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待天以困之 , 用人以誘之， 往蹇來返。 ---- 《孫子 . 虛實篇》
釋義：等待環境條件對另一方不利時再去圍困他們， 用人為的假像去誘騙他們。 向進前進攻有危險， 那就想辦法讓對方返過來攻擊我。
案例
上億資產分割引發各方關切“介入” 調虎離山異地審理力爭判決“公正”
2007年6月， 我接到了同行王律師的一個電話， “賈律師嗎， 我有一個親戚， 可能面臨離婚的問題。 我覺得案件挺複雜的， 因為幾乎不做婚姻案件， 所以想請您看看能不能幫忙分析一下， 看看案子能不能做， 看您有時間嗎？”
“有時間， 都是同行， 別這麼客氣”， 我說。
“那我就明天安排親戚到您的辦公室了。 您看上午九點可以嗎？”
“好啊， 九點我在辦公室等你們”。
第二天上午九點， 王律師帶著一名中年子女到我辦公室， 一翻寒暄之後， 切入正題。
原來， 王律師有一個遠房親戚王珍（化名）遇到了離婚問題， 她認為案件複雜，
王珍與老公劉躍（化名）早年畢業於上海某高校， 是大學同學。 畢業後， 雙方留在上海工作， 並於1991年育有一女劉菲（化名）。 婚後， 王珍在某事業單位就職， 而劉躍先是在某政府部門工作， 之後於1997年下海經商。 先是在上海做建材， 後來又在上海鄰省M市做建材， 後又做房地產。 由於人脈資源豐富， 又有房地產發展的大勢推動， 因此， 劉躍的生意興隆， 其名下的Q房地產開發公司是當地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公司， 僅在某沿江地帶的房地產開發， 就達到上百畝， 工程項目投資達到十幾個億。
2002年王珍辭職，
“你去調解了麼”， 我問王珍。
“我去了”， 王珍說道：“到了法院， 我打電話給了夏某， 他讓我在法院傳送室等著。 過了十分鐘左右， 他進到傳送室領我去了一個調解室， 開始調解。 ”
“對方去了嗎？”
“劉躍沒有去， 他的律師去了”。
“法官是怎麼調解的”， 我問。
“姓夏的法官說， 我們的案子他已經很清楚了， 二個人過不下去了， 離了還是對大家都好。 並告訴我不要抱什麼幻想， 借離婚索要錢財是不可能的， 法律會公正處理的。 又說如果我有什麼要求和想法， 可以給他說一說， 他可以轉達， 並作劉躍的工作。 ”
我聽了， 不禁笑了， 說：“這個法官看來很公正嘛！”
“是嗎？”王珍很驚訝， 說：“我怎麼感覺這個法官就像劉躍的律師， 像是替劉躍講話的一樣。 難道法官都是這樣的麼？”
我沒有直接回答她的問題， 又問， “當時調解的時候， 劉躍的律師都說什麼了？”
“他一句話都沒有說， 只是調解結束的時候在旁邊打了打哈哈， 然後就走了。 ”
“調解的時候你怎麼表態的？”我問。
“我去之前給我親屬王律師打過電話的， 他說先不要讓我表示同意離婚， 反正我就是堅持說不離的”， 王珍說。
“既然他有外遇你接受不了， 你也覺得再過就沒有意思了， 為什麼還告訴法官說不同意離婚呢？”我問。
王珍歎了一口氣， 說“哎， 2006年， 我發現他有外遇的時候， 是很氣憤， 恨不得馬上和他一刀二斷。於是，草率之間就和他達成了一個離婚協議，約定，如果離婚，他名下的財產歸他，我名下的財產歸我。協議雙方簽字了，他又提出公證，我二話沒有說，就和他一起到M市公證處做了離婚協定的公證。他名下的財產大大高於我名下的財產，我原來想錢是次要的，和劉躍離婚才是最重要的，我當時感覺特別壓抑，恨不得馬上和他斷絕一切關係。可是，現在冷靜下來想一想，我幹嘛那麼傻，該屬於我的東西我還是要爭取的，何況我還有一個孩子，他也不會帶的，孩子也表示跟我的。”
“當時在簽訂離婚協議的時候，為什麼要約定各自名下的財產歸各自所有呢？你不是明明知道自己名下的財產少麼？”我仍然追問。
“剛得知他外遇的事很氣憤，一天都不想和他在一起生活，也不想保持夫妻的名份。又覺得自己有能力賺錢養活自己和孩子，不想給別人以貪圖他賺的錢的話柄…”
“不管他賺的錢，還是你賺的錢，都是共同財產啊。他賺的再多，按法律也有你的一半啊。另外，他主外，你主內，孩子、父母的照料和家務的料理，不都是你做的麼！你這個觀點是錯的”，我說，“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
“我也很後悔當初簽的這個協議，可是，他這個騙子不僅騙我簽了協議，而且還到公證處去做了公證。我聽很多人說，做了公證的協議是不能反悔的，按這個協議我是很吃虧的，所以我沒辦法，王律師讓我先不要同意離婚，再想想辦法。”
“是啊”，在一旁的王律師說：“他們的離婚協議是經過公證的，我知道一般的離婚協議是不能作為法院判案的依據、只能作為法院判決的參考。可他這個是經過公證的，我擔心是不能反悔的，所以拿不准，特地來請教您”。
我還沒有表態，王珍又說：“當初調解的時候，那個夏法官也說了，說你們有協議的，讓我不要心存幻想，要客觀實際，如何如何的。聽他的意思，如果打官司，就要按這個協議判決了。賈律師您看是這樣麼？”
王律師在一旁補充說：“其實，對於這個離婚協議效力的爭議只是我們一個擔心，我們最擔心的不在這裡。”
“噢？那你們最擔心什麼？”我問。
“劉躍在M市經商已近十年，他的社會關係很廣，承攬的工程項目都是M市最大級別的，和政府官員關係十分親密”。王律師說，“前段時間他也放出話來，說別說是M市區法院，就是M市中級法院他也早就搞定了，說官司的結果，肯定我們沒有好下場。”王律師沉吟了一會，說：“我也是律師，這種囂張的口氣也見得多了。但是，M市畢竟不比上海，上海的司法環境在全國我認為是最好的。可M市還是很講關係。劉躍確實在M市如魚得水，可以說是可以呼風喚雨了，別說法院這個小小的科級單位，就連M市的領導，都是經常和劉躍保持聯繫的。去年劉躍在某沿江二百畝經濟適用房的工程，都是市長親自去剪的彩。”王律師說：“本來法律適用就有爭議，如果法院再站在劉躍那邊，我們就輸定了”。
“你們的離婚協議公證書帶了嗎，我看看。”我對王珍說。
“好的”王珍說著，從包裡掏出公證書。
我翻開公證書，看了看，離婚協議的大約意思，是說雙方都同意離婚，孩子歸女方帶，男方每個月付五千元的撫養費。雙方各自名下的財產歸各自所有，對於財產分割雙方再無爭議。M市公證處參與了雙方簽署離婚協議書的整個過程，對雙方簽字的真實性予以公證之類的話。
我們平時處理離婚案件，大多數當事人都是自己簽訂離婚協議書，最多也是找個律師所見證，而公證的離婚協議書還真是少見。另外，男方劉躍名下的財產要大大高於王珍名下的財產，如果公證的離婚協議有效，王珍能分到的財產比劉躍就少多了。看來這個案件看來還是蠻有意思的，因此，我欣然接受了王珍的聘請代理。
經過二個多星期的取證和調查，雙方的財產情況漸漸清晰。雙方名下都有房產，且都價值不菲。最重要的一點是，劉躍在M市某房地產開發公司和M市某建材公司持有的股份，其中M市建材公司還是股份公司，M市國資委還參有股權，是一個戴有一定“紅帽子”色彩的公司，實力雄厚，公司註冊資金四千萬，劉躍占12%的股權。但實際上，該公司的實際價值要遠遠高於註冊資金。M市房地產開發公司雖然是有限公司，但註冊資金也不低，有二千萬，劉躍持股25%，1/4，從財務報表上來看，公司所有者權益是負數，但這是正常的。房地產開發公司一般欠銀行貸款很多，房地產開發需要投入大量現金，很多房地產開發企業都是透支開發、透支拿地，資產是負數，並不代表資產虧損。這二塊大的“肥肉”，如果公證的離婚協議書有效，王珍將無權主張和分割。
從法律適用方面，《婚姻法》並沒有明確離婚協議書在辦離婚手續之前必然無效，最高人民法院也沒有相關明確的司法解釋。從各地判例來看，離婚協議書在雙方辦理協定離婚手續之前，普遍觀點是認為只是成立，但沒有生效，屬於“效力待定”。但有個別地方的法院，曾有參照雙方的離婚協議判案的判例，甚至在北京也有。更為不幸的是，我們找到了M市所在的G省的此類判例，這對王珍來說，是不好的消息。
但是，對於離婚協議書的效力，上海市卻有明確的規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審理婚姻家庭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對離婚協議的效力有明確的規定，上海法院的意見是，離婚協定雖然簽訂，但沒辦離婚手續，允許當事人反悔。
在初步瞭解案情後，我和M市法院夏法官取得了聯繫，告訴夏法官王珍的意見很明確，堅決不同意離婚。雖然律師知道婚姻不能靠一個人維持，但畢竟不能更改當事人的意見，希望夏法官理解。夏法官態度冷淡，嗯了一聲，就再沒有說別的話了。
我和夏法官聯繫的當天晚上，突然接到王珍的電話，王珍告訴我，夏法官剛剛給她打了電話，讓她第二天一大早到法院去，並特地叮囑，只讓王珍一個人去，不要帶律師去。王珍不知所措，打電話問我。我告訴王珍，估計法官是要做王珍的勸離工作，帶上律師怕有些話說了不方便，就提醒王珍了幾句，同意王珍自己去找法官。
第二天中午，王珍打電話給我，回饋夏法官找她談話的資訊。原來，夏法官是再次勸王珍離婚，並願意繼續做劉躍的“工作”，在原來離婚協議書的基礎上，給王珍“爭取”一些財產。並“責備”王珍聘請“上海的律師”，“提醒”王珍律師都是為了“賺錢”，不一定是真的幫她等等。
對於王珍轉述夏法官的這些“話”，我沒有不信，當然也沒有全信。因為有時候，律師最大的“敵人”不是法官，是自己的當事人。有時候當事人出於“激將法”的目的，故意“添油加醋”的可能性是有的；當然，也不排除法官對於“懂行情”律師的介入是否有一些“抵觸”心理。
又經過一個多星期的調解，最終雙方沒有達成調解協定。半個月後，王珍收到了M市法院寄來的離婚訴狀。
在劉躍的離婚訴狀中，很明確地提到了經過公證的離婚協議書，並據此，訴狀稱夫妻雙方“無共同財產分割”。
案件已進入審判階段，如何設計計策及如何應對，是擺在律師面前的最大問題。經過和同事的研究，我們建議王珍提起管轄權異議。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如果王珍沒有在M市連續居住一年以上，M市法院就不應該有管轄，此案應移送至上海王珍戶籍所在地的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管轄。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提出管轄權異議後，我讓王珍不僅附上了護照的出入境記錄，而且還到M市其居所所在的居委會進行了取證，證明王珍在此居住不滿一年。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是，我們頭天剛把居委會的證明送到法院，法院下午就到居委會核實證據，最後做了一份調查筆錄。在筆錄中，法官“責問”居委會幹部如何“確定”王珍回家沒有回家，是否居委會的幹部天天“檢查”？並告誡居委會，作偽證要負法律責任。最後居委會的同志在筆錄中承認“給王珍出證主要是聽王珍鄰居描述，我們並沒有天天核實”。法院組織對調查筆錄質證，我一看主辦法官就是夏法官，馬上提出異議。認為他在劉躍起訴之前調解過雙方的案件，不排除有“先主為主”的觀念；並且，又提出夏法官是立案庭的法官，不是審判庭的法官，如何審理應該由審判庭審理的案件？況且，最高人民法院有相關的意見，訴前調解的法官不能在案件進行正式審判階段後，再參與審理。因此，我們提出夏法官應該回避。
由於我們提出回避申請，夏法官說休庭半小時，他要請院長決定。不到二十分鐘，恢復開庭，院長認為，夏法官參與此案審理，不違反相關法律規定，因此，駁回我們的回避申請。
當然，此後的故事也是紛繁複雜，我們的管轄權異議，也被M市法院駁回。之後，我們上訴到M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上訴過程中，王珍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來自方方面面的電話，都在“勸”她放棄上訴，接受調解，不僅有親朋好友、同事故交，還有調和的政府職員、領導幹部。管轄權異議案二審的審理過程也很有戲劇性，一開始的時候，法官態度非常強硬，甚至庭審未結束就表示“你們上訴沒有道理，這個案子應該在M市審理”。在庭審中，我馬上指出主審法官“未審先斷”的違法性，並又據此提出回避申請。這一次，M市中級人民法院終於換了主審倪法官（化名）。倪法官是M市優秀法官，業務拔尖，是該省法院系統優秀法官。最後，在紛紛攘攘的壓力中，倪法官還是做了裁定，由於原告劉躍未能舉證證明王珍在M市形成住所地，因此，此案移送到上海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審理。
一波三折後，終於柳暗花明，此案得到了應該的結果。
評析：
一般說來，“調虎離山”的核心，是調動對方，調動“敵人”。但在有些案件的審理中，當事人一方最大的“敵人”，可能不僅是來自另外一方當事人。如果法院審判不公，有意偏坦，那麼，不公正審理的法官，就可能是當事人一方能否維護自己權益的關鍵。
就本案來看，劉躍在M市根基“深厚”，此案的管轄權爭議其實並不複雜，但在M市某些法官的處理過程中，卻越來越複雜。王珍在案件處理過程中，頭頂漫天的烏雲，簡直讓她喘不過氣來。幾次她都想放棄繼續訴訟，接受劉躍所謂“照顧”的條件。從法律規定上來看，M市所處的省份，離婚協議書的效力是否得到確認或重要參考，並未有明確的司法解答。而此案轉移到上海，不但能使案件到了一個相對“乾淨”的審判環境中，儘量避免外界的“干擾”，而且上海高級人民法院的司法解答對王珍非常有利。調虎離山，在本案中就是“調案離M市”，使得劉躍不僅喪失了優勢地形，而且打擊了其心理態勢，並給了王珍以司法公正的強烈信心。並且，此案的前期複雜故事對於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有借鑒，在辦案中會格外小心慎重，更能保護王珍的合法權益！
恨不得馬上和他一刀二斷。於是，草率之間就和他達成了一個離婚協議，約定，如果離婚，他名下的財產歸他，我名下的財產歸我。協議雙方簽字了，他又提出公證，我二話沒有說，就和他一起到M市公證處做了離婚協定的公證。他名下的財產大大高於我名下的財產，我原來想錢是次要的，和劉躍離婚才是最重要的，我當時感覺特別壓抑，恨不得馬上和他斷絕一切關係。可是，現在冷靜下來想一想，我幹嘛那麼傻，該屬於我的東西我還是要爭取的，何況我還有一個孩子，他也不會帶的，孩子也表示跟我的。”“當時在簽訂離婚協議的時候，為什麼要約定各自名下的財產歸各自所有呢？你不是明明知道自己名下的財產少麼？”我仍然追問。
“剛得知他外遇的事很氣憤，一天都不想和他在一起生活，也不想保持夫妻的名份。又覺得自己有能力賺錢養活自己和孩子，不想給別人以貪圖他賺的錢的話柄…”
“不管他賺的錢，還是你賺的錢，都是共同財產啊。他賺的再多，按法律也有你的一半啊。另外，他主外，你主內，孩子、父母的照料和家務的料理，不都是你做的麼！你這個觀點是錯的”，我說，“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
“我也很後悔當初簽的這個協議，可是，他這個騙子不僅騙我簽了協議，而且還到公證處去做了公證。我聽很多人說，做了公證的協議是不能反悔的，按這個協議我是很吃虧的，所以我沒辦法，王律師讓我先不要同意離婚，再想想辦法。”
“是啊”，在一旁的王律師說：“他們的離婚協議是經過公證的，我知道一般的離婚協議是不能作為法院判案的依據、只能作為法院判決的參考。可他這個是經過公證的，我擔心是不能反悔的，所以拿不准，特地來請教您”。
我還沒有表態，王珍又說：“當初調解的時候，那個夏法官也說了，說你們有協議的，讓我不要心存幻想，要客觀實際，如何如何的。聽他的意思，如果打官司，就要按這個協議判決了。賈律師您看是這樣麼？”
王律師在一旁補充說：“其實，對於這個離婚協議效力的爭議只是我們一個擔心，我們最擔心的不在這裡。”
“噢？那你們最擔心什麼？”我問。
“劉躍在M市經商已近十年，他的社會關係很廣，承攬的工程項目都是M市最大級別的，和政府官員關係十分親密”。王律師說，“前段時間他也放出話來，說別說是M市區法院，就是M市中級法院他也早就搞定了，說官司的結果，肯定我們沒有好下場。”王律師沉吟了一會，說：“我也是律師，這種囂張的口氣也見得多了。但是，M市畢竟不比上海，上海的司法環境在全國我認為是最好的。可M市還是很講關係。劉躍確實在M市如魚得水，可以說是可以呼風喚雨了，別說法院這個小小的科級單位，就連M市的領導，都是經常和劉躍保持聯繫的。去年劉躍在某沿江二百畝經濟適用房的工程，都是市長親自去剪的彩。”王律師說：“本來法律適用就有爭議，如果法院再站在劉躍那邊，我們就輸定了”。
“你們的離婚協議公證書帶了嗎，我看看。”我對王珍說。
“好的”王珍說著，從包裡掏出公證書。
我翻開公證書，看了看，離婚協議的大約意思，是說雙方都同意離婚，孩子歸女方帶，男方每個月付五千元的撫養費。雙方各自名下的財產歸各自所有，對於財產分割雙方再無爭議。M市公證處參與了雙方簽署離婚協議書的整個過程，對雙方簽字的真實性予以公證之類的話。
我們平時處理離婚案件，大多數當事人都是自己簽訂離婚協議書，最多也是找個律師所見證，而公證的離婚協議書還真是少見。另外，男方劉躍名下的財產要大大高於王珍名下的財產，如果公證的離婚協議有效，王珍能分到的財產比劉躍就少多了。看來這個案件看來還是蠻有意思的，因此，我欣然接受了王珍的聘請代理。
經過二個多星期的取證和調查，雙方的財產情況漸漸清晰。雙方名下都有房產，且都價值不菲。最重要的一點是，劉躍在M市某房地產開發公司和M市某建材公司持有的股份，其中M市建材公司還是股份公司，M市國資委還參有股權，是一個戴有一定“紅帽子”色彩的公司，實力雄厚，公司註冊資金四千萬，劉躍占12%的股權。但實際上，該公司的實際價值要遠遠高於註冊資金。M市房地產開發公司雖然是有限公司，但註冊資金也不低，有二千萬，劉躍持股25%，1/4，從財務報表上來看，公司所有者權益是負數，但這是正常的。房地產開發公司一般欠銀行貸款很多，房地產開發需要投入大量現金，很多房地產開發企業都是透支開發、透支拿地，資產是負數，並不代表資產虧損。這二塊大的“肥肉”，如果公證的離婚協議書有效，王珍將無權主張和分割。
從法律適用方面，《婚姻法》並沒有明確離婚協議書在辦離婚手續之前必然無效，最高人民法院也沒有相關明確的司法解釋。從各地判例來看，離婚協議書在雙方辦理協定離婚手續之前，普遍觀點是認為只是成立，但沒有生效，屬於“效力待定”。但有個別地方的法院，曾有參照雙方的離婚協議判案的判例，甚至在北京也有。更為不幸的是，我們找到了M市所在的G省的此類判例，這對王珍來說，是不好的消息。
但是，對於離婚協議書的效力，上海市卻有明確的規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審理婚姻家庭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對離婚協議的效力有明確的規定，上海法院的意見是，離婚協定雖然簽訂，但沒辦離婚手續，允許當事人反悔。
在初步瞭解案情後，我和M市法院夏法官取得了聯繫，告訴夏法官王珍的意見很明確，堅決不同意離婚。雖然律師知道婚姻不能靠一個人維持，但畢竟不能更改當事人的意見，希望夏法官理解。夏法官態度冷淡，嗯了一聲，就再沒有說別的話了。
我和夏法官聯繫的當天晚上，突然接到王珍的電話，王珍告訴我，夏法官剛剛給她打了電話，讓她第二天一大早到法院去，並特地叮囑，只讓王珍一個人去，不要帶律師去。王珍不知所措，打電話問我。我告訴王珍，估計法官是要做王珍的勸離工作，帶上律師怕有些話說了不方便，就提醒王珍了幾句，同意王珍自己去找法官。
第二天中午，王珍打電話給我，回饋夏法官找她談話的資訊。原來，夏法官是再次勸王珍離婚，並願意繼續做劉躍的“工作”，在原來離婚協議書的基礎上，給王珍“爭取”一些財產。並“責備”王珍聘請“上海的律師”，“提醒”王珍律師都是為了“賺錢”，不一定是真的幫她等等。
對於王珍轉述夏法官的這些“話”，我沒有不信，當然也沒有全信。因為有時候，律師最大的“敵人”不是法官，是自己的當事人。有時候當事人出於“激將法”的目的，故意“添油加醋”的可能性是有的；當然，也不排除法官對於“懂行情”律師的介入是否有一些“抵觸”心理。
又經過一個多星期的調解，最終雙方沒有達成調解協定。半個月後，王珍收到了M市法院寄來的離婚訴狀。
在劉躍的離婚訴狀中，很明確地提到了經過公證的離婚協議書，並據此，訴狀稱夫妻雙方“無共同財產分割”。
案件已進入審判階段，如何設計計策及如何應對，是擺在律師面前的最大問題。經過和同事的研究，我們建議王珍提起管轄權異議。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如果王珍沒有在M市連續居住一年以上，M市法院就不應該有管轄，此案應移送至上海王珍戶籍所在地的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管轄。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提出管轄權異議後，我讓王珍不僅附上了護照的出入境記錄，而且還到M市其居所所在的居委會進行了取證，證明王珍在此居住不滿一年。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是，我們頭天剛把居委會的證明送到法院，法院下午就到居委會核實證據，最後做了一份調查筆錄。在筆錄中，法官“責問”居委會幹部如何“確定”王珍回家沒有回家，是否居委會的幹部天天“檢查”？並告誡居委會，作偽證要負法律責任。最後居委會的同志在筆錄中承認“給王珍出證主要是聽王珍鄰居描述，我們並沒有天天核實”。法院組織對調查筆錄質證，我一看主辦法官就是夏法官，馬上提出異議。認為他在劉躍起訴之前調解過雙方的案件，不排除有“先主為主”的觀念；並且，又提出夏法官是立案庭的法官，不是審判庭的法官，如何審理應該由審判庭審理的案件？況且，最高人民法院有相關的意見，訴前調解的法官不能在案件進行正式審判階段後，再參與審理。因此，我們提出夏法官應該回避。
由於我們提出回避申請，夏法官說休庭半小時，他要請院長決定。不到二十分鐘，恢復開庭，院長認為，夏法官參與此案審理，不違反相關法律規定，因此，駁回我們的回避申請。
當然，此後的故事也是紛繁複雜，我們的管轄權異議，也被M市法院駁回。之後，我們上訴到M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上訴過程中，王珍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來自方方面面的電話，都在“勸”她放棄上訴，接受調解，不僅有親朋好友、同事故交，還有調和的政府職員、領導幹部。管轄權異議案二審的審理過程也很有戲劇性，一開始的時候，法官態度非常強硬，甚至庭審未結束就表示“你們上訴沒有道理，這個案子應該在M市審理”。在庭審中，我馬上指出主審法官“未審先斷”的違法性，並又據此提出回避申請。這一次，M市中級人民法院終於換了主審倪法官（化名）。倪法官是M市優秀法官，業務拔尖，是該省法院系統優秀法官。最後，在紛紛攘攘的壓力中，倪法官還是做了裁定，由於原告劉躍未能舉證證明王珍在M市形成住所地，因此，此案移送到上海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審理。
一波三折後，終於柳暗花明，此案得到了應該的結果。
評析：
一般說來，“調虎離山”的核心，是調動對方，調動“敵人”。但在有些案件的審理中，當事人一方最大的“敵人”，可能不僅是來自另外一方當事人。如果法院審判不公，有意偏坦，那麼，不公正審理的法官，就可能是當事人一方能否維護自己權益的關鍵。
就本案來看，劉躍在M市根基“深厚”，此案的管轄權爭議其實並不複雜，但在M市某些法官的處理過程中，卻越來越複雜。王珍在案件處理過程中，頭頂漫天的烏雲，簡直讓她喘不過氣來。幾次她都想放棄繼續訴訟，接受劉躍所謂“照顧”的條件。從法律規定上來看，M市所處的省份，離婚協議書的效力是否得到確認或重要參考，並未有明確的司法解答。而此案轉移到上海，不但能使案件到了一個相對“乾淨”的審判環境中，儘量避免外界的“干擾”，而且上海高級人民法院的司法解答對王珍非常有利。調虎離山，在本案中就是“調案離M市”，使得劉躍不僅喪失了優勢地形，而且打擊了其心理態勢，並給了王珍以司法公正的強烈信心。並且，此案的前期複雜故事對於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有借鑒，在辦案中會格外小心慎重，更能保護王珍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