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入幫拜名師
民國二十四年我于役北平， 華北局面日緊， 國家積極備戰， 我奉命隨眾加入青幫， 以便將來轉入地下工作或參加遊擊可得到助力。 我們拜的就是杜心五老師， 他是北方青幫大字輩的領導人。 一頭黑髮， 雙目炯炯有神， 身材不高， 看上去不過五十許人， 有人說他已過九十。
青幫收徒要“拜香堂”， 那是素文縟節的隆重大禮。 後來我曾參觀一次“拜香堂”， 地點是一個像王府的深深庭院， 要走過好幾進屋子， 跪拜無數， 要折騰兩三個小時。 杜老師對我們這一群人特別破例， 只要辦一桌酒席， 老師高坐在上， 我們一一下跪敬酒， 規定兩手五指提住衣領， 作一個簡單的姿勢，
我們在戲院門外下車， 某某即迎上來， 先說：“現在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我們都大失所望， 他又笑著說：“你們都跟我來！”一面往裡擠， 一面告訴我：“一二排都是黃老闆手下的大亨們， 聽說老闆要招待客人， 都讓出來了， 反正他們天天可看。 ”於是同來的二十多人全部欣然入座， 我又告戲院管事， 我與程老闆在北平相識， 散戲後想到後臺拜望， 回報“程老闆說歡迎”。 於是我引領這一群人看到正在卸妝的一代名旦。
第二天徐福生知道此事， 對我說：“北平的大名角到上海登臺， 都是一票難求， 戲院都是‘拉鐵門’，
扒手迅速送還失物
我有一位安徽同鄉好友田耕園， 黃埔四期， 曾任裝甲兵團長， 後調任復興社總務組長。 人極忠厚樸實， 獨喜跳舞， 每週六下午自南京乘夜快車到上海， 即投入舞場， 天亮才到旅社大睡， 第二天下午先跳茶舞， 午晚餐是大世界旁邊一家專賣排骨飯小館子的常客， 有時也在附近小弄堂裡嘗試各種小吃。 夜舞到十一時許， 乘十二時夜快車返京， 下車即到公。 當時我們許多朋友都在行樂須即時的少年。 以為買票入場是手段， 買票出場才是目的， 而此公則真正是跳舞的嗜好者，
耕園到上海唯一接觸的朋友是我。 一次， 中午來我處， 他是乘第一班京滬早快車來的， 下車後衣袋中的皮夾被扒去， 裡面有隨身證件及旅費200元。 我留他吃午飯並借給他200元。 飯後， 我的工友手持一隻皮夾， 問是不是田先生的東西。 耕園一見大喜， 皮夾內的證件、法幣一樣不缺。 原來這位工友是我要徐福生推薦的， 他在一旁聽到耕園的話， 便打電話查問， 因為有確切的時間與地址， 所以立即找到原物。 這件事經耕園在南京到處傳播。
尋人在大海撈針
一次， 忽然接到袁企公（守謙）自南京打來長途電話， 告我：北平市社會局長雷嗣尚， 下午從南京乘快車到上海， 委員長明天召見，
嗣尚是袁企公得湖南同鄉好友，又是黃達公得長沙小同鄉。他在北平追求他後來得夫人國大之花著名的美女唐舜君時，我們常共遊宴。他那一次是來上海度假，過了兩天嗣尚由南京再回上海，第一個電話就打給我，我陪了他一個星期，他極端滿意。他後來告訴南北兩京的朋友：“你們到上海，不能不找張某某。”給我添了許多麻煩。
西安招待杜月笙
我在北平加入幫會，是服從命令，準備抗日打遊擊。後來我到上海，遵師命去看黃老大及大師伯，一切尊重黃老大的安排，但也不能不認識青幫當家作主的杜月笙，可是徐福生從不提及，我曾主動提出：他說：“你有事找黃老大好了，小事只管吩咐小弟，找他幹什麼？”
杜月笙早年在窮途末路之中，時來運轉的關鍵，便是進入同孚裡黃公館（黃金榮在法租界巡捕房當總探長，並不上班，只在家辦公），又得到有眼光、有魄力的黃太太“桂生姐”的賞識，以後步步高升，一直到黃氏隱退，取而代之，更進而創下史無前例的大局面。
杜氏對黃氏仍然非常尊敬，可是下面的人，尤其是忠心于黃氏的大將徐福生，心中自有芥蒂，我知道此中微妙以後，便絕口不再提此事。而且徐福生對我的照應十分熱情周到，我也不願過拂其意。如果將來抗日戰爭開始，需要杜氏大力支持，不妨到時再說。
人事變化難料，在抗戰期中，與杜竟在西安相遇。當時我是胡宗南將軍的西安辦事處處長，負招待之責，當然不便表示我比他長一輩，只好不提幫會之事。我離開上海以後，即無人知我與幫會的關係，抗戰中西北大老、軍事參議院副院長張伯英（鈁）常住西安，據說他奉委員長之命團結西北幫會抗日，我雖因職務關係，常與往來，但覺並無表明此種身份之必要。
杜氏在西安月餘，我天天從早到晚相陪，使他樣樣滿意。他幾次執手懇說：“要在上海認識儂多好！”“上海我就需要像儂這樣人！”（在西安招待杜氏詳情，見尚未發表的《我追隨胡宗南》長篇）
上海重見情義重
抗戰勝利後，我從西安回到重慶，抗戰中的西安是全部華北與大後方聯繫的樞紐，冠蓋雲集，我因工作之便，都建立了很好的關係。回到重慶以後，一概不通音問，以表示我為胡將軍工作，並不利用公務而為私謀。所以包括杜月笙在內，雖有見面之機，也概加回避。
還都以後，我擔任規模龐大的國防部新聞局（由總政治部改組），負責“輿情研究”及“公共關係”的第三處處長，工作十分忙迫。在一次宴會中遇到楊管北，他是杜門大將，也是航運界的鉅子，曾隨杜到西安。他告我：“杜先生常常念到你，你應該去看看他。”於是我趁因公赴滬之機，登門拜候。因為我並未事先約定，已有好幾批客人，包括美國領事及美海軍司令等，杜要我留下，並說：“我在西安會客，你不是一直陪我嗎？我要同儂多談談，吃飯再走。”我想：今非昔比，他在西安是“客”，在上海是“王”，難得如此念舊。我在上洗手間時，對隨杜到西安的隨從說：“杜先生會客，我在旁邊，不太好吧？”他笑說：“對儂是例外。”午餐只主客二人，杜說：“我本想要儂到上海來，但現在你的工作也很重要。如不如意，請馬上來，房子車子一切我負責。”情義殷殷，令我十分感動。
又隔了一個多月，楊管北到我家，特致杜先生相念之意，於是約定就在那個週六中午乘快車到滬，杜氏派車來迎，候我同進晚餐，餐後在煙榻上對燈談到午夜，宵夜後，派車送我到已預訂房間的國際飯店。第二天他派人安排休閒活動，晚餐後乘十二時的夜快臥車返京，以後率以為常。當時南京大官到上海度週末，悉皆如此。
常與杜月笙夜談
我到上海看杜，主要是週六的夜談。我當然要告訴他我的師門，他更高興我們是自家人。我們無所不談，談他的經歷，談我的經歷，談許多人與事，他聽到我引用一兩句古人的話，一兩件古人的事，他十分注意，要我多講一點。於是我為他講老子、孔子、孟子、孫子及淮南子等書中的精彩句子，選擇資治通鑒乃至明清史書中的故事。我發現他的悟解力非常之高，而且每次談到他的行事，我很驚訝他未讀古人之書，而所行每與古合。自運河之興而有幫會以來，以迄上海開埠，幫會中千千萬萬人，只出了一個杜月笙，論者鹹以為是租界中產物，但迄至現代，幫會似乎更加流行，無間內外。
我與杜的往來，除了司機及幾位安排休閒活動的杜氏門下，只有航業大亨楊管北、漁業大亨唐纘之、杜氏管家萬墨林（三人皆來台後病逝）約略知情。我與其他杜門人士概無往來。夜談之外尚有許多難忘情事，以後當再詳記。
熱誠歡迎來臺灣
民國三十六年（1947）春，孫立人將軍要我擔任陸軍訓練司令部新聞處長，翌年剛過了春節，我由上海乘輪到臺灣，杜送我一個大紅包——美金6000元，在當時是一筆鉅款，我說：“你招待我已經花了很多錢，這個萬萬不能再領。”他說：“抗戰勝利後，我回到上海，就像魚回到大海——我搶著說：是龍歸大海——只要用錢，就有錢用，我不做守財奴那樣的富翁，錢是愈用愈有，我也不知道招待了多少人？我也不知道送了多少人的錢？招待你我最高興，送你的錢，我最誠心。”他的話令我感動，我誠懇地說：“我不是不要你的錢，將來有事，會向你要。”他問：“你會有什麼事？”我說：“我答應孫將軍到臺灣服務，以一年為期。我要到美國讀書，吳鐵老（鐵城）答應讓我擔任駐美總支部職務，錢不夠我會找你幫忙。”他說：“好，閒話一句，你讀書的錢，安家的錢，都是我的。”但他對我不收紅包，仍有憾色，我再說：“古人說：‘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們之間，最可貴的是這顆心。”他聽我如此說，才重現高興之色。不過後來因孫將軍之相留，與吳鐵老之
結語
我因抗日奉命拜杜心五大俠為師，又奉師命在上海拜謁張錦湖師伯及黃金榮師兄。後來杜月笙赴西安，我奉命招待，以迄上海重逢，備承親厚，雖與幫會無關，但杜氏是幫會中空前絕後的人物，所以文中一貫述及。我與幫會有此一段結緣，但我既未開過香堂，也從未用過幫會中人相遇種種暗號，雖曾聽說，早已忘記，所以我實在是一個“門外人”。在台朋友中更很少人知道這一段秘密。走筆寫此，不得不慨歎人生機緣遇合之難測。
”於是我立即向企公電話覆命，因為企公的傳述，經過南京朋友的渲染，都說我在華洋兩界，動用了幫會與員警的力量，才能迅速的找到雷嗣尚。其實，只是由於我的直覺判斷，僥倖能在3分鐘內尋得。嗣尚是袁企公得湖南同鄉好友，又是黃達公得長沙小同鄉。他在北平追求他後來得夫人國大之花著名的美女唐舜君時，我們常共遊宴。他那一次是來上海度假，過了兩天嗣尚由南京再回上海，第一個電話就打給我，我陪了他一個星期，他極端滿意。他後來告訴南北兩京的朋友：“你們到上海，不能不找張某某。”給我添了許多麻煩。
西安招待杜月笙
我在北平加入幫會，是服從命令，準備抗日打遊擊。後來我到上海，遵師命去看黃老大及大師伯，一切尊重黃老大的安排，但也不能不認識青幫當家作主的杜月笙，可是徐福生從不提及，我曾主動提出：他說：“你有事找黃老大好了，小事只管吩咐小弟，找他幹什麼？”
杜月笙早年在窮途末路之中，時來運轉的關鍵，便是進入同孚裡黃公館（黃金榮在法租界巡捕房當總探長，並不上班，只在家辦公），又得到有眼光、有魄力的黃太太“桂生姐”的賞識，以後步步高升，一直到黃氏隱退，取而代之，更進而創下史無前例的大局面。
杜氏對黃氏仍然非常尊敬，可是下面的人，尤其是忠心于黃氏的大將徐福生，心中自有芥蒂，我知道此中微妙以後，便絕口不再提此事。而且徐福生對我的照應十分熱情周到，我也不願過拂其意。如果將來抗日戰爭開始，需要杜氏大力支持，不妨到時再說。
人事變化難料，在抗戰期中，與杜竟在西安相遇。當時我是胡宗南將軍的西安辦事處處長，負招待之責，當然不便表示我比他長一輩，只好不提幫會之事。我離開上海以後，即無人知我與幫會的關係，抗戰中西北大老、軍事參議院副院長張伯英（鈁）常住西安，據說他奉委員長之命團結西北幫會抗日，我雖因職務關係，常與往來，但覺並無表明此種身份之必要。
杜氏在西安月餘，我天天從早到晚相陪，使他樣樣滿意。他幾次執手懇說：“要在上海認識儂多好！”“上海我就需要像儂這樣人！”（在西安招待杜氏詳情，見尚未發表的《我追隨胡宗南》長篇）
上海重見情義重
抗戰勝利後，我從西安回到重慶，抗戰中的西安是全部華北與大後方聯繫的樞紐，冠蓋雲集，我因工作之便，都建立了很好的關係。回到重慶以後，一概不通音問，以表示我為胡將軍工作，並不利用公務而為私謀。所以包括杜月笙在內，雖有見面之機，也概加回避。
還都以後，我擔任規模龐大的國防部新聞局（由總政治部改組），負責“輿情研究”及“公共關係”的第三處處長，工作十分忙迫。在一次宴會中遇到楊管北，他是杜門大將，也是航運界的鉅子，曾隨杜到西安。他告我：“杜先生常常念到你，你應該去看看他。”於是我趁因公赴滬之機，登門拜候。因為我並未事先約定，已有好幾批客人，包括美國領事及美海軍司令等，杜要我留下，並說：“我在西安會客，你不是一直陪我嗎？我要同儂多談談，吃飯再走。”我想：今非昔比，他在西安是“客”，在上海是“王”，難得如此念舊。我在上洗手間時，對隨杜到西安的隨從說：“杜先生會客，我在旁邊，不太好吧？”他笑說：“對儂是例外。”午餐只主客二人，杜說：“我本想要儂到上海來，但現在你的工作也很重要。如不如意，請馬上來，房子車子一切我負責。”情義殷殷，令我十分感動。
又隔了一個多月，楊管北到我家，特致杜先生相念之意，於是約定就在那個週六中午乘快車到滬，杜氏派車來迎，候我同進晚餐，餐後在煙榻上對燈談到午夜，宵夜後，派車送我到已預訂房間的國際飯店。第二天他派人安排休閒活動，晚餐後乘十二時的夜快臥車返京，以後率以為常。當時南京大官到上海度週末，悉皆如此。
常與杜月笙夜談
我到上海看杜，主要是週六的夜談。我當然要告訴他我的師門，他更高興我們是自家人。我們無所不談，談他的經歷，談我的經歷，談許多人與事，他聽到我引用一兩句古人的話，一兩件古人的事，他十分注意，要我多講一點。於是我為他講老子、孔子、孟子、孫子及淮南子等書中的精彩句子，選擇資治通鑒乃至明清史書中的故事。我發現他的悟解力非常之高，而且每次談到他的行事，我很驚訝他未讀古人之書，而所行每與古合。自運河之興而有幫會以來，以迄上海開埠，幫會中千千萬萬人，只出了一個杜月笙，論者鹹以為是租界中產物，但迄至現代，幫會似乎更加流行，無間內外。
我與杜的往來，除了司機及幾位安排休閒活動的杜氏門下，只有航業大亨楊管北、漁業大亨唐纘之、杜氏管家萬墨林（三人皆來台後病逝）約略知情。我與其他杜門人士概無往來。夜談之外尚有許多難忘情事，以後當再詳記。
熱誠歡迎來臺灣
民國三十六年（1947）春，孫立人將軍要我擔任陸軍訓練司令部新聞處長，翌年剛過了春節，我由上海乘輪到臺灣，杜送我一個大紅包——美金6000元，在當時是一筆鉅款，我說：“你招待我已經花了很多錢，這個萬萬不能再領。”他說：“抗戰勝利後，我回到上海，就像魚回到大海——我搶著說：是龍歸大海——只要用錢，就有錢用，我不做守財奴那樣的富翁，錢是愈用愈有，我也不知道招待了多少人？我也不知道送了多少人的錢？招待你我最高興，送你的錢，我最誠心。”他的話令我感動，我誠懇地說：“我不是不要你的錢，將來有事，會向你要。”他問：“你會有什麼事？”我說：“我答應孫將軍到臺灣服務，以一年為期。我要到美國讀書，吳鐵老（鐵城）答應讓我擔任駐美總支部職務，錢不夠我會找你幫忙。”他說：“好，閒話一句，你讀書的錢，安家的錢，都是我的。”但他對我不收紅包，仍有憾色，我再說：“古人說：‘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們之間，最可貴的是這顆心。”他聽我如此說，才重現高興之色。不過後來因孫將軍之相留，與吳鐵老之
結語
我因抗日奉命拜杜心五大俠為師，又奉師命在上海拜謁張錦湖師伯及黃金榮師兄。後來杜月笙赴西安，我奉命招待，以迄上海重逢，備承親厚，雖與幫會無關，但杜氏是幫會中空前絕後的人物，所以文中一貫述及。我與幫會有此一段結緣，但我既未開過香堂，也從未用過幫會中人相遇種種暗號，雖曾聽說，早已忘記，所以我實在是一個“門外人”。在台朋友中更很少人知道這一段秘密。走筆寫此，不得不慨歎人生機緣遇合之難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