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次對賈氏祠堂的觀瞻， 不斷傾聽民間有關賈氏家族的傳說， 從而引起自己對賈繼英這位中國近代名人的濃厚興趣和關注。
金融鉅子 開創銀行先河
清朝末期的中國， 雖說國力漸衰、民不聊生， 但經過雖說沒有成功的改革也好， 維新也罷， 標識著發達國家先進的春風還是吹進來不少。 比如， 銀行的組建、運作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 有種說法是慈禧在西逃時看准了賈繼英的才華， 調他進京參與中國銀行的組建。 不管這種說法可靠與否， 賈繼英擔任中國銀行山西分行經理是確切而不爭的事實。
2016年， 我隨徒步旅行群遊覽五臺山駝梁自然風景區時， 在三個縣的交界也即兩個省的分水嶺、海拔為1228米的一個梁上， 看到借用這個制高點， 也是一個軍事要塞的地方， 有一個利用地形用石頭建成的山洞， 名曰“藏兵洞”。 聽當地老鄉講， 這是執政山西38年之久的閻錫山在民國年間費盡心思修建的軍事設施。
創辦實業 發展民族工業
在發展山西民族工業、乃至近代中國民族工業方面， 賈繼英算得上是積極的宣導者、開拓者、支持者。 坐落在榆次、創建百年之久的晉華紡織廠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發電廠等企業， 在選址建廠、資金籌集、調度等方面都曾得到時任金融、職業界要職的賈繼英的大力支持、積極參與。
在發展老家榆次的農業、水利事業方面，賈繼英也做出過可圈可點的貢獻。他大力贊助修建成惠及家鄉百姓、澆灌數萬畝良田的“天一渠”。在生產力落後、以農耕為主的當地、當時，“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水，顯得更為關鍵和重要。農田能否澆灌、水的問題能否解決無時不牽扯著農民的心，無時不考究著農民的父母官。對種田人來說，水的問題解決了，心也就寬慰了。時至今日，一些上了歲數的人到了當年“天一渠”水利管理委員會的所在地，依然會提到“天一渠”當年如何造福百姓、賈繼英等人如何出資修建成這一曾經兩次均未修建成的水利工程。在賈繼英的家鄉——六堡村，談起賈繼英，都會提到他在民國二十年（1931年），出鉅資修建起周長為1040丈的圍村土牆。土牆四周分東、南、西、北建有四個門，旨在防止土匪、敵人的襲擊、進攻，以保護村莊、村民的安全。如今，六堡村的土牆、門樓已不復存在，晉華紡織廠也僅僅留下作為紀念的方寸之地，只有那曾經作為“天一渠”的辦公地點的一處建築雖說破舊，但還矗立在那裡，它見證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進步，更見證著當年賈繼英等一方義士集資修建“天一渠”，造福後人的壯舉。同時，它也吸引著好多尋舊、探訪者來這裡緬懷先賢，回憶、談論修建“天一渠”時的動人往事。
“五子登科” 是非難以評說
談起賈繼英，一定會提及他為五個兒子同一天舉辦婚禮的空前盛況，也即人們常常談起而又讚不絕口的“五子登科”。
1930年，賈繼英的五個兒子，年齡分別為14歲、15歲、16歲、17歲、18歲。好多的說法是身兼數職、肩負重任的賈繼英工作繁忙，為了節儉，五個兒子的婚禮一次舉辦。對“五子登科”，我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是上面的那種說法，可以理解為出於節儉、省時、省事，分別五次辦的事情，集中起來一次辦理。說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從動機上理解也確實是積極向上。但事實上這樣運作的客觀條件具備沒有，時機成熟沒有，實際效果又如何，等等，都值得我們思考。首先從時間上講，“五子登科”發生在上世紀的1930年。作為首開山西乃至中國銀行先河的賈繼英，從他的年齡及人生經歷來看，雖說熟讀“五經、四書”，但也不可避免地接受過上世紀初的“維新變法”、接受過“新文化運動”的教育、薰陶，甚至洗禮，否則，很難解釋他那超前的思想和意識，超人的眼光和膽識，很難解釋他積極參與銀行業的建立和發展，很難解釋他大張旗鼓而又鼎力支持、資助創辦實業，堅定而勇敢地發展民族工商業，走“實業救國”之路。況且，辛亥革命也已近二十年，國門已漸漸打開，改革開放的風雖說緩慢、微弱，但畢竟吹了進來，國人漸漸知覺、醒悟。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已過知天命之年的賈繼英為自己的五個兒子同一天舉行婚禮，理由可以說出許多，但這是不是可以說是已經見過大世面、思想趨於解放、開拓的賈繼英的真實想法，還真有點兒拿捏不准。
雖然說“早生貴子、多子多福”的傳統理念在那時還比較盛行，但賈繼英心裡更清楚，十四、五歲的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是否成熟，是否可以承受生活和家庭的壓力。資料上介紹，五個孩子都在念書，最小的還在念小學。而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正是長身體、學文化、長見識的黃金時期，識大局、明事理、具有大家風範、能運籌帷幄的賈繼英讓少不更事的孩子未立業、先成家，承擔家庭的重負，就是家庭條件再優越、富有，一旦成婚，自然會承擔為人夫的責任，自然會承擔為人父的義務，至於子承父業、頂門定居、傳承家業的重任自不必說。如果真是這樣，讓包括還未成年的幾個孩子在同一天舉行婚禮，毫無疑問，會讓人產生一種牽強的認識。同時，對大名鼎鼎、江湖上很有威望的賈繼英來說，也就有些難以理解和不可思議了。
另外，賈繼英的後人，對其父輩運作的“五子登科”,對“五子登科”的婚姻品質都有著耳聞目睹的感觸。在他們的言談、書信中也曾流露過一些不同的看法，認為父輩的這一看似高明的妙著，其實是一“敗棋”，是一場鬧劇，絕不應該解釋或稱作為壯舉。同時，生活和事業中“五子”，一個個的發展也不盡如意。儘管由於所處的時代背景有所不同，或者說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現實是沒有出現“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沒有聽說有取得像父輩賈繼英那樣的輝煌成就，並成為時代的驕子。縱觀賈繼英上下五代，賈繼英所處的年代應該是賈氏家族的巔峰期。從以上粗淺甚至很不全面的分析，是否可以產生這樣的理解：賈繼英為其兒子舉辦的“五子登科”，儘管前沒有聽說有古人所為，後沒有看到來者所效仿，實屬罕見。如何理解、認識、甚至評說這“五子登科”，也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褒也好，貶也好，造勢、炒作也好，借題發揮也罷，只能留給後人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去研究。
治家格言 傳承人文精華
在民間，有一種不成文的說法：“富不過三代”。而這種說法在一定的意義上又成為好多富有人家、官宦子弟的一種魔咒、一道很難逾越的溝坎。賈繼英子女們一個個不同尋常的成長經歷以及他們所面臨的社會背景、客觀環境,特別是和國人一起面對的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大勢侵佔、瓜分，面對的是日益加劇的由土地佔有到經濟掠奪再到思想、精神的麻醉、腐蝕，進而對身體嚴重摧殘、傷害的現狀。這一個接著一個的苦果、惡果，賈繼英都看在眼裡，痛在身上，更急在心頭。他越來越感到國難當頭，如何教育子女，是當務之急，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在和六堡村好多人的聊天中，大家都會談到賈繼英的光宗耀祖，談到“五子登科”，自然也會談到五子中的六少乃至隨後的七少的所作所為。為了炫耀富有，六少與人比試著花錢，花大錢請名角唱大戲，請人吃飯、雇人看戲，“崽花爺錢不心疼”，過著紙醉金迷、揮金如土的生活。父親惠及鄉親、鄰里的好多善舉、言行讓這位紈絝的“六少”打了好多折扣。最終，這位放蕩不羈、甚至做威做福直至作惡多端的“六少”，終究沒有走出“多行不義必自斃”的下場。可以說，“六少”的頑劣不訓、無法無天斷送的不僅僅是他自己，而且以殘酷無情的現實不僅使勤政廉潔、一生節儉的父親蒙羞，更以親情的決斷驚醒了父親。對賈繼英而言，這無疑是觸目驚心而又非常痛心的教訓。對此，賈繼英有過深刻的反省和自責。當然，賈繼英為了教育他的這位“六少”，也費過不少心思，想過不少辦法。比如，為了制約“六少”的胡作非為，給他找了一位武功高強的女人做妻子，結果，事與願違，不僅制約不住，反而讓“六少”從妻子那裡學了幾手拳腳功夫，更加膽大妄為、有恃無恐。痛定思痛，賈繼英畢竟是有過大手筆經歷的人物，無論思想境界還是格局意識，都高於常人。
1935年，值賈氏祠堂在六堡建成之際，賈繼英在祠堂內的東西廊坊建立起廊壁石碑，將明朝著名思想家朱伯廬的名篇《朱伯廬治家格言》書寫、雕刻在廊碑上，這不僅為整個祠堂增添了創意，更引申了祠堂的深刻含義。廊碑上除《治家格言》外，還有賈繼英親自寫的一段寓意深邃、用心良苦的序言。《朱伯廬治家格言》中，雖說有個別詞句帶有一定的宿命論觀念或者迷信色彩，但對人們普遍的觀念、思想、行為、舉止還是具有一定的教育、指導意義。在我們建立和諧社會、實現中國偉大的復興之夢的征途中，仍然可以對人們起到一定的積極向上而又傳統、人文的規範、引領作用。仍然會對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從朱伯廬的《治家格言》到賈繼英的序言，不難看出，賈繼英在做著一種積極的努力，試圖讓富二代、富三代，或者官二代、官三代能夠牢記一種古訓或者家訓，期盼一種有效家教、一種美好家風的傳承，繼而發揚光大，更渴望子孫後代能堅守一種積極而正統的綱常。
賈繼英是一位非常注意修身律己、以身躬行、率先垂範、橫跨兩個世紀的名人。他既受過《治家格言》的教育與薰陶，更注重用治家格言要求規範自己的子孫後代。可以說，賈繼英的一生是以身躬行、率先垂範的一生，是儉樸勤奮、勇於開拓的一生。在他順耳之年，適逢賈氏祠堂建成之際，他繼承並發揚光大祖訓，同時汲取子女成長過程中觸目驚心的教訓，把《治家格言》刻在石碑並醒目地鑲嵌在廊壁，讓子孫後代時時刻刻對照檢查自己，並以這種方式實現一種治家方面的的傳承，真可謂用心良苦。雖說祠堂廊壁建成僅僅兩年，賈繼英就攜家眷到蘭州避難，但賈氏祠堂不僅僅成為賈家的治家傳承，同時以這種開放敞亮的形式。影響到周邊無數個家庭，影響到一代又一代的人。從一定的意義上理解，賈氏祠堂、祠堂廊壁也是賈繼英為家鄉人民、為社會進步、為良好的社會風氣的形成、為文明建設做出的又一個貢獻。
2017年8月，與前幾次一樣，這次又給我們耳目一新之感。半年前來的那次，祠堂門前還沒有修繕的大型照壁，已經全部用彩色的琉璃磚瓦鑲嵌而成，尤其是照壁正面中間那凸起的活靈活現的龍，似乎要呼之欲出、騰飛一般。映襯得祠堂更加莊嚴肅穆。祠堂正堂門兩邊的立柱上懸掛了一幅今年清明節祭祖時由賈氏後人新撰寫的黑底金字的楹聯。
上聯：祭祖先被恩澤修德行善守仁道
下聯：遵家訓行遺愛立志創業耀門庭
橫批：祭祖 己
楹聯表達了賈氏後人祭奠先祖、牢記祖訓的心願，也為祠堂增添了新的亮點。隨著賈氏祠堂修繕的日趨完善，人們對一代名人賈繼英的生平也越來越關切，隨著人們對賈氏祠堂的日益注視，對晉商在歷史上發揮的重要作用以至在時下的現實意義的認識，也會越來越深入。
我們誦吟《朱伯廬治家格言》也好，默念飽含賈繼英良苦用心的序言也罷，乃至我們對賈繼英人生經歷、思想脈絡、經營理念的探討、思考，在學習、借鑒、繼承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同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更好地規範我們自己的社會行為和日常生活行為，養成積極向上的良好習慣，由被動執行到自覺自願地去落實社會道德規範，使之更好地適應社會的發展，順合歷史潮流而有所作為。
王建武
在發展老家榆次的農業、水利事業方面，賈繼英也做出過可圈可點的貢獻。他大力贊助修建成惠及家鄉百姓、澆灌數萬畝良田的“天一渠”。在生產力落後、以農耕為主的當地、當時，“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水，顯得更為關鍵和重要。農田能否澆灌、水的問題能否解決無時不牽扯著農民的心，無時不考究著農民的父母官。對種田人來說，水的問題解決了，心也就寬慰了。時至今日，一些上了歲數的人到了當年“天一渠”水利管理委員會的所在地，依然會提到“天一渠”當年如何造福百姓、賈繼英等人如何出資修建成這一曾經兩次均未修建成的水利工程。在賈繼英的家鄉——六堡村，談起賈繼英，都會提到他在民國二十年（1931年），出鉅資修建起周長為1040丈的圍村土牆。土牆四周分東、南、西、北建有四個門，旨在防止土匪、敵人的襲擊、進攻，以保護村莊、村民的安全。如今，六堡村的土牆、門樓已不復存在，晉華紡織廠也僅僅留下作為紀念的方寸之地，只有那曾經作為“天一渠”的辦公地點的一處建築雖說破舊，但還矗立在那裡，它見證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進步，更見證著當年賈繼英等一方義士集資修建“天一渠”，造福後人的壯舉。同時，它也吸引著好多尋舊、探訪者來這裡緬懷先賢，回憶、談論修建“天一渠”時的動人往事。
“五子登科” 是非難以評說
談起賈繼英，一定會提及他為五個兒子同一天舉辦婚禮的空前盛況，也即人們常常談起而又讚不絕口的“五子登科”。
1930年，賈繼英的五個兒子，年齡分別為14歲、15歲、16歲、17歲、18歲。好多的說法是身兼數職、肩負重任的賈繼英工作繁忙，為了節儉，五個兒子的婚禮一次舉辦。對“五子登科”，我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是上面的那種說法，可以理解為出於節儉、省時、省事，分別五次辦的事情，集中起來一次辦理。說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從動機上理解也確實是積極向上。但事實上這樣運作的客觀條件具備沒有，時機成熟沒有，實際效果又如何，等等，都值得我們思考。首先從時間上講，“五子登科”發生在上世紀的1930年。作為首開山西乃至中國銀行先河的賈繼英，從他的年齡及人生經歷來看，雖說熟讀“五經、四書”，但也不可避免地接受過上世紀初的“維新變法”、接受過“新文化運動”的教育、薰陶，甚至洗禮，否則，很難解釋他那超前的思想和意識，超人的眼光和膽識，很難解釋他積極參與銀行業的建立和發展，很難解釋他大張旗鼓而又鼎力支持、資助創辦實業，堅定而勇敢地發展民族工商業，走“實業救國”之路。況且，辛亥革命也已近二十年，國門已漸漸打開，改革開放的風雖說緩慢、微弱，但畢竟吹了進來，國人漸漸知覺、醒悟。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已過知天命之年的賈繼英為自己的五個兒子同一天舉行婚禮，理由可以說出許多，但這是不是可以說是已經見過大世面、思想趨於解放、開拓的賈繼英的真實想法，還真有點兒拿捏不准。
雖然說“早生貴子、多子多福”的傳統理念在那時還比較盛行，但賈繼英心裡更清楚，十四、五歲的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是否成熟，是否可以承受生活和家庭的壓力。資料上介紹，五個孩子都在念書，最小的還在念小學。而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正是長身體、學文化、長見識的黃金時期，識大局、明事理、具有大家風範、能運籌帷幄的賈繼英讓少不更事的孩子未立業、先成家，承擔家庭的重負，就是家庭條件再優越、富有，一旦成婚，自然會承擔為人夫的責任，自然會承擔為人父的義務，至於子承父業、頂門定居、傳承家業的重任自不必說。如果真是這樣，讓包括還未成年的幾個孩子在同一天舉行婚禮，毫無疑問，會讓人產生一種牽強的認識。同時，對大名鼎鼎、江湖上很有威望的賈繼英來說，也就有些難以理解和不可思議了。
另外，賈繼英的後人，對其父輩運作的“五子登科”,對“五子登科”的婚姻品質都有著耳聞目睹的感觸。在他們的言談、書信中也曾流露過一些不同的看法，認為父輩的這一看似高明的妙著，其實是一“敗棋”，是一場鬧劇，絕不應該解釋或稱作為壯舉。同時，生活和事業中“五子”，一個個的發展也不盡如意。儘管由於所處的時代背景有所不同，或者說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現實是沒有出現“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沒有聽說有取得像父輩賈繼英那樣的輝煌成就，並成為時代的驕子。縱觀賈繼英上下五代，賈繼英所處的年代應該是賈氏家族的巔峰期。從以上粗淺甚至很不全面的分析，是否可以產生這樣的理解：賈繼英為其兒子舉辦的“五子登科”，儘管前沒有聽說有古人所為，後沒有看到來者所效仿，實屬罕見。如何理解、認識、甚至評說這“五子登科”，也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褒也好，貶也好，造勢、炒作也好，借題發揮也罷，只能留給後人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去研究。
治家格言 傳承人文精華
在民間，有一種不成文的說法：“富不過三代”。而這種說法在一定的意義上又成為好多富有人家、官宦子弟的一種魔咒、一道很難逾越的溝坎。賈繼英子女們一個個不同尋常的成長經歷以及他們所面臨的社會背景、客觀環境,特別是和國人一起面對的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大勢侵佔、瓜分，面對的是日益加劇的由土地佔有到經濟掠奪再到思想、精神的麻醉、腐蝕，進而對身體嚴重摧殘、傷害的現狀。這一個接著一個的苦果、惡果，賈繼英都看在眼裡，痛在身上，更急在心頭。他越來越感到國難當頭，如何教育子女，是當務之急，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在和六堡村好多人的聊天中，大家都會談到賈繼英的光宗耀祖，談到“五子登科”，自然也會談到五子中的六少乃至隨後的七少的所作所為。為了炫耀富有，六少與人比試著花錢，花大錢請名角唱大戲，請人吃飯、雇人看戲，“崽花爺錢不心疼”，過著紙醉金迷、揮金如土的生活。父親惠及鄉親、鄰里的好多善舉、言行讓這位紈絝的“六少”打了好多折扣。最終，這位放蕩不羈、甚至做威做福直至作惡多端的“六少”，終究沒有走出“多行不義必自斃”的下場。可以說，“六少”的頑劣不訓、無法無天斷送的不僅僅是他自己，而且以殘酷無情的現實不僅使勤政廉潔、一生節儉的父親蒙羞，更以親情的決斷驚醒了父親。對賈繼英而言，這無疑是觸目驚心而又非常痛心的教訓。對此，賈繼英有過深刻的反省和自責。當然，賈繼英為了教育他的這位“六少”，也費過不少心思，想過不少辦法。比如，為了制約“六少”的胡作非為，給他找了一位武功高強的女人做妻子，結果，事與願違，不僅制約不住，反而讓“六少”從妻子那裡學了幾手拳腳功夫，更加膽大妄為、有恃無恐。痛定思痛，賈繼英畢竟是有過大手筆經歷的人物，無論思想境界還是格局意識，都高於常人。
1935年，值賈氏祠堂在六堡建成之際，賈繼英在祠堂內的東西廊坊建立起廊壁石碑，將明朝著名思想家朱伯廬的名篇《朱伯廬治家格言》書寫、雕刻在廊碑上，這不僅為整個祠堂增添了創意，更引申了祠堂的深刻含義。廊碑上除《治家格言》外，還有賈繼英親自寫的一段寓意深邃、用心良苦的序言。《朱伯廬治家格言》中，雖說有個別詞句帶有一定的宿命論觀念或者迷信色彩，但對人們普遍的觀念、思想、行為、舉止還是具有一定的教育、指導意義。在我們建立和諧社會、實現中國偉大的復興之夢的征途中，仍然可以對人們起到一定的積極向上而又傳統、人文的規範、引領作用。仍然會對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從朱伯廬的《治家格言》到賈繼英的序言，不難看出，賈繼英在做著一種積極的努力，試圖讓富二代、富三代，或者官二代、官三代能夠牢記一種古訓或者家訓，期盼一種有效家教、一種美好家風的傳承，繼而發揚光大，更渴望子孫後代能堅守一種積極而正統的綱常。
賈繼英是一位非常注意修身律己、以身躬行、率先垂範、橫跨兩個世紀的名人。他既受過《治家格言》的教育與薰陶，更注重用治家格言要求規範自己的子孫後代。可以說，賈繼英的一生是以身躬行、率先垂範的一生，是儉樸勤奮、勇於開拓的一生。在他順耳之年，適逢賈氏祠堂建成之際，他繼承並發揚光大祖訓，同時汲取子女成長過程中觸目驚心的教訓，把《治家格言》刻在石碑並醒目地鑲嵌在廊壁，讓子孫後代時時刻刻對照檢查自己，並以這種方式實現一種治家方面的的傳承，真可謂用心良苦。雖說祠堂廊壁建成僅僅兩年，賈繼英就攜家眷到蘭州避難，但賈氏祠堂不僅僅成為賈家的治家傳承，同時以這種開放敞亮的形式。影響到周邊無數個家庭，影響到一代又一代的人。從一定的意義上理解，賈氏祠堂、祠堂廊壁也是賈繼英為家鄉人民、為社會進步、為良好的社會風氣的形成、為文明建設做出的又一個貢獻。
2017年8月，與前幾次一樣，這次又給我們耳目一新之感。半年前來的那次，祠堂門前還沒有修繕的大型照壁，已經全部用彩色的琉璃磚瓦鑲嵌而成，尤其是照壁正面中間那凸起的活靈活現的龍，似乎要呼之欲出、騰飛一般。映襯得祠堂更加莊嚴肅穆。祠堂正堂門兩邊的立柱上懸掛了一幅今年清明節祭祖時由賈氏後人新撰寫的黑底金字的楹聯。
上聯：祭祖先被恩澤修德行善守仁道
下聯：遵家訓行遺愛立志創業耀門庭
橫批：祭祖 己
楹聯表達了賈氏後人祭奠先祖、牢記祖訓的心願，也為祠堂增添了新的亮點。隨著賈氏祠堂修繕的日趨完善，人們對一代名人賈繼英的生平也越來越關切，隨著人們對賈氏祠堂的日益注視，對晉商在歷史上發揮的重要作用以至在時下的現實意義的認識，也會越來越深入。
我們誦吟《朱伯廬治家格言》也好，默念飽含賈繼英良苦用心的序言也罷，乃至我們對賈繼英人生經歷、思想脈絡、經營理念的探討、思考，在學習、借鑒、繼承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同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更好地規範我們自己的社會行為和日常生活行為，養成積極向上的良好習慣，由被動執行到自覺自願地去落實社會道德規範，使之更好地適應社會的發展，順合歷史潮流而有所作為。
王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