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載北魏道武帝在天賜六年(西元409年)寒食散藥發， 此後行事多乖常理， 屢有殘忍殺戮之舉， 由此加劇朝中政治危機， 他本人亦在同年被殺。
(天賜)六年夏， 帝不豫。 初， 帝服寒食散， 自太醫令陰羌死後， 藥數動發， 至此逾甚。 而災變屢見， 憂懣不安， 或數日不食， 或不寢達旦。 歸咎群下， 喜怒乖常， 謂百僚左右人不可信， 慮如天文之占， 或有肘腋之虞。 追思既往成敗得失， 終日竟夜獨語不止， 若旁有鬼物對揚者。 朝臣至前， 追其舊惡皆見殺害， 其餘或以顏色變動， 或以喘息不調， 或以行步乖節， 或以言辭失措， 帝皆以為懷惡在心， 變見於外， 乃手自毆擊， 死者皆陳天安殿前。 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
從傳統醫學角度觀察， 此條材料透露了道武帝的病情發展與其晚年行為表現、言語態度、謀事動機乃至天賜末年政局演變之間的微妙關聯， 值得讀史者留意。
一、道武帝選服寒食散與風病疾患
魏晉之際， 因著名清談領袖何晏服用寒食散“首獲神效”， 而令服散之風“大行於世”。 道武帝出身北族， 與魏晉玄談風尚不相干涉， 其選服寒食散當別有因。
有關道武帝服散之因， 可藉史籍中所載明元帝拓跋嗣(道武帝長子)服用寒食散與罹疾情況加以推知。 《魏書·太宗紀》載:“初， (明元)帝素服寒食散， 頻年動發， 不堪萬機”。 同書《術藝·周澹傳》載澹“為人多方術， 尤善醫藥， 為太醫令。 太宗(明元)嘗苦風頭眩， 澹治得愈。 ”按“風頭眩”， 為當時風病疾證之一，
從氣候、地域、個人體質等角度試加探析， 並參證以傳統醫理， 可以推測道武帝之服寒食散， 亦是緣於罹患風疾。 就自然氣候而言， 今人有關中國氣候史研究顯示， 道武帝生活年代的五世紀前後， 正好處於寒冷期的氣溫極值階段，
道武帝既是為治療風疾而服用寒食散， 而他何時開始服散，亦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史載道武帝“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陰羌是負責道武帝服散節度事宜的醫官，早於皇始二年(397)被殺。從這條時間線索，可知道武帝從二十餘歲即開始服散，其罹患風疾可謂時日長久。不惟如此，直至他的生命晚期，其疾患尚無平復跡象。據《宋書·五行志四》載“晉安帝義熙四年(按即北魏天賜五年，西元408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是年冬季的惡劣大風氣候，即醫家謂為“賊風邪氣”者，對人體健康有嚴重傷害，無疑也對道武帝的風疾病情造成消極影響。由此而知，道武帝以往雖曾“藥數動發”，卻在天賜六年堅持服用藥性峻烈之寒食散，正是出於療疾的考慮。至於他因何會在當年四月藥發“逾甚”，則不惟是傳統醫理問題，更涉及北魏當時之政治文化，以下試析之。
二、道武帝藥發原因與北魏政治文化
漢晉以降，醫家認為服散藥發存在天時、人事兩大要因：“夫寒食藥發多在秋冬……此其自然發理。若有違犯藥忌，亦複用發。”以時令揆之，道武帝藥發于夏四月，並不屬“自然發理”，其中頗由“違犯藥忌”所致。《魏書·靈征志上》對此有所提示：
天賜六年四月，震天安殿東序。帝惡之，令左校以沖車攻殿東西兩序屋毀之。帝竟暴崩。
道武帝對宮殿遭受雷震表現出極端厭惡與忿怒，此事件與他的藥發時間恰相吻合，值得留意。中古醫家指出，情志宣發過度是寒食散藥動的要因，如西晉皇甫謐曾論“石士十忌”，其第一即為忌怒，並謂“若犯前件忌，藥勢不行，偏有聚結”。據此推知，道武帝藥發是因精神深受雷震刺激，情志失控所致。《資治通鑒》將“雷震”與“藥發”兩事關聯，可謂卓識。道武帝對偶發之雷震如此畏忌，並有如斯暴烈之反應，其中隱曲，與北族胡人的文化與政治傳統有關。
關於北族胡人對雷震的認知理解，可藉由《魏書·高車傳》所載風俗略窺其概:“俗不清潔。（喜）〔惡〕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來歲秋，馬肥，複相率候於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群隊馳馬旋繞，百幣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豎之，以乳酪灌焉。”據此可知高車對雷震畏避異常，視之為不祥，因此更有祓凶消災之習俗。學者指出後世蒙古部落亦有畏雷風俗，與高車相似。同為北方遊牧民族的拓跋鮮卑，應與高車及後世之蒙古部落有共通之處。由是觀之，“雷震天安殿”為道武帝“惡之”，乃出於草原北族畏避厭惡雷霆的傳統文化心理。
不惟如此，雷震天安殿發生於四月，此月份在北魏早期的政治文化中意義重大，《宋書·索虜傳》載“其俗以四月祠天”；《南齊書·魏虜傳》載“(平城)城西有祠天壇……常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四月祠天是拓跋鮮卑舊俗傳統。研究指出“一年一度的祀天在拓跋舊禮中最為重要”，這種祭祀傳統在拓跋珪建國後曾一度中斷，但之後又得到恢復。《魏書·禮志一》載“天賜二年夏四月，複祀天於西郊……祭之日，帝禦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自是之後，歲一祭。”道武恢復西郊祠天之制，是部族聯盟的政治傳統與強大的鮮卑貴族勢力在北魏皇權政治持續發揮重要影響的體現。天賜六年應是按“歲一祭”通例在四月舉行祀天，由是推論，在北族文化心理上以之為不祥的雷擊事件在此月發生，威肋、和動搖了祠天祀典所隱含的政治權力秩序意義，對道武帝的精神心理所造成的震撼與打擊可以想見。
總之，道武帝晚年服散，違犯節度，藥發逾甚，其中固然出於雷震偶發天氣，但從具體歷史情境考察，此結果未嘗不是固有文化心理與當時政治局勢相互交織影響的深層次體現。
三、道武帝晚年言行所見證候病機
道武帝散發之因，己如前揭，至於此後病情發展如何，史料闕如，未易索解。惟史書留下他的若干言行細節，尚可從中探求疾病的證候病機，藉此瞭解他的病程發展。
道武帝藥動時躁妄多怒，病發後更是行事乖常，從醫理層而理解，此類舉止表現有助探知其證候病機及病程發展。揆之史籍，道武帝“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顯示他病發時患有嚴重厭食、失眠，有關症狀如《靈樞·癲狂》所稱“狂始發，少臥不饑”，是典型的狂疾病候。結合前述道武帝動散情形，並參考《外台秘要·乳石下》論“石發熱風頭痛心煩寒熱”語:“若(石發)熱風盛，心憂即頭痛，若過憂即心煩，熱盛必寒，寒盛必熱……皆由風狂邪熱之謂也”，可以推斷道武帝是因石藥積熱在內，熾盛不解，兼之精神憂懼內傷，致生狂疾。醫論既以此候為“風狂邪熱”，正好提示了該疾病與狂證、風證之間的關聯。若聯繫道武帝本來患風的線索，及藥發後出現“憂懣”“喜怒乖常”等風病常見精神乖錯病象，則不難發現，其風疾之證在服散後非但未見愈複之象，反而在藥發後呈現加劇之勢。
根據傳統醫學理論推測，道武帝上述病候當為“風狂”之屬。中古醫家解釋“風狂病候”雲：“狂病者，由風邪入並于陽所為也。風邪入血……則令血氣相並。氣並于陽，則為狂發……又肝藏魂，悲哀動中則傷魂……毛瘁色夭，死於秋”。從病機角度理解，由於風邪善走，易從陽化熱，風熱邪實，循入陽經，轉行血脈，挾邪入血，更兼道武帝情志內傷、宣發失常，導致其氣血相並逆亂，而成風狂之候。此候既成于孟夏四月，以古醫理參證，又屬心風範疇。《素問·風論》謂“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可快”。由於時行夏令，病者陽邪得火熱而漸起，得風木助而轉盛，如後世醫家解釋“風薄於心，則木火合邪，神志潰亂，故或為善怒，或為驚嚇”。肝木受陽盛實邪侵擾，鬱結不暢，甚至引起肝火妄動，上炎清竅，病者由此表現出暴躁善怒、神志狂妄等精神異常特徵。道武帝晚年情緒激烈波動之諸種情狀，及隨意殺人毀物之暴虐行為傾向，或多或少是此病候的外在病理表現。
道武帝自夏四月藥發，病候屬於陽邪亢盛之實證，以醫理揆度，其病勢遷延日久，抵禦病邪之正氣必將難以久持，正邪此消彼長，病況轉加劇重。前述醫家論風狂病候有“死於秋”之語，提示該病隨季度時令而有階段演變。由於入秋以後“天氣以急”，秋燥之氣更易擾動人體內火，對於陽亢之證，無疑是火上澆油。傳統醫家素謂物極必反、重陽必陰，亦如《素問·通評虛實論》稱“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對道武帝而言，其病程經歷從邪盛向正虛、陽證往陰證之深入變化，可謂己成定局。
史稱道武帝“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若旁有鬼物對揚者”，這既是他精神恍惚的心理狀態反映，也是其病理變化的關鍵線索。《金匾要略·中風曆節病脈證並治》所錄“防己地黃湯”具備重要參考意義，其證治雲:“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脈浮。”《千金要方》補充此方主治為“語狂錯，眼目霍霍，或言見鬼，精神昏亂”。中古醫家關於此方證治的交代，反映出當時對風疾某類症狀的病理認知。方治所反映的病證如“狂狀，“獨語不休，“或言見鬼，精神昏亂”，與道武帝“獨語不止，若旁有鬼物對揚”病狀十分相符。從組方之義，略可窺知道武帝的病機轉折：此方生地黃一味獨重為君，以收養陰涼血之效，防己、桂枝、防風為臣，以祛風散邪，並以甘草和中，主次分明而兼顧表裡，由此反映病家身體呈現真陰虧耗、血熱邪盛、風證未解之象。陳念祖指出防己地黃湯“亦風進入心之治法也”，可知此方對應病證之病機，與道武帝的心風病候亦有相通之處。如陳氏所言“中風以少陰為主，此節言風逆于少陽之征，出其方治曰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者，蓋以手少陰心火也。陽邪迸之，則風乘火勢，火借風威，其見證無非動象……無熱也……蓋以足少陰腎水也。陰邪迸之，則寒水相遭，寒冰徹骨，其見證無非靜象”。從經絡藏象理解，手少陰心經為陽邪干犯之時，足少陰腎經亦為陰邪所乘，由於腎臟主藏精納氣，故邪犯精竭，陽損及陰，致使正真虧耗，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稱“陽勝則陰病”，道武帝出現諸如獨語不止、若見鬼物等症狀，正是體內真氣嚴重虧損的虛證表現。
藉由醫論之時間提示，結合證候病機分析，筆者認為道武帝之病程出現上述重大轉變大致在當年夏秋時令交替之際，即六七月間。《魏書·天象志》三載“天賜六年六月，金、火再入太微，犯帝座，蓬、孛、客星及他不可勝紀。太史上言，且有骨肉之禍，更政立君”。“更政立君”頗折射出當時朝野間的政治輿論態度，蘊含了對道武帝病情日漸危重事實的某種認知判斷。而道武帝對自身病況無疑頗為清楚，他在晚期政治上的謀慮訣策、行事舉措，與其病程發展當有密切之關聯，以下試析之。
四、道武帝晚期病況與“子貴母死”舉措
“子貴母死”是道武帝晚年在繼承制度上的殘酷行事。天賜六年秋七月，他擬立長子拓跋嗣為儲君，遂賜死嗣之生母劉夫人。《魏書·太宗紀》載：
初，帝母劉貴人賜死，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為亂。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為長久之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之。帝還宮，哀不自比，日夜號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乃遊行逃於外。
田余慶先生敏銳指出道武帝在天賜六年七月賜死劉夫人並非臨時起意，“其間足有五年多的渲染時間”。道武帝在這一問題上迭經醞釀、歷經猶豫，過程可謂曲折，此舉驟然落實，罔顧北族重母之倫理，當有其現實隱衷。如前所揭，道武帝在入秋前後病勢轉危，他在七月斷然殺妻立嗣，是基於自身病情惡化，並預計自己可能將不久人世的權力繼承安排。
道武帝曾汲引漢武帝典故，為子貴母死之舉辯護，或有其寄意。誠然，如學者指出子貴母死並非源於漢法，是為鞏固父子繼承制度與預防外戚部族干涉皇權。不過從道武帝當時正氣虧損的身體狀況理解“遠同漢武”之語，並不完全出於刻意粉飾，史載他“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引玄伯講《漢書》”，對漢武帝晚年殺鉤弋立子的歷史故事應不陌生，儘管子貴母死的實際考慮主要由於拓跋傳統，但他在深感疾病沉屙難愈的情形下，或是從中真切體會到漢武帝的暮年處境及心態，而有遠同古人的情感流露。
不過，道武帝子貴母死之舉遭遇到挫折，由於拓跋嗣反對並出逃，皇位繼承懸而未決。道武帝在八月賜死衛王拓跋儀，或為此事後續餘波。據學者考證，衛王儀為道武同母弟，按鮮卑部落傳統，具備皇位繼承資格。拓跋儀在北魏建國過程中建有殊勳，是當時政壇重要人物，史載拓跋儀曾聯同勳貴穆崇意圖謀反，穆崇死於天賜三年(西元406年)，則謀反事應在此前。道武帝獲知此事後“秘而恕之”，此時卻一改數年的隱忍態度，誅殺拓跋儀，恐怕也是由於病況日漸危殆情形下的非常措置。就在當年冬十月，道武帝試圖賜死賀夫人，反為清河王拓跋紹所殺《魏書·清河王紹傳》載：
紹母夫人賀氏有譴，太祖幽之于宮，將殺之。會日暮，未訣。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者數人，逾宮犯禁。左右侍禦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
聯繫道武帝在事變當日的行為表現細節，可對其病情有進一步認識。在處置賀夫人時，道武帝一反平素剛斷果訣之性格，行事更見遷延遲疑，當中似有身體贏弱之因由。從古醫家“陽氣者，一日而主外……日西而陽氣己虛，氣門乃閉”來看，道武在“日暮”之時不克訣斷，或可反映其身體機能由於久病衰虛，更逢日暮，身陽不足而抵抗力愈弱，以此影響其衰弱的精神狀況，故而“未決”。值得注意的是，道武帝秋季以來的病況，本己呈陰虧之候，由於數月以來政局不穩，受到憂愁等情志消極影響，無疑加速了其陰陽邪正之失衡。史載道武帝當晚在清河王紹犯禁之時“驚起”，似乎顯示他當時正處於昏沉入睡狀態，頗有別於他疾發初期時“不寢達旦”、病變階段“竟夜獨語不止”，說明其病症歷經早期和中期階段的精神亢奮狀況以後，體內正陽之氣己耗虧殆盡，陽邪化而為陰，兼之正陰本己虧虛，而現重陰之證。如《靈樞·壽夭剛柔》所言“陰陽俱動，乍有形，乍無形，加以煩心，命曰陰勝其陽，此謂不表不裡，其形不久”，其病情進入十分危重階段。
關於道武帝處置賀夫人的動機，學者曾指出此為子貴母死訣策之延續，譴殺賀夫人正是欲立清河王拓跋紹為儲君。有關觀點雖有推測成分，然從醫理角度觀察，並非無據。道武帝久病不愈，進入冬季更發展為重陰之證。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言“陰勝則身寒汗出……腹滿死，能夏不能冬”。道武帝或許因自身正陽之氣未衰，猶能熬過當年秋季，然而入冬以後，證見陰陽俱損，病勢己難複起。受此不可抗拒因素制約，在長子出走的背景下，道武帝可能因此選擇次子拓跋紹為儲，重施子貴母死故技，最終釀成禍變。
五、餘論
有關道武帝罹疾、服散與晚年行事關係的解讀，可從以個體為中心的微觀角度，拓寬歷史觀察視野。基於以上考述，筆者試對以醫證史的取徑思路，略申淺見。己有研究指出，文史互證的方法意義，在於“史料之拓展和解讀之深入”，以傳統醫學解讀歷史，其意義亦可作如是觀。中醫文獻與理論，既為史學研究提供多種深具歷史價值的線索與資訊；同時可在人物、疾病、環境、政治之間尋找一條深入診釋途徑，從而為中古史研究增添一種傳統史學方法以外的分析工具。中國傳統醫家講求“辨證論治”，雖為醫理，但與史法仍有相通之處。中醫證治方法注重綜合考辨與有機聯繫，如《素問·疏五過論》總結雲：“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臟六腑，雌雄表裡，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有關理念使醫家之觀察觸角，廣泛涉及自然環境、政治經濟、社會風習、個人生活、思想文化、制度名物等各個層面，如能將史料中深蘊的醫理線索與醫史資訊加以提取解析，將可對歷史求得更為深切之理解。簡而言之，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是傳統醫家證治學說的重要原則，由此也為歷史問題中的時、地、人諸要素之深入分析，提供重要解讀線索。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醫家理論可為治史之幫助，但畢竟受限於當時認識水準，醫家知識亦存在諸多局限，因此不能作機械理解，而需要注意史料之相互參證，斟酌異同，考校得失，尤須將相關分析放回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作通貫理解，如何活用這一分析工具，尚有巨大的探索空間。
而他何時開始服散，亦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史載道武帝“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陰羌是負責道武帝服散節度事宜的醫官，早於皇始二年(397)被殺。從這條時間線索，可知道武帝從二十餘歲即開始服散，其罹患風疾可謂時日長久。不惟如此，直至他的生命晚期，其疾患尚無平復跡象。據《宋書·五行志四》載“晉安帝義熙四年(按即北魏天賜五年，西元408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是年冬季的惡劣大風氣候，即醫家謂為“賊風邪氣”者，對人體健康有嚴重傷害，無疑也對道武帝的風疾病情造成消極影響。由此而知，道武帝以往雖曾“藥數動發”，卻在天賜六年堅持服用藥性峻烈之寒食散，正是出於療疾的考慮。至於他因何會在當年四月藥發“逾甚”，則不惟是傳統醫理問題，更涉及北魏當時之政治文化，以下試析之。二、道武帝藥發原因與北魏政治文化
漢晉以降，醫家認為服散藥發存在天時、人事兩大要因：“夫寒食藥發多在秋冬……此其自然發理。若有違犯藥忌，亦複用發。”以時令揆之，道武帝藥發于夏四月，並不屬“自然發理”，其中頗由“違犯藥忌”所致。《魏書·靈征志上》對此有所提示：
天賜六年四月，震天安殿東序。帝惡之，令左校以沖車攻殿東西兩序屋毀之。帝竟暴崩。
道武帝對宮殿遭受雷震表現出極端厭惡與忿怒，此事件與他的藥發時間恰相吻合，值得留意。中古醫家指出，情志宣發過度是寒食散藥動的要因，如西晉皇甫謐曾論“石士十忌”，其第一即為忌怒，並謂“若犯前件忌，藥勢不行，偏有聚結”。據此推知，道武帝藥發是因精神深受雷震刺激，情志失控所致。《資治通鑒》將“雷震”與“藥發”兩事關聯，可謂卓識。道武帝對偶發之雷震如此畏忌，並有如斯暴烈之反應，其中隱曲，與北族胡人的文化與政治傳統有關。
關於北族胡人對雷震的認知理解，可藉由《魏書·高車傳》所載風俗略窺其概:“俗不清潔。（喜）〔惡〕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來歲秋，馬肥，複相率候於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群隊馳馬旋繞，百幣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豎之，以乳酪灌焉。”據此可知高車對雷震畏避異常，視之為不祥，因此更有祓凶消災之習俗。學者指出後世蒙古部落亦有畏雷風俗，與高車相似。同為北方遊牧民族的拓跋鮮卑，應與高車及後世之蒙古部落有共通之處。由是觀之，“雷震天安殿”為道武帝“惡之”，乃出於草原北族畏避厭惡雷霆的傳統文化心理。
不惟如此，雷震天安殿發生於四月，此月份在北魏早期的政治文化中意義重大，《宋書·索虜傳》載“其俗以四月祠天”；《南齊書·魏虜傳》載“(平城)城西有祠天壇……常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四月祠天是拓跋鮮卑舊俗傳統。研究指出“一年一度的祀天在拓跋舊禮中最為重要”，這種祭祀傳統在拓跋珪建國後曾一度中斷，但之後又得到恢復。《魏書·禮志一》載“天賜二年夏四月，複祀天於西郊……祭之日，帝禦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自是之後，歲一祭。”道武恢復西郊祠天之制，是部族聯盟的政治傳統與強大的鮮卑貴族勢力在北魏皇權政治持續發揮重要影響的體現。天賜六年應是按“歲一祭”通例在四月舉行祀天，由是推論，在北族文化心理上以之為不祥的雷擊事件在此月發生，威肋、和動搖了祠天祀典所隱含的政治權力秩序意義，對道武帝的精神心理所造成的震撼與打擊可以想見。
總之，道武帝晚年服散，違犯節度，藥發逾甚，其中固然出於雷震偶發天氣，但從具體歷史情境考察，此結果未嘗不是固有文化心理與當時政治局勢相互交織影響的深層次體現。
三、道武帝晚年言行所見證候病機
道武帝散發之因，己如前揭，至於此後病情發展如何，史料闕如，未易索解。惟史書留下他的若干言行細節，尚可從中探求疾病的證候病機，藉此瞭解他的病程發展。
道武帝藥動時躁妄多怒，病發後更是行事乖常，從醫理層而理解，此類舉止表現有助探知其證候病機及病程發展。揆之史籍，道武帝“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顯示他病發時患有嚴重厭食、失眠，有關症狀如《靈樞·癲狂》所稱“狂始發，少臥不饑”，是典型的狂疾病候。結合前述道武帝動散情形，並參考《外台秘要·乳石下》論“石發熱風頭痛心煩寒熱”語:“若(石發)熱風盛，心憂即頭痛，若過憂即心煩，熱盛必寒，寒盛必熱……皆由風狂邪熱之謂也”，可以推斷道武帝是因石藥積熱在內，熾盛不解，兼之精神憂懼內傷，致生狂疾。醫論既以此候為“風狂邪熱”，正好提示了該疾病與狂證、風證之間的關聯。若聯繫道武帝本來患風的線索，及藥發後出現“憂懣”“喜怒乖常”等風病常見精神乖錯病象，則不難發現，其風疾之證在服散後非但未見愈複之象，反而在藥發後呈現加劇之勢。
根據傳統醫學理論推測，道武帝上述病候當為“風狂”之屬。中古醫家解釋“風狂病候”雲：“狂病者，由風邪入並于陽所為也。風邪入血……則令血氣相並。氣並于陽，則為狂發……又肝藏魂，悲哀動中則傷魂……毛瘁色夭，死於秋”。從病機角度理解，由於風邪善走，易從陽化熱，風熱邪實，循入陽經，轉行血脈，挾邪入血，更兼道武帝情志內傷、宣發失常，導致其氣血相並逆亂，而成風狂之候。此候既成于孟夏四月，以古醫理參證，又屬心風範疇。《素問·風論》謂“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可快”。由於時行夏令，病者陽邪得火熱而漸起，得風木助而轉盛，如後世醫家解釋“風薄於心，則木火合邪，神志潰亂，故或為善怒，或為驚嚇”。肝木受陽盛實邪侵擾，鬱結不暢，甚至引起肝火妄動，上炎清竅，病者由此表現出暴躁善怒、神志狂妄等精神異常特徵。道武帝晚年情緒激烈波動之諸種情狀，及隨意殺人毀物之暴虐行為傾向，或多或少是此病候的外在病理表現。
道武帝自夏四月藥發，病候屬於陽邪亢盛之實證，以醫理揆度，其病勢遷延日久，抵禦病邪之正氣必將難以久持，正邪此消彼長，病況轉加劇重。前述醫家論風狂病候有“死於秋”之語，提示該病隨季度時令而有階段演變。由於入秋以後“天氣以急”，秋燥之氣更易擾動人體內火，對於陽亢之證，無疑是火上澆油。傳統醫家素謂物極必反、重陽必陰，亦如《素問·通評虛實論》稱“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對道武帝而言，其病程經歷從邪盛向正虛、陽證往陰證之深入變化，可謂己成定局。
史稱道武帝“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若旁有鬼物對揚者”，這既是他精神恍惚的心理狀態反映，也是其病理變化的關鍵線索。《金匾要略·中風曆節病脈證並治》所錄“防己地黃湯”具備重要參考意義，其證治雲:“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脈浮。”《千金要方》補充此方主治為“語狂錯，眼目霍霍，或言見鬼，精神昏亂”。中古醫家關於此方證治的交代，反映出當時對風疾某類症狀的病理認知。方治所反映的病證如“狂狀，“獨語不休，“或言見鬼，精神昏亂”，與道武帝“獨語不止，若旁有鬼物對揚”病狀十分相符。從組方之義，略可窺知道武帝的病機轉折：此方生地黃一味獨重為君，以收養陰涼血之效，防己、桂枝、防風為臣，以祛風散邪，並以甘草和中，主次分明而兼顧表裡，由此反映病家身體呈現真陰虧耗、血熱邪盛、風證未解之象。陳念祖指出防己地黃湯“亦風進入心之治法也”，可知此方對應病證之病機，與道武帝的心風病候亦有相通之處。如陳氏所言“中風以少陰為主，此節言風逆于少陽之征，出其方治曰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者，蓋以手少陰心火也。陽邪迸之，則風乘火勢，火借風威，其見證無非動象……無熱也……蓋以足少陰腎水也。陰邪迸之，則寒水相遭，寒冰徹骨，其見證無非靜象”。從經絡藏象理解，手少陰心經為陽邪干犯之時，足少陰腎經亦為陰邪所乘，由於腎臟主藏精納氣，故邪犯精竭，陽損及陰，致使正真虧耗，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稱“陽勝則陰病”，道武帝出現諸如獨語不止、若見鬼物等症狀，正是體內真氣嚴重虧損的虛證表現。
藉由醫論之時間提示，結合證候病機分析，筆者認為道武帝之病程出現上述重大轉變大致在當年夏秋時令交替之際，即六七月間。《魏書·天象志》三載“天賜六年六月，金、火再入太微，犯帝座，蓬、孛、客星及他不可勝紀。太史上言，且有骨肉之禍，更政立君”。“更政立君”頗折射出當時朝野間的政治輿論態度，蘊含了對道武帝病情日漸危重事實的某種認知判斷。而道武帝對自身病況無疑頗為清楚，他在晚期政治上的謀慮訣策、行事舉措，與其病程發展當有密切之關聯，以下試析之。
四、道武帝晚期病況與“子貴母死”舉措
“子貴母死”是道武帝晚年在繼承制度上的殘酷行事。天賜六年秋七月，他擬立長子拓跋嗣為儲君，遂賜死嗣之生母劉夫人。《魏書·太宗紀》載：
初，帝母劉貴人賜死，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為亂。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為長久之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之。帝還宮，哀不自比，日夜號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乃遊行逃於外。
田余慶先生敏銳指出道武帝在天賜六年七月賜死劉夫人並非臨時起意，“其間足有五年多的渲染時間”。道武帝在這一問題上迭經醞釀、歷經猶豫，過程可謂曲折，此舉驟然落實，罔顧北族重母之倫理，當有其現實隱衷。如前所揭，道武帝在入秋前後病勢轉危，他在七月斷然殺妻立嗣，是基於自身病情惡化，並預計自己可能將不久人世的權力繼承安排。
道武帝曾汲引漢武帝典故，為子貴母死之舉辯護，或有其寄意。誠然，如學者指出子貴母死並非源於漢法，是為鞏固父子繼承制度與預防外戚部族干涉皇權。不過從道武帝當時正氣虧損的身體狀況理解“遠同漢武”之語，並不完全出於刻意粉飾，史載他“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引玄伯講《漢書》”，對漢武帝晚年殺鉤弋立子的歷史故事應不陌生，儘管子貴母死的實際考慮主要由於拓跋傳統，但他在深感疾病沉屙難愈的情形下，或是從中真切體會到漢武帝的暮年處境及心態，而有遠同古人的情感流露。
不過，道武帝子貴母死之舉遭遇到挫折，由於拓跋嗣反對並出逃，皇位繼承懸而未決。道武帝在八月賜死衛王拓跋儀，或為此事後續餘波。據學者考證，衛王儀為道武同母弟，按鮮卑部落傳統，具備皇位繼承資格。拓跋儀在北魏建國過程中建有殊勳，是當時政壇重要人物，史載拓跋儀曾聯同勳貴穆崇意圖謀反，穆崇死於天賜三年(西元406年)，則謀反事應在此前。道武帝獲知此事後“秘而恕之”，此時卻一改數年的隱忍態度，誅殺拓跋儀，恐怕也是由於病況日漸危殆情形下的非常措置。就在當年冬十月，道武帝試圖賜死賀夫人，反為清河王拓跋紹所殺《魏書·清河王紹傳》載：
紹母夫人賀氏有譴，太祖幽之于宮，將殺之。會日暮，未訣。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者數人，逾宮犯禁。左右侍禦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
聯繫道武帝在事變當日的行為表現細節，可對其病情有進一步認識。在處置賀夫人時，道武帝一反平素剛斷果訣之性格，行事更見遷延遲疑，當中似有身體贏弱之因由。從古醫家“陽氣者，一日而主外……日西而陽氣己虛，氣門乃閉”來看，道武在“日暮”之時不克訣斷，或可反映其身體機能由於久病衰虛，更逢日暮，身陽不足而抵抗力愈弱，以此影響其衰弱的精神狀況，故而“未決”。值得注意的是，道武帝秋季以來的病況，本己呈陰虧之候，由於數月以來政局不穩，受到憂愁等情志消極影響，無疑加速了其陰陽邪正之失衡。史載道武帝當晚在清河王紹犯禁之時“驚起”，似乎顯示他當時正處於昏沉入睡狀態，頗有別於他疾發初期時“不寢達旦”、病變階段“竟夜獨語不止”，說明其病症歷經早期和中期階段的精神亢奮狀況以後，體內正陽之氣己耗虧殆盡，陽邪化而為陰，兼之正陰本己虧虛，而現重陰之證。如《靈樞·壽夭剛柔》所言“陰陽俱動，乍有形，乍無形，加以煩心，命曰陰勝其陽，此謂不表不裡，其形不久”，其病情進入十分危重階段。
關於道武帝處置賀夫人的動機，學者曾指出此為子貴母死訣策之延續，譴殺賀夫人正是欲立清河王拓跋紹為儲君。有關觀點雖有推測成分，然從醫理角度觀察，並非無據。道武帝久病不愈，進入冬季更發展為重陰之證。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言“陰勝則身寒汗出……腹滿死，能夏不能冬”。道武帝或許因自身正陽之氣未衰，猶能熬過當年秋季，然而入冬以後，證見陰陽俱損，病勢己難複起。受此不可抗拒因素制約，在長子出走的背景下，道武帝可能因此選擇次子拓跋紹為儲，重施子貴母死故技，最終釀成禍變。
五、餘論
有關道武帝罹疾、服散與晚年行事關係的解讀，可從以個體為中心的微觀角度，拓寬歷史觀察視野。基於以上考述，筆者試對以醫證史的取徑思路，略申淺見。己有研究指出，文史互證的方法意義，在於“史料之拓展和解讀之深入”，以傳統醫學解讀歷史，其意義亦可作如是觀。中醫文獻與理論，既為史學研究提供多種深具歷史價值的線索與資訊；同時可在人物、疾病、環境、政治之間尋找一條深入診釋途徑，從而為中古史研究增添一種傳統史學方法以外的分析工具。中國傳統醫家講求“辨證論治”，雖為醫理，但與史法仍有相通之處。中醫證治方法注重綜合考辨與有機聯繫，如《素問·疏五過論》總結雲：“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臟六腑，雌雄表裡，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有關理念使醫家之觀察觸角，廣泛涉及自然環境、政治經濟、社會風習、個人生活、思想文化、制度名物等各個層面，如能將史料中深蘊的醫理線索與醫史資訊加以提取解析，將可對歷史求得更為深切之理解。簡而言之，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是傳統醫家證治學說的重要原則，由此也為歷史問題中的時、地、人諸要素之深入分析，提供重要解讀線索。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醫家理論可為治史之幫助，但畢竟受限於當時認識水準，醫家知識亦存在諸多局限，因此不能作機械理解，而需要注意史料之相互參證，斟酌異同，考校得失，尤須將相關分析放回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作通貫理解，如何活用這一分析工具，尚有巨大的探索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