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上海吳淞口炮臺灣的中國公學是按西方現代教育模式建立起來的新式大學， 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主將胡適就是這所學校的校長， 而這時的女同學會主席正是張家的二女兒張允和。 她容貌秀麗， 在所有女孩中顯得出類拔萃。
中文拼音方案設計者之一、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的語文學權威周有光， 1929年時還是個英俊靦腆的青年。 但他早已心儀秀美的允和， 所以常找藉口去看她， 希望能夠贏得她的芳心。 然而， 張允和卻總是躲著這個癡情的男孩， 她從東宿舍藏到西宿舍， 還吩咐管理員說她不在。 導致周有光每一次出擊都沒有“得逞”， 只能失望而歸。
1932年， 上海“一二八事變”， 日軍炮轟吳淞口， 為了安全， 張允和到杭州之江借讀， 真正開始了與周有光的戀愛季節。 周有光在他的第一封情書裡還很擔憂地說：“我很窮， 怕不能給你幸福。 ”張允和馬上回了一封10張紙的長信， 所表達的只有一個意思， 那就是幸福是要自己去創造的。
1933年， 兩個滿腦子新思想的年輕人終於舉行了婚禮。 然而不久後， 抗日戰爭爆發了， 張允和與周有光帶著兩個孩子開始大逃亡的艱難歲月。 當顛沛流離了10多年， 先後搬了30次家後， 周有光一家人終於盼來了解放與和平的年代。 1952年， 張允和受葉聖陶先生的推薦， 從上海調到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
喜歡寫作的張允和事無巨細都會向在上海的丈夫彙報， 一次她在信裡說她收到了一個相識了幾十年的朋友的來信， 來信說對方已經愛了她19年。 允和讓丈夫猜他是誰， 周有光在回信裡一本正經地猜了起來：是W君吧？是H君吧？那麼一定是C君了。 不料， 這些夫妻間嬉戲的書信卻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運動裡成為特務的證據， 審查者說那些英文字母都是特務的代號。 人世滄桑，
張允和80歲的時候這樣回憶她與周有光在上海吳淞的第一次握手， 她說：“當我的一隻手被他抓住的時候， 我就把心交給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