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你熟讀歷史,也很可能不會說古代的“普通話”。 它曾有雅言、官話、國語等稱呼， 是促進國家統一的公器。 而以什麼方言作為普通話的基礎,背後則有各股勢力的博弈。 普通話的誕生， 伴隨的是權力更替的精彩歷史。
西元前560年， 楚共王去世， 吳國乘楚喪之際侵楚， 卻大敗而歸， 急急去尋找中原霸主——晉國救助。 第二年， 晉國召集諸侯商討伐楚， 諸侯商議的結論是拒絕為吳出兵。 實際上， 晉國這時早已外強中乾， 攻楚沒有必勝把握。 但晉國覺得這樣很沒面子， 於是找到一個替罪羊， 為自己開脫。 這個倒楣的傢伙就是姜戎的首領駒支。
晉國大臣范宣子在殿上責難駒支,說諸侯對晉國離心離德， 主要是因為戎人言語挑撥的緣故， 並威脅駒支， 不准他參加第二天一早的盟會。 駒支不卑不亢， 不僅當庭答辯， 還朗誦了《詩經》中的一首《青繩》作結。 范宣子只好服輸，
駒支的辯才， 暫且不議,這裡要強調的是另一個問題——語言。 這位被中原人稱為“戎”的少數民族首領， 不僅能當庭對答如流， 還能嫺熟並恰當地引用《詩經》。 在整個過程中， 沒有任何翻譯官的身影。 這就說明， 姜戎首領、晉國大臣乃至在場的眾多諸侯， 都在使用大體相同的語言交流。 它可能類似於我們今天的“普通話”。
這樣的情形並不罕見。 據記載， 春秋242年間的朝聘盟會等外事活動， 達450次之多， 而且在所有這些場合中， 從未有翻譯人員出現。 孔子周遊列國， 晉國公子重耳流亡四方， 各種辨士到各國遊說， 也都交流無礙。 試想， 假如沒有一門共通的語言， 這樣的情形多麼不可思議！
不過， 關於這門上古時代的通用語， 史籍中並未正面談論，
“雅”和“夏”在上古是相通的， 因此， 語言學家多推斷雅言就是夏言。 夏太康以後， 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帶， 殷商也在這一帶建都， 因此， 當時的雅言應是以河洛話為基礎。 而當東周把都城遷往洛邑後， 雅言也繼續向洛陽音傾斜。
洛陽， 不僅是中國上古的政治中心、王畿之地， 也成為雅言最重要的關鍵字。 只是當時的洛陽話， 卻肯定不是現代的河南話。
今天一些習以為常的發音， 古人是發不出來的， 比如輕唇音。 輕唇音大致相當於今日中文拼音中f的讀音；而重唇音大致相當於中文拼音中的b、p、m。 輕重唇分野要遲至唐代以後， 因此， 秦始皇修建的阿房宮， 應念作“e pang gong”， “房”在這裡念作“旁”。
今日中國人脫口而出的翹舌音，
這種演變,在我們今日的普通話讀音中， 仍保留著若干蛛絲馬跡。 比如“單”字有多個讀音：dan、shan、chan。 dan可能是上古音的遺存， 而shan、chan則是唐以後才出現的舌上音。
關於先秦人如何學習雅言， 《周禮·秋官·大行人》有一句很關鍵的話：“七歲， 屬象胥， 諭言語， 協辭命；九歲， 屬瞽（音gǔ讀古）史， 諭書名， 聽聲音。 ”行人， 就是周王朝掌管諸侯朝會和出使邦國傳達王命的官員。 他們是先秦“普通話”培訓的組織者。每隔固定的時間，行人就會召集諸侯國的翻譯官、樂官和史官到王都的宮廷裡，教他們分別學習語言、辭令、文字和音樂。
從中可看出，這種嚴格的“普通話”培訓，是針對特定物件的。先秦典籍《荀子·榮辱》中說：“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可見，雅言是君子這樣有身份之人使用的。“雅言”之“雅”，與“俗”相對，本身就帶有了一種階層性。
西元4世紀，東晉王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裡，人們都在學習一門來自中原的優雅語言，而被學習的標杆是大名士謝安。謝安有一絕活，叫做“洛下書生詠”——能用洛陽書生腔念書吟詩。因為從小患有鼻炎，謝安發音的時候鼻音重濁，可能有點類似於今日中文拼音中ong的發音。整個建安城的人覺得謝安說得太好聽了，於是都捏著鼻子學他說話。
謝安的“洛生詠”，其實是衣冠士族南渡後帶來的語言。
西晉永嘉年間，北方少數民族內遷，對中原王朝造成致命衝擊，衣冠士族紛紛南渡避難。南遷的士族在僑郡之地，依然說著洛陽雅音，成為南方朝廷的標準音。只是年深日久，漸漸染上了吳越之俗，洛下音也產生了一些變化。
南朝齊梁時代，士人階層裡逐漸形成一套較為統一的雅音系統，據專家推斷，便可能是以洛陽皇室舊音為基礎，浸染金陵的某些語音而形成的，被稱作“金陵雅音”。
南遷士族仍以中原正統繼承者自居，他們認為北音已“漸雜夷虜”，反而是南音更多的保留著洛陽雅音的特色。
而被南遷士族詬病的北音,其實也發生著急劇變化。西元490年，23歲的北魏孝文帝開始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遷都洛陽，禁止胡服，改易漢俗，還強行規定學習傳統的伊洛正音。為此，孝文帝下了一道嚴旨，規定30歲以下的，一律改習漢語和中原正音,否則全部重罰，朝官“降爵黜官”。也就是說，不學習伊洛正音，連官爵都保不住。可見，這位少數民族皇帝以中原人自居。而中原的傳統正音—伊洛之音，成為了彰顯正統性的重要手段。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南北分裂數百年，然而，奇妙的是，南北雙方的標準語並沒有產生太大的鴻溝。因為他們都在朝著傳統的洛陽讀書音靠近。直到唐宋時期，洛陽讀書音仍擁有極高的地位。
1728年9月9日，隨著一道奇特上諭的頒佈，福建和廣東兩省的士子陷入恐慌之中。因為當朝天子對他們提出嚴重警告，原因是他們說不好官話。
官話是明清時期對標準音的流行稱呼。雍正在接見大小臣工陳奏履歷之時，驚訝地發現，福建、廣東兩省的官員不懂官話，只會說方言。於是,皇帝打算在閩粵推廣大家都能聽得懂的官話。
為保障諭旨的執行，朝廷規定了嚴厲的懲罰措施。即學習官話以八年為限，否則將停止閩粵兩省的科舉考試。對於官僚政治下的讀書人來說，沒有什麼比停止科考更讓人絕望，因為這等於是堵死了他們向上流通的唯一通道。“官話”，切切實實地與做官聯繫在了一起。
就在推廣官話諭旨頒出的同一年，雍正低調地頒發了另一道諭旨，規定鴻臚寺朝會上唱贊的序班官員，只錄用“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四省生員”。儘管雍正並未明說究竟要推行哪一種官話，然而他用實際行動揭示了自己的偏好——以北京官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
宋元以來，中國通行官話發展為南北兩支。南方官話以當時的南京為基準，北方官話則主要流行於華北地區。當時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區，經濟與文化冠絕全國，這也讓南方官話大受歡迎。從明朝到清中葉，中國通行的官話，是一種以讀書人口中的南京音為根基的語言。
儘管元明清三代相繼定都北京,然而政治中心的轉移，並沒有讓北方官話迅速獲得優勢。不過，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話的流行度仍越來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話推廣運動，對北京官話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諭旨頒佈後的一兩年之內，北京官話的地位和普及率被大大推進了。
到了晚清時期，融合了南北兩系官話的北京話流行度越來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話漸漸具有了通用語的風範。
他們是先秦“普通話”培訓的組織者。每隔固定的時間，行人就會召集諸侯國的翻譯官、樂官和史官到王都的宮廷裡，教他們分別學習語言、辭令、文字和音樂。從中可看出，這種嚴格的“普通話”培訓，是針對特定物件的。先秦典籍《荀子·榮辱》中說：“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可見，雅言是君子這樣有身份之人使用的。“雅言”之“雅”，與“俗”相對，本身就帶有了一種階層性。
西元4世紀，東晉王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裡，人們都在學習一門來自中原的優雅語言，而被學習的標杆是大名士謝安。謝安有一絕活，叫做“洛下書生詠”——能用洛陽書生腔念書吟詩。因為從小患有鼻炎，謝安發音的時候鼻音重濁，可能有點類似於今日中文拼音中ong的發音。整個建安城的人覺得謝安說得太好聽了，於是都捏著鼻子學他說話。
謝安的“洛生詠”，其實是衣冠士族南渡後帶來的語言。
西晉永嘉年間，北方少數民族內遷，對中原王朝造成致命衝擊，衣冠士族紛紛南渡避難。南遷的士族在僑郡之地，依然說著洛陽雅音，成為南方朝廷的標準音。只是年深日久，漸漸染上了吳越之俗，洛下音也產生了一些變化。
南朝齊梁時代，士人階層裡逐漸形成一套較為統一的雅音系統，據專家推斷，便可能是以洛陽皇室舊音為基礎，浸染金陵的某些語音而形成的，被稱作“金陵雅音”。
南遷士族仍以中原正統繼承者自居，他們認為北音已“漸雜夷虜”，反而是南音更多的保留著洛陽雅音的特色。
而被南遷士族詬病的北音,其實也發生著急劇變化。西元490年，23歲的北魏孝文帝開始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遷都洛陽，禁止胡服，改易漢俗，還強行規定學習傳統的伊洛正音。為此，孝文帝下了一道嚴旨，規定30歲以下的，一律改習漢語和中原正音,否則全部重罰，朝官“降爵黜官”。也就是說，不學習伊洛正音，連官爵都保不住。可見，這位少數民族皇帝以中原人自居。而中原的傳統正音—伊洛之音，成為了彰顯正統性的重要手段。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南北分裂數百年，然而，奇妙的是，南北雙方的標準語並沒有產生太大的鴻溝。因為他們都在朝著傳統的洛陽讀書音靠近。直到唐宋時期，洛陽讀書音仍擁有極高的地位。
1728年9月9日，隨著一道奇特上諭的頒佈，福建和廣東兩省的士子陷入恐慌之中。因為當朝天子對他們提出嚴重警告，原因是他們說不好官話。
官話是明清時期對標準音的流行稱呼。雍正在接見大小臣工陳奏履歷之時，驚訝地發現，福建、廣東兩省的官員不懂官話，只會說方言。於是,皇帝打算在閩粵推廣大家都能聽得懂的官話。
為保障諭旨的執行，朝廷規定了嚴厲的懲罰措施。即學習官話以八年為限，否則將停止閩粵兩省的科舉考試。對於官僚政治下的讀書人來說，沒有什麼比停止科考更讓人絕望，因為這等於是堵死了他們向上流通的唯一通道。“官話”，切切實實地與做官聯繫在了一起。
就在推廣官話諭旨頒出的同一年，雍正低調地頒發了另一道諭旨，規定鴻臚寺朝會上唱贊的序班官員，只錄用“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四省生員”。儘管雍正並未明說究竟要推行哪一種官話，然而他用實際行動揭示了自己的偏好——以北京官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
宋元以來，中國通行官話發展為南北兩支。南方官話以當時的南京為基準，北方官話則主要流行於華北地區。當時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區，經濟與文化冠絕全國，這也讓南方官話大受歡迎。從明朝到清中葉，中國通行的官話，是一種以讀書人口中的南京音為根基的語言。
儘管元明清三代相繼定都北京,然而政治中心的轉移，並沒有讓北方官話迅速獲得優勢。不過，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話的流行度仍越來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話推廣運動，對北京官話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諭旨頒佈後的一兩年之內，北京官話的地位和普及率被大大推進了。
到了晚清時期，融合了南北兩系官話的北京話流行度越來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話漸漸具有了通用語的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