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書城中擺放的《老照片》叢書專區。
在中國出版界， 有這樣一本小書：幾張上了年頭的舊照片、幾段娓娓道來的文字， 連綴而下遂成一冊。
這就是山東畫報出版社的《老照片》。 二十載寒暑罔替， 已是弱冠少年的它， 依然吟唱著那首悠遠的平民之歌。
山東書城中擺放的《老照片》叢書專區。
一炮而紅的“圖文書”
1996年的12月， 一些書報亭、個體報攤上突然冒出一本新書。 書不厚， 只有4個印張、126頁。 定價也不貴， 只有六元五角。 書的裝潢顯然經過精心設計：封面印著豎排的書名、一張雙人合影舊照片、兩片染紅的落葉、幾行當期薦讀的文章標題， 書頁選用帶著滄桑感的米黃色膠紙。 這是第一輯《老照片》的模樣。
很多年後， 最初的讀者們回憶往昔， 將與《老照片》的相逢視作一場被期許已久的人生偶遇。 但在當時， 作為《老照片》創辦者的馮克力， 懷著稍有不安的心情， 靜候市場回饋。
這種不安， 源自對未知領域的探索。
《老照片》能來到人們身邊， 還離不開同行的協助。 此時的山東畫報出版社成立不滿3年， 自有的發行體系很不健全。 為此， 出版社聯繫一家體育雜誌社協助代銷， 並允諾對方不必擔心回款問題， 先把書發下去、擺到書攤上再說。 萬一賣不出去， 權當出版社交了學費。 於是， 雙方商定每輯拿出5000冊進行分銷， 連試3輯。
“人家雖然答應幫忙， 可並不看好我們。 覺得這些老照片既沒衝擊力， 也談不上攝影技巧，
半個月後， 消息傳來：《老照片》第一輯賣斷了貨。 初印的一萬冊銷售一空， 第二次加印一萬冊依然售罄， 第三次加印到了兩萬冊。 隨後幾輯的初印冊數打著滾往上走， 第二輯是6萬冊， 第三輯是12萬冊， 第四輯是24萬冊。 經過多輪重印， 前三輯每輯銷量都突破了30萬冊。 許多書商甚至罕見地為尚未付梓的新書支付定金， 出版社收到的預付款超過100萬元。
由此， 《老照片》一炮而紅。 它所秉持的閱讀模式， 更被認為掀開了中國出版業“讀圖時代”的新篇章。
《老照片》叢書主編馮克力， 在編輯部辦公室接打電話。
一本與時代唱和的書
再有幾天， 《老照片》編輯部就要搬離這間位於14樓的辦公室。 房間裡， 3張辦公桌、幾個鐵皮書櫃被包圍在滿眼的書堆和紙箱中。 牆上的壁紙斑斑駁駁， 有幾處都皸裂了。 好在窗戶朝南， 陽光帶著溫度透了進來。 “辦公室前後用了17年， 基本還是原來的樣子。 這次搬家， 把壓箱底的書都翻出來了。 ”馮克力帶著幾分歉意說。
當年創辦《老照片》時，人丁可沒有現在這樣興旺。1996年元旦後不久，時任山東畫報出版社總編輯的汪家明，將馮克力從出版社圖書出版室抽調出來，組建《老照片》編輯部，由馮克力專職創辦《老照片》。待做成功了，再酌情增配人手。
馮克力說，萌發《老照片》的創意還要再早一些，回頭想想，那是諸多因素共同努力催生了它。1994年，新成立的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圖片中國百年史》大型畫冊。編輯們從多方徵集的5000多幅照片中，遴選出2700餘幅刊用。未能入選的照片，就成為《老照片》最初的稿源。
時代則是《老照片》最有力的助產士。1996年，有太多事可以被銘記。那一年，趙麗蓉、鞏漢林的春晚小品《打工奇遇》，讓人們記住了“宮廷玉液酒”。那一年，在亞特蘭大，薩馬蘭奇為鄧亞萍頒獎時，輕拍對方臉頰，成為奧運史上的經典。那一年，呼和浩特市捲煙廠職工、18歲的呼格吉勒圖被執行死刑。還是在那一年，一本叫《中國可以說不》的書，行銷大江南北。
“那是一個站在世紀尾聲的年份。中國人向來有辭舊迎新、盤點往昔的傳統，更何況是世紀之交。”馮克力說，攝影技術從19世紀下半葉傳入中國，隨著開埠城市的增多，照相館逐漸普及，報紙上也經常刊載照片。20世紀的中國，又恰恰經歷了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照片所凝固的，正是走過百年滄桑的中國。
“《老照片》是一種陸續出版的叢書。
“專門刊發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關的文章，觀照百多年來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所提供的照片需是20年以前拍攝的。
“文章圍繞照片撰寫，體裁不拘，傳記、散文、隨筆、考據、說明均可。”
以上幾段話摘自《老照片》最初的徵稿啟事。20年中，這本書從按季度出版成為每年6輯，每輯變為180多頁，還加入了銅版紙的寬幅插頁。但這些要求，始終印在每次的徵稿啟事中。
《老照片》編輯部的一角。
一群因《老照片》結緣的人
“《老照片》能走過20年，甚至創刊時的工作照，都已達到刊用的門檻。這在當時是從未想到過的。”馮克力說，這部叢書經受了市場的淘洗，始終不失讀者喜愛，歸根結底是叢書的價值觀贏得了人們的認同。字裡行間、黑白影像，呈現著出版者的歷史態度與價值立場：不僅是對逝去時光的懷舊，更是對歷史進程的反思。
翻開《老照片》第一輯，作者陣容頗為耀眼。《滄桑天安門》的作者姜舜源、《古怪之美》的作者張煒、《老教堂》的作者李蔚紅、《曾有一種“參照”》的作者王學典、《天地間的女孩》的作者馮曉春……他們有的是學者、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雜誌編輯。馮克力說，他們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為《老照片》的文本做了最初的規範。
越來越多的人成為《老照片》作者，開始加入解讀老照片的行列。有的名人名家，還在《老照片》上發表了自己的成名作。
《老照片》還為編輯部吸引來新鮮血液。“有一次，同事把一張前三輯的勘誤表轉交給我，寫了3張紙。我一對照，的確都是實打實的硬傷。”馮克力就對勘誤表的作者產生了興趣。幾番瞭解後，馮克力決定請作者張傑兼職承擔編輯校對工作。又過了幾年，張傑從原單位內退，成為編輯部的正式一員。直到2014年，因身體原因，張傑告別了日常編輯工作。如今，張傑依然是《老照片》的特約編輯。
《老照片》如同一條紐帶，把更多人連接在一起。在這裡，不僅有歷史厚度更有人文溫度。《老五隊的姑娘們》的作者史耀增記得，文章發表後，編輯部照例將照片原樣寄回，可回函信封比寄去時鼓囊了許多。打開信封後，史耀增驚訝地發現，編輯部不但將略有破損的原照加以修補，更給照片上的六個人每人加洗放大了一張。已是奶奶輩的她們在暮年，收到了一份記錄自己風華歲月的禮物。
作者邱三寶的故事，則更像一個傳奇。1998年，馮克力收到一封來自湖北武漢的投稿信。隨信寄來的還有一張攝於20世紀60年代武漢長江大橋的人物照。照片上的男子，是作者邱三寶的父親。在文章中，邱三寶講述了父親不甘當農民，多年在城市闖蕩，以期改變自身命運的故事。邱三寶自己則是一位90年代的農民工，在城市中打工漂泊、努力謀生。
稿件刊發後，編輯部照來信地址寄去稿酬與照片，卻被郵局退回。回執上只有“此人已走”四個字。這便成了一樁心事，雖幾經尋找，可終究人世蒼茫。直到2013年，借助當地媒體的力量，馮克力終於聯繫上已結婚生子、成為家庭主婦的邱三寶。延宕了15年的照片與樣刊、稿費，重又回到了主人手中。
第一輯《老照片》的封面書影。該輯1996年底一經面世，即風靡全國，創下單冊發行30多萬本的業績。（圖片由馮克力提供）
一曲繞梁不絕的弦歌
“你看，從這張老照片上能讀出什麼?”馮克力隨手從書中翻出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下的圖片說明是：1931年春，山東益都省立第十中學的老師們課後在辦公室合影。照片上，十位身穿長袍馬褂的老師或站或坐，或斜倚書桌，人人盯著鏡頭卻神態各異。
馮克力說，老照片最迷人處就在於它能折射時代的光影。這張照片可能就攝於某個課間，攝影師可能偶然路過學校，老師們或許只是心血來潮。“你可知道，民國時候，一位中學老師都可能是留學歸來的才子。畢竟，那時國家的基礎教育太薄弱、太需要人了。”馮克力猶如一名偵探，剖析著照片上的蛛絲馬跡。
正是這種對以往時光的探索與解析，令這本小書散發著歷史的體溫，並一路走到現在。曾經，仿效《老照片》的書籍如過江之鯽，卻罕有能達到類似的高度。有人這樣評論那些失意的仿效者：風雲激蕩、豐富複雜的中國20世紀的歷史，又一次被裁剪成中學教科書那樣單線條的戰爭史、政治史和領袖人物史；直接創造歷史的人民大眾在“老照片”中更是幾無立錐之地。現在，來自百姓的家傳照片，已占到《老照片》圖片來源的50%。
當下，閱讀的數位化、碎片化無可避免地衝擊著傳統的出版行業。那種印行三四十萬冊的盛況再難出現，《老照片》卻已完成從暢銷書向長銷書的轉變。譬如初版於1997年3月的《老照片》第二輯，如今已重印至第22次。
也就是從第二輯開始，馮克力接過汪家明的筆，開始撰寫每輯的“書末感言”，一直寫到了現在。在第一篇書末感言中，馮克力簡述了兩位知名國外攝影家在不同時代到訪中國，所面臨的不同境遇。他最後寫道：《老照片》提供給讀者的，除了已逝的生活、已逝的場景，還應有各種各樣的視角。
“《老照片》能辦多久，就交給歷史和時間來決定吧。”退休之後又被返聘的馮克力，仍舊在為《老照片》奔忙。青島、杭州正聯繫他，想置辦《老照片》20周年紀念展。手上還有幾個題目，要抽空與幾位作者溝通約稿。眼下，辦公室搬家又要忙活一陣子。
“人總是生活在歷史的投影之中。”對在數字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馮克力說老照片所反映的是剛過去不久的生活，在這裡有祖輩、父輩的印跡，更有代代傳承的歷史。每一代人都能從老照片中收穫新的感覺。
此刻，冬日溫暖的陽光正自在地灑進房間。窗外，近處的濟南經十路車來車往、好不熱鬧，遠處佇立于英雄山頂的革命烈士紀念塔靜謐無言。
當年創辦《老照片》時，人丁可沒有現在這樣興旺。1996年元旦後不久，時任山東畫報出版社總編輯的汪家明，將馮克力從出版社圖書出版室抽調出來，組建《老照片》編輯部，由馮克力專職創辦《老照片》。待做成功了，再酌情增配人手。
馮克力說，萌發《老照片》的創意還要再早一些，回頭想想，那是諸多因素共同努力催生了它。1994年，新成立的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圖片中國百年史》大型畫冊。編輯們從多方徵集的5000多幅照片中，遴選出2700餘幅刊用。未能入選的照片，就成為《老照片》最初的稿源。
時代則是《老照片》最有力的助產士。1996年，有太多事可以被銘記。那一年，趙麗蓉、鞏漢林的春晚小品《打工奇遇》，讓人們記住了“宮廷玉液酒”。那一年，在亞特蘭大，薩馬蘭奇為鄧亞萍頒獎時，輕拍對方臉頰，成為奧運史上的經典。那一年，呼和浩特市捲煙廠職工、18歲的呼格吉勒圖被執行死刑。還是在那一年，一本叫《中國可以說不》的書，行銷大江南北。
“那是一個站在世紀尾聲的年份。中國人向來有辭舊迎新、盤點往昔的傳統，更何況是世紀之交。”馮克力說，攝影技術從19世紀下半葉傳入中國，隨著開埠城市的增多，照相館逐漸普及，報紙上也經常刊載照片。20世紀的中國，又恰恰經歷了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照片所凝固的，正是走過百年滄桑的中國。
“《老照片》是一種陸續出版的叢書。
“專門刊發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關的文章，觀照百多年來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所提供的照片需是20年以前拍攝的。
“文章圍繞照片撰寫，體裁不拘，傳記、散文、隨筆、考據、說明均可。”
以上幾段話摘自《老照片》最初的徵稿啟事。20年中，這本書從按季度出版成為每年6輯，每輯變為180多頁，還加入了銅版紙的寬幅插頁。但這些要求，始終印在每次的徵稿啟事中。
《老照片》編輯部的一角。
一群因《老照片》結緣的人
“《老照片》能走過20年，甚至創刊時的工作照，都已達到刊用的門檻。這在當時是從未想到過的。”馮克力說，這部叢書經受了市場的淘洗，始終不失讀者喜愛，歸根結底是叢書的價值觀贏得了人們的認同。字裡行間、黑白影像，呈現著出版者的歷史態度與價值立場：不僅是對逝去時光的懷舊，更是對歷史進程的反思。
翻開《老照片》第一輯，作者陣容頗為耀眼。《滄桑天安門》的作者姜舜源、《古怪之美》的作者張煒、《老教堂》的作者李蔚紅、《曾有一種“參照”》的作者王學典、《天地間的女孩》的作者馮曉春……他們有的是學者、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雜誌編輯。馮克力說，他們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為《老照片》的文本做了最初的規範。
越來越多的人成為《老照片》作者，開始加入解讀老照片的行列。有的名人名家，還在《老照片》上發表了自己的成名作。
《老照片》還為編輯部吸引來新鮮血液。“有一次，同事把一張前三輯的勘誤表轉交給我，寫了3張紙。我一對照，的確都是實打實的硬傷。”馮克力就對勘誤表的作者產生了興趣。幾番瞭解後，馮克力決定請作者張傑兼職承擔編輯校對工作。又過了幾年，張傑從原單位內退，成為編輯部的正式一員。直到2014年，因身體原因，張傑告別了日常編輯工作。如今，張傑依然是《老照片》的特約編輯。
《老照片》如同一條紐帶，把更多人連接在一起。在這裡，不僅有歷史厚度更有人文溫度。《老五隊的姑娘們》的作者史耀增記得，文章發表後，編輯部照例將照片原樣寄回，可回函信封比寄去時鼓囊了許多。打開信封後，史耀增驚訝地發現，編輯部不但將略有破損的原照加以修補，更給照片上的六個人每人加洗放大了一張。已是奶奶輩的她們在暮年，收到了一份記錄自己風華歲月的禮物。
作者邱三寶的故事，則更像一個傳奇。1998年，馮克力收到一封來自湖北武漢的投稿信。隨信寄來的還有一張攝於20世紀60年代武漢長江大橋的人物照。照片上的男子，是作者邱三寶的父親。在文章中，邱三寶講述了父親不甘當農民，多年在城市闖蕩，以期改變自身命運的故事。邱三寶自己則是一位90年代的農民工，在城市中打工漂泊、努力謀生。
稿件刊發後，編輯部照來信地址寄去稿酬與照片，卻被郵局退回。回執上只有“此人已走”四個字。這便成了一樁心事，雖幾經尋找，可終究人世蒼茫。直到2013年，借助當地媒體的力量，馮克力終於聯繫上已結婚生子、成為家庭主婦的邱三寶。延宕了15年的照片與樣刊、稿費，重又回到了主人手中。
第一輯《老照片》的封面書影。該輯1996年底一經面世，即風靡全國，創下單冊發行30多萬本的業績。（圖片由馮克力提供）
一曲繞梁不絕的弦歌
“你看，從這張老照片上能讀出什麼?”馮克力隨手從書中翻出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下的圖片說明是：1931年春，山東益都省立第十中學的老師們課後在辦公室合影。照片上，十位身穿長袍馬褂的老師或站或坐，或斜倚書桌，人人盯著鏡頭卻神態各異。
馮克力說，老照片最迷人處就在於它能折射時代的光影。這張照片可能就攝於某個課間，攝影師可能偶然路過學校，老師們或許只是心血來潮。“你可知道，民國時候，一位中學老師都可能是留學歸來的才子。畢竟，那時國家的基礎教育太薄弱、太需要人了。”馮克力猶如一名偵探，剖析著照片上的蛛絲馬跡。
正是這種對以往時光的探索與解析，令這本小書散發著歷史的體溫，並一路走到現在。曾經，仿效《老照片》的書籍如過江之鯽，卻罕有能達到類似的高度。有人這樣評論那些失意的仿效者：風雲激蕩、豐富複雜的中國20世紀的歷史，又一次被裁剪成中學教科書那樣單線條的戰爭史、政治史和領袖人物史；直接創造歷史的人民大眾在“老照片”中更是幾無立錐之地。現在，來自百姓的家傳照片，已占到《老照片》圖片來源的50%。
當下，閱讀的數位化、碎片化無可避免地衝擊著傳統的出版行業。那種印行三四十萬冊的盛況再難出現，《老照片》卻已完成從暢銷書向長銷書的轉變。譬如初版於1997年3月的《老照片》第二輯，如今已重印至第22次。
也就是從第二輯開始，馮克力接過汪家明的筆，開始撰寫每輯的“書末感言”，一直寫到了現在。在第一篇書末感言中，馮克力簡述了兩位知名國外攝影家在不同時代到訪中國，所面臨的不同境遇。他最後寫道：《老照片》提供給讀者的，除了已逝的生活、已逝的場景，還應有各種各樣的視角。
“《老照片》能辦多久，就交給歷史和時間來決定吧。”退休之後又被返聘的馮克力，仍舊在為《老照片》奔忙。青島、杭州正聯繫他，想置辦《老照片》20周年紀念展。手上還有幾個題目，要抽空與幾位作者溝通約稿。眼下，辦公室搬家又要忙活一陣子。
“人總是生活在歷史的投影之中。”對在數字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馮克力說老照片所反映的是剛過去不久的生活，在這裡有祖輩、父輩的印跡，更有代代傳承的歷史。每一代人都能從老照片中收穫新的感覺。
此刻，冬日溫暖的陽光正自在地灑進房間。窗外，近處的濟南經十路車來車往、好不熱鬧，遠處佇立于英雄山頂的革命烈士紀念塔靜謐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