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九靈 （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距離江歌死去1年零1個多月後的昨天， “江歌案”一審宣判， 陳世峰被判有期徒刑20年。
隨後， 江歌母親在日本記者俱樂部會議室舉行記者見面會，
宣判後， “江歌案”暫告一段落， 但輿論對此一直沒有停止討論， 從最初的被爆出劉鑫不肯見江歌媽媽， 到江歌媽媽徵集450萬份死刑請願簽名， 以及到前些天的庭審中， 陳世峰說出“劉鑫將江歌推出門外， 將水果刀遞給江歌”等字眼。
案件錯綜複雜， 旁觀者不知真相， 但大部分輿論的矛頭指向——該死的人是劉鑫， 陳世峰必須被判死刑。 這些日子以來， 輿論就如一把鋒利的刺刀， 比法律更早地刺向了劉鑫和陳世峰。
那麼， 陳世峰被判20年的依據是啥？到底是輕是重？一邊倒的輿論是否對案件的宣判帶來影響？來聽聽大頭的分析。
蔣豐
《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
陳世峰被判20年在日本屬於“重判”
主要因為這六個原因
20年， 這是一個不盡人意的判決， 不能讓江歌媽媽滿意， 也不能讓關注此案的大多數中國民眾滿意。 但這在日本大多數殺人案件的判決中已經屬於“重判”了。
陳世峰遭“重判”原因如下：
① 江歌血案的核心證據， 導致陳世峰遭到重判。 檢方堅持是“蓄意殺人”， 辯方堅持是“第一刀致死”， 屬於“殺人未遂”， 而法醫提供的“屍檢報告”則指出無法認定是哪一刀致江歌而死， 進而指出在同一處竟有6刀連續捅入。 專家指出， 日本法院在有關殺人案件的判決中， 檢方和辯方的意見固然十分重要， 但核心證據是來自法醫的“屍檢報告”。
② 陪審員致力於情的追究， 導致陳世峰遭到重判。 法庭上有專業出身的法官， 還有來自民間人士的陪審員。 這次陪審員對陳世峰殺人過後的表現極為憤慨。 殺人後陳世峰並沒有立即把受害者送往醫院，
③ 陳世峰法庭激怒日本辯護律師， 導致遭到重判。 陳世峰的日本辯護律師曾有另類打法， 自己在法庭上“帶哭”道歉， 促使陳世峰“跟哭”道歉。 但是， 陳世峰的道歉不要說不能夠令江歌媽媽滿意， 不能夠令旁聽的中國人滿意， 就是日本辯護律師也不能滿意。
④ 陳世峰法庭玩弄檢方， 導致遭到重判。 在日本， 對於傷害殺人案的認定， 十分重視完整“證據鏈”的形成。 陳世峰與其辯護律師一方面敘述了殺人過程， 另一方面還敘述了四次銷毀殺人兇器、服裝等事實， 擺出一副“我都告訴你們， 你們卻找不出來”， 這無法形成完整證據鏈的無賴姿態， 分明是在戲弄握有公權的檢方。
⑤ 江歌媽媽態度的轉變， 導致陳世峰遭到重判。 江歌媽媽在12月4日接受採訪時表示：“我相信日本的檢察官、法官， 他們的智慧是不可能讓陳世峰顛倒黑白的。 ”
⑥ 中日關係的回暖， 導致陳世峰遭到重判。 江歌血案發生在中日關係回暖改善時期。 這起看起來證據鏈還不完整的案件， 如果判決過輕，勢必會在中國引起強烈反響，給兩國關係以及民間情感帶來新的衝擊。
任大剛
梨視頻評論總監
冰川思想庫研究員
基本的道德信條
在國人心目中的分量相當重
其實，公眾更關心的是，劉鑫在案發之後將近一年時間，在江歌母親多次請求見面的情況下，避而不見，公眾認為這裡面存在嚴重的道德問題，所以猛然間把批評的槍口對準了劉鑫。
但大眾輿論對司法機關的判決幾乎沒有影響，這是因為：
① 案件在日本審判，日本的法治環境是可以信任的；
② 中國的輿論聲浪，只屬於中文世界，不可能在日文世界產生什麼影響，不可能產生諸如“輿論影響司法”的情形。
我認為輿論的關注基本是正面的。首先，至少說明公眾對“忘恩負義”之類的行為是有道德義憤的；其次，雖然公眾在道德譴責中，也出現了打電話騷擾之類的行為，但並沒有造成人身傷害；其三，對不道德行為進行譴責，本身也是在匡扶社會基本價值。
通常情況下，互聯網上出現一邊倒的情形只有兩種：一種是是非分明，事件挑戰公序良俗和基本的社會共識；另一種是事件的全貌被有意無意遮擋，公眾只能看到其中一個方面。
江歌案在輿論發酵過程中，也存在案發當時事實不清的情形，但案發之後，劉鑫及其家人拒絕與江歌母親見面的事實是清晰的，這就足以引發輿論一邊倒的批判。因此，對互聯網輿論，我倒不是很擔心，因為如果是不公正的一邊倒，更有利於輿論場中不利的一方公佈全部真相。可怕的只在於，真相被刻意隱瞞，但江歌案不存在這個可能。
這件案子本身沒有想像的那麼複雜，如果不是劉鑫及其家人事後應對那麼糟糕，根本不會有那麼多的關注。這說明，基本的道德信條，在普通中國人心目中的分量，還是相當重的。
路錦輝
靖霖律師事務所
網路犯罪研究與辯護部副主任
只要司法者在法律框架內正當行使職權
輿論及民眾都應接受
“江歌案”塵埃落定，和檢方的量刑建議一致——陳世峰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作為專職從事刑辯業務的法律人，基於對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瞭解，我對該結果並不意外。
而“江歌案”受媒體關注至今，網路輿論一邊倒地朝向江歌，劉鑫與陳世峰處於千夫所指的境地，450萬人聯名要求判處陳世峰死刑。
這一幕並不陌生，我想起了之前的“藥家鑫案”“馬加爵案”“林森浩案”等，這樣的情形在中國互聯網輿論史上並非首次，只是這次的管轄法院不在國內，結果也並未如“大家”所願陳世峰被判處死刑，而是有期徒刑20年，因為並非最終裁決，陳世峰最終是否會被判處死刑，還有待後續審判程式來裁決，不做過多討論。
但我想談談網路輿論與司法審判的關係：一方面司法審判講求獨立、公正，要盡可能排除案外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輿論監督又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司法也不例外，畢竟我們也碰到過“鄧玉嬌案”“許霆案”等。如何平衡二者關係，值得我們深思。
我認為不能把二者關係對立起來，它們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司法的獨立公正需要建立在陽光公開的基礎上，其內在並不排斥大眾輿論，反而需要通過媒體將自身工作向民眾展示，並取得民眾的支持和信任。
另一方面輿論的監督亦由法治保障，沒有完善的法治，輿論也不能做到自由的報導。同時輿論對司法的監督體現在對事實的客觀報導，而非對結果的判定，只要司法者在法律框架內正當行使自身職權，無論結果如何，輿論及民眾都應接受，美國“辛普森殺妻案”宣判後，根據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民眾明確表示雖然與預期不符，但仍服從法院的判決。
如果判決過輕，勢必會在中國引起強烈反響，給兩國關係以及民間情感帶來新的衝擊。
任大剛
梨視頻評論總監
冰川思想庫研究員
基本的道德信條
在國人心目中的分量相當重
其實，公眾更關心的是，劉鑫在案發之後將近一年時間，在江歌母親多次請求見面的情況下，避而不見，公眾認為這裡面存在嚴重的道德問題，所以猛然間把批評的槍口對準了劉鑫。
但大眾輿論對司法機關的判決幾乎沒有影響，這是因為：
① 案件在日本審判，日本的法治環境是可以信任的；
② 中國的輿論聲浪，只屬於中文世界，不可能在日文世界產生什麼影響，不可能產生諸如“輿論影響司法”的情形。
我認為輿論的關注基本是正面的。首先，至少說明公眾對“忘恩負義”之類的行為是有道德義憤的；其次，雖然公眾在道德譴責中，也出現了打電話騷擾之類的行為，但並沒有造成人身傷害；其三，對不道德行為進行譴責，本身也是在匡扶社會基本價值。
通常情況下，互聯網上出現一邊倒的情形只有兩種：一種是是非分明，事件挑戰公序良俗和基本的社會共識；另一種是事件的全貌被有意無意遮擋，公眾只能看到其中一個方面。
江歌案在輿論發酵過程中，也存在案發當時事實不清的情形，但案發之後，劉鑫及其家人拒絕與江歌母親見面的事實是清晰的，這就足以引發輿論一邊倒的批判。因此，對互聯網輿論，我倒不是很擔心，因為如果是不公正的一邊倒，更有利於輿論場中不利的一方公佈全部真相。可怕的只在於，真相被刻意隱瞞，但江歌案不存在這個可能。
這件案子本身沒有想像的那麼複雜，如果不是劉鑫及其家人事後應對那麼糟糕，根本不會有那麼多的關注。這說明，基本的道德信條，在普通中國人心目中的分量，還是相當重的。
路錦輝
靖霖律師事務所
網路犯罪研究與辯護部副主任
只要司法者在法律框架內正當行使職權
輿論及民眾都應接受
“江歌案”塵埃落定，和檢方的量刑建議一致——陳世峰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作為專職從事刑辯業務的法律人，基於對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瞭解，我對該結果並不意外。
而“江歌案”受媒體關注至今，網路輿論一邊倒地朝向江歌，劉鑫與陳世峰處於千夫所指的境地，450萬人聯名要求判處陳世峰死刑。
這一幕並不陌生，我想起了之前的“藥家鑫案”“馬加爵案”“林森浩案”等，這樣的情形在中國互聯網輿論史上並非首次，只是這次的管轄法院不在國內，結果也並未如“大家”所願陳世峰被判處死刑，而是有期徒刑20年，因為並非最終裁決，陳世峰最終是否會被判處死刑，還有待後續審判程式來裁決，不做過多討論。
但我想談談網路輿論與司法審判的關係：一方面司法審判講求獨立、公正，要盡可能排除案外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輿論監督又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司法也不例外，畢竟我們也碰到過“鄧玉嬌案”“許霆案”等。如何平衡二者關係，值得我們深思。
我認為不能把二者關係對立起來，它們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司法的獨立公正需要建立在陽光公開的基礎上，其內在並不排斥大眾輿論，反而需要通過媒體將自身工作向民眾展示，並取得民眾的支持和信任。
另一方面輿論的監督亦由法治保障，沒有完善的法治，輿論也不能做到自由的報導。同時輿論對司法的監督體現在對事實的客觀報導，而非對結果的判定，只要司法者在法律框架內正當行使自身職權，無論結果如何，輿論及民眾都應接受，美國“辛普森殺妻案”宣判後，根據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民眾明確表示雖然與預期不符，但仍服從法院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