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原繁是誰？
很久以前在一篇留美學人寫的妙趣橫生的文章裡， 讀到雷根當總統時美國發生過兩個President之爭。 1986年是哈佛大學創建三百五十周年校慶， 哈佛打算邀請雷根總統出席並演講。 雷根聞訊欣然接受， 但私下提出一個條件， 就是讓哈佛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 而博克校長代表哈佛拒絕了， 於是釀成一場兩個President之爭， 最後總統也沒出席校慶， 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筆者當年讀到這條趣聞時深為哈佛的獨立精神所感動。
無獨有偶， 再早三十年左右， 日本也發生過一次首相與校長之爭。 二戰後日本圍繞跟戰勝國締結和約一事，
南原繁標準像
我們知道胡耀邦在擔任中共總書記的時候多次向全國幹部推薦吉田茂的著作《激蕩百年史》， 吉田茂的能力和膽識在現代日本政治家中是數一數二的，
近年來有一些日本思想家被介紹到中國， 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政治哲學家丸山真男(1914-1996)。 丸山作為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的思想領袖， 為日本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在理論上作出了重要貢獻， 如今我們可以通過中文讀到他的《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的思想》等著作， 而丸山正是南原繁最出色的弟子。 丸山雖然對老師的一些相對保守的觀點不無批評， 兩個人在對談時還會冒出火花來， 在宗教信仰上並不一致(南原繁是虔誠的基督徒，
筆者寫這篇文章， 當然不是因為南原繁的弟子裡有丸山這樣重量級的政治哲學家， 而是因為他本人就是一位值得介紹的大學者， 其學思與功績非但完全不比弟子遜色， 而且是二十世紀日本重要的政治哲學家。 南原繁不僅擅長坐而論道， 更是日本戰後民主教育改革的最大推手。 用當今日本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曾經寫過《田中角榮研究》的名記者立花隆的話來說， 南原繁是奠定了戰後日本基石的人物。
自十多年前開始，日本有好幾位著名學者和社會知名人士組織紀念南原繁的研討會，至今已舉辦多屆，出版了好些論著，岩波書店前幾年還重版了南原繁著作集。對一位逝世將近半個世紀的大學者如此重視，這並不是常見的事情，也是我們瞭解他的生平與思想的緣由——要瞭解現代日本，南原繁是絕對無法繞過去的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
大器晚成的政治哲學家
南原繁雖然作過東大校長和日本學士院院長，但他並非出身於書香門第。他的家鄉在日本本土四大島中最小的四國的香川縣，自幼父母離異，靠母親做裁縫養家，但家裡有些被脈望啃過的線裝書。南原繁幼時跟著村裡的漢學老師素讀過《論語》《孟子》等經典。雖然難免囫圇吞棗，但這些典籍給他打下了文化教養的基礎。那時還是明治中期，作為鄉下子弟接觸不到先進的西洋文化。他在回顧錄(丸山真男、福田歡一編)裡說，之所以對政治感興趣，是因為讀了那些提倡經世濟民的漢籍，“政者正也“這句話令他終生難忘，日後他為了讀法科而選擇了著名的第一高等學校(簡稱“一高”，戰後正是在南原繁作校長時改革為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在這裡他遇到了日本現代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武士道》一書的作者新渡戶稻造(1862-1933)。在一高求學期間，這裡的知識氛圍對南原震撼很大——他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並認識了日本現代最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內村鑒三，內村先生提倡“無教會主義”， 有《代表的日本人》等著述。在內村先生的薰陶下，南原繁在大學期間成了一名基督徒。
《南原繁回顧錄》書影
剛才說過，東京大學法學部自設立以來，為日本培養了大量官僚，可以說畢業生遍佈社會各個要津。立花隆前幾年寫過煌煌巨作《天皇與東大——大日本帝國的生與死》，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日本近代以來國家權力與東大的關係。而南原繁成長的時代，明治維新已大見成效，日本迅速走在富國強兵之路上。南原繁在法學部選的是政治專業(跟吉田茂一樣)，可謂前程錦繡。不過南原跟很多同學不一樣，雖然畢業後可以留校任教，但為了鍛煉自己，他選擇進入內務省工作。在內務省期間，他到日本海沿岸的富山縣去積累行政經驗。他作過郡長（相當於我們今天說的村官），參與治水工程，創建學校，真正是從底層做起。做了六年行政工作，期間還參與日本第一部工會法的制定。在立法過程中，他瞭解到日本社會的勞工問題，進而關注馬克思主義。
在基層磨練過以後，而立之年的南原還是想做學問。他的政治學導師小野塚喜平次是日本現代政治學的開山始祖之一，他研究各國政治的著作還被林覺民譯成中文(《各國近時政況》，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元年出版)。這位老師很賞識南原繁，聽學生一說，就同意他重返母校執教。從此，沒有讀過研究生的南原繁便正式進入象牙塔，走上了研究政治哲學的道路。因為“浪費”了六年，南原副教授時刻提醒自己是“晚學”，要比同事加倍努力。進校不久他就去歐洲留學進修。他先到英國待了一段時間，在倫敦聽過著名英國哲學家Ernst Barker教授的課，不久轉到德國，去研究他熱愛的康得去了。此時正好是一戰結束不久，德國通貨膨脹厲害得很，日本留學生的生活水準比德國教授還要好。南原繁請了德國著名的法哲學家魯道夫·舒坦姆勒(Rudolf Stammler)輔導自己研讀康得，認認真真讀完了康得的三大批判。據說南原是日本為數極少的真正讀通了康得三大批判原著的學者之一。這兩年的在外研究，給“晚學”的南原繁在學術上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洞窟裡的哲人”與二戰
據學生講述，南原繁的課很難懂，作筆記也不容易，因為他當時很少發表論文，一門心思做自己的研究，所以東大法學部的學生們給他起了個雅號叫“洞窟裡的哲人”。據丸山真男回憶，當他說自己的指導教授是南原繁時，同為法學部的同學竟然不知道誰是南原繁，可見他當時毫無名氣。可是時代越來越不容許“洞窟裡的哲人”安靜地做學問了。三十年代的日本發生過“二二六事件”，跟孫中山有過交往的犬養毅首相被少壯軍人殺害，日本最終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在大學裡則發生了解雇異見學者的事件，有的學者的著作被列為禁書。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未能速戰速決，在物質條件根本不對稱，在很多高級軍官(如山本五十六)知道不可以跟美國打仗的情況下，當時的政府竟然還是決定開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南原繁於開戰當天吟了一首和歌，筆者試譯如下：“超越人間常識超越學識，日本跟世界開戰。”雖然詩味不濃，卻可以明白南原繁的判斷。作為一名理性的愛國者，他一方面擔心祖國的命運，另一方面又知道這是一場不義之戰，所以在私下的談話裡他認定為了世界和平，希望英美獲勝：這在當時簡直是大逆不道的言論(筆者前不久寫過的日本思想家林達夫對戰局的判斷跟南原繁完全一樣)。
戰時攝於東大
據丸山真男說，戰爭期間私下聊天時南原繁從不諱言日本要輸。眼看戰況越來越糟糕，敗局也已經清楚了，南原繁終於走出“洞穴”，跟幾位彼此信得過的法學部教授一起開始了“終戰活動”：他們利用自己的人脈，要爭取早日結束戰爭。他們找到了對國際局勢比較清楚的海軍高層和內閣大臣就如何結束戰爭交換意見。雖然東京帝國大學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上很有影響力，但仗打到那個份上，很多高官雖然也知道是場勝利渺茫的戰爭，可還是有很多人好像在慣性的作用下一樣繼續戰爭，無法主動終止戰爭。南原繁等人的努力雖然沒有結出果實，但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憂國之心、悲天憫人的情懷和一個知識人的強烈責任感。1945年8月15日，東京帝大的師生聚集在著名的安田講堂靜聽天皇的玉音放送，日本宣佈戰敗，南原繁終於熬過一場長達數年的噩夢。雖然貴為東京帝大法學部教授，據說有六個孩子的他在戰時生活也很辛苦。
最高學府校長當大“公知”
筆者以前在澎湃新聞寫過丸山真男，這位日本戰後影響最大的啟蒙思想家二戰期間已是東京帝大法學部副教授，竟然兩次被征招入伍，可見戰局之惡化連帝大的高知也無法安靜讀書做研究了。丸山一次到朝鮮，一次在廣島，還不幸在廣島經歷了原子彈爆炸，幸而離爆炸中心較遠，沒有大礙。戰爭結束後不久，丸山就在岩波書店的《世界》雜誌上發表了名文“超國家主義的論理與心理”，以令人信服的剖析揭示了軍國主義的內在肌理，讓讀者深刻領會到日本是如何走上戰爭之路的。此文一出，好評如潮，一時有洛陽紙貴之勢，而丸山也一躍成為論壇的新星。我一直以為丸山發出的是戰後日本啟蒙最有代表性的聲音，最近讀了《南原繁回顧錄》和立花隆編輯的《南原繁的話——八月十五號·憲法·學問的自由》，才發覺自己的認識是多麼膚淺！談日本戰後的復興，尤其是文化上的復興，思想的啟蒙運動，丸山那樣的大知識人固然作出了巨大貢獻，而在日本剛剛戰敗，百廢待興的關鍵時刻，堅決要求清算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在精神上給國民以巨大安慰和鼓勵的恰恰是那時剛剛被選為東京帝國大學校長的南原繁，就好像歷史選擇了他，而他也具備了所有被歷史選中的條件。
日本的戰敗對南原繁和丸山真男那樣批判軍國主義的大知識人來說，他們當然不會像一些曾經在大本營參與指揮的參謀們那樣，戰後開會總結日本在戰略上犯了什麼錯誤 (已編成多卷本資料，NHK還以這些材料為基礎製作了很棒的節目)。對他們來說，日本為何會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為何打了一場原本就不該打的仗，搞清其原因究竟在哪裡更為重要。如今打敗了，遇到了被外國軍隊佔領這種日本開天闢地以來的新事，今後的日本該怎麼辦？這才是他們面臨的嚴峻問題。
戰爭甫結束，原先相信是場聖戰的日本國民處於茫然自失的狀態中，而南原繁則覺得一個嶄新的時代才開始，所以他通過各種機會，比如國定假日和大學的紀念日等，在東大的安田講堂發表講話。每次講話報紙都會大篇幅報導，給讀者以很大的感動。用立花隆的話來說，戰爭剛結束時，整個日本都跌入絕望的深淵，而南原校長的演說和文章成了把國民從絕望的深淵裡拯救出來的強大精神武器，通過他的言論讓國民知道這次歷史性的戰敗也是日本獲得新生的最大機會。
1946年2月11日，日本迎來了戰後首個紀元節(據《古事記》等日本典籍的說法，這是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現在已改為建國紀念日)。在日本天皇原先被視為“現人神”，而年初裕仁天皇發表過詔書，否定了自己的神格，用當時媒體的說法就是“人間宣言”。此時全日本無人想到要正式慶祝紀元節，而偏偏是嚴厲批評軍國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東大校長南原繁讓人在東大正門口掛起日本國旗，在安田講堂隆重舉行儀式來紀念這個節日，並發表了題為“新日本文化的創造”的演說。這是一篇至今讀來仍舊擲地有聲的好文字，對瞭解當時日本最有見識的學者是如何看待戰爭、如何想像和設計日本的未來非常有幫助。南原繁在提到為何會被軍國主義者和國家至上主義者們誤導，把國家帶入崩潰的狀態時，他說那是因為雖然日本人有熾烈的民族意識，但是作為個人卻沒有獨立的意識，沒有人性的真正發展。而人的思維自由和政治社會活動自由都是從個人的意識裡產生的。在南原看來，日本的個人被國家和國體觀念所束縛，特別是個人的良心權利與獨立判斷的自由嚴重受到束縛，可以說每個人都沒有得到自由的發展，所以國民被少數統治者的虛偽宣傳所欺騙，盲從那些人的領導。西學造詣極高的南原繁在說這些話時，當然腦子裡是把日本跟西方作對比。在他看來，日本人沒有經歷過西歐的文藝復興，全體國民都被束縛在日本神學的框架裡，也被其教義束縛了思維。所以這裡沒有十九世紀史學大師布克哈特說的“人的發現”，同時也就沒有人道主義產生的土壤，這也是日本人通常被外國人批評沒有內在教養的原因。
1949年3月在東大畢業典禮上
我們看到基督徒南原繁這樣批評自己的國家，自己國家的文化和神學(日本神道)，一定會以為他是個認為連月亮也是外國圓的崇洋媚外之士吧？非也！南原從小不僅對漢籍感興趣，也很喜歡日本的傳統文化，自己還會寫和歌，他創作的和歌數量不少，最後還出版成書，那就是如今收在岩波文庫裡的《形相》。他的和歌還受到二十世紀日本最著名的歌人齋藤茂吉的稱讚，並非玩票水準。在他看來，天皇制傳統是日本最重要的傳統之一，不可廢除。他也強調“民族共同體”的重要性：當然這不是日本戰前戰時那種偏執的民族主義，而是跟世界主義協調的民族主義(很像以撒亞·伯林提倡的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在戰爭期間，他為了對抗日趨非理性的國家主義和日本主義，讓自己最器重的學生丸山真男去研究東洋政治思想，尤其是日本政治思想，其目的也是更好地認識自己國家的傳統。而正是因為他的這個決斷，日本政治思想史這門學問也就誕生了。
在“新日本文化的創造”中，南原繁還提到了信仰的重要性。當然對他而言，所謂信仰，是指基督教，尤其是源于路德的新教。在他看來，由於昭和天皇親自否定了自己的神格，所以日本正好可以迎來一場精神革命。他說日本不僅需要文藝復興，也需要來一場宗教改革。因為把日本人從民族宗教的日本神學裡解放出來，不能光靠人文主義的理想，還需要有跟普遍性世界宗教的對決，也就是說需要有新的信仰。南原非常銳利地指出，日本戰敗後蓬勃興起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思潮，在其開端也是跟基督教連在一起的。他批評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是跟哲學和其他文化一樣，多流於形式化，沒有作為國民的生命來吸取消化。他舉例說康得和黑格爾的德國唯心論是被介紹到日本來了，可是其核心的精神與生命被分離了，因此無法真正理解康得和黑格爾。作為日本為數不多的通過原典熟讀康得和黑格爾的學者(據說如今在康得的祖國也有不少人是通過英譯本來讀康得的著作)，他這樣說應該很有說服力吧。其實他的這個思路在戰時出版的《國家與宗教》裡已經有了。他在書裡強調了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國家的問題就其根本來說是跟整個文化有內在統一關係的世界觀的問題，因此如不跟宗教性、神性這個問題一起思考是無法理解的。他還認為進入現代以來，由於實證主義等新思潮的興起，宗教被排斥，其結果是人或民族乃至國家被神聖化，從而造成現代社會的某種深刻危機。所以他在上述講話中，提出日本要有精神革命，並且是在跟普世的人文價值與宗教精神對話的基礎之上進行。
陪同蒞臨日本學士院的昭和天皇
有意思的是，在這篇演講裡，南原繁還比較了他的“第二祖國”德國和日本的異同。這段對比今天來看簡直令人拍案叫絕，他說德國這次跟日本一樣，都吃了大敗仗，德國雖然崩潰了，但她具備在廢墟上重新站起來的精神。因為納粹並非真正的德國精神，而是跟真正的歐洲精神背道而馳的。在德國人清算了納粹，回到康得乃至路德的傳統後，德國能夠重新回到跟其他歐洲國家共用的精神基礎上，進而發揮自己的真本領。南原繁不僅在柏林大學聽過很多名師的講課(包括日後被納粹免職，流亡美國的著名神學家、哲學家保羅·田立克)，而且研究的思想家也多為德國哲人(他對費希特的研究在精通德國思想文化的丸山真男看來具有國際水準)，所以他對德國的文化傳統有很深的造詣。戰爭結束七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看作為歐盟最主要成員的德國所取得的成就，不得不佩服南原繁的遠見。他對德國發動二戰、納粹抬頭的分析，跟二十世紀德國著名的史學大學梅尼克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不認為納粹是德國精神傳統裡固有的東西。也許有些史學家會有異議，但我們至少可以說，德國有康得和歌德那樣的傳統，雖然他們的存在也沒能阻擋德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但德國可以在自己的傳統裡找到重生的精神力量。
那麼，日本呢?社會學大家羅伯特·貝拉在去世前不久訪問過日本，在東京大學發表演講時談到他的老朋友丸山真男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批判。他曾把丸山真男和哈貝瑪斯與查理斯·泰勒並列，考察他們跟現代性的關係。他說泰勒和哈貝瑪斯都有很多西方本身的思想資源可以利用，而丸山真男缺少那樣的本土資源，所以他要從外國搬來思想上的“救兵”。丸山的老師南原繁當然也明白這點。在上面的演講中他就說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日本沒有德國那樣的傳統，所以需要自己來創造新的傳統，要把這個紀元節看作新的紀元的開始。
南原繁在這個階段還發表過兩篇題為“學徒的使命”的文章。在文章裡他也談到日本走上軍國主義和國家主義道路的原因。站在大學的立場來看，南原繁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學失去了學問的自由和大學本身的自由。在兩屆東大校長任期結束後，全校學生給尊敬的校長舉辦的歡送會上，南原繁這樣回顧自己的校長生涯：
這個六年裡，我雖然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最盡心盡力的是維護“學問的自由”和“大學的自由”。因為這些自由沒有確立、受到威脅，才發生了日本現在的悲劇。所以，學問和大學的自由的確立，並不僅僅是我們大學和大學人最關心的事兒，其實也是建設新日本的必須條件。
卸任東大總長，在學生舉辦的送別會上
著名記者立花隆在寫作《天皇與東大》時讀了南原繁的這些演講和文章，深感當今日本需要重溫南原繁的思想。他在分析上述講話時說，南原繁所說的不僅是歷史的教訓，在他看來，確保大學和學術的自由，對原理上保證國家這個系統的健全性來說，是絕對必要的條件。
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南原繁在戰後一直為和平的理念、民主主義和學術自由而呐喊而努力而奔走，都是和他在戰爭中的經歷分不開的，正是因為親眼目睹了同事和老師因學術觀點被解雇等侵犯學術自由的事情，才讓他深刻體悟到大學自由的重要性。所以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圍繞締結和平條約一事，他會和吉田茂首相發生正面衝突。即便南原繁的理念未必能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實現，他的勇氣還是非常值得稱頌的。
南原繁的精神遺產
2004年在南原繁逝世三十周年的時候，若干著名學者和各界人士發起組織了南原繁研究會，除了每個月的讀書討論會，至今召開了十四次研討會。筆者有幸參加過第二屆研討會，在會上見到已是耄耋之年的福田歡一教授。南原繁本人作為學者有大成，十卷本著作都在，毋須我贅言了。他在培養學生方面也是非常成功。丸山真男本來是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在南原的勸說下轉向研究日本政治思想，終成一代大家。當然丸山的西學功夫極好，跟他見過面的李澤厚也稱讚過。而繼承了南原繁在東京大學法學部西方政治思想講座的正是福田歡一。而福田歡一的學生，也是他的講座繼承人佐佐木毅教授是當今日本最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學者，也擔任過東京大學校長。丸山真男學生很多，有人稱其弟子形成了“丸山學派”。退休之後仍非常活躍的渡邊浩教授，就是丸山晚年的弟子，他的代表作《東亞的王權與思想》最近被翻譯成中文。
可以說在日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學的研究領域，南原繁的影響至今綿延不絕。那為何十多年前突然出現了南原繁研究會，還頻頻舉辦研討會讀書會呢？據創辦人說，在當今日本有偏離南原繁等戰後民主改革先驅確立的方針的動向。筆者作為外國人，不敢妄加評論。其實南原繁在冷戰開始後不久，就發覺自己跟日本政府理念大致合拍，漸漸地，政治家似乎有點偏離戰後民主化改革的理念，所以他不忘初心，一直希望新生的日本走在他所希冀的道路上。他留下的理念的確激勵了不少現在的人們，也代表了日本社會裡一種健康的聲音，這和他的學生丸山真男所代表的聲音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都是真正的批判性知識人。幸好，經過戰後的民主改革以及無數像立花隆那樣的日本人的努力，當今的日本還可以存在這樣的聲音，而這種聲音的存在本身對一個社會健康發展毋庸是極其重要的。
與古稀祝賀論文集執筆者合影。前排中間是南原繁夫婦。 前排左一是丸山真男，後排右四(中間)是福田歡一。
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於戰後不久被敕選為最後一屆貴族院議員)，跟拿破崙打敗德國時發表了《告德國人民書》的費希特有得一比(費希特正是南原繁花了很大力氣研究的哲人)。他還擔任過全國大學教授聯合會首任會長，參與創立日本政治學會並任會長，並一起建立日本國立大學協會並任會長，晚年還擔任日本學士院院長，為日本學術的發展鞠躬盡瘁，在現代日本史上留下很大足跡。自十多年前開始，日本有好幾位著名學者和社會知名人士組織紀念南原繁的研討會，至今已舉辦多屆，出版了好些論著，岩波書店前幾年還重版了南原繁著作集。對一位逝世將近半個世紀的大學者如此重視，這並不是常見的事情，也是我們瞭解他的生平與思想的緣由——要瞭解現代日本，南原繁是絕對無法繞過去的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
大器晚成的政治哲學家
南原繁雖然作過東大校長和日本學士院院長，但他並非出身於書香門第。他的家鄉在日本本土四大島中最小的四國的香川縣，自幼父母離異，靠母親做裁縫養家，但家裡有些被脈望啃過的線裝書。南原繁幼時跟著村裡的漢學老師素讀過《論語》《孟子》等經典。雖然難免囫圇吞棗，但這些典籍給他打下了文化教養的基礎。那時還是明治中期，作為鄉下子弟接觸不到先進的西洋文化。他在回顧錄(丸山真男、福田歡一編)裡說，之所以對政治感興趣，是因為讀了那些提倡經世濟民的漢籍，“政者正也“這句話令他終生難忘，日後他為了讀法科而選擇了著名的第一高等學校(簡稱“一高”，戰後正是在南原繁作校長時改革為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在這裡他遇到了日本現代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武士道》一書的作者新渡戶稻造(1862-1933)。在一高求學期間，這裡的知識氛圍對南原震撼很大——他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並認識了日本現代最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內村鑒三，內村先生提倡“無教會主義”， 有《代表的日本人》等著述。在內村先生的薰陶下，南原繁在大學期間成了一名基督徒。
《南原繁回顧錄》書影
剛才說過，東京大學法學部自設立以來，為日本培養了大量官僚，可以說畢業生遍佈社會各個要津。立花隆前幾年寫過煌煌巨作《天皇與東大——大日本帝國的生與死》，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日本近代以來國家權力與東大的關係。而南原繁成長的時代，明治維新已大見成效，日本迅速走在富國強兵之路上。南原繁在法學部選的是政治專業(跟吉田茂一樣)，可謂前程錦繡。不過南原跟很多同學不一樣，雖然畢業後可以留校任教，但為了鍛煉自己，他選擇進入內務省工作。在內務省期間，他到日本海沿岸的富山縣去積累行政經驗。他作過郡長（相當於我們今天說的村官），參與治水工程，創建學校，真正是從底層做起。做了六年行政工作，期間還參與日本第一部工會法的制定。在立法過程中，他瞭解到日本社會的勞工問題，進而關注馬克思主義。
在基層磨練過以後，而立之年的南原還是想做學問。他的政治學導師小野塚喜平次是日本現代政治學的開山始祖之一，他研究各國政治的著作還被林覺民譯成中文(《各國近時政況》，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元年出版)。這位老師很賞識南原繁，聽學生一說，就同意他重返母校執教。從此，沒有讀過研究生的南原繁便正式進入象牙塔，走上了研究政治哲學的道路。因為“浪費”了六年，南原副教授時刻提醒自己是“晚學”，要比同事加倍努力。進校不久他就去歐洲留學進修。他先到英國待了一段時間，在倫敦聽過著名英國哲學家Ernst Barker教授的課，不久轉到德國，去研究他熱愛的康得去了。此時正好是一戰結束不久，德國通貨膨脹厲害得很，日本留學生的生活水準比德國教授還要好。南原繁請了德國著名的法哲學家魯道夫·舒坦姆勒(Rudolf Stammler)輔導自己研讀康得，認認真真讀完了康得的三大批判。據說南原是日本為數極少的真正讀通了康得三大批判原著的學者之一。這兩年的在外研究，給“晚學”的南原繁在學術上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洞窟裡的哲人”與二戰
據學生講述，南原繁的課很難懂，作筆記也不容易，因為他當時很少發表論文，一門心思做自己的研究，所以東大法學部的學生們給他起了個雅號叫“洞窟裡的哲人”。據丸山真男回憶，當他說自己的指導教授是南原繁時，同為法學部的同學竟然不知道誰是南原繁，可見他當時毫無名氣。可是時代越來越不容許“洞窟裡的哲人”安靜地做學問了。三十年代的日本發生過“二二六事件”，跟孫中山有過交往的犬養毅首相被少壯軍人殺害，日本最終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在大學裡則發生了解雇異見學者的事件，有的學者的著作被列為禁書。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未能速戰速決，在物質條件根本不對稱，在很多高級軍官(如山本五十六)知道不可以跟美國打仗的情況下，當時的政府竟然還是決定開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南原繁於開戰當天吟了一首和歌，筆者試譯如下：“超越人間常識超越學識，日本跟世界開戰。”雖然詩味不濃，卻可以明白南原繁的判斷。作為一名理性的愛國者，他一方面擔心祖國的命運，另一方面又知道這是一場不義之戰，所以在私下的談話裡他認定為了世界和平，希望英美獲勝：這在當時簡直是大逆不道的言論(筆者前不久寫過的日本思想家林達夫對戰局的判斷跟南原繁完全一樣)。
戰時攝於東大
據丸山真男說，戰爭期間私下聊天時南原繁從不諱言日本要輸。眼看戰況越來越糟糕，敗局也已經清楚了，南原繁終於走出“洞穴”，跟幾位彼此信得過的法學部教授一起開始了“終戰活動”：他們利用自己的人脈，要爭取早日結束戰爭。他們找到了對國際局勢比較清楚的海軍高層和內閣大臣就如何結束戰爭交換意見。雖然東京帝國大學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上很有影響力，但仗打到那個份上，很多高官雖然也知道是場勝利渺茫的戰爭，可還是有很多人好像在慣性的作用下一樣繼續戰爭，無法主動終止戰爭。南原繁等人的努力雖然沒有結出果實，但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憂國之心、悲天憫人的情懷和一個知識人的強烈責任感。1945年8月15日，東京帝大的師生聚集在著名的安田講堂靜聽天皇的玉音放送，日本宣佈戰敗，南原繁終於熬過一場長達數年的噩夢。雖然貴為東京帝大法學部教授，據說有六個孩子的他在戰時生活也很辛苦。
最高學府校長當大“公知”
筆者以前在澎湃新聞寫過丸山真男，這位日本戰後影響最大的啟蒙思想家二戰期間已是東京帝大法學部副教授，竟然兩次被征招入伍，可見戰局之惡化連帝大的高知也無法安靜讀書做研究了。丸山一次到朝鮮，一次在廣島，還不幸在廣島經歷了原子彈爆炸，幸而離爆炸中心較遠，沒有大礙。戰爭結束後不久，丸山就在岩波書店的《世界》雜誌上發表了名文“超國家主義的論理與心理”，以令人信服的剖析揭示了軍國主義的內在肌理，讓讀者深刻領會到日本是如何走上戰爭之路的。此文一出，好評如潮，一時有洛陽紙貴之勢，而丸山也一躍成為論壇的新星。我一直以為丸山發出的是戰後日本啟蒙最有代表性的聲音，最近讀了《南原繁回顧錄》和立花隆編輯的《南原繁的話——八月十五號·憲法·學問的自由》，才發覺自己的認識是多麼膚淺！談日本戰後的復興，尤其是文化上的復興，思想的啟蒙運動，丸山那樣的大知識人固然作出了巨大貢獻，而在日本剛剛戰敗，百廢待興的關鍵時刻，堅決要求清算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在精神上給國民以巨大安慰和鼓勵的恰恰是那時剛剛被選為東京帝國大學校長的南原繁，就好像歷史選擇了他，而他也具備了所有被歷史選中的條件。
日本的戰敗對南原繁和丸山真男那樣批判軍國主義的大知識人來說，他們當然不會像一些曾經在大本營參與指揮的參謀們那樣，戰後開會總結日本在戰略上犯了什麼錯誤 (已編成多卷本資料，NHK還以這些材料為基礎製作了很棒的節目)。對他們來說，日本為何會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為何打了一場原本就不該打的仗，搞清其原因究竟在哪裡更為重要。如今打敗了，遇到了被外國軍隊佔領這種日本開天闢地以來的新事，今後的日本該怎麼辦？這才是他們面臨的嚴峻問題。
戰爭甫結束，原先相信是場聖戰的日本國民處於茫然自失的狀態中，而南原繁則覺得一個嶄新的時代才開始，所以他通過各種機會，比如國定假日和大學的紀念日等，在東大的安田講堂發表講話。每次講話報紙都會大篇幅報導，給讀者以很大的感動。用立花隆的話來說，戰爭剛結束時，整個日本都跌入絕望的深淵，而南原校長的演說和文章成了把國民從絕望的深淵裡拯救出來的強大精神武器，通過他的言論讓國民知道這次歷史性的戰敗也是日本獲得新生的最大機會。
1946年2月11日，日本迎來了戰後首個紀元節(據《古事記》等日本典籍的說法，這是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現在已改為建國紀念日)。在日本天皇原先被視為“現人神”，而年初裕仁天皇發表過詔書，否定了自己的神格，用當時媒體的說法就是“人間宣言”。此時全日本無人想到要正式慶祝紀元節，而偏偏是嚴厲批評軍國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東大校長南原繁讓人在東大正門口掛起日本國旗，在安田講堂隆重舉行儀式來紀念這個節日，並發表了題為“新日本文化的創造”的演說。這是一篇至今讀來仍舊擲地有聲的好文字，對瞭解當時日本最有見識的學者是如何看待戰爭、如何想像和設計日本的未來非常有幫助。南原繁在提到為何會被軍國主義者和國家至上主義者們誤導，把國家帶入崩潰的狀態時，他說那是因為雖然日本人有熾烈的民族意識，但是作為個人卻沒有獨立的意識，沒有人性的真正發展。而人的思維自由和政治社會活動自由都是從個人的意識裡產生的。在南原看來，日本的個人被國家和國體觀念所束縛，特別是個人的良心權利與獨立判斷的自由嚴重受到束縛，可以說每個人都沒有得到自由的發展，所以國民被少數統治者的虛偽宣傳所欺騙，盲從那些人的領導。西學造詣極高的南原繁在說這些話時，當然腦子裡是把日本跟西方作對比。在他看來，日本人沒有經歷過西歐的文藝復興，全體國民都被束縛在日本神學的框架裡，也被其教義束縛了思維。所以這裡沒有十九世紀史學大師布克哈特說的“人的發現”，同時也就沒有人道主義產生的土壤，這也是日本人通常被外國人批評沒有內在教養的原因。
1949年3月在東大畢業典禮上
我們看到基督徒南原繁這樣批評自己的國家，自己國家的文化和神學(日本神道)，一定會以為他是個認為連月亮也是外國圓的崇洋媚外之士吧？非也！南原從小不僅對漢籍感興趣，也很喜歡日本的傳統文化，自己還會寫和歌，他創作的和歌數量不少，最後還出版成書，那就是如今收在岩波文庫裡的《形相》。他的和歌還受到二十世紀日本最著名的歌人齋藤茂吉的稱讚，並非玩票水準。在他看來，天皇制傳統是日本最重要的傳統之一，不可廢除。他也強調“民族共同體”的重要性：當然這不是日本戰前戰時那種偏執的民族主義，而是跟世界主義協調的民族主義(很像以撒亞·伯林提倡的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在戰爭期間，他為了對抗日趨非理性的國家主義和日本主義，讓自己最器重的學生丸山真男去研究東洋政治思想，尤其是日本政治思想，其目的也是更好地認識自己國家的傳統。而正是因為他的這個決斷，日本政治思想史這門學問也就誕生了。
在“新日本文化的創造”中，南原繁還提到了信仰的重要性。當然對他而言，所謂信仰，是指基督教，尤其是源于路德的新教。在他看來，由於昭和天皇親自否定了自己的神格，所以日本正好可以迎來一場精神革命。他說日本不僅需要文藝復興，也需要來一場宗教改革。因為把日本人從民族宗教的日本神學裡解放出來，不能光靠人文主義的理想，還需要有跟普遍性世界宗教的對決，也就是說需要有新的信仰。南原非常銳利地指出，日本戰敗後蓬勃興起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思潮，在其開端也是跟基督教連在一起的。他批評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是跟哲學和其他文化一樣，多流於形式化，沒有作為國民的生命來吸取消化。他舉例說康得和黑格爾的德國唯心論是被介紹到日本來了，可是其核心的精神與生命被分離了，因此無法真正理解康得和黑格爾。作為日本為數不多的通過原典熟讀康得和黑格爾的學者(據說如今在康得的祖國也有不少人是通過英譯本來讀康得的著作)，他這樣說應該很有說服力吧。其實他的這個思路在戰時出版的《國家與宗教》裡已經有了。他在書裡強調了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國家的問題就其根本來說是跟整個文化有內在統一關係的世界觀的問題，因此如不跟宗教性、神性這個問題一起思考是無法理解的。他還認為進入現代以來，由於實證主義等新思潮的興起，宗教被排斥，其結果是人或民族乃至國家被神聖化，從而造成現代社會的某種深刻危機。所以他在上述講話中，提出日本要有精神革命，並且是在跟普世的人文價值與宗教精神對話的基礎之上進行。
陪同蒞臨日本學士院的昭和天皇
有意思的是，在這篇演講裡，南原繁還比較了他的“第二祖國”德國和日本的異同。這段對比今天來看簡直令人拍案叫絕，他說德國這次跟日本一樣，都吃了大敗仗，德國雖然崩潰了，但她具備在廢墟上重新站起來的精神。因為納粹並非真正的德國精神，而是跟真正的歐洲精神背道而馳的。在德國人清算了納粹，回到康得乃至路德的傳統後，德國能夠重新回到跟其他歐洲國家共用的精神基礎上，進而發揮自己的真本領。南原繁不僅在柏林大學聽過很多名師的講課(包括日後被納粹免職，流亡美國的著名神學家、哲學家保羅·田立克)，而且研究的思想家也多為德國哲人(他對費希特的研究在精通德國思想文化的丸山真男看來具有國際水準)，所以他對德國的文化傳統有很深的造詣。戰爭結束七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看作為歐盟最主要成員的德國所取得的成就，不得不佩服南原繁的遠見。他對德國發動二戰、納粹抬頭的分析，跟二十世紀德國著名的史學大學梅尼克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不認為納粹是德國精神傳統裡固有的東西。也許有些史學家會有異議，但我們至少可以說，德國有康得和歌德那樣的傳統，雖然他們的存在也沒能阻擋德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但德國可以在自己的傳統裡找到重生的精神力量。
那麼，日本呢?社會學大家羅伯特·貝拉在去世前不久訪問過日本，在東京大學發表演講時談到他的老朋友丸山真男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批判。他曾把丸山真男和哈貝瑪斯與查理斯·泰勒並列，考察他們跟現代性的關係。他說泰勒和哈貝瑪斯都有很多西方本身的思想資源可以利用，而丸山真男缺少那樣的本土資源，所以他要從外國搬來思想上的“救兵”。丸山的老師南原繁當然也明白這點。在上面的演講中他就說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日本沒有德國那樣的傳統，所以需要自己來創造新的傳統，要把這個紀元節看作新的紀元的開始。
南原繁在這個階段還發表過兩篇題為“學徒的使命”的文章。在文章裡他也談到日本走上軍國主義和國家主義道路的原因。站在大學的立場來看，南原繁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學失去了學問的自由和大學本身的自由。在兩屆東大校長任期結束後，全校學生給尊敬的校長舉辦的歡送會上，南原繁這樣回顧自己的校長生涯：
這個六年裡，我雖然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最盡心盡力的是維護“學問的自由”和“大學的自由”。因為這些自由沒有確立、受到威脅，才發生了日本現在的悲劇。所以，學問和大學的自由的確立，並不僅僅是我們大學和大學人最關心的事兒，其實也是建設新日本的必須條件。
卸任東大總長，在學生舉辦的送別會上
著名記者立花隆在寫作《天皇與東大》時讀了南原繁的這些演講和文章，深感當今日本需要重溫南原繁的思想。他在分析上述講話時說，南原繁所說的不僅是歷史的教訓，在他看來，確保大學和學術的自由，對原理上保證國家這個系統的健全性來說，是絕對必要的條件。
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南原繁在戰後一直為和平的理念、民主主義和學術自由而呐喊而努力而奔走，都是和他在戰爭中的經歷分不開的，正是因為親眼目睹了同事和老師因學術觀點被解雇等侵犯學術自由的事情，才讓他深刻體悟到大學自由的重要性。所以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圍繞締結和平條約一事，他會和吉田茂首相發生正面衝突。即便南原繁的理念未必能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實現，他的勇氣還是非常值得稱頌的。
南原繁的精神遺產
2004年在南原繁逝世三十周年的時候，若干著名學者和各界人士發起組織了南原繁研究會，除了每個月的讀書討論會，至今召開了十四次研討會。筆者有幸參加過第二屆研討會，在會上見到已是耄耋之年的福田歡一教授。南原繁本人作為學者有大成，十卷本著作都在，毋須我贅言了。他在培養學生方面也是非常成功。丸山真男本來是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在南原的勸說下轉向研究日本政治思想，終成一代大家。當然丸山的西學功夫極好，跟他見過面的李澤厚也稱讚過。而繼承了南原繁在東京大學法學部西方政治思想講座的正是福田歡一。而福田歡一的學生，也是他的講座繼承人佐佐木毅教授是當今日本最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學者，也擔任過東京大學校長。丸山真男學生很多，有人稱其弟子形成了“丸山學派”。退休之後仍非常活躍的渡邊浩教授，就是丸山晚年的弟子，他的代表作《東亞的王權與思想》最近被翻譯成中文。
可以說在日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學的研究領域，南原繁的影響至今綿延不絕。那為何十多年前突然出現了南原繁研究會，還頻頻舉辦研討會讀書會呢？據創辦人說，在當今日本有偏離南原繁等戰後民主改革先驅確立的方針的動向。筆者作為外國人，不敢妄加評論。其實南原繁在冷戰開始後不久，就發覺自己跟日本政府理念大致合拍，漸漸地，政治家似乎有點偏離戰後民主化改革的理念，所以他不忘初心，一直希望新生的日本走在他所希冀的道路上。他留下的理念的確激勵了不少現在的人們，也代表了日本社會裡一種健康的聲音，這和他的學生丸山真男所代表的聲音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都是真正的批判性知識人。幸好，經過戰後的民主改革以及無數像立花隆那樣的日本人的努力，當今的日本還可以存在這樣的聲音，而這種聲音的存在本身對一個社會健康發展毋庸是極其重要的。
與古稀祝賀論文集執筆者合影。前排中間是南原繁夫婦。 前排左一是丸山真男，後排右四(中間)是福田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