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張元濟是近代出版大家， 而其本人曾中進士、入翰林， 可謂為人博雅， 學貫中西。
從清末到民國， 作為商務印書館近三十年的實際掌舵人， 張元濟在精明之外， 也有其超脫的一面。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就是“引避賢路”。
之所以會有如此想法，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1919年後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蓬勃興起。
面對如此變局， 張元濟一方面儘量跟上潮流， 但另一方面也感到精力有限， 思想有些跟不上時代， 由此萌生退志。
當時， 隨著《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等新雜誌的創刊， 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等明顯變得落伍了。
而在這時， 陳獨秀、羅家倫等新崛起的文化幹將時不時在報刊上點名批評商務的保守， 商務印書館在這幾年的業績也確實日見衰退。
如1919年， 館內積壓和滯銷的書刊即多達60萬冊。
痛定思痛之下， 張元濟認為， 之所以出現如此局面， 主要原因是當時商務的老人太多， 而且多習慣用文言文， 館內缺乏新鮮血液， 也無法迎合當時的新風氣並吸引更多的青年。
為此， 張元濟大刀闊斧的推出了“大換血”計畫， 其大力主張任用新人， 大辦新事。 據《商務印書館大事記》記載：
1920年到1922年間， 陸續進館的有陳佈雷、鄭振鐸、周予同、李石岑、王雲五、竺可楨、顧頡剛等新派人物。
而在1920年， 茅盾走進創刊已久的《小說月報》， 其起草了《改革宣言》， 要創造中國的新文藝。 之後， 《小說月報》大放異彩， 煥然重生。
在出版方面， 隨著五四新文化風潮的到來， 商務原來的老編譯人員知識結構儼然過時， 張元濟之後將王雲五任命為編譯所所長。
其後， 王對編譯所進行大改造， “許多資格最老的編輯被淘汰”， 而改由留學歸來的新式知識份子擔任各部部長。
到1925年10月， 編譯所的9個部長， 有7位是新人。 而碩果僅存的兩位舊人， 鄺富灼不久即被辭退， 杜亞泉則於1932年初離開商務。
之後， 像蔣夢麟、郭秉文、范壽康、何炳松、竺可楨、任鴻雋、周鯁生、陶孟和、朱經農、謝冠生、楊端六、周覽等一大批有留學背景的知識份子進入商務並擔當重任。
也正是張元濟這種開明開放、海納百川的胸懷和獨具慧眼的學術認知， 商務印書館也因此成為“各方知識份子彙集的中心”。
事實上， 汰舊迎新的方針不僅適用于商務老人， 就連張元濟本人也不例外。 1920年春， 張元濟在55歲宣佈辭職引退， 其在答覆同仁的信中談到:
“吾輩在公司幾二十年， 且年逾五旬， 體力均非健碩， 豈能永久任此繁劇。 亟宜預備替人， 培植新進， 以謀公司可久可大之計。
……且吾輩腦力陳舊， 不能與世界潮流相應， 若不引避賢路， 恐非獨於公司無益， 而且於公司有損。弟實不忍公司陷於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辭職，以為先去為望之計。”
在公司同仁的極力挽留下，張元濟最終辭去董事長職務，但仍擔任監理之職，算是半退。
到1926年，也就是張元濟60歲時，他堅決辭去了商務印書館監理職務，這才算是正式卸職退休了。
之後，張元濟被再次推選為董事會主席，當他對公司事務只居顧問之位元而不過問具體事務，其主要精力放在了古籍校理和出版，而這大概也是張元濟真正的學者本色吧。
而且於公司有損。弟實不忍公司陷於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辭職，以為先去為望之計。”在公司同仁的極力挽留下，張元濟最終辭去董事長職務，但仍擔任監理之職，算是半退。
到1926年，也就是張元濟60歲時，他堅決辭去了商務印書館監理職務，這才算是正式卸職退休了。
之後，張元濟被再次推選為董事會主席，當他對公司事務只居顧問之位元而不過問具體事務，其主要精力放在了古籍校理和出版，而這大概也是張元濟真正的學者本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