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居中學 廖天國
“讀寫結合”是語文寫作教學的一個基本原則， 一直以來得到大家的推崇。 在這一原則下， 認為閱讀程度提高了， 寫作程度沒有不提高的。 “閱讀是寫作的基礎”， “讀與寫甚有關係， 讀之得法， 所知廣博， 眼光提高， 大有助於寫作練習”。
從這美好的願望推論， 應該是學生讀書越多， 寫作越好， 年齡越大， 越喜歡寫作， 但現實是：學生多讀會讀， 但不一定會寫， 我們的初中生， 初三的不如初一寫得生動， 初中的不如小學的寫得生動的， 比比皆是。 學生的年齡越大， 反而越怕寫作文。 這難道是初三的閱讀不如初一，
面對學生語文寫作程度的低下， 我們總是反思“讀寫結合”得還不夠好，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對於“讀寫結合”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產生過一點點的懷疑。
從讀寫的各自特點與規律來看：閱讀的目的是求知、傳承文明；寫作的目的是表現生活、表情達意。 閱讀是“破譯”， 主要靠理解力；寫作主要靠觀察力與表達力。 閱讀較多運用再造想像；寫作較多運用創造想像。 閱讀吸收的是他人對生活的見解；寫作表現的是自己對生活的看法。 閱讀面對的是思維的成品；寫作面對的是生活的原生態。 閱讀始於“言”；寫作始於“物”。 閱讀的基礎是感知語言；寫作的基礎是觀察生活。
“‘讀寫結合’觀要成立， 總得有一個前提， 那就是所讀的與所寫的必須是同一類東西”。 但是從以上的分析， 讀與寫不同一類東西， 因此， “讀寫結合”已失去了存在的前提， 讀寫是不能結合在一起的。
從讀寫的歷史看讀寫結合的產生：潘新和教授把讀寫的歷史梳理為三個時期， 三種“規範”：唐宋之前處於主導地位的是“以讀代寫、讀中求悟”規範；明清之後處於主導地位的是“為寫擇讀、讀以致用”規範；“五四”至今，
1.“以讀代寫（練）、讀中求悟”， 這一讀寫觀認為閱讀、寫作的根本不在於章句， 而在於明理。 修養到家了， 水到渠成， 厚積薄發， 自然會寫文章；如刻意於詞章， 則是捨本逐末， 本末倒置， 是絕不可能寫好文章的。 這也可以說是“唯讀不寫”時期。
2、“為寫擇讀、讀以致用”， 這一讀寫觀主要是為應付科舉而產生的， 閱讀的目的是為了科舉， 寫的目的也是為了科舉。 閱讀與寫作在內容上存在著一致性——學習聖人的文章， “代聖人立言”。 但這時的寫只是一個傳聲筒， 寫作不是為生活， 科舉的寫作是一種變態， 為了能夠寫， 因此在讀的過程中十分注重篇章結構的學習，
3、以讀帶（促）寫、讀寫結合”， 這一觀點， 萌芽於科舉時期， 當時因為讀的內容基本上是統一的即“四書”“五經”。 寫的內容和讀的內容也是一致的， 誠如盧湘父所說：“讀‘四書’， 只為八股之題目， 讀‘五經’只為八股之材料”。 另外還有所謂的制義佳作， 相當於現在高考優秀考場作文，
“五四”之後， 這一讀寫觀成為主流， 其實也是科舉時期讀寫觀的延續。 但此時讀寫在內容上是不一致了， 讀的內容是現代的白話文、古代的一些優秀的文言散文， 基本上不讀“經”了。 寫的內容也擴大了， 面向了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 按理內容決定形式， 讀寫的內容不同了， 讀寫應該是有所分離了， 但這個時候偏偏提出了“讀寫結合”。 “讀寫結合”內容上首先要一致， 但是讀和寫的內容是不同的， 剩下的只有在讀法寫法上結合了，這樣科舉時期的篇章學，以後西方引進的語言、語法學都成為“讀寫結合”的有力“武器”，得到了很快的發展。結果是我們越來越脫離母語的實際，越來越脫離寫作教學的實際，教學水準不斷下降，這就是我們的寫作教學的現實。
突破“讀寫結合”寫作觀的前提：生活是寫作的基礎。我們都明確，“生活是寫作之源”、“閱讀是寫作之流”，但是我們卻認為“閱讀是寫作的基礎”，而不承認“生活是寫作的基礎”。我國唐朝偉大詩人杜甫的名閱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說的有一定的迷惑性，他的“下筆如有神”其實不是“讀書破萬卷”得來的，而是來自他顛沛流離的生活。漢代司馬遷寫《史記》不只是作者讀上幾篇書面的東西就寫成的，而是經過了作者的多方考證實地尋訪才完成的。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五回中“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意思是說，能洞察明白世間事物的人，都是有學問的人，能熟悉而通達人的感情就會寫文章，充分說明生活對寫作的重要作用。毛澤東的論述也都來源於他的革命實踐，沒有革命實踐，他是不可能有偉大的論述的。
有人統計，一個人的知識靠親身實踐得來的僅占20%，而80%的知識是靠閱讀得來的，這只是說知識的來源，但寫作至少80%來源於生活。沒有生活，寫作是無法進行的，寫作是生活實踐的結果，不經過生活實踐的寫作只是紙上談兵，寫作來源於生活，生活是寫作的基礎。
“生活是寫作的基礎。”寫作的物件是生活，生活是寫作的內容。內容決定形式，因此，在寫法上也應以生活為物件進行研究。在這方面，北京的劉月出月出、高原早就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們以心理學的“觀察——分析——表達”作為寫作三級訓練體系，這一體系，以觀察生活為起點，在“生活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寫作訓練有很強的針對性，當時就得到了語文界的廣泛重視。可惜的是這一訓練體系，只是單純從學生寫作心理層面上認識，沒有繼續深入下去，從生活出發來研究。
“生活是寫作的基礎”，需要我們以生活為物件，以觀察為起點，以表達為終點，從生活中學習寫作，從而提高我們的寫作水準。
剩下的只有在讀法寫法上結合了，這樣科舉時期的篇章學，以後西方引進的語言、語法學都成為“讀寫結合”的有力“武器”，得到了很快的發展。結果是我們越來越脫離母語的實際，越來越脫離寫作教學的實際，教學水準不斷下降，這就是我們的寫作教學的現實。突破“讀寫結合”寫作觀的前提：生活是寫作的基礎。我們都明確，“生活是寫作之源”、“閱讀是寫作之流”，但是我們卻認為“閱讀是寫作的基礎”，而不承認“生活是寫作的基礎”。我國唐朝偉大詩人杜甫的名閱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說的有一定的迷惑性，他的“下筆如有神”其實不是“讀書破萬卷”得來的，而是來自他顛沛流離的生活。漢代司馬遷寫《史記》不只是作者讀上幾篇書面的東西就寫成的，而是經過了作者的多方考證實地尋訪才完成的。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五回中“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意思是說，能洞察明白世間事物的人，都是有學問的人，能熟悉而通達人的感情就會寫文章，充分說明生活對寫作的重要作用。毛澤東的論述也都來源於他的革命實踐，沒有革命實踐，他是不可能有偉大的論述的。
有人統計，一個人的知識靠親身實踐得來的僅占20%，而80%的知識是靠閱讀得來的，這只是說知識的來源，但寫作至少80%來源於生活。沒有生活，寫作是無法進行的，寫作是生活實踐的結果，不經過生活實踐的寫作只是紙上談兵，寫作來源於生活，生活是寫作的基礎。
“生活是寫作的基礎。”寫作的物件是生活，生活是寫作的內容。內容決定形式，因此，在寫法上也應以生活為物件進行研究。在這方面，北京的劉月出月出、高原早就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們以心理學的“觀察——分析——表達”作為寫作三級訓練體系，這一體系，以觀察生活為起點，在“生活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寫作訓練有很強的針對性，當時就得到了語文界的廣泛重視。可惜的是這一訓練體系，只是單純從學生寫作心理層面上認識，沒有繼續深入下去，從生活出發來研究。
“生活是寫作的基礎”，需要我們以生活為物件，以觀察為起點，以表達為終點，從生活中學習寫作，從而提高我們的寫作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