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海南曾經歷過一個名賢輩出的輝煌時代。 在風氣並不好的明代官場裡， 海南輸出的大批人才統統打著耿直清廉的印記。 為什麼一個教育並不發達的海外孤島會出現如此的“衣冠盛事”？又為什麼偏偏是在明代？當海南舉子進入官場， 是什麼賦予了他們“拒腐防變”的集體免疫力？
海瑞進京任戶部雲南司主事時,嘉靖皇帝已多年不上朝，
一心求仙。
海瑞以區區六品官上了“直聲震天下”的《治安疏》，
沉痛諫勸嘉靖。
這段歷史上著名的“備棺上疏”事件，
被無數藝術作品表現為“抬棺罵嘉靖”，
雖然真實歷史沒有這樣的戲劇性，
但海瑞視死如歸的勇氣和抗顏犯上的膽氣，
都是震古鑠今的。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 來自海南的海瑞並非“一個人在戰鬥”。 在明代200多年的歷史裡， 小小海南島中舉者近600人， 登進士者60多人， 其中瓊山一地即占40多人。 一時之間， “天下望郡，
在海口市瓊山區府城鎮的海瑞故居近旁， 薛遠、邢宥、王佐、廖紀、鐘芳、唐胄等十大廉吏的畫像昂然而立。 如果說海瑞是一個“走極端”的標杆與燈塔， 那麼諸多海南官員雖不像這位“海忠介”那樣耿直清廉到頗為怪異的程度， 卻同樣堅守著剛正不阿的集體品格， 在貪腐成風的明代官場裡手挽手站立成了一座孤島。
海瑞之外， 丘浚是這場衣冠盛事當中的另一座高峰。 在學術上， 他不僅詩文傳天下， 開創了“詩趣天成”的文風， 還成為世界上提出“勞動價值論”的第一人；在仕途上，
海南人有一股狂狷的精神。 狂狷指的是既豪放又有秩序；豪放而不超越一定的規矩。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必也狂狷乎。 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 （釋義：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為友， 就與狂狷者交往。 狂者敢做敢為， 大所有為；狷者清高自守， 有所不為。 ）“狂”是指不拘一格， 氣勢猛烈， 蔑俗輕規。 “狷”指潔身自好， 不肯同流合污。
明代海南人丘浚、王佐、唐胄、海瑞等人， 最能體現這一精神。
丘浚少年時代， 就寫出這樣的詩：“五峰如指翠相連， 撐起炎州半壁天。 夜盥銀河摘星斗， 朝探碧落弄雲煙。 雨餘玉筍空中現， 月出明珠掌上懸。
王佐一世為官， 至死不過五品， 很令人費解。 本來， 他的老師丘浚身居高位， 而他的能力和官德， 也是一等一的， 可他就是升不了官。 據說， 有人嫉妨他的文章， 硬是不讓他考中進士， 可能舉人出身也局限了他以後的官階上升。然而，很有意思的是，舉人出身的海瑞，官階比他卻高得多。看來，王佐這一生的遭遇，還得從他的性格中去找原因。王佐的詩歌成就，在海南文人中，是數一數二的，除了文學成就高，也顯示出他憂國憂民的胸懷。
史載他“所居民愛，所去民思”，他每一離任，當地人民就修建生祠來紀念。人事有了，才幹有了，官德也有了，套現在的一句話，就是“德才兼備”的好同志，官位十幾年升不上去，這說明了什麼？王佐自小以文出名，可能比較狂，於是得罪了一些人，這些人在後面一直壓著他，而他也很“狷”，跑官要官買官的事也不會做，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結果。從他晚年回家辦學種花寫文章這樣的事來看，正好反映出他“狷”的性格，潔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
唐胄的一生，非常精彩。他身出名門，智力過人，博覽群書，考試一路高奏凱歌，三十一歲中進士，被授官為戶部山西司主事。父親去世，他回鄉守孝，之後以各種理由不願出仕（太監劉瑾當權，他不願同流合污），在家鄉二十年，辦學（西洲書院）、修《瓊台志》、編選白玉蟾詩文集等。“甘陪菊淡階梅瘦，不惹蜂狂與蝶顛”，正是他“狷”的一面。唐胄51歲時複出，為官十幾年,十一次提升，升遷速度驚人，可見他能力過人。
可就在他官運享通之時，狂勁發作，兩次頂撞嘉靖皇帝，一次為出征安南之事，一次為皇帝要為自己生父進明堂之事（享受先皇待遇）。最後一次頂撞皇帝，被錦衣衛打得半死，罷官回鄉，第二年就去世。唐胄次子名唐秩，號“海天孤鶴”，不求功名，專心修道，被皇帝封為“博士”，人稱“仙師”，唐胄為愛子取名“存吾”，可見唐胄神往道家（喜歡白玉蟾也可為證）。
而他所受的儒家教育，使他懂得封建倫理之道。骨子裡的道，面子上的儒，使他頗為狂狷，敢於頂撞皇帝，雖遭遇打擊而不悔。這種凜然正氣，也影響到了他的同鄉海瑞，於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海瑞登場，把海南人的狂狷之精神，發揮到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地步。
海瑞，官做得沒有丘浚大，文才沒有王佐好，對海南文化的貢獻沒有唐胄大，但海瑞的名氣，在海南名人中，無疑是最大的。在整個中國，可以說是婦孺皆知。海瑞的名氣，主要來自他的人格，來自他那股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狂狷。到海瑞為官之時，整個明朝已經是積弊難返了。
海瑞給皇帝上的書,開頭便是“蓋天下之人不直皇上已久矣”，列舉了嘉靖皇帝諸般不是（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同時海瑞格守人臣，希望皇帝能夠“醒悟”，重新振作，還是可以做賢明之君。像這樣的上書，史無前例、古今罕見。在皇權時代，說皇帝一句不是，弄不好就會帶來殺身之禍，甚至滿門抄斬，何況是像海瑞這般直接的可以說是無禮的“開罵”。所以，海瑞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在上書前，遣散家人，買好棺材，安坐家中等人來抓自己。這是比死諫還悲壯的一齣戲。
好在嘉靖雖然昏庸，卻不算很殘暴，海瑞只是被抓起來，沒有立即處死。皇帝死後，反而聲名大振，官也越做越大，繼續孤軍奮戰，鬥貪官劣紳，為黎民百姓出頭，贏得了“海青天”的美名，流芳百世。
民國時期，正所謂“亂世出英雄”，海南人在文武之道上，英材薈萃，人才濟濟。武有國共兩黨二百多位將軍為證，文以陳序經、顏任光、范會國、梁大鵬等人為代表。此時最能代表海南人狂狷之精神的，當推陳序經和梁大鵬。
陳序經學貫中西，為一代文化大師。在三四十年代，在全國掀起來過四次文化大辯論，深刻影響中國思想界。他於1934年發表《中國文化之出路》,就此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文化大論戰。他以決絕的態度，反擊中國的傳統派。胡適是站在陳序經一邊的，但態度比較軟和些。胡適後來用了一個更折衷的詞彙“充分世界化”來代替“全盤西化”，受到陳序經的批評，因為在他看來，“充分”“儘量”這些詞不但含混，還很容易被折衷派和復古派拿來作護身符。一個文化學者，如此徹底地公然提出要“全盤西化”，站在思想的尖峰刀口上，與各種勢力相抗爭，狂狷之個性，無以倫比。
梁大鵬是私立海南大學的創始人之一，為創立私立海南大學漚心瀝血，名載史冊。其狂狷之個性，也是非常出名的。在抗日戰爭期間，梁大鵬受聘於蔣介石下面工作。有一天見蔣介石，他開口就直問：“委員長是國父信徒，三民主義是主張民主的，委員長為何而獨裁？”其狂狷之氣，和海瑞如出一轍。
海南地處偏遠，孤立海外，自古以來，遠離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然而，從海南走出來的這些文化人，其身上所帶的狂狷之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卻是一脈相承的。眾所周知，中國古文人，身上都有一股狂狷之氣，並且以其狂狷之氣，抵抗著強大而僵化的君主專政制度對人性的束縛和迫害，創造了燦爛的中國古文化，如屈原，如竹林七賢，如陶淵明，如李白，如李邕，如蘇東坡，如李贄，如揚州八怪等。
從海南走出來的這些文化人，其狂狷之精神，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人格的典範，也就是“外儒內道”，也就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其為官，便帶有強烈的儒家思想，以一種兼濟天下的理想為封建王朝謀穩定，為黎民百姓謀幸福，並且為了理想的實現不惜力排眾議、“以下犯上”，有一種舍生求義的浩然正氣，表現出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氣概。這種極剛的個性，表現出來就是一種“狂”。
一個標準的中國傳統文人，嚮往道家的“清靜無為”，喜歡過一種自由自在的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淡泊生活，表現出來就是“狷”。所以，狂狷之人格，也是中國傳統文人的理想人格，而海南人，正傳承了這樣的一種人格。由此可見，海南自古以來，並不是像許多人所說的那樣是文化的沙漠，相反，海南的文化，與整個中國傳統的文化，從來沒有分離過，而且對中國文化的建構，作出過積極的貢獻。之所以能夠如此，還是要從中國的歷史來看。
可能舉人出身也局限了他以後的官階上升。然而，很有意思的是，舉人出身的海瑞，官階比他卻高得多。看來，王佐這一生的遭遇，還得從他的性格中去找原因。王佐的詩歌成就，在海南文人中，是數一數二的，除了文學成就高，也顯示出他憂國憂民的胸懷。史載他“所居民愛，所去民思”，他每一離任，當地人民就修建生祠來紀念。人事有了，才幹有了，官德也有了，套現在的一句話，就是“德才兼備”的好同志，官位十幾年升不上去，這說明了什麼？王佐自小以文出名，可能比較狂，於是得罪了一些人，這些人在後面一直壓著他，而他也很“狷”，跑官要官買官的事也不會做，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結果。從他晚年回家辦學種花寫文章這樣的事來看，正好反映出他“狷”的性格，潔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
唐胄的一生，非常精彩。他身出名門，智力過人，博覽群書，考試一路高奏凱歌，三十一歲中進士，被授官為戶部山西司主事。父親去世，他回鄉守孝，之後以各種理由不願出仕（太監劉瑾當權，他不願同流合污），在家鄉二十年，辦學（西洲書院）、修《瓊台志》、編選白玉蟾詩文集等。“甘陪菊淡階梅瘦，不惹蜂狂與蝶顛”，正是他“狷”的一面。唐胄51歲時複出，為官十幾年,十一次提升，升遷速度驚人，可見他能力過人。
可就在他官運享通之時，狂勁發作，兩次頂撞嘉靖皇帝，一次為出征安南之事，一次為皇帝要為自己生父進明堂之事（享受先皇待遇）。最後一次頂撞皇帝，被錦衣衛打得半死，罷官回鄉，第二年就去世。唐胄次子名唐秩，號“海天孤鶴”，不求功名，專心修道，被皇帝封為“博士”，人稱“仙師”，唐胄為愛子取名“存吾”，可見唐胄神往道家（喜歡白玉蟾也可為證）。
而他所受的儒家教育，使他懂得封建倫理之道。骨子裡的道，面子上的儒，使他頗為狂狷，敢於頂撞皇帝，雖遭遇打擊而不悔。這種凜然正氣，也影響到了他的同鄉海瑞，於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海瑞登場，把海南人的狂狷之精神，發揮到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地步。
海瑞，官做得沒有丘浚大，文才沒有王佐好，對海南文化的貢獻沒有唐胄大，但海瑞的名氣，在海南名人中，無疑是最大的。在整個中國，可以說是婦孺皆知。海瑞的名氣，主要來自他的人格，來自他那股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狂狷。到海瑞為官之時，整個明朝已經是積弊難返了。
海瑞給皇帝上的書,開頭便是“蓋天下之人不直皇上已久矣”，列舉了嘉靖皇帝諸般不是（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同時海瑞格守人臣，希望皇帝能夠“醒悟”，重新振作，還是可以做賢明之君。像這樣的上書，史無前例、古今罕見。在皇權時代，說皇帝一句不是，弄不好就會帶來殺身之禍，甚至滿門抄斬，何況是像海瑞這般直接的可以說是無禮的“開罵”。所以，海瑞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在上書前，遣散家人，買好棺材，安坐家中等人來抓自己。這是比死諫還悲壯的一齣戲。
好在嘉靖雖然昏庸，卻不算很殘暴，海瑞只是被抓起來，沒有立即處死。皇帝死後，反而聲名大振，官也越做越大，繼續孤軍奮戰，鬥貪官劣紳，為黎民百姓出頭，贏得了“海青天”的美名，流芳百世。
民國時期，正所謂“亂世出英雄”，海南人在文武之道上，英材薈萃，人才濟濟。武有國共兩黨二百多位將軍為證，文以陳序經、顏任光、范會國、梁大鵬等人為代表。此時最能代表海南人狂狷之精神的，當推陳序經和梁大鵬。
陳序經學貫中西，為一代文化大師。在三四十年代，在全國掀起來過四次文化大辯論，深刻影響中國思想界。他於1934年發表《中國文化之出路》,就此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文化大論戰。他以決絕的態度，反擊中國的傳統派。胡適是站在陳序經一邊的，但態度比較軟和些。胡適後來用了一個更折衷的詞彙“充分世界化”來代替“全盤西化”，受到陳序經的批評，因為在他看來，“充分”“儘量”這些詞不但含混，還很容易被折衷派和復古派拿來作護身符。一個文化學者，如此徹底地公然提出要“全盤西化”，站在思想的尖峰刀口上，與各種勢力相抗爭，狂狷之個性，無以倫比。
梁大鵬是私立海南大學的創始人之一，為創立私立海南大學漚心瀝血，名載史冊。其狂狷之個性，也是非常出名的。在抗日戰爭期間，梁大鵬受聘於蔣介石下面工作。有一天見蔣介石，他開口就直問：“委員長是國父信徒，三民主義是主張民主的，委員長為何而獨裁？”其狂狷之氣，和海瑞如出一轍。
海南地處偏遠，孤立海外，自古以來，遠離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然而，從海南走出來的這些文化人，其身上所帶的狂狷之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卻是一脈相承的。眾所周知，中國古文人，身上都有一股狂狷之氣，並且以其狂狷之氣，抵抗著強大而僵化的君主專政制度對人性的束縛和迫害，創造了燦爛的中國古文化，如屈原，如竹林七賢，如陶淵明，如李白，如李邕，如蘇東坡，如李贄，如揚州八怪等。
從海南走出來的這些文化人，其狂狷之精神，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人格的典範，也就是“外儒內道”，也就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其為官，便帶有強烈的儒家思想，以一種兼濟天下的理想為封建王朝謀穩定，為黎民百姓謀幸福，並且為了理想的實現不惜力排眾議、“以下犯上”，有一種舍生求義的浩然正氣，表現出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氣概。這種極剛的個性，表現出來就是一種“狂”。
一個標準的中國傳統文人，嚮往道家的“清靜無為”，喜歡過一種自由自在的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淡泊生活，表現出來就是“狷”。所以，狂狷之人格，也是中國傳統文人的理想人格，而海南人，正傳承了這樣的一種人格。由此可見，海南自古以來，並不是像許多人所說的那樣是文化的沙漠，相反，海南的文化，與整個中國傳統的文化，從來沒有分離過，而且對中國文化的建構，作出過積極的貢獻。之所以能夠如此，還是要從中國的歷史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