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的孔子雕像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一西方各國對儒學的認知， 最早應推歐洲， 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 又過了五個世紀，
上面提到的第四任總統麥迪森， 據說他家裡還供有孔子的畫像。 而第三任總統傑弗遜， 在他1801年就職演說時， 還特意提起孔夫子在德育上的訓誨。
美國獨立戰爭以至美國開國初期， 其時相當於中國清朝的乾隆與嘉慶年間。 那時候美國與中國並無來往。 以上這些美國開國元勳與名人們， 如何得知孔子與儒家思想， 似乎是一個撲朔迷離的問題。 據瞭解， 傑弗遜對法國啟蒙時期著名的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甚為景仰。 而伏爾泰本人則極為推崇儒家的道德教誨， 認為孔夫子應名列于世界萬聖之中。 傑弗遜總統就職演說中有關儒家“為政以德”的理念，
儒學在美國民間究竟什麼時候才受到廣泛認可， 幾乎沒有人能夠具體作答。 一個自稱是“民間百科全書”的網站， 居然聲稱其時間應在1849年的“採金浪潮”之後。 它的解釋是：由此浪潮帶來的華人移民， 把孔夫子的哲理帶到美國。 另外一種說法是， 儒學傳到美國與“先驗哲學”的興起有關。 這是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在美國東部的一個哲學運動。 其動力來自對當時哲學界“理智主義”與“唯靈主義”兩個偏向的不滿與批判。 它的中心思想建築在反對基督教“原罪”信仰之上。 “先驗哲學”認為， 人性本是原善， 而因後天的社會環境與制度而腐化。 這恰與儒家“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習相遠”的思想吻合。
先驗哲學也被哈佛神學院採用， 作為“唯一神學”宗派的基本學理， 也是美國“唯一神論教派”(Unitarian Church)傳佈之中心教義。 這一哲學學派對儒家思想的嚮往， 可由該學派兩位知名學者的筆下看出：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與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據說， 這兩位哲學家兼文學家都看過別人寫的對孔夫子的介紹， 然後再讀了《四書》的英文翻譯本， 很受啟發。 從他們的著述中， 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風韻。
今年剛出版的由馬太·佛斯特(Mathew A.Foust)執筆的巨著《儒學與美國哲學》(Confucian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是我所知道最有系統， 也是最完整將儒學與美國哲學加以比較的著作。
佛斯特語出驚人， 將杜威稱為“孔夫子第二”。 這是因為孔子與杜威均特別注重經驗與傳統對於知識與社會風尚的關聯性。
在美國， 有所謂“波士頓儒學”，
二十世紀初， 儒學在美國學術界逐漸抬頭， 也許與“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CLS)的資助有關。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該協會有感於美國對中國的瞭解甚為缺乏， 於是開始撥款贊助對中國之研究。 一時在各名校培養了若干未來的漢學家人才。 譬如喬治·甘迺迪(George Kennedy)、德克·巴德(Derk Bodde， 1909—2003)。 值得一提的是， 巴德與中國著名學者馮友蘭攜手合作， 將馮的中文名著《中國哲學史》改成英文本在美國出版。 時至今日， 這本書仍是介紹中國哲學不可或缺的英文巨著。
這些由ACLS資助的新起之秀，再有其他漢學家之加入，陣容堪稱一新。在後者中，有芝加哥大學的顧立雅(Herrlee Creel，1905—1994)。顧立雅最重要的著作，均與儒學有關。而顧立雅在論述孔子思想時，把孔子出生時代的歷史背景也穿插其中。這樣，比較容易讓美國人瞭解為什麼孔子會有那些見解與言論;同時，也更能理解孔子的原意與用意何在。譬如顧立雅的《孔子與中國之道》就是如此介紹孔子思想的。
由於學校教課之需要，這些漢學家的任命，原先均分散在不同系別，譬如歷史系、政治系、人類系，或者藝術史系，但最常見的，仍以東方語文系較多。所以漢學(包括儒學)的課程，還算是有其自己系別的基礎。但在二戰以後，就不同了。因為很多美國年輕人二戰期間在東亞服役，而戰後因有政府給退役軍人的獎學金，所以那些返回大學念書的退役軍人，很多均具有去過東亞的經歷。所以他們除了語言以外，還想要選修有關東亞社會與政治、經濟等一類的課目，而這些都不是語文系的教授所能完全滿足他們需求的。因此，美國大學面臨需要建立“東亞地區研究”課程的新挑戰，除了在現有的專業學系(諸如歷史、社會、政治系等)中安插符合該專業而精通東亞研究的老師以外，甚至還得建立專為研究東亞地區而設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學系。從此，漢學(包括儒學)有時在某些學校就必須附屬於區域研究的課程了。
三另外，還有兩個其他發展，影響了美國的中國儒學研究。
第一個與學術風氣有關。由於“東亞區域研究”幾乎完全關注當今的問題，故在研究方法上，與傳統的漢學(儒學)脫了鉤。因此，在新興的“亞洲研究學會”(AAS)成立後，就與那已存在一個世紀而具有濃厚傳統風格的“美國東方學會”(AOS)彼此斷絕關係。同時AAS為求平衡古今，于1951年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注中國傳統思想在歷史上與中國社會機構的關係。在這個委員會的主持下，經過專家之手確實出版了一組極具深度的儒家思想巨著。譬如，斯坦福大學的倪德衛(David Nivison，1923—2014)的《儒家之道：中國哲學之探討》(The Ways of Confucianism：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就是一例。另有芮沃壽(Arthur Wright)的三部書，包括：The Confucian Persuasion(《儒家信念》)、Confucian Personalities(《儒家人格》)，以及他與倪德衛共同編輯的Confucianism in Action(《行動中的儒教》)。還需要一提的是杜希德(Denis Twichett，1925—2006)。他來自英國劍橋大學，後來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他主編了《劍橋中國史》系列，除了歷史以外，也有儒學的論著。除此之外，AAS學會，自己也創辦了《亞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JAS)，目前已成為美國亞洲研究的一份歷史與人文領域頗具權威性的學術刊物。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另一大發展，就是蘇聯於1957年發射人類首顆人造衛星在美國造成的震盪。消息傳來，美國國會認為這代表美國的教育遠遠落後于蘇聯。為了要奮起直追，國會於次年(1958年9月2日)通過了一項《國防教育法案》(NDEA)。據統計，在NDEA補助之下，美國初步成立了19所地區研究中心(有的也叫國際研究中心)。到了1980年9月以後，NDEA就被《高等教育法案》所代替。雖然沒有統計，但如今數十年下來，這兩個法案的補助辦法，為美國培養出一大批人才，也包括漢學家，其中當然也有儒學家。
四儒家思想在美國民間是否產生過影響與作用?
美國的精英們對此問題的看法可分為兩派。一派以柯然恩(Sam Crane)為代表。他認為，儒學在美國只是上層社會的嗜好，除上層社會之外，儒學遠不如佛教或道教深入民間。他所謂上層社會，是指在專攻中國哲學的專業精英以外的知名人士。譬如負有盛名的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在他的詩中，就引用了儒家主張人性本善的觀點，還穿插有儒學的翻譯。不過柯然恩也認為在龐德以後，美國對儒學研究的水準有所提升。他特別將此歸功於安樂哲(Roger Ames)教授的努力，使得美國人更能“欣賞”(appreciate)他們有關儒學的介紹。當然，柯然恩仍然覺得美國人習慣於西方以“權利”為中心的文化，很難接受東方以“角色倫理”(role ethics)為主的觀點。這也是柯然恩始終認為儒學在美國民間影響“薄弱”的原因。不過他也認為，這一影響會因中國之興起，與太平洋世紀來臨而改變，意即美國人接受儒學教誨的程度或許會提升。
另外一派，則比較樂觀，當以麥克丹尼爾(Jay McDaniel)為代表。他任教於美國南方阿肯色州的漢德里克斯學院(Hendrix College)。他的樂觀是不無原因的。他認為，美國一般人對人生處世的希望與儒家的教導，很有相似之處，譬如尊重教育與家庭和睦、尊重他人意見、將一己之私置於公益之後及為人需要勤勞等等。當然，麥克丹尼爾也知道，美國人有這些信念與盼望，並不是由於儒家的影響。他只不過是在回答儒家思想有什麼可為美國人學習的問題而已。不過，他又指出，在西方的哲學家中，阿弗烈·諾夫·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的思路，很接近孔子的想法。譬如他認為西方的“愛”(love)就相當於孔子的“仁”，亦即致力於和諧的人性。
另外，有兩篇報導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線索。一篇是報導儒家教導如何可以讓願意接受的美國人取得“金融上的成功”(即致富之意)。這是一篇來自“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2年有關美籍華人的報告。該報告稱美籍華人是美國的“三最”族群：即(1)薪水最高;(2)受教育水準最高;(3)成長最快。報告引用了一位華人趙覦孔的證言，解釋為何儒家教導能有如此功能。他歸功於儒家的五項箴言：第一，具有任重而道遠的精神與做大事的決心;第二，受過良好的教育;第三，節儉樸素，不可暴殄天物;第四，妥善照顧家人;第五，廣為結交“益友”。根據趙的解釋，第三點有關節儉樸素的箴言，是攢錢的秘訣，由此才有投資本錢的來源。如像一般人寅吃卯糧，是絕對無法可比的。
另外一篇報導是有關一個14歲的美國未成年中學生Philip Chism，因過失殺人而被法院以等同成人犯罪辦法起訴。有人為他喊冤，舉出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來證明連孔夫子14歲時還處於未成年的懵懂時期，何況是Chism，認為法院更不該將其以等同成人起訴受審。為其喊冤者還加了一句，說孔夫子絕對不會同意的，所以特別呼籲法院應將Chism交還給兒童法院處理。
美國民間還有個叫“儒協會”(Ruist Association)的組織。此協會強調自我修身，包括自強不息的學習與家庭和睦之追求，並且以孔子之“巧言令色鮮矣仁”警句為自我之座右銘。去年7月，該協會在波士頓大學舉辦了一個“進修”論壇，並名之為“有朋自遠方來”論壇，其海報上還印有“波士頓儒學”字樣，可見此協會也跟“波士頓儒學”有相當的關聯。該協會的網站還展示著一個坐滿小學生的課堂，旁邊的文字解釋說這些學生是在日常學校下課以後來此接受儒家德育，以彌補他們在正規學校學習不到的儒家教導。
五我在紐約大學已經連續教學50年，常常有好學的學生讓我推薦一兩本足以介紹孔子思想與中國傳統(甚至與西方比較)的書籍，我的答案很簡單。
第一，如果發問者只想簡單瞭解孔子與他的思想的話，可以參看《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找到後再查Confucius即可。這裡的介紹，概括了孔子的生平,以及他的倫理、哲學與教育思想。
第二，如果發問者胃口比較大而需要知道更多、更深入的中國傳統，他們可以參看一套兩冊的巨著，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中國傳統的淵源》)(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0年出版)。此巨著是由三位偉大的學者負責主編：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Wing-tsit Chan(陳榮捷，1901—1994)、Burton Watson(華茲生，1925—2017)。所需之費用龐大，悉由紐約的卡內基公司捐助而成。
這套巨著的特點，是它將中國文明劃分為25個環節，由上古(西元前2852年)一直到1957年。在每個環節中，除了編輯小組提供的介紹以外，還選用了最足以代表該階段時期的作品或記載的英文翻譯。譬如在介紹中國的上古時代時，書中不僅有編輯的描述，而且有摘自《尚書》與《詩經》章句的譯文;介紹孔子時，採用了選自《論語》語錄的譯文。編輯再用扼要的解說將各環節之間穿插起來，先後呵成一氣，使讀者頓時得到一個整體觀。
第三，如果發問者是受過西方哲學薰陶的學者，想知道如何才能比較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在看問題上(亦即所謂“知識論”的觀點上)有何不同以及如何才能最簡單而傳神地解釋其間之不同，我的答覆是：所有我見到比較中西哲學的論述中，最接近“知識論”的說法，當推F.S.C.Northrop(諾斯洛普)所著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東西匯通》)(N.Y.,Macmillan,1946)。諾斯洛普(1893—1992)寫此書時，是耶魯大學的哲學系教授，以極具科學思維著稱。所以，他以“知識論”的角度來比較中西文化，竟能一語道破其中的玄機。他說，西方人看問題，就好比一個人(即認知者)站在地球之外看地球(被認知之物)如何運轉，而東方(主要指中國)人看問題則好比本人在地球上與地球同時運轉。這種差別，真是一語道破了為什麼中國人講究“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則永遠是天人對抗、人如何征服大自然。這種差別是中西哲學對比的鑰匙。由此，一切差別均迎刃而解了。
作者：熊玠，美國紐約大學在職終身教授。
這些由ACLS資助的新起之秀，再有其他漢學家之加入，陣容堪稱一新。在後者中，有芝加哥大學的顧立雅(Herrlee Creel，1905—1994)。顧立雅最重要的著作，均與儒學有關。而顧立雅在論述孔子思想時，把孔子出生時代的歷史背景也穿插其中。這樣，比較容易讓美國人瞭解為什麼孔子會有那些見解與言論;同時，也更能理解孔子的原意與用意何在。譬如顧立雅的《孔子與中國之道》就是如此介紹孔子思想的。
由於學校教課之需要，這些漢學家的任命，原先均分散在不同系別，譬如歷史系、政治系、人類系，或者藝術史系，但最常見的，仍以東方語文系較多。所以漢學(包括儒學)的課程，還算是有其自己系別的基礎。但在二戰以後，就不同了。因為很多美國年輕人二戰期間在東亞服役，而戰後因有政府給退役軍人的獎學金，所以那些返回大學念書的退役軍人，很多均具有去過東亞的經歷。所以他們除了語言以外，還想要選修有關東亞社會與政治、經濟等一類的課目，而這些都不是語文系的教授所能完全滿足他們需求的。因此，美國大學面臨需要建立“東亞地區研究”課程的新挑戰，除了在現有的專業學系(諸如歷史、社會、政治系等)中安插符合該專業而精通東亞研究的老師以外，甚至還得建立專為研究東亞地區而設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學系。從此，漢學(包括儒學)有時在某些學校就必須附屬於區域研究的課程了。
三另外，還有兩個其他發展，影響了美國的中國儒學研究。
第一個與學術風氣有關。由於“東亞區域研究”幾乎完全關注當今的問題，故在研究方法上，與傳統的漢學(儒學)脫了鉤。因此，在新興的“亞洲研究學會”(AAS)成立後，就與那已存在一個世紀而具有濃厚傳統風格的“美國東方學會”(AOS)彼此斷絕關係。同時AAS為求平衡古今，于1951年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注中國傳統思想在歷史上與中國社會機構的關係。在這個委員會的主持下，經過專家之手確實出版了一組極具深度的儒家思想巨著。譬如，斯坦福大學的倪德衛(David Nivison，1923—2014)的《儒家之道：中國哲學之探討》(The Ways of Confucianism：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就是一例。另有芮沃壽(Arthur Wright)的三部書，包括：The Confucian Persuasion(《儒家信念》)、Confucian Personalities(《儒家人格》)，以及他與倪德衛共同編輯的Confucianism in Action(《行動中的儒教》)。還需要一提的是杜希德(Denis Twichett，1925—2006)。他來自英國劍橋大學，後來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他主編了《劍橋中國史》系列，除了歷史以外，也有儒學的論著。除此之外，AAS學會，自己也創辦了《亞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JAS)，目前已成為美國亞洲研究的一份歷史與人文領域頗具權威性的學術刊物。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另一大發展，就是蘇聯於1957年發射人類首顆人造衛星在美國造成的震盪。消息傳來，美國國會認為這代表美國的教育遠遠落後于蘇聯。為了要奮起直追，國會於次年(1958年9月2日)通過了一項《國防教育法案》(NDEA)。據統計，在NDEA補助之下，美國初步成立了19所地區研究中心(有的也叫國際研究中心)。到了1980年9月以後，NDEA就被《高等教育法案》所代替。雖然沒有統計，但如今數十年下來，這兩個法案的補助辦法，為美國培養出一大批人才，也包括漢學家，其中當然也有儒學家。
四儒家思想在美國民間是否產生過影響與作用?
美國的精英們對此問題的看法可分為兩派。一派以柯然恩(Sam Crane)為代表。他認為，儒學在美國只是上層社會的嗜好，除上層社會之外，儒學遠不如佛教或道教深入民間。他所謂上層社會，是指在專攻中國哲學的專業精英以外的知名人士。譬如負有盛名的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在他的詩中，就引用了儒家主張人性本善的觀點，還穿插有儒學的翻譯。不過柯然恩也認為在龐德以後，美國對儒學研究的水準有所提升。他特別將此歸功於安樂哲(Roger Ames)教授的努力，使得美國人更能“欣賞”(appreciate)他們有關儒學的介紹。當然，柯然恩仍然覺得美國人習慣於西方以“權利”為中心的文化，很難接受東方以“角色倫理”(role ethics)為主的觀點。這也是柯然恩始終認為儒學在美國民間影響“薄弱”的原因。不過他也認為，這一影響會因中國之興起，與太平洋世紀來臨而改變，意即美國人接受儒學教誨的程度或許會提升。
另外一派，則比較樂觀，當以麥克丹尼爾(Jay McDaniel)為代表。他任教於美國南方阿肯色州的漢德里克斯學院(Hendrix College)。他的樂觀是不無原因的。他認為，美國一般人對人生處世的希望與儒家的教導，很有相似之處，譬如尊重教育與家庭和睦、尊重他人意見、將一己之私置於公益之後及為人需要勤勞等等。當然，麥克丹尼爾也知道，美國人有這些信念與盼望，並不是由於儒家的影響。他只不過是在回答儒家思想有什麼可為美國人學習的問題而已。不過，他又指出，在西方的哲學家中，阿弗烈·諾夫·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的思路，很接近孔子的想法。譬如他認為西方的“愛”(love)就相當於孔子的“仁”，亦即致力於和諧的人性。
另外，有兩篇報導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線索。一篇是報導儒家教導如何可以讓願意接受的美國人取得“金融上的成功”(即致富之意)。這是一篇來自“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2年有關美籍華人的報告。該報告稱美籍華人是美國的“三最”族群：即(1)薪水最高;(2)受教育水準最高;(3)成長最快。報告引用了一位華人趙覦孔的證言，解釋為何儒家教導能有如此功能。他歸功於儒家的五項箴言：第一，具有任重而道遠的精神與做大事的決心;第二，受過良好的教育;第三，節儉樸素，不可暴殄天物;第四，妥善照顧家人;第五，廣為結交“益友”。根據趙的解釋，第三點有關節儉樸素的箴言，是攢錢的秘訣，由此才有投資本錢的來源。如像一般人寅吃卯糧，是絕對無法可比的。
另外一篇報導是有關一個14歲的美國未成年中學生Philip Chism，因過失殺人而被法院以等同成人犯罪辦法起訴。有人為他喊冤，舉出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來證明連孔夫子14歲時還處於未成年的懵懂時期，何況是Chism，認為法院更不該將其以等同成人起訴受審。為其喊冤者還加了一句，說孔夫子絕對不會同意的，所以特別呼籲法院應將Chism交還給兒童法院處理。
美國民間還有個叫“儒協會”(Ruist Association)的組織。此協會強調自我修身，包括自強不息的學習與家庭和睦之追求，並且以孔子之“巧言令色鮮矣仁”警句為自我之座右銘。去年7月，該協會在波士頓大學舉辦了一個“進修”論壇，並名之為“有朋自遠方來”論壇，其海報上還印有“波士頓儒學”字樣，可見此協會也跟“波士頓儒學”有相當的關聯。該協會的網站還展示著一個坐滿小學生的課堂，旁邊的文字解釋說這些學生是在日常學校下課以後來此接受儒家德育，以彌補他們在正規學校學習不到的儒家教導。
五我在紐約大學已經連續教學50年，常常有好學的學生讓我推薦一兩本足以介紹孔子思想與中國傳統(甚至與西方比較)的書籍，我的答案很簡單。
第一，如果發問者只想簡單瞭解孔子與他的思想的話，可以參看《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找到後再查Confucius即可。這裡的介紹，概括了孔子的生平,以及他的倫理、哲學與教育思想。
第二，如果發問者胃口比較大而需要知道更多、更深入的中國傳統，他們可以參看一套兩冊的巨著，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中國傳統的淵源》)(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0年出版)。此巨著是由三位偉大的學者負責主編：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Wing-tsit Chan(陳榮捷，1901—1994)、Burton Watson(華茲生，1925—2017)。所需之費用龐大，悉由紐約的卡內基公司捐助而成。
這套巨著的特點，是它將中國文明劃分為25個環節，由上古(西元前2852年)一直到1957年。在每個環節中，除了編輯小組提供的介紹以外，還選用了最足以代表該階段時期的作品或記載的英文翻譯。譬如在介紹中國的上古時代時，書中不僅有編輯的描述，而且有摘自《尚書》與《詩經》章句的譯文;介紹孔子時，採用了選自《論語》語錄的譯文。編輯再用扼要的解說將各環節之間穿插起來，先後呵成一氣，使讀者頓時得到一個整體觀。
第三，如果發問者是受過西方哲學薰陶的學者，想知道如何才能比較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在看問題上(亦即所謂“知識論”的觀點上)有何不同以及如何才能最簡單而傳神地解釋其間之不同，我的答覆是：所有我見到比較中西哲學的論述中，最接近“知識論”的說法，當推F.S.C.Northrop(諾斯洛普)所著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東西匯通》)(N.Y.,Macmillan,1946)。諾斯洛普(1893—1992)寫此書時，是耶魯大學的哲學系教授，以極具科學思維著稱。所以，他以“知識論”的角度來比較中西文化，竟能一語道破其中的玄機。他說，西方人看問題，就好比一個人(即認知者)站在地球之外看地球(被認知之物)如何運轉，而東方(主要指中國)人看問題則好比本人在地球上與地球同時運轉。這種差別，真是一語道破了為什麼中國人講究“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則永遠是天人對抗、人如何征服大自然。這種差別是中西哲學對比的鑰匙。由此，一切差別均迎刃而解了。
作者：熊玠，美國紐約大學在職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