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載于《青年探索》2017年6期，
已獲轉載授權。
與往年相比， 刊發在2016年專業學術期刊上的百篇青年亞文化研究論文， 既體現出青年亞文化研究主題的持續性、穩定性， 又呈現出明顯的破繭之勢。 一些經典議題， 譬如青年亞文化與社會主流文化的複雜關係， 青年亞文化的表達和身份認同、網路持續生產的流行語彙、粉絲和反粉現象以及網路性別文化等， 被反復討論， 既表明這些問題在青年亞文化研究中重要的現實意義， 也顯示易變的、流動的青年亞文化不斷推動著已有研究在理論和觀點上的更新。
2016年度研究中引人矚目的是青年亞文化以現象級事件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 學術期刊則以專題方式給予“重磅”推出。 首當其衝的是年初出現的“帝吧出征”網路事件。 對此， 《國際新聞界》聯合中國新聞傳播思想史學會等研究機構七月份在重慶大學舉辦了“帝吧出征與網路民族主義工作坊”， 就此集體行動事件展開研討。 七篇文章隨後在該刊的微信公眾號發佈。 此後， 其中五篇文章經過修改後在該刊第11期上以“帝吧出征與網路民族主義”的專題“集束”刊發， 楊國斌教授以《英雄的民族主義粉絲》為題為這組文章寫了引言。 《新聞大學》《現代傳播》等新聞與傳播學科重要學術期刊均刊發了有關該事件的研究性文章。
本著去蕪存菁、存同求異的原則， 我們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對2016年度青年亞文化研究加以評述：政治娛樂化與娛樂化政治、網紅現象的多元化解讀、身份認同的危機與重建、媒介技術視域下的青年亞文化傳播、青年亞文化與社會整體文化的關係考察、青年亞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反思。
1
娛樂化政治與政治娛樂化
青年亞文化基因裡的娛樂性和狂歡特質早已成為研究者的共識， 但對“娛樂化”的評價卻莫衷一是。
研究者們非常一致地將“帝吧出征”視作青年人利用互聯網參與兩岸政治的一場集體主義行動。研究的興趣點首先集中在這場“網路戰爭”中青年線民所使用的“武器”——表情包。作為一種特殊的網路流行詞彙，表情包被廣泛使用於網路社交、自我表達，通常被認為是隨性的自嘲、吐槽、惡搞的大雜燴，缺乏營養價值。“帝吧出征”刷新了這種印象。陳子豐和林品（2016）認為“帝吧出征”的表情包使用是網路粉絲社群的一種政治表達，以強大的話語、人海戰術和符號狂歡表現出“注意力政治”的潛力和特徵。無獨有偶，張寧（2016）也認為，“帝吧出征”中表情包作為政治爭論的武器，使得政治抗爭充滿娛樂色彩和遊戲本性。湯景泰（2016）則認為該事件起源於一起典型的政治娛樂化事件，但“出征”過程中大量的“表情包大戰”表明圖像政治在互聯網時代的新特徵，建構起了一種政治參與娛樂化的邏輯。李逵、苖偉山（2016）也認為，“帝吧出征”的視覺圖像不再停留在簡單的“有圖有真相”階段，而成為了網路民族主義重要的“喚起機制”，民間不同主體網路民族主義建構過程中重要的競爭性話語資源，體現出視覺混搭、網路亞文化和網路迷因（Meme）的新傳播策略。
《國際新聞界》專題“帝吧出征與網路民族主義”的幾篇文章將這一事件置入青年網路文化行為與民族主義關連起來的語境中進行探討，既注意到了政治被娛樂化的傾向，但又不拘泥於此，而對以“帝吧”為代表的青少年社群“小粉紅”的成員構成特點，網路集體行為的動員方式、資訊傳播的路徑以及亞文化的話語特徵加以深入挖掘，為我們理解青少年網路集體行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考面向。郭小安（2016）借用米姆（Meme）概念，對“帝吧出征”中的文字、歌曲、表情包、圖片加以研究，認為米姆式的文化傳播體現出網路民族主義運動與體制導向的一致性，兩者是一種“共意行為”，而非衝突性行為，但又表現出網路集體動員方式的新特點——既充滿戲謔和娛樂，又交織著理性抵抗。王喆（2016）進一步認為，“帝吧出征”是介於個體化和集體化之間的線民行為，受之於國家機構和科技公司聯合打造的情感結構化框架，呈現出與以往“敵意、霸權和父權”為特性的民族主義集體行動不同的“以情感化遊戲和實踐方式”“以正向情感為主的訴求”“突顯愉悅的愛”，從而引起國家政治與互聯網日常使用，形成大規模的將政治娛樂化的網路集體行為。李紅梅（2016）對網路時代以來官方、大眾、政治和消費所代表的四類民族主義的異同進行剖析之後，指出“帝吧出征”既是青少年網路狂歡式的民族主義宣洩，也是在消費文化和全球地緣政治大背景下有關身份政治的表演，因而是中國線民對西方壓制中國的一種反應式的民族主義。王洪喆等（2016）對集體事件的參與者細察後認為，以“80後宅男”和“90後迷妹”為代表的中國網路民族主義行動者深受商業機制的影響，表現出在消費中獲取身份認同、群體動員和行動組織化的特性，這將成為未來後現代商業文化語境下政治化的新形態。楊國斌（2016）在引言中站在全球的、歷史的和當下的幾重維度對“帝吧出征”給出了中肯的評價。在他看來，這場網路集體行動，一方面是青年線民的一場轟轟烈烈的自我表演，起到的是“自我陶醉、自我感動、自我展示”的效果，是青年人網路遊戲生活的一次延伸，充滿著浪漫主義的英雄情結，具有袪魅之後重新複魅的傾向；另一方面無論“帝吧出征”的話語如何紛繁複雜，都表明共意性話語遠遠大於抗爭性話語，且表現出民族話語與主流和國家話語之間的異形同構，並清晰地指向“帝國話語”的趨勢。
2
“網紅”現象的多元化解讀
“網路紅人”並不是2016年度的新現象。按學界比較公認的看法，自20世紀90年代依託互聯網而成名的網路文學寫手起至《咬文嚼字》將“網紅”評為2015年十大流行語止，“網紅”經歷了文字和圖像兩個時代後開始全面進入視頻直播時代，無以數計的視頻“網紅”一夜走紅，日進鬥金，這也成就了2016年度對網路視頻生產、傳播、消費“網紅”現象的集中研究。
2015年十大流行詞
由網路紅人、媒介技術、商業資本、粉絲群體共同參與的網紅現象，審美與審醜同在，狂歡和抵抗並行，展演和偷窺不悖，既可以視作是平民話語的代言人，青年趣味和娛樂的表達方式，也是各種利益合謀的產物，這註定了對“網紅”評價標準的多元化和觀點之間的張力甚至分裂。張跣（2016）借助居伊•德波的景觀理論和道格拉斯•凱爾納的“媒體奇觀”理論，將視頻網紅視為互聯網的奇觀現象加以批判，認為“網紅”集中了“技術與媒體、資訊與娛樂、文化與經濟、現實與夢想”等代表這個時代的最重要的關鍵字，已經由小眾的生活方式演變成為普遍的職業類型，形成同質的網路社群，構成整合的、有序的網紅產業，乃至造成了“吸晴”和“吸金”雙重成功的“超級網紅”，構成了當下的“網紅奇觀”。很顯然，文章的理論切入角度和研究結論都表明論者的精英主義立場，以及對網紅所代表的草根文化的批判。在論者看來，“網紅”是異化的表現，網紅和其粉絲社群是烏合之眾，是最易受商業利用、引導和塑造的群體，是一種“完全被動的屈從式消費”，因而要大聲疾呼重建青年的主體性。與此截然不同，田佩靜（2016）採用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對“95後”大學生“網路紅人”進行考察後認為，網紅作為青年人“曬自身”的方式，不僅豐富了大學生們的生活狀態、充分表達了個性，幫助賺取了生活費用，甚至成就了最初的創業資本，而且還有助於自我認同、父母認同和朋友圈、親友群的認同。也有研究者將網紅的草根性與明星體制相聯繫，得出了與張跣完全不同的評價，認為“網紅”打破了傳統精英體制一統天下的局面，是“中下層青年群體意識的覺醒”，可以幫助他們完成“從傳統社會的‘被動接受者’向現代社會的‘自主建構者’轉變”，論者還不無烏托邦地想像，由“網紅”所引申出來的網紅經濟、網紅效應以及進一步演化出的青年創業、青年話語是社會青年化的表徵，具有“前瞻性、先引性、開拓性、示範性而閃耀著青年群體的智慧和光芒”（敖成兵，2016）。
從傳播學視角解讀“網紅”的文獻資料比較豐富，2016年度也有不少論文延續了這條分析路徑。敖鵬（2016）對“網紅”的傳播動力展開觀察，最終將其歸因為三個方面，即網紅主體、中間推手以及受眾客體。網紅主體通常具有強烈的自我表現欲，有自我賦權的意識和能力，最終通過自我的智慧財產權化完成網紅之路。資本則是網紅強有力的中間推手，操控網紅個人的特質打造，對網紅展開全產業鏈開發和專業化的全線傳播。網紅的粉絲受眾樂於參與其間的動力主要是資訊分享、打發無聊時間以及獲取自我認同。由於“網紅”中女性占比突出，女性網紅往往又以高顏值為特徵，相比男性網紅更能成為獨特的研究客體。過往文獻資料表明，女性網紅主要被視為粉絲群體、參與性群體、女性群體展開研究，基本結論是肯定新媒介對女性個性和潛能的解放，但又有不乏因資本過度徵用而使女性身體淪為消費品及取悅男性的擔憂。研究中，朱靈豔（2016）從“個體與社會發展”的視角對女性網紅粉絲群體的形成機制進行分析，認為女性網紅主要是通過分享個性化的私人生活以及身體敘事以凝聚粉絲，從而“在群體的共同行動中尋找秩序與規範，形成個體對失範的自救和回應，實現個體的社會化。”馬川（2016）也對“網紅”做了私人與公共的討論，認為女性網紅更多表現出“私人領域”的特徵，這既與社會對女性的約束和期待有關，也是女性個體自身的選擇結果。私人化的“網紅”複製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模式，呈現出放棄自我價值，放棄和讓渡女性話語權等情狀，不利於女性獨立和自主，反而加重了女性對男性價值、審美情趣和權力支配的依附，因而成為男權和資本的雙重玩物。
【馬中紅，蘇州大學新媒介與青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圖片來自網路）
本文作者
青少年亞文化在娛樂中表達出不同程度的抵抗特性，充盈在代際、階層、民族、性別等中的娛樂化便具有了獨特的政治意義。與娛樂化政治得到廣泛討論不同，政治娛樂化的研究成果在青年亞文化研究領域中還缺乏系統性，觀點零散而淺表，而2016年度對現象級網路事件“帝吧出征”的研究多少彌補了這一不足。研究者們非常一致地將“帝吧出征”視作青年人利用互聯網參與兩岸政治的一場集體主義行動。研究的興趣點首先集中在這場“網路戰爭”中青年線民所使用的“武器”——表情包。作為一種特殊的網路流行詞彙，表情包被廣泛使用於網路社交、自我表達，通常被認為是隨性的自嘲、吐槽、惡搞的大雜燴，缺乏營養價值。“帝吧出征”刷新了這種印象。陳子豐和林品（2016）認為“帝吧出征”的表情包使用是網路粉絲社群的一種政治表達，以強大的話語、人海戰術和符號狂歡表現出“注意力政治”的潛力和特徵。無獨有偶，張寧（2016）也認為，“帝吧出征”中表情包作為政治爭論的武器，使得政治抗爭充滿娛樂色彩和遊戲本性。湯景泰（2016）則認為該事件起源於一起典型的政治娛樂化事件，但“出征”過程中大量的“表情包大戰”表明圖像政治在互聯網時代的新特徵，建構起了一種政治參與娛樂化的邏輯。李逵、苖偉山（2016）也認為，“帝吧出征”的視覺圖像不再停留在簡單的“有圖有真相”階段，而成為了網路民族主義重要的“喚起機制”，民間不同主體網路民族主義建構過程中重要的競爭性話語資源，體現出視覺混搭、網路亞文化和網路迷因（Meme）的新傳播策略。
《國際新聞界》專題“帝吧出征與網路民族主義”的幾篇文章將這一事件置入青年網路文化行為與民族主義關連起來的語境中進行探討，既注意到了政治被娛樂化的傾向，但又不拘泥於此，而對以“帝吧”為代表的青少年社群“小粉紅”的成員構成特點，網路集體行為的動員方式、資訊傳播的路徑以及亞文化的話語特徵加以深入挖掘，為我們理解青少年網路集體行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考面向。郭小安（2016）借用米姆（Meme）概念，對“帝吧出征”中的文字、歌曲、表情包、圖片加以研究，認為米姆式的文化傳播體現出網路民族主義運動與體制導向的一致性，兩者是一種“共意行為”，而非衝突性行為，但又表現出網路集體動員方式的新特點——既充滿戲謔和娛樂，又交織著理性抵抗。王喆（2016）進一步認為，“帝吧出征”是介於個體化和集體化之間的線民行為，受之於國家機構和科技公司聯合打造的情感結構化框架，呈現出與以往“敵意、霸權和父權”為特性的民族主義集體行動不同的“以情感化遊戲和實踐方式”“以正向情感為主的訴求”“突顯愉悅的愛”，從而引起國家政治與互聯網日常使用，形成大規模的將政治娛樂化的網路集體行為。李紅梅（2016）對網路時代以來官方、大眾、政治和消費所代表的四類民族主義的異同進行剖析之後，指出“帝吧出征”既是青少年網路狂歡式的民族主義宣洩，也是在消費文化和全球地緣政治大背景下有關身份政治的表演，因而是中國線民對西方壓制中國的一種反應式的民族主義。王洪喆等（2016）對集體事件的參與者細察後認為，以“80後宅男”和“90後迷妹”為代表的中國網路民族主義行動者深受商業機制的影響，表現出在消費中獲取身份認同、群體動員和行動組織化的特性，這將成為未來後現代商業文化語境下政治化的新形態。楊國斌（2016）在引言中站在全球的、歷史的和當下的幾重維度對“帝吧出征”給出了中肯的評價。在他看來，這場網路集體行動，一方面是青年線民的一場轟轟烈烈的自我表演，起到的是“自我陶醉、自我感動、自我展示”的效果，是青年人網路遊戲生活的一次延伸，充滿著浪漫主義的英雄情結，具有袪魅之後重新複魅的傾向；另一方面無論“帝吧出征”的話語如何紛繁複雜，都表明共意性話語遠遠大於抗爭性話語，且表現出民族話語與主流和國家話語之間的異形同構，並清晰地指向“帝國話語”的趨勢。
2
“網紅”現象的多元化解讀
“網路紅人”並不是2016年度的新現象。按學界比較公認的看法，自20世紀90年代依託互聯網而成名的網路文學寫手起至《咬文嚼字》將“網紅”評為2015年十大流行語止，“網紅”經歷了文字和圖像兩個時代後開始全面進入視頻直播時代，無以數計的視頻“網紅”一夜走紅，日進鬥金，這也成就了2016年度對網路視頻生產、傳播、消費“網紅”現象的集中研究。
2015年十大流行詞
由網路紅人、媒介技術、商業資本、粉絲群體共同參與的網紅現象，審美與審醜同在，狂歡和抵抗並行，展演和偷窺不悖，既可以視作是平民話語的代言人，青年趣味和娛樂的表達方式，也是各種利益合謀的產物，這註定了對“網紅”評價標準的多元化和觀點之間的張力甚至分裂。張跣（2016）借助居伊•德波的景觀理論和道格拉斯•凱爾納的“媒體奇觀”理論，將視頻網紅視為互聯網的奇觀現象加以批判，認為“網紅”集中了“技術與媒體、資訊與娛樂、文化與經濟、現實與夢想”等代表這個時代的最重要的關鍵字，已經由小眾的生活方式演變成為普遍的職業類型，形成同質的網路社群，構成整合的、有序的網紅產業，乃至造成了“吸晴”和“吸金”雙重成功的“超級網紅”，構成了當下的“網紅奇觀”。很顯然，文章的理論切入角度和研究結論都表明論者的精英主義立場，以及對網紅所代表的草根文化的批判。在論者看來，“網紅”是異化的表現，網紅和其粉絲社群是烏合之眾，是最易受商業利用、引導和塑造的群體，是一種“完全被動的屈從式消費”，因而要大聲疾呼重建青年的主體性。與此截然不同，田佩靜（2016）採用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對“95後”大學生“網路紅人”進行考察後認為，網紅作為青年人“曬自身”的方式，不僅豐富了大學生們的生活狀態、充分表達了個性，幫助賺取了生活費用，甚至成就了最初的創業資本，而且還有助於自我認同、父母認同和朋友圈、親友群的認同。也有研究者將網紅的草根性與明星體制相聯繫，得出了與張跣完全不同的評價，認為“網紅”打破了傳統精英體制一統天下的局面，是“中下層青年群體意識的覺醒”，可以幫助他們完成“從傳統社會的‘被動接受者’向現代社會的‘自主建構者’轉變”，論者還不無烏托邦地想像，由“網紅”所引申出來的網紅經濟、網紅效應以及進一步演化出的青年創業、青年話語是社會青年化的表徵，具有“前瞻性、先引性、開拓性、示範性而閃耀著青年群體的智慧和光芒”（敖成兵，2016）。
從傳播學視角解讀“網紅”的文獻資料比較豐富，2016年度也有不少論文延續了這條分析路徑。敖鵬（2016）對“網紅”的傳播動力展開觀察，最終將其歸因為三個方面，即網紅主體、中間推手以及受眾客體。網紅主體通常具有強烈的自我表現欲，有自我賦權的意識和能力，最終通過自我的智慧財產權化完成網紅之路。資本則是網紅強有力的中間推手，操控網紅個人的特質打造，對網紅展開全產業鏈開發和專業化的全線傳播。網紅的粉絲受眾樂於參與其間的動力主要是資訊分享、打發無聊時間以及獲取自我認同。由於“網紅”中女性占比突出，女性網紅往往又以高顏值為特徵，相比男性網紅更能成為獨特的研究客體。過往文獻資料表明，女性網紅主要被視為粉絲群體、參與性群體、女性群體展開研究，基本結論是肯定新媒介對女性個性和潛能的解放，但又有不乏因資本過度徵用而使女性身體淪為消費品及取悅男性的擔憂。研究中，朱靈豔（2016）從“個體與社會發展”的視角對女性網紅粉絲群體的形成機制進行分析，認為女性網紅主要是通過分享個性化的私人生活以及身體敘事以凝聚粉絲，從而“在群體的共同行動中尋找秩序與規範，形成個體對失範的自救和回應，實現個體的社會化。”馬川（2016）也對“網紅”做了私人與公共的討論，認為女性網紅更多表現出“私人領域”的特徵，這既與社會對女性的約束和期待有關，也是女性個體自身的選擇結果。私人化的“網紅”複製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模式，呈現出放棄自我價值，放棄和讓渡女性話語權等情狀，不利於女性獨立和自主，反而加重了女性對男性價值、審美情趣和權力支配的依附，因而成為男權和資本的雙重玩物。
【馬中紅，蘇州大學新媒介與青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圖片來自網路）
本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