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邱吉爾競選敗得有點冤？英國民眾對他們的偉人忘恩負義？

文 ｜ 郭曄旻

“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 這是偉大民族的標誌。 ” ——古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

1945年的英國大選結果令人跌破眼鏡， 無論是保守黨或是工黨都錯誤估計了選民的意志。 工黨共從保守黨陣營奪走210個席位， 在過去一個席位都沒有的某地區居然贏得了73個席位。 最終結果， 工黨席捲393個議席（保守黨只獲得213席）， 贏得遠遠多於議席過半（321席）的巨大勝利。 在選民支持率方面， 工黨的優勢不如議席方面那般顯著， 但也以47.8%對39.8%大勝保守黨。 這一系列資料宣告了一個結果：邱吉爾競選失敗。 許多外國觀察家對英國的這次選舉結果深感驚詫。

一位美國評論家後來揶揄：“英國選民不僅是記憶力不強， 許多人簡直是患了政治健忘症。 ”

艾德禮（前排左二）宣佈贏得大選

對於英國議會一邊倒的選舉結果， 許多類似事後諸葛亮的評論指出， 工党的勝利在於競選的主要精力放在社會改革上，

除了要對許多經濟部門實行國有化之外， 還要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險制度和實行國民醫療保健制。 此話當然不無道理。 殘酷的戰爭使英國損失40萬人口， 全國1/ 4的財富毀於戰火……雖然戰勝了法西斯， 但“在艱難歲月裡， 人們期望更好的食品、更好的房屋和改善社會福利服務”。 選民企盼戰後有一個進行社會改革、解決眾多社會現實問題的政府， 而不是一個因循守舊、墨守成規的政府。 偏偏“保守”黨在人們眼中從來就不是改革派的形象。 對選民來說， “作為戰時領袖的邱吉爾依然深孚眾望， 作為和平時期的領袖， 他卻毫無吸引力”。 因此， 如同1945年7月《每日先驅報》所評論的那樣：“投邱吉爾的票， 就是贊成保守主義的一切黑暗面……投邱吉爾的票就是要英國人民仍然過他們不願再過的那種不愉快的日子。 ”

公正地講， 這樣的看法其實有冤枉邱吉爾之嫌。 畢竟， 回顧他以往的政治生涯， 邱吉爾甚至算不上忠貞的保守黨員呢。

1945 年8 月， 出現在波茨坦會議上的新三巨頭

起初， 由於邱吉爾家族同櫻草會這一保守黨的附屬團體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邱吉爾加入了保守黨。 但邱吉爾本人更傾向于自由黨的主張：實行普選、嚴格限制下院議員領取報酬、徵收累進稅、限制陸軍規模……如他自己所說， “除了名義以外， 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黨人”。 最終， 在1905年1月， 邱吉爾被忍無可忍的保守黨吊銷了黨員資格。 轉投自由黨的邱吉爾在1908年阿斯奎斯首相上臺後被任命為貿易大臣， 正式進入內閣。 在貿易大臣任上， 邱吉爾推動強制性工人失業和傷殘保險的立法。 在其推動下， 1909年英國議會批准了《勞動介紹所法》， 允許在合適的地方建立勞動介紹所；勞動介紹所使用合適的方式收集勞動力供需的資訊，

為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等等。 1911年的《失業保險法》則對有關失業保險的適用範圍、領取條件、繳費標準、津貼標準及管理方式都做了具體的規定， 第一次建立起失業保險制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 邱吉爾乃是英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到了一戰之後， 隨著左翼的工党崛起， 自由黨日漸式微。 在這種情況下， 邱吉爾在1924年再度改換門庭重回保守黨懷抱， 並以一個“憲政主義者”的身份進入議會與內閣（任財政大臣）。 《曼徹斯特衛報》對此諷刺道， “他已經是第二次離開沉船了”。 但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 邱吉爾對於社會福利的態度仍舊算得上開明。 他認為國家有必要通過“紀律， 組織和救濟”來減少貧困和提供社會保障。 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充當“後備雇主”，以保障所有英國人都生活在“最低標準”之上。一俟“最低標準”得到國家的保障，邱吉爾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憑自己的才幹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吃福利）。甚至邱吉爾對於工黨提出的大規模國有化計畫的質疑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官僚難道不比私人雇主更低效，更昂貴，更專橫？”

1945 年大選期間的邱吉爾

實際上，在1945年的大選中，邱吉爾對於社會改革的議題也並非無動於衷。看守政府在選舉前的一個月還向議會提交了兩個社會改革的重要措施——家庭津貼法案和工業場所法案並獲得通過。只不過這一切在工党向選民的承諾—— “高度的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使一切人擺脫貧困，建立一種使每個男女兒童有可能發展自己才能的教育制度”——面前黯然失色了……

無論如何，擺在搬出唐寧街10號的前首相面前最為現實的問題是，未來何去何從？當時的邱吉爾年已71歲高齡，就此引退也不失為一個體面的結局。就連許多接近邱吉爾的人士也認為，他應該在晚年享受他在戰爭年代所贏得的榮譽。但這就意味著，溫斯頓·邱吉爾漫長而輝煌的政治生涯畫上了句號，這是邱吉爾所不願意的，他不承認自己已經徹底失敗而永遠退出政治舞臺，並相信自己一定會返回唐寧街10號：“工党政府不會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們返回之前，國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損害。我們應當回去。我們一定回去，這是必然的，就像太陽明天必然會重新升起一樣。”

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充當“後備雇主”，以保障所有英國人都生活在“最低標準”之上。一俟“最低標準”得到國家的保障，邱吉爾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憑自己的才幹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吃福利）。甚至邱吉爾對於工黨提出的大規模國有化計畫的質疑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官僚難道不比私人雇主更低效，更昂貴，更專橫？”

1945 年大選期間的邱吉爾

實際上，在1945年的大選中，邱吉爾對於社會改革的議題也並非無動於衷。看守政府在選舉前的一個月還向議會提交了兩個社會改革的重要措施——家庭津貼法案和工業場所法案並獲得通過。只不過這一切在工党向選民的承諾—— “高度的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使一切人擺脫貧困，建立一種使每個男女兒童有可能發展自己才能的教育制度”——面前黯然失色了……

無論如何，擺在搬出唐寧街10號的前首相面前最為現實的問題是，未來何去何從？當時的邱吉爾年已71歲高齡，就此引退也不失為一個體面的結局。就連許多接近邱吉爾的人士也認為，他應該在晚年享受他在戰爭年代所贏得的榮譽。但這就意味著，溫斯頓·邱吉爾漫長而輝煌的政治生涯畫上了句號，這是邱吉爾所不願意的，他不承認自己已經徹底失敗而永遠退出政治舞臺，並相信自己一定會返回唐寧街10號：“工党政府不會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們返回之前，國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損害。我們應當回去。我們一定回去，這是必然的，就像太陽明天必然會重新升起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