣由母后臨朝，則必然要柄用外戚，以輔其政。這沒有什麼別的選擇，不然就不能如意左右朝政。
當時竇太后初臨天下，一切都還在調適當中，更不能不急迫倚仗外家，所以緊鑼密鼓地拔擢自家兄弟，令其“皆在親要之地”（《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竇憲是竇太后的大哥，不管是在家裡，還是朝中，也就更需要他的助力。
於是，竇太后便充分利用這個天賜的良機，詔命竇憲統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也就是按照司空的級別來給竇憲配置下屬人員。這哪裡還像個待罪之囚的樣子，是正兒八經的遠征軍大元帥；甚至已經很像是天下兵馬大元帥的陣勢。竇太后施展這一手法的奧妙，關鍵在於這是一場雖然根本沒有任何理由打、但卻是必勝無疑的戰爭（其間具體的緣由，我將另行解說）。既然必勝無疑，也就可以成功地為竇太后自己、同時也給大哥解套，既消解了彼此的尷尬，又可以借用這次戰功為由頭，使竇憲升官晉位，進一步掌控朝政。結果，是竇憲官升大將軍，竇太后且把這一職銜的地位擢至三公之上（《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一）。一舉兩得，政術的運作，相當老到。
另一套兵馬
通天的將軍，自然需要配備相應的兵力，為其增重威勢。不管是對南匈奴、北匈奴，還是對大漢朝野人等，這種威勢都很有必要。這樣我們就看到，竇太后驟然提升了漢家軍隊配置的規格——在南匈奴屯屠何單于提議的北方邊地部隊的基礎上，加入了東漢王朝的核心戰鬥力量。
按照屯屠何單于原來提出的方案，北伐的軍隊，由如下三部分兵馬組成。
其主體部分，是南匈奴的軍隊。這些內降的南匈奴人，是被安置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諸地（《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或謂之塞內緣邊八郡，即今內蒙古河套地區和山西北部地區，分佈相對比較集中，很容易集結。因其地處北邊，就在漢廷北征軍後來出發的地方，也隨時可以向漠北進發。
屯屠何講的第二部分兵力，是駐紮在“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各邊郡的邊防兵，他提出朝廷可詔令這些邊郡的太守與其“並力而北”，實際上應是指令這些太守帶領當地邊防部隊一同出征。這些鄰邊之郡，其地理位置，與上述南匈奴所在的地點多有重合，大體處於同一區域，同樣便於隨時出征。
另外一支軍隊，與屯屠何點到名字的“度遼將軍鄧鴻”具有直接關係。《漢書》卷二《明帝紀》記此度遼將軍事雲：
（永平）八年春……三月，……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冬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系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
屯駐“五原曼柏”的度遼將軍，統管的軍隊，稱作“度遼營”（《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這個度遼將軍最初設置的時候，本系“以衛南單于眾新降有二心者”，亦即監控剛剛降附的南匈奴人眾，防止其別生變故。不過這些南匈奴降人“後數有不安，遂為常守”（西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一）。但鎮懾這些南匈奴降者僅僅是其功用的一個方面，漢廷更深一層的用意，是“以防二虜交通”，亦即防止南匈奴與北匈奴相互聯合，結為一體，從而才設置度遼營以為間隔（《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如上所述，度遼營的將領度遼將軍，通常是駐守五原曼柏，但如上引《後漢書·明帝紀》所見，實際配屬度遼營的軍士，會散處於朔方、五原等郡的“邊縣”，可見度遼營軍兵的駐防地點，並不僅限於“五原曼柏”一地，不過其所在的“邊縣”也是在朔方、五原等北方邊郡。這裡邊的道理很容易理解，即度遼營的設置，既然是為了控制南匈奴的活動，自然應該能夠照顧到南匈奴的各個主要分佈區域。所以，其軍兵的駐防地點，會與南匈奴的居地，大體重合。這樣看起來，度遼營中的軍兵若是集結起來向北匈奴進發，同樣也很便利。
稍微有些費解的是，屯屠何單于提到的“執金吾耿秉”，究竟會在征伐北匈奴的軍中起到什麼作用。
“執金吾”是朝中的高官，秩級為“中二千石”。用現在的話來講，是正部級實職，是一位重要閣員。不過按照漢家制度的規定，執金吾的身份，只是“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手下不過“緹騎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而已，儘管“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壯矣”（這種情況，應是從西漢沿襲而來，故《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上記雲光武帝劉秀在西漢末年心儀南陽新野的美人陰麗華，當其初入長安時，“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可是這些軍兵實際上更多地是起著一種象徵性的作用，甚至猶如儀仗禮兵，是沒有什麼戰鬥力、而且也不需要其具備什麼實際野戰能力的。這就像現在天安門和中南海前面巡邏的武警以及國旗班的戰士，誰也不會拿他當真的。因為執金吾司理的只是宮門之外的警戒事宜，皇宮大內門牆之內的事情，根本不歸他管（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四並梁劉昭注引《漢官》），又《續漢書·禮儀志》下）。
東漢時期掌管宮門警衛和宮中巡邏的官員是“衛尉”，而真正負責皇帝老子“宿衛侍從”的核心禁衛部隊，是由虎賁中郎將統領的一千五百名軍兵，而這些人又另外隸屬於“光祿勳”，與執金吾沒有一點兒關係（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二並梁劉昭注引蔡質《漢儀》，又《續漢書·禮儀志》下。《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唐李賢注引《漢官儀》）。這支軍兵的地位和作用，與當代的8341部隊相仿，而虎賁中郎將這個緊要職位在章帝去世前是由竇憲擔任，和帝即位後竇憲專任侍中，轉而引進他的弟弟竇篤出任此職（《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都是竇氏一家人。
所以，就掌控禁軍這一意義而言，在制度上，執金吾耿秉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權力。
歷史是人類社會活動的演進過程。制度是死的，而制定制度的人是活的。既然在制度的設置上我們看不到執金吾領兵出師的道理，那麼，這個道理就只能是在耿秉這個人的身上。
檢視耿秉過往的履歷，有如下幾個特點值得關注：
第一，耿秉通曉兵法，“尤好將帥之略”，而且此前數次領兵征伐匈奴等外族，具有成功的作戰經驗，是一位稱職的將領。
第二，耿秉一向認為東漢的邊患，“專在匈奴”，故力主“以戰去戰”，這契合南匈奴單于屯屠何的意向。
第三，從章帝即位起，耿秉曾連續出任度遼將軍七年，熟悉度遼營的情況，而按照屯屠何的構想，度遼營應是漢廷參與此役的主要兵力。同時，度遼將軍鄧鴻雖然是度遼營的現任將領，但度遼將軍秩二千石（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一梁劉昭注引應劭《漢官儀》），而如上所述，執金吾秩中二千石（“中二千石”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實打實的二千石”。相對而言，所謂“二千石”，意即“紙面上規定的二千石的標準”），位在度遼將軍之上。而且耿秉在剛剛去世的章帝面前“甚見親重”。儘管執金吾一職在制度規定上並不具有多大護衛皇帝的權力，但事實上章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在朝中具有很大影響。由耿秉掛帥，自然會大大加重這次行動的份量。
第四，耿秉深受南匈奴信任，史稱其任度遼將軍七年，“匈奴懷其恩”。南匈奴對耿秉的好感和信任，在永元三年耿秉去世時表現得更為清楚。當時“匈奴聞秉卒，舉國嚎哭，或至梨面流血”（《後漢書》卷一九《耿秉傳》），就是一邊嚎啕痛苦，一邊拿刀把臉弄得血赤嘩喇的，顯示出耿秉深得匈奴人好感（當然這種情況也透露出其他漢官欺負這些外族人會有多麼厲害）。這種情況表明，由耿秉領軍，能夠很好地協調指揮漢、匈兩方面的軍隊，是一位最適宜的統帥人選。
由此看來，南匈奴屯屠何單于提出執金吾耿秉參與對北匈奴的征伐，明顯是要他來擔任最高統帥，而不是具體率領宮廷的禁衛部隊；也就是說，耿秉參與北伐，與他手下現管的軍兵毫無關係。
正因為擬議中的北伐兵力，基本上都集中在河套及其鄰近的北部邊防線上，很容易徵發集結，所以屯屠何單于在章和二年七月提出這一計畫時，以為各路兵馬，“訖九月龍祠（案指匈奴在九月戊日舉行的祭祀天神的活動，依照慣例，此時南匈奴將會集諸部於一地），悉集河上”，便可以舉兵北上（《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不過，事實上，這是與後來實際出征的部隊很不相同的另一套兵馬。
也沒有很好的研究基礎可供利用（臺灣方面對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力量過於薄弱，實力遠不能與中國大陸相比）。在《中國歷代戰爭史》出版三年之後的1975年，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開始出版內部發行本。再經七年，1982年，這部圖集公開全球發行。就竇憲北征之役而言，《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標繪的相關地名，儘管還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深入的研究，或許還可以進一步考辨，但比過去的認識，已更為清晰準確。一方面，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是先主席欽定的重要的政治任務，誰也不敢怠慢；另一方面，當時從事這部分內容編繪的人員，應當主要是研究北方民族史的學者。由專業人士來處理如此專門的問題，自然會取得比較好的成果。當然，現在看起來也明顯存在美中不足的地方，這就是燕然山，還囿于清代學者的舊說而被安置到了錯誤的地點。
另外，“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在2007年“編著”出版了一部八開大本的《中國戰爭史地圖集》。這部印製氣派的《中國戰爭史地圖集》，從2001年開始動工，到2007年印行於世，前後持續七年。寫序的張震將軍，以一位老戰士的身份，很誠懇地介紹說，總共有150多名軍內外專家教授參與其事，誠如其《前言》所形容的那樣——“工程浩大”。然而，慢工不一定都能出細活兒，人多也未必一定會幹成像樣兒的事情。
《中國戰爭史地圖集》上的竇憲北征圖（圖中“第二次出擊匈奴方向”）,
令人多少有些意外、同時也十分遺憾的是，這部《中國戰爭史地圖集》的古代戰爭圖部分，品質實在不是很高（近現代敝人所知甚少，還更多地牽涉“政治立場”是否正確問題，好壞不敢說）。其中的《東漢對匈奴的戰爭》這一幅圖，標繪了竇憲北征之役的行軍路線和戰場位置。但作者並沒有很好地尊重和利用業已公開發行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相比之下，甚至還不如臺灣“三軍大學”早就出版了的《中國歷代戰爭史》更加合理準確（按照本書的《前言》，作者似乎也沒有參考臺灣方面的出版物）。因此，要想更好認識這場戰役的空間動態，就只能另起爐灶，重新進行探討。
應該衷心感謝內蒙古大學和蒙古國的歷史學者，他們這次發現的《燕然山銘》，清楚無誤地為我們指明了燕然山的所在，指明了究竟哪一座山峰才是漢代的燕然山，而這與過去歷代學者、也包括當代海內外學者的認識，都有很大出入。在此基礎上，就能夠比過去更為準確地復原竇憲北征之役的地理進程了。
不過，要想更好、也更全面地說明這一地理進程，不能不適當解釋一下漢廷北征軍士的地域來源問題。
漢廷北征的時間問題
在東漢一方，這次出征的軍隊，是兵分三路，向北進發。
這三路軍隊，一路由主帥車騎將軍竇憲和副帥征西將軍、執金吾耿秉以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是南匈奴左谷蠡王的名字）統領，兵出“朔方雞鹿塞”。其餘兩路，一路由南匈奴單于屯屠何統領，乃“出滿夷穀”；另一路由漢度遼將軍鄧鴻和南匈奴左賢王安國統領，系“出稒陽塞”（《後漢書》卷四《和帝紀》，卷二三《竇憲傳》，卷八九《南匈奴傳》）。
準確地講，歷史地理學對一個事件的研究，首先是要在時間和空間這兩個軸線上同步復原歷史事件演進的歷程。對這場戰役進行復原的工作剛一開始，我們就遇到了漢軍出兵的時間問題，需要考辨分析。
範曄《後漢書》卷四《和帝紀》載錄此事，記為永元元年“夏六月”；西晉人司馬彪撰著的《續漢書·天文志》，對此也有同樣記載。可是，班固的《燕然山銘》，卻是將其書作“秋七月”。中國古代用曆，恒以四、五、六月為夏，七、八、九月為秋，所以這兩處記載既然冠有或“夏”或“秋”的季節名稱，就不會是表示月份的“六”、“七”這兩個數字在文獻流傳過程中產生了訛誤。
那麼，如何解釋這樣的時間差異呢？近人沈家本的解釋，乃謂“此蓋六月出師，七月克敵，故《銘》與《紀》異也”（沈家本《諸史瑣言》卷一〇）。這一說法乍看起來似乎也很有道理，過去宋人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鑒》，也是把漢軍出塞的時間，排在永元元年的六月（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四七），可要是仔細琢磨，卻顯得不夠順暢。
這是因為斟酌《燕然山銘》的文字，其開篇之“惟永元元年秋七月”云云語句，講的還應該是出兵的時間，而不會是“克敵”之後來到燕然山下的時刻。再看竇憲在這一年的九月才率軍回到五原入塞（《後漢書》卷四《和帝紀》，卷二三《竇憲傳》），從燕然山，到五原郡，順順當當的回朝路，再慢，也走不了那麼長時間。須知這一年還多閏出了個七月，怎麼算也有三個月上下的時間了，超出實際的可能太多。再說還有加官進爵的慶典等著呢，竇憲拖著一大群人馬在路上磨蹭個什麼勁兒，應該快馬加鞭往回奔才是。
覆按《後漢書·和帝紀》的記載，可見它在永元元年六月下載錄的是此番對北匈奴作戰的整個過程，述雲：“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穀，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北單于遣弟右溫禺鞮王奉奏貢獻。”也就是說，這些史事，並不是發生於同一時間點上，囊括了這一軍事行動從一開始到最後結束的全部經歷。
綜合考慮上述各項情況，我認為，可以把《後漢書·和帝紀》記載的“夏六月”，理解為主帥竇憲出兵洛陽的時間，而《燕然山銘》銘記的才是漢軍離開邊塞的具體時間。這樣，或許會更通暢一些。
不過，漢廷確定由竇憲統兵出征並下詔宣示這一行動的時間，比永元元年六月更早，是在這上一年亦即章和二年的十月乙亥（《後漢書》卷四《和帝紀》）。與下詔時間相比，實際出兵時間已遲至八個月之後。為什麼會遲延這麼長時間呢？這當中可能有很多原因，譬如其後第二年、也就是永元元年的春天，還有一批大臣上書力諫，試圖阻止這次行動（《後漢書》卷二五《魯恭傳》），這對朝廷的發兵時間，可能也造成一定的影響。但除此之外，出征的軍隊驟然之間難以調集，出征的給養也需要充分配備，為此，朝廷需要足夠的準備時間，應當也是其中的一項重要的技術性原因。
漢廷為何北伐匈奴
這次北征的軍隊，來自幾個不同的方面，也可以說是一支混合組編的多方“聯軍”。
最先提議征伐北匈奴的，是從光武帝劉秀時期就一直依附于東漢朝廷的南匈奴單于屯屠何。屯屠何在章和二年七月提出這一動議，目的是想統一大漠南北兩側的匈奴各部，“破北成南，並為一國”，他自己則統率部屬，“還歸舊庭”，不再俯受漢廷的羈縻。儘管他在表面上說是“令漢家長無北念”，徹底滅除北方的邊患，實際上卻是為自己擴張勢力範圍（《後漢書》卷四一《宋均傳附宋意傳》，卷八九《南匈奴傳》）。
屯屠何為吞併北匈奴而上書于朝廷，時值和帝初立之際（和帝在這一年二月即位）。因皇帝年齡太小，只有十歲，於是便由他的養母竇太后臨朝主政。竇太后初定北伐之議後，朝臣多持異議（《後漢書》卷四五《袁安傳》），尚書宋意特別強調若順從南匈奴之意，將違逆以夷制夷的宗旨，從而“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後漢書》卷四一《宋均傳附宋意傳》），也就是不宜放縱南匈奴勢力獨大。
關於這一點，也就是漢廷的警覺，其實南匈奴單于屯屠何自己心裡也很清楚。滿朝大臣，又不會都傻，終究會有人提出這一問題的。為減緩漢廷的疑忌，屯屠何在向竇太后請求北擊並提出南匈奴的軍事方案之後，特地表白說：
臣素愚淺，又兵眾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並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這等於是說，請朝廷委派耿秉、鄧鴻兩人別領漢軍督戰，而沿邊各地或調兵同行，或加強戒備，以防變故，顯示其別無異心。
就在這之前不久，竇太后的親哥哥竇憲，派刺客暗殺了和妹子私下相好的都鄉侯劉暢。
漢章帝去世的時候，竇皇后大概還不到三十歲。芳華妙齡，自然需要有異性相伴。《後漢書》記載說，劉暢是一個很會討得女性歡心的“邪僻”之人，就是不那麼一本正經，缺情寡趣。章帝甫一離世，他便伺機“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這本來只是限止在竇太后個人私事的範圍之內，而且順自然，合天理，既無關她為人的品行，更與朝政無涉，可要是繼續發展下去，超出於閨帷之外，事情就不好說了；至少竇太后的哥哥竇憲是很不放心的。原因是當時竇憲正深受竇太后倚重，“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幾乎達到了“事無不從”的程度。現在，妹子枕頭邊兒有了貼心的人，難免會分減他的權力。於是，就痛下狠手，果斷幹掉了這個潛在的權力競爭者。
孰知罪案很快敗露。自己對老哥兒這麼信任，老哥兒卻如此罔顧自己內心的情感以及身體的正常需求，竇太后當然十分惱怒。一氣之下，下令把竇憲關在了內廷宮中。小妹子可不是個普普通通的風流寡婦，而是一個在文武百官面前公然稱孤道寡的皇太后（竇太后和東漢很多主政的皇太后一樣，臨朝稱“朕”）。剛找到的心上人，竟被活生生地害死，這股無名火要是盡情噴發出來，後果是明擺著的。
身陷囹圄之中，竇憲這才明白自己幹了一件有多麼糗的糗事。一看大事不妙，趕緊想轍，以脫身免罪。竇憲想出的自救措施，便是“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正好趕在這個時候，南匈奴單于屯屠何，也向朝廷提出了攻擊北匈奴的請求（《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
別以為無巧不成書，把這看成是一種純偶然的巧合。其實偶然之中常常蘊涵著必然的道理。不過這是另一個較長的話題，姑且留待以後再說。在這裡，我關心的只是竇太后的應對手法。
一家人固有一家人的基因。單論心狠手辣，這位竇太后比他的兄長本毫不遜色，自己生不了孩子還能搶來人家的孩兒作養子，最後再把和帝的生母梁貴人活活欺負死（《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上）。不過竇太后可不是像她哥哥那樣頭腦簡單的角色。要是紅顏一怒就徑行洩憤，她哪裡能混到今天獨運乾綱的地步。
劉暢這個面首雖好，但好吃的小鮮肉並不只有他這一塊，只要能維持住自己的地位，隨時可以再找（不過若是由床上連帶到朝上的事兒，處理不好，說不定會惹出很大麻煩。後來竇太后果然栽到了另一塊小鮮肉的身上）。要緊的，還是先牢牢掌控手中的權力。
有漢開國以來，在權力的“競技”（中國人現在通常用“遊戲”來表示同樣的意思，但我不喜歡，覺得還是把這個詞書作“競技”更為適宜）場上，始終存在著三股大的勢力，相互較勁兒：一是皇族，二是大臣，三是外戚。其中外戚秉政，始自太祖高皇帝劉邦的皇后呂雉，至東漢尤為普遍，而要是像竇太后一樣由母后臨朝，則必然要柄用外戚，以輔其政。這沒有什麼別的選擇，不然就不能如意左右朝政。
當時竇太后初臨天下，一切都還在調適當中，更不能不急迫倚仗外家，所以緊鑼密鼓地拔擢自家兄弟，令其“皆在親要之地”（《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竇憲是竇太后的大哥，不管是在家裡，還是朝中，也就更需要他的助力。
於是，竇太后便充分利用這個天賜的良機，詔命竇憲統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也就是按照司空的級別來給竇憲配置下屬人員。這哪裡還像個待罪之囚的樣子，是正兒八經的遠征軍大元帥；甚至已經很像是天下兵馬大元帥的陣勢。竇太后施展這一手法的奧妙，關鍵在於這是一場雖然根本沒有任何理由打、但卻是必勝無疑的戰爭（其間具體的緣由，我將另行解說）。既然必勝無疑，也就可以成功地為竇太后自己、同時也給大哥解套，既消解了彼此的尷尬，又可以借用這次戰功為由頭，使竇憲升官晉位，進一步掌控朝政。結果，是竇憲官升大將軍，竇太后且把這一職銜的地位擢至三公之上（《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一）。一舉兩得，政術的運作，相當老到。
另一套兵馬
通天的將軍，自然需要配備相應的兵力，為其增重威勢。不管是對南匈奴、北匈奴，還是對大漢朝野人等，這種威勢都很有必要。這樣我們就看到，竇太后驟然提升了漢家軍隊配置的規格——在南匈奴屯屠何單于提議的北方邊地部隊的基礎上，加入了東漢王朝的核心戰鬥力量。
按照屯屠何單于原來提出的方案，北伐的軍隊，由如下三部分兵馬組成。
其主體部分，是南匈奴的軍隊。這些內降的南匈奴人，是被安置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諸地（《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或謂之塞內緣邊八郡，即今內蒙古河套地區和山西北部地區，分佈相對比較集中，很容易集結。因其地處北邊，就在漢廷北征軍後來出發的地方，也隨時可以向漠北進發。
屯屠何講的第二部分兵力，是駐紮在“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各邊郡的邊防兵，他提出朝廷可詔令這些邊郡的太守與其“並力而北”，實際上應是指令這些太守帶領當地邊防部隊一同出征。這些鄰邊之郡，其地理位置，與上述南匈奴所在的地點多有重合，大體處於同一區域，同樣便於隨時出征。
另外一支軍隊，與屯屠何點到名字的“度遼將軍鄧鴻”具有直接關係。《漢書》卷二《明帝紀》記此度遼將軍事雲：
（永平）八年春……三月，……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冬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系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
屯駐“五原曼柏”的度遼將軍，統管的軍隊，稱作“度遼營”（《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這個度遼將軍最初設置的時候，本系“以衛南單于眾新降有二心者”，亦即監控剛剛降附的南匈奴人眾，防止其別生變故。不過這些南匈奴降人“後數有不安，遂為常守”（西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一）。但鎮懾這些南匈奴降者僅僅是其功用的一個方面，漢廷更深一層的用意，是“以防二虜交通”，亦即防止南匈奴與北匈奴相互聯合，結為一體，從而才設置度遼營以為間隔（《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如上所述，度遼營的將領度遼將軍，通常是駐守五原曼柏，但如上引《後漢書·明帝紀》所見，實際配屬度遼營的軍士，會散處於朔方、五原等郡的“邊縣”，可見度遼營軍兵的駐防地點，並不僅限於“五原曼柏”一地，不過其所在的“邊縣”也是在朔方、五原等北方邊郡。這裡邊的道理很容易理解，即度遼營的設置，既然是為了控制南匈奴的活動，自然應該能夠照顧到南匈奴的各個主要分佈區域。所以，其軍兵的駐防地點，會與南匈奴的居地，大體重合。這樣看起來，度遼營中的軍兵若是集結起來向北匈奴進發，同樣也很便利。
稍微有些費解的是，屯屠何單于提到的“執金吾耿秉”，究竟會在征伐北匈奴的軍中起到什麼作用。
“執金吾”是朝中的高官，秩級為“中二千石”。用現在的話來講，是正部級實職，是一位重要閣員。不過按照漢家制度的規定，執金吾的身份，只是“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手下不過“緹騎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而已，儘管“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壯矣”（這種情況，應是從西漢沿襲而來，故《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上記雲光武帝劉秀在西漢末年心儀南陽新野的美人陰麗華，當其初入長安時，“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可是這些軍兵實際上更多地是起著一種象徵性的作用，甚至猶如儀仗禮兵，是沒有什麼戰鬥力、而且也不需要其具備什麼實際野戰能力的。這就像現在天安門和中南海前面巡邏的武警以及國旗班的戰士，誰也不會拿他當真的。因為執金吾司理的只是宮門之外的警戒事宜，皇宮大內門牆之內的事情，根本不歸他管（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四並梁劉昭注引《漢官》），又《續漢書·禮儀志》下）。
東漢時期掌管宮門警衛和宮中巡邏的官員是“衛尉”，而真正負責皇帝老子“宿衛侍從”的核心禁衛部隊，是由虎賁中郎將統領的一千五百名軍兵，而這些人又另外隸屬於“光祿勳”，與執金吾沒有一點兒關係（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二並梁劉昭注引蔡質《漢儀》，又《續漢書·禮儀志》下。《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唐李賢注引《漢官儀》）。這支軍兵的地位和作用，與當代的8341部隊相仿，而虎賁中郎將這個緊要職位在章帝去世前是由竇憲擔任，和帝即位後竇憲專任侍中，轉而引進他的弟弟竇篤出任此職（《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都是竇氏一家人。
所以，就掌控禁軍這一意義而言，在制度上，執金吾耿秉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權力。
歷史是人類社會活動的演進過程。制度是死的，而制定制度的人是活的。既然在制度的設置上我們看不到執金吾領兵出師的道理，那麼，這個道理就只能是在耿秉這個人的身上。
檢視耿秉過往的履歷，有如下幾個特點值得關注：
第一，耿秉通曉兵法，“尤好將帥之略”，而且此前數次領兵征伐匈奴等外族，具有成功的作戰經驗，是一位稱職的將領。
第二，耿秉一向認為東漢的邊患，“專在匈奴”，故力主“以戰去戰”，這契合南匈奴單于屯屠何的意向。
第三，從章帝即位起，耿秉曾連續出任度遼將軍七年，熟悉度遼營的情況，而按照屯屠何的構想，度遼營應是漢廷參與此役的主要兵力。同時，度遼將軍鄧鴻雖然是度遼營的現任將領，但度遼將軍秩二千石（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一梁劉昭注引應劭《漢官儀》），而如上所述，執金吾秩中二千石（“中二千石”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實打實的二千石”。相對而言，所謂“二千石”，意即“紙面上規定的二千石的標準”），位在度遼將軍之上。而且耿秉在剛剛去世的章帝面前“甚見親重”。儘管執金吾一職在制度規定上並不具有多大護衛皇帝的權力，但事實上章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在朝中具有很大影響。由耿秉掛帥，自然會大大加重這次行動的份量。
第四，耿秉深受南匈奴信任，史稱其任度遼將軍七年，“匈奴懷其恩”。南匈奴對耿秉的好感和信任，在永元三年耿秉去世時表現得更為清楚。當時“匈奴聞秉卒，舉國嚎哭，或至梨面流血”（《後漢書》卷一九《耿秉傳》），就是一邊嚎啕痛苦，一邊拿刀把臉弄得血赤嘩喇的，顯示出耿秉深得匈奴人好感（當然這種情況也透露出其他漢官欺負這些外族人會有多麼厲害）。這種情況表明，由耿秉領軍，能夠很好地協調指揮漢、匈兩方面的軍隊，是一位最適宜的統帥人選。
由此看來，南匈奴屯屠何單于提出執金吾耿秉參與對北匈奴的征伐，明顯是要他來擔任最高統帥，而不是具體率領宮廷的禁衛部隊；也就是說，耿秉參與北伐，與他手下現管的軍兵毫無關係。
正因為擬議中的北伐兵力，基本上都集中在河套及其鄰近的北部邊防線上，很容易徵發集結，所以屯屠何單于在章和二年七月提出這一計畫時，以為各路兵馬，“訖九月龍祠（案指匈奴在九月戊日舉行的祭祀天神的活動，依照慣例，此時南匈奴將會集諸部於一地），悉集河上”，便可以舉兵北上（《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不過，事實上，這是與後來實際出征的部隊很不相同的另一套兵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