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杭州12月24日電“那年亂世如麻， 願你們來世擁有錦繡年華”，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兩個小女孩穿越時空牽手的圖片令人無限感傷。 而在80年前的杭州， 同樣也遭遇了“黑暗降臨”。 1937年12月24日， 日軍攻陷杭州， 從此“人間天堂”進入近8年暗無天日的淪陷期。
“天堂”之下的百姓和國際友人， 用盡了全力去抗爭、去互助， 一本鮮為人知的“杭州版《拉貝日記》”記錄了這段歷史。 時過境遷， 在杭州第二中學校園裡， 不少人用憑弔一位元外籍老校長的方式回憶這段往事。
往事不如煙
這位美籍校長名叫葛烈騰（Edward H.Clayton， 1889－1946）， 蕙蘭中學的第五任校長，
因為指導一篇碩士論文， 2007年夏天， 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沈弘開始對蕙蘭中學進行專題調查， 結果在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發現了葛烈騰所寫的一本回憶錄——《人間天堂》（Heaven Below， 1944）。
篇幅不大的書中記錄了葛烈騰在杭州所度過的30年歲月， 其中包括了抗戰時期他留在杭州蕙蘭中學辦難民救濟站， 救死扶傷的全過程。
杭州二中老校長聞乾說， 淪陷期， 蕙蘭中學在葛烈騰等人士的保護下， 幾乎是留困杭州婦孺求生最後的希望。
“後來我在葛烈騰的母校， 美國範德比爾特大學的檔案館裡查到了他寄往美國的兩封長信， 信中詳細記敘了他在杭州辦難民救濟站所遇到的種種困難，
其中一封1938年的信中， 葛烈騰寫到：“第二天上午是我記憶中最悲慘的一幕， 而這只是一連串悲慘日子的開頭而已……這一整天， 杭州市各個城區都有婦女連續不斷地來到我們的避難所， 她們所講述的全都是殺戮和強姦的故事。 ”
這樣的記錄與不少檔案和史書中記錄日軍進入杭州後， 放縱士兵“自由活動”三天相互印證， 而大量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的罪行就在短短三天內集中爆發。
“葛烈騰的敘述細膩、條理清楚， 不僅有對具體暴行的描述， 而且還指明了它們的前因後果。 ”沈弘說。 長期從事抗戰研究的杭州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周東華也認為，
“據葛烈騰回憶錄回憶， 在1937年底到1941年底的四年時間裡， 蕙蘭中學主要收留婦女兒童， 一共救助婦女超過1萬人、戰爭孤兒超過2000多人。 ”聞乾說， 他閱讀《人間天堂》時， 其中敘述的困苦環境、悲慘境遇似乎還能在過去的校園裡找到影子。 “我讀書時， 調皮的孩子甚至還能在杭二中操場上找到一些骨骸。 ”
泣血山河
杭州二中辦公室副主任蔣鳳英， 正在組織該校16名青年教師翻譯《人間天堂》。 “我印象最深的片段， 有兩個中國小夥子， 因為對著牽著一頭驢的日本人笑了笑而慘遭殺害。 ”
“由於當時日本還未與英美等國正式宣戰， 所以當日軍佔領杭州後， 不少英美人士工作的地方成為了難民、傷兵的庇護所。 ”周東華介紹， 除了蕙蘭中學、浙醫二院前身廣濟醫院、天水堂等都是難民的聚集地。 “但其中蕙蘭中學是規模較大的一處。 ”
在葛烈騰的信和回憶錄中， 日軍佔領杭州後的近一個月時間， 是日軍暴行氾濫也是難民大量湧入的時間。
“《人間天堂》中記錄了日軍佔領後的幾天內， 每天都有大量的婦女兒童湧入蕙蘭中學。 有人從窗戶裡翻進來， 像一袋袋大米從高高的窗戶扔進來一樣。 ”聞乾說， 閱讀這些記錄， 讓他真切感受到了當時百姓心中的恐慌。
隨後的四年， 苦難雖未如之前般以傾倒之勢降臨， 卻也從未消散。 “當時雖然日軍瘋狂燒殺擄掠和強姦婦女的暴行已經有所收斂， 但是杭州城裡的老百姓卻仍然生活在日軍統治的陰影之下和戰爭所帶來的水深火熱之中。 ”沈弘說。
葛烈騰在1941年寄出的信中寫到：“最近在杭州， 打仗的槍炮聲已經不像去年秋天頻繁和令人不安， 然而戰爭的產物——痛苦、貧窮、疾病、饑餓， 以及隨之而來的倫理道德感的減弱——全都顯現了出來。 ”
在1942年葛烈騰夫婦被迫離開杭州前，救濟院裡依舊人滿為患。在信中葛烈騰粗略地統計過，在冬天的一些日子，救濟院每天死亡的人數都在3人左右。
根據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2006年起對杭州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的調查結果，抗戰時期，杭州城鄉共有6000餘人被日軍殺害，因日本侵略造成的難民共計50余萬人，強征勞工4萬多人。
希望永不滅
除了苦難和對苦難的忍受，葛烈騰筆下展現的國際人道主義援助、中國百姓團結互助的細節也令人感動。
“比如葛烈騰信中描述救濟院中‘葛太太手下有一支由二十五名婦女所組成的隊伍，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來趕制冬衣，為難民提供幫助’。”蔣鳳英說。
實際上，在杭州領導救助傷兵和難民的“拉貝”也不止葛烈騰一人。杭州市民田建鈞說，他的祖父田浩征時任廣濟醫院總幹事，負責傷兵和平民的醫療救助。“杭州的‘拉貝’大概有26人左右。”
但隨著時間推移，當時在繈褓裡被抱進救濟院的孩童如今也垂垂老矣，這段歷史的見證者也越來越少。“我只在上世紀90年代見到過一位老大媽，她激動地握著我的手感謝我祖父對難民的幫助。”田建鈞說。
“從葛烈騰的信來看，他和夫人原本可以早早離開中國，但這位杭州‘拉貝’仍然冒著生命危險，為杭州大量婦女兒童提供了人道主義援助，這樣的事蹟值得杭州人民永遠銘記。”沈弘說，他也正在美國為新的發現尋找資料，希望能更真實完全還原歷史。
”在1942年葛烈騰夫婦被迫離開杭州前，救濟院裡依舊人滿為患。在信中葛烈騰粗略地統計過，在冬天的一些日子，救濟院每天死亡的人數都在3人左右。
根據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2006年起對杭州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的調查結果，抗戰時期，杭州城鄉共有6000餘人被日軍殺害，因日本侵略造成的難民共計50余萬人，強征勞工4萬多人。
希望永不滅
除了苦難和對苦難的忍受，葛烈騰筆下展現的國際人道主義援助、中國百姓團結互助的細節也令人感動。
“比如葛烈騰信中描述救濟院中‘葛太太手下有一支由二十五名婦女所組成的隊伍，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來趕制冬衣，為難民提供幫助’。”蔣鳳英說。
實際上，在杭州領導救助傷兵和難民的“拉貝”也不止葛烈騰一人。杭州市民田建鈞說，他的祖父田浩征時任廣濟醫院總幹事，負責傷兵和平民的醫療救助。“杭州的‘拉貝’大概有26人左右。”
但隨著時間推移，當時在繈褓裡被抱進救濟院的孩童如今也垂垂老矣，這段歷史的見證者也越來越少。“我只在上世紀90年代見到過一位老大媽，她激動地握著我的手感謝我祖父對難民的幫助。”田建鈞說。
“從葛烈騰的信來看，他和夫人原本可以早早離開中國，但這位杭州‘拉貝’仍然冒著生命危險，為杭州大量婦女兒童提供了人道主義援助，這樣的事蹟值得杭州人民永遠銘記。”沈弘說，他也正在美國為新的發現尋找資料，希望能更真實完全還原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