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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歸國留學人員有關情況調查分析報告

摘要:高校是歸國留學人員的主要集中地, 切實做好高校歸國留學人員的統戰工作, 充分發揮高校歸國留學人員的作用, 是新時期高校統戰工作的重要任務, 也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然要求。 通過問卷調查、組織歸國留學人員及相關工作部門座談會、歸國留學人員個別訪談等方式, 對歸國留學人員各方面情況做了全面瞭解, 對北京高校歸國留學人員情況進行了深入分析, 基本掌握了他們的思想狀態、生活狀態、學習狀態。

關鍵字:歸國留學人員;統戰;作用發揮

調查方法及樣本概況

1.問卷的抽樣、發放及回收

本課題調查對象是北京高校歸國留學人員。 其中, “歸國留學人員”僅指在國外高校取得學歷學位且回國工作的人員。 本次調查採用配額抽樣方法, 在全市近50所高校中, 統籌兼顧年齡結構、學科領域等因素抽取樣本, 合成總樣本。 本次調查中, 共發放問卷620份, 收回607份, 通過篩選及邏輯校驗, 最終得到有效問卷600份, 樣本有效率為97%。

2.調查物件概述

在有效樣本中, 年齡區間為22歲~62歲, 均值為39.63歲, 標準差為8.795, 由此可見年齡跨度大且內部離散程度較高。 中位值和眾數分別為38歲和32歲。 學科領域分佈中, 人文科學領域受訪人數占比27.5%, 社會科學19.8%, 自然科學31%, 工程技術17.3%。 政治面貌方面, 中共黨員占比48%,

民主黨派9%, 無黨派32%, 交叉黨員1%, 其他10%。

樣本情況

1.北京高校歸國留學人員群體的基本特徵

在調查樣本中, 具有副高以上職稱的人數占63%, 具有博士學位的人數占比76.2%, 碩士學位人數占比22.5%。 留學國家主要集中在美國(29.7%)、日本(19.5%)、英國(16.3%)、德國(8.8%)等發達國家。 綜合樣本資料分析高校歸國留學人員整體情況, 呈現以下特徵:

第一, 思想主流積極向上, 有強烈的愛國心, 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政黨制度, 對中國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在被問及“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主要標準”時, “事業成就”(74.5%)、“家庭幸福”(68.2%)、“社會貢獻”(65.4%)位居前三位, 遠高於“經濟收入”(35.3%)、“社會聲譽”(19.3%)、“政治地位”(6.7%)等因素;在道路認同方面, 91.6%的被調查者認同“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踐行同心思想,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政黨制度認同方面,

90.6%的被調查者認同“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對未來發展的信心方面, 93.6%的被調查者對中國未來發展有信心。

第二, 普遍關心國內國際時政熱點, 有較強的參政議政、參與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意識和意願, 且有一批歸國留學人員走上了參政議政第一線。 在最關心的熱點問題上, 經濟發展(33.5%)、生態環境問題(23.7%)、民主法治建設(14.7%)成為位居前三的問題。 在政治參與態度方面, 67.5%的海外歸國人員對政治參與有興趣, 並且有意願參與, 其中, 46.5%的人選擇“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 積極參與”。 在被問到“希望以何種方式進行政治參與”時, 希望專職從事黨政工作(占2.7%)或兼職擔任黨政部門領導職務(占10.7%)來進行政治參與的歸國人員占比較少,

主要是希望通過擔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占19.0%)和擔任政府參事、黨政部門特約工作人員等(占26.3%)進行政治參與。 被調查的高校歸國留學人員中, 有6人現擔任(或曾擔任)人大代表;有11人現擔任(或曾擔任)政協委員;有8人現擔任(或曾擔任)“工、青、婦委員, 工商聯委員”;有134人在學會、協會等社會團體任職;有近1/4的海外歸國人員至少擔任一個行政職務。

第三, 對回國後的工作、生活及總體狀況比較滿意, 但在工作和生活中也面臨著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 92.5%的高校歸國留學人員對回國後的工作狀況比較滿意。 80%的高校歸國留學人員對回國後的生活狀況比較滿意。 值得注意的是,

認為不太滿意的有71人, 占11.7%;認為很不滿意的有15人, 占2.5%。 85.1%的高校歸國留學人員對回國後的總體狀況評價比較滿意, 而選擇不太滿意和很不滿意的共占8.8%。 在回國後生活中遇到的困難方面, “工資待遇偏低”(44%), “住房壓力大”(35%)是主要困難, 此外 “人際關係較難處理”(5%)、“生活環境較差”(4%)等也是他們較為頭疼的問題。 “申請科研課題困難”(20.0%), “現有硬體條件差”(13.1%), “專業技術職務晉升難”(12.2%), 其他活動較多影響工作(10.7%), 業績評價不盡合理(8.3%)是高校歸國留學人員回國後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難。

第四, 歸國留學人員內部需求呈現差異性和多層次性。 學科領域因素:對於回國後工作上遇到的主要困難, 高達38.9%的工程技術領域的人員把“申請科研課題難”排在工作困難首位, 而社會科學領域只有14.7%的人員選擇這一項。在“現有硬體條件差”這一項上,自然科學領域的人員選擇該項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三個領域。職稱因素:職稱和政治參與態度的交互分析顯示,近60%的正高職教師認為在“做好本職工作同時,積極參與”,而中級職稱和副高級職稱中只有約40%持同樣觀點。1/4的中級職稱對政治參與“有興趣,但因工作太忙,沒時間參與”,而選擇該項的正高職只有15%。政治參與態度消極的評價中,中職和副高職所占比例明顯高於高職。年齡因素:32歲~42歲年齡段的歸國留學人員對政策、工作、社會、生活和個人諸因素的關注程度都高於其他年齡段。月收入因素:資料表明,月收入和工作評價、道路認同等具有很強的相關度。

2.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回國方式、原因及滯留海外因素

樣本資料顯示:國家公派(包括國家公派、自費公派、公費轉自費)留學出國人數占比43.2%,自費留學占比52.7%,其他方式留學占比3.7%。高校歸國留學人員的回國方式主要是通過高校教師崗位應聘(48.4%),其次是公派留學歸國(24.1%)。此外,通過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以下簡稱“千人計畫”)、長江學者獎勵計畫(以下簡稱“長江學者”)等專案回國人數占比2.5%,通過高校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項目回國人數占比9.1%,通過校友引薦回國人數占比5.8%。高校歸國留學人員回國的首要原因的前三個因素分別是“公派留學,學成歸國”,共144人,占樣本總量的23.8%;“國內發展好,個人發展空間大”,共143人,占23.6%;“個人家庭需要”,共118人,占19.5%。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國家留學人員優惠政策”而回國的不到1.8%。這說明目前國家的優惠政策,還沒有成為這一批出國留學人員的首要考慮。事實上,通過“千人計畫”“長江學者”等專案回國人數只占2.5%,通過高校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項目回國人數也只占9.1%。與此相對應的是,高校歸國留學人員認為當前我國歸國留學人員政策的第一大問題是“政策公平性不足,目前政策優惠主要針對高端留學人才”(23.5%)。

高校歸國留學人員認為部分優秀留學人才滯留國外的首要原因(多選)依次為“國外的工作環境好”(53.0%)、“國外的收入高”(48.4%)、“國外的生活環境好”(46.7%)、“子女在國外受教育有利於更好發展”(44.2%)。也有不少人認為“國外有更好的發展空間”(29.8%)、“國內缺乏發揮作用的平臺和條件”(26.8%)。

高校歸國留學人員認為吸引和留住海外高層次人才的最關鍵因素是“工作環境條件和發展機會”(85.7%),這與“國內發展好,個人發展空間大”逐漸成為吸引海外留學人員歸國的主要因素是相符合的。緊隨其後的則是“物質生活條件和待遇”(62.0%)以及“國家整體發展和社會進步”(50.3%)。

高校歸國留學人員認為當前我國歸國留學人員政策的主要問題是“政策公平性不足,目前政策優惠主要針對高端留學人才”(23.5%)、“程式、手續繁多,效率不高,政策未得到充分落實”(23.5%)、“政出多門,政策銜接不夠”(15.0%)。此外還有“政策規範性不強,硬性政策少,可操作性政策少”(11.9%)、“政策力度不夠”(11.2%)、“政策宣傳不到位”(6.1%)。

3.歸國留學人員作用發揮現狀及主要影響因素

調查資料顯示:政治參與態度方面,67.5%的歸國留學人員對政治參與有興趣,並且想要參與。然而,同時有近80%的歸國留學人員卻認為自己“發揮作用不大”或“沒有機會發揮”。事實上,在樣本資料中,現擔任(或曾擔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只有17人(占2.8%),75.0%的人在供職學校沒有擔任任何行政職務(即校級、職能部門、院系負責人及掛職崗位)。在“希望以何種方式進行政治參與”問項中,有達26.7%的人希望通過“其他方式”(“專職從事黨政工作”“兼職擔任黨政部門領導職務”“擔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擔任政府參事、黨政部門特約工作人員”等方式以外)進行政治參與,這說明目前歸國留學人員發揮作用總體上尚不充分,參政議政的管道也有待進一步拓寬。

分析歸國留學人員作用發揮的影響因素時,本研究進行了李克特5級量表調查,在各因素影響歸國留學人員作用發揮的程度上,從大到小依次為工作因素、生活因素、社會因素、個人因素、政策因素。

第一,工作因素在所有因素中的重要性程度排名第一,足見歸國留學人員對其十分重視。工作因素中子問題間的分值差異也很大。其中,歸國留學人員最為看重工作單位重視支援力度(77.1%)、個人工作待遇(77%)和工作經費支持(76.7%)。相較之下,認為國內技術水準(52.1%)的重要性較小。可見歸國留學人員很看重單位的支援,包括待遇和經費的物質支持以及重視態度的精神支持,這也會成為他們最大程度發揮自身價值的原動力。此外,工作單位管理科學程度(71%),工作基礎條件(68.2%),工作團隊(66.3%),事務性工作量(56.3%)也被認為是影響歸國留學人員作用發揮的重要因素。

第二,生活因素在五大因素影響程度上排名第二位,其中子女教育(79.1%)成為33個小問題中得分最高的一項,達到4.07,足見歸國留學人員對其空前的重視程度。另外,個人收入(74.6%)得分也很高,這和工作因素中“個人工作待遇”的高重視是密切相關的。還有,醫療等社保條件(70.4%)、國內生活環境(68.6%)、家庭兩地分居(64.7%)對歸國留學人員作用發揮也十分重要。此外,對國情的瞭解程度(35.9%)則不那麼看重。

第三,在社會因素中,歸國留學人員最關心的是工作科研環境(75.7%),其次是社會大環境(69.1%)和政策落實程度(66.2%)。相反的,他們覺得與本土培養人才的矛盾(42%)並不是影響其作用發揮的主要障礙。此外,他們還認為人際關係(56%)和社會認可度(55.3%)也會影響其作用發揮。

第四,個人因素上,對價值的追求(63.1%)和個人期望(61.9%)是較為重要的影響因素,而個人國內社會網路(55%)和文化認同(54.8%)則處於一個居中的位置,只是一般重視;相比之下,對社會實踐經驗(41.8%)則不那麼看重。

第五,政策因素排序最末,其中國籍、綠卡政策(36.2%)、稅收政策(37%)以及出入境政策(36.8%)是拉低政策因素平均分的主要原因,即在歸國留學人員看來,這三項政策對自己的作用發揮起到的影響較小;而人事政策(69.4%)、職稱評定政策(66.5%)、人才引進政策(64.5%)和社會保障政策(63.1%)的重要程度得分明顯高於其他政策,說明這些是歸國留學人員關注的重點。此外,他們也關心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45.4%)。(北京高校歸國留學人員研究課題組,執筆人:汪遠航,北京大學黨委統戰部)

《北京教育》雜誌

而社會科學領域只有14.7%的人員選擇這一項。在“現有硬體條件差”這一項上,自然科學領域的人員選擇該項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三個領域。職稱因素:職稱和政治參與態度的交互分析顯示,近60%的正高職教師認為在“做好本職工作同時,積極參與”,而中級職稱和副高級職稱中只有約40%持同樣觀點。1/4的中級職稱對政治參與“有興趣,但因工作太忙,沒時間參與”,而選擇該項的正高職只有15%。政治參與態度消極的評價中,中職和副高職所占比例明顯高於高職。年齡因素:32歲~42歲年齡段的歸國留學人員對政策、工作、社會、生活和個人諸因素的關注程度都高於其他年齡段。月收入因素:資料表明,月收入和工作評價、道路認同等具有很強的相關度。

2.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回國方式、原因及滯留海外因素

樣本資料顯示:國家公派(包括國家公派、自費公派、公費轉自費)留學出國人數占比43.2%,自費留學占比52.7%,其他方式留學占比3.7%。高校歸國留學人員的回國方式主要是通過高校教師崗位應聘(48.4%),其次是公派留學歸國(24.1%)。此外,通過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以下簡稱“千人計畫”)、長江學者獎勵計畫(以下簡稱“長江學者”)等專案回國人數占比2.5%,通過高校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項目回國人數占比9.1%,通過校友引薦回國人數占比5.8%。高校歸國留學人員回國的首要原因的前三個因素分別是“公派留學,學成歸國”,共144人,占樣本總量的23.8%;“國內發展好,個人發展空間大”,共143人,占23.6%;“個人家庭需要”,共118人,占19.5%。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國家留學人員優惠政策”而回國的不到1.8%。這說明目前國家的優惠政策,還沒有成為這一批出國留學人員的首要考慮。事實上,通過“千人計畫”“長江學者”等專案回國人數只占2.5%,通過高校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項目回國人數也只占9.1%。與此相對應的是,高校歸國留學人員認為當前我國歸國留學人員政策的第一大問題是“政策公平性不足,目前政策優惠主要針對高端留學人才”(23.5%)。

高校歸國留學人員認為部分優秀留學人才滯留國外的首要原因(多選)依次為“國外的工作環境好”(53.0%)、“國外的收入高”(48.4%)、“國外的生活環境好”(46.7%)、“子女在國外受教育有利於更好發展”(44.2%)。也有不少人認為“國外有更好的發展空間”(29.8%)、“國內缺乏發揮作用的平臺和條件”(26.8%)。

高校歸國留學人員認為吸引和留住海外高層次人才的最關鍵因素是“工作環境條件和發展機會”(85.7%),這與“國內發展好,個人發展空間大”逐漸成為吸引海外留學人員歸國的主要因素是相符合的。緊隨其後的則是“物質生活條件和待遇”(62.0%)以及“國家整體發展和社會進步”(50.3%)。

高校歸國留學人員認為當前我國歸國留學人員政策的主要問題是“政策公平性不足,目前政策優惠主要針對高端留學人才”(23.5%)、“程式、手續繁多,效率不高,政策未得到充分落實”(23.5%)、“政出多門,政策銜接不夠”(15.0%)。此外還有“政策規範性不強,硬性政策少,可操作性政策少”(11.9%)、“政策力度不夠”(11.2%)、“政策宣傳不到位”(6.1%)。

3.歸國留學人員作用發揮現狀及主要影響因素

調查資料顯示:政治參與態度方面,67.5%的歸國留學人員對政治參與有興趣,並且想要參與。然而,同時有近80%的歸國留學人員卻認為自己“發揮作用不大”或“沒有機會發揮”。事實上,在樣本資料中,現擔任(或曾擔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只有17人(占2.8%),75.0%的人在供職學校沒有擔任任何行政職務(即校級、職能部門、院系負責人及掛職崗位)。在“希望以何種方式進行政治參與”問項中,有達26.7%的人希望通過“其他方式”(“專職從事黨政工作”“兼職擔任黨政部門領導職務”“擔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擔任政府參事、黨政部門特約工作人員”等方式以外)進行政治參與,這說明目前歸國留學人員發揮作用總體上尚不充分,參政議政的管道也有待進一步拓寬。

分析歸國留學人員作用發揮的影響因素時,本研究進行了李克特5級量表調查,在各因素影響歸國留學人員作用發揮的程度上,從大到小依次為工作因素、生活因素、社會因素、個人因素、政策因素。

第一,工作因素在所有因素中的重要性程度排名第一,足見歸國留學人員對其十分重視。工作因素中子問題間的分值差異也很大。其中,歸國留學人員最為看重工作單位重視支援力度(77.1%)、個人工作待遇(77%)和工作經費支持(76.7%)。相較之下,認為國內技術水準(52.1%)的重要性較小。可見歸國留學人員很看重單位的支援,包括待遇和經費的物質支持以及重視態度的精神支持,這也會成為他們最大程度發揮自身價值的原動力。此外,工作單位管理科學程度(71%),工作基礎條件(68.2%),工作團隊(66.3%),事務性工作量(56.3%)也被認為是影響歸國留學人員作用發揮的重要因素。

第二,生活因素在五大因素影響程度上排名第二位,其中子女教育(79.1%)成為33個小問題中得分最高的一項,達到4.07,足見歸國留學人員對其空前的重視程度。另外,個人收入(74.6%)得分也很高,這和工作因素中“個人工作待遇”的高重視是密切相關的。還有,醫療等社保條件(70.4%)、國內生活環境(68.6%)、家庭兩地分居(64.7%)對歸國留學人員作用發揮也十分重要。此外,對國情的瞭解程度(35.9%)則不那麼看重。

第三,在社會因素中,歸國留學人員最關心的是工作科研環境(75.7%),其次是社會大環境(69.1%)和政策落實程度(66.2%)。相反的,他們覺得與本土培養人才的矛盾(42%)並不是影響其作用發揮的主要障礙。此外,他們還認為人際關係(56%)和社會認可度(55.3%)也會影響其作用發揮。

第四,個人因素上,對價值的追求(63.1%)和個人期望(61.9%)是較為重要的影響因素,而個人國內社會網路(55%)和文化認同(54.8%)則處於一個居中的位置,只是一般重視;相比之下,對社會實踐經驗(41.8%)則不那麼看重。

第五,政策因素排序最末,其中國籍、綠卡政策(36.2%)、稅收政策(37%)以及出入境政策(36.8%)是拉低政策因素平均分的主要原因,即在歸國留學人員看來,這三項政策對自己的作用發揮起到的影響較小;而人事政策(69.4%)、職稱評定政策(66.5%)、人才引進政策(64.5%)和社會保障政策(63.1%)的重要程度得分明顯高於其他政策,說明這些是歸國留學人員關注的重點。此外,他們也關心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45.4%)。(北京高校歸國留學人員研究課題組,執筆人:汪遠航,北京大學黨委統戰部)

《北京教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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