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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政治:只許帝王有党,不容臣子有朋

帝王最討厭的物品清單中,有一樣是絕少不了的, 那就是朋黨。 打漢朝那會兒, 皇帝就咬牙切齒跟朋黨作對。 歷朝歷代的皇帝都知道要打擊朋黨,與此同時, 他們自己則大樹特樹“皇朋黨”。

黨,在古代政治術語中, 主要是指朋黨, 而不是如今的政黨。 至少在商周時期, 党已經成為地域或血緣關係形成的集體或團體的代稱。 當時500家為一黨, 是類似後來的村那樣的基層單位。 由於先民聚族而居, 所以父兄宗族又稱鄉黨。 那時的人們出生即入黨, 不能自願加入, 也不能自願退出, 無需介紹人, 也不用交費, 但是卻有義務和權利的束縛。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因為利害相通, 所以同黨之內有相互庇徇的義務和習慣, 近似於互相包庇。

遠古的知識份子宣傳“無偏無党,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 這只是理想主義。 現實的社會始終是有偏有黨, 而且愈演愈烈。 隨著社會發展,

人際交往逐漸擴大範圍、增加頻度, 在地域、血緣形成的黨之外, 人們又有新的分化組合, 其中同一師門的同學稱為“朋”, 志同道合者稱為“友”。 正如同黨相庇一樣, 同一門派的朋也講究互相庇護, 稱為朋比。

朋和黨兩個概念各自獨立的時候,並不大含貶意。 可是, 朋與黨合二為一成為朋黨之後, 卻自出現之初就完全是貶意—不論什麼人, 一旦被戴上朋黨的帽子, 就成為君王側目的宗派主義分子, 很有殺頭的危險。

孔子主張“君子矜而不爭, 群而不黨”。 這種不黨主義雖然與實際的政治鬥爭情況大相徑庭, 卻一直是封建社會的正統政治理論。 理論上的“不黨”和事實上的“不能不党”, 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官員們在替皇家辦事的過程中,

為壓制甚至打擊政敵, 獲取個人利益或集團利益的最大化, 難免要常常利用同門、同鄉、同年等多種關係, 結成各種利益集團, 各類“朋黨”也就因此產生了。 當各種利益攪和得如一團亂麻時, 朋黨之爭也就日趨激烈, 而朝政也日漸脫離正軌, 走上邪途。

儘管最高統治者也可能採取嚴厲措施以剷除朋黨, 但朝政不僅難以因打擊朋黨而得到扭轉, 反而因按倒葫蘆起來瓢的效應而益發腐爛下去。 而且, 一個王朝的壽命越長, 朋黨問題就越是盤根錯節, 就越可能在這種擾攘不息的政爭中走向盡頭。 回顧歷史, 漢、唐、宋、明, 概莫能外。

政治鬥爭必然形成派別, 同一派別結成團體或團夥, 當然可以比較容易地制勝一盤散沙的政敵, 有利於推行自己的政策和策略, 所以,不但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而且黨也是政策和策略的生命。 但是, 這種派別政治容易導致政客團體的勢力膨脹, 從而威脅到君主的權力和地位, 所以歷來受到君主的反對。

君主一方面操縱和利用不同派別,

一方面卻要抑制政治派別, 不使它過分發達, 所以, 朋黨理論或者說是不黨主義, 就成為君王隨時可以扼殺政治派別的殺手鐧。 但不論君王如何厭惡, 政客還是需要拉幫結派, 所以, 朋黨在中國時撲時起, 歷久不衰, 從來沒有根絕過。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這種官僚政治中, 歷朝歷代都有很多飽讀詩書、浸淫於儒家政治倫理的士大夫, 他們不僅對前朝“朋黨”問題的為害之烈有深刻認識, 而且對當朝“朋黨”問題也特別敏感, 甚至到處捕風捉影, 誣陷好人。

宋仁宗慶曆四年(西元1044年), 主張改革的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 新政甫行, 就遭遇到這樣的怪事:保守派官員極力反對改革, 反對新政, 但他們並不直接攻擊新政, 而是攻擊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使出的殺手鐧就是誣衊范仲淹和歐陽修、尹洙、餘靖等人結為“朋黨”。一般而言,任你如何清白,只要被戴上“朋黨”的帽子,就萬事休矣,因而,氣得大文豪歐陽修牙根癢癢,立馬作了一篇膾炙人口的《朋黨論》予以回擊。

明代自萬曆中葉以來,也是黨爭不斷。東林黨與宣黨、昆党、齊党、楚黨、浙黨互相傾軋,終於導致天啟年間閹黨專政的局面。崇禎帝即位後,果斷地處理了閹黨逆案,似乎給晚明政治帶來了一線希望。遺憾的是,他雖然打擊了閹黨,穩住了陣腳,但並沒有能夠從朋黨的陰影中走出來,也沒有把大明政權從黨爭的陰影中拯救出來。

崇禎帝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所以用人不專,獎懲隨意,朝令夕更,這就弄得官員們手足無措,動輒得咎。那些有理想的士大夫只好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尸位素餐之徒則結黨營私,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唯知緊緊地守護著自己的那點小利益。如此這般,結黨的活動不但沒有中斷,反而變本加厲,更甚於前。

政治權力理當用來為天下謀利益謀福祉,但在不講法制的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權力一眨眼就由公器變成了私器,變成了假公濟私、損公肥私的工具。

古代中國政治的另一大特色是禁絕消滅政治反對派。歷代的朋黨之爭,都力求把對手趕盡殺絕。謳歌忠義的著名戲劇《趙氏孤兒》,背後掩藏的卻是黨派鬥爭的殘酷無情。如被滿門抄斬的趙氏孤兒長大成人後,又把對方一党殺了個乾乾淨淨。其實,自東漢末年的黨錮,到明末東林黨人的被殺戮禁錮,黨人之間的殺伐隨處可見。東林黨人歷來受人推崇,但東林黨人同樣壁壘森嚴,凡是不贊成他們見解的人,一律斥為異黨,詬誶隨之。可以想見,如果東林黨人得勢,對反對派也有大加撻伐的可能。

皇帝討厭朋黨,大臣們總得各想各的招兒來應付。比較穩健的辦法是自保,唐朝後期朋黨鬧得最狠時,宰相有個不成文的自律條款:不在自家客廳接待客人。甚至連立下赫赫功勞的名臣裴度也不例外。他最後一次拜相時年紀已大,沒辦法天天上班,只能在家裡辦公,又怕沾上朋黨嫌疑,不敢在家見客,結果朋黨嫌疑倒是撇清了,卻差點耽誤了平定叛亂的軍機。

比較主動的辦法是自辯,最有名的當數歐陽修。他鄭重其事地寫了一篇《朋黨論》,用生花妙筆闡述了一個很有道理的公式—“君子有朋無黨,小人有黨無朋”。他這通說法不但把皇帝給噎了回去,還成為此後好幾個朝代結黨之人洗刷朋黨罪名提供了最佳擋箭牌。

有了擋箭牌,皇帝們自然恨歐陽修,雍正就寫了篇《禦制朋黨論》,說甭管是君子還是小人,只要是大臣,就不該拉拉扯扯,否則就是朋黨,就得嚴肅處理。

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他最寵信的大臣田文鏡因用了個貪污犯,惹出是非,被李紱、陸生楠、謝濟世三人給舉報了,田文鏡情急之下,反咬對方是朋黨。雍正一看,田文鏡尖酸刻薄,連個朋友都沒有,自然是忠臣,那三位有兩個是廣西人、一個在廣西當過官,而且都參加過科舉,那一定是朋黨了,統統嚴辦。

皇帝真討厭朋黨嗎?宋仁宗時,規定不許進士管主考叫老師,理由說得明明白白,就是防範師生結為朋黨。可接下來卻又規定所有進士都得管皇上叫老師。這不是廢了各主考官的朋黨,又立了個皇帝的朋黨嗎?

號稱最討厭朋黨的雍正皇帝也不例外,他一面用朋黨的大帽子砸人,一面又在密折裡跟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員套磁。有個官員一直以為是年羹堯保舉他的,幾次三番表示感激,雍正又是跟本人澄清,又是找旁人證實,要他相信其實皇帝才是真正的保舉人。他還制定了一個“關照”制度,讓外省的地方官分別掛靠中央的幾個親信大臣,如果這些官去得不勤,還要挨批評,這豈不是扶植朋黨?

其實,皇帝反的是大臣私自結社組黨,而不是真的要“廢黨”,如果這朋黨的首腦是皇帝自己,或者名義上是某個大臣,其實就是皇帝弄出來的御用玩意兒,那就不是一般的朋黨,是“皇朋黨”了。

雖然朋黨不是政黨,但說穿了也就那麼回事兒,既然是“黨”,就有執政的,有在野的,皇帝要的是家天下,是永遠執政下去,那麼,自然要扶植御用的執政黨。

而是攻擊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使出的殺手鐧就是誣衊范仲淹和歐陽修、尹洙、餘靖等人結為“朋黨”。一般而言,任你如何清白,只要被戴上“朋黨”的帽子,就萬事休矣,因而,氣得大文豪歐陽修牙根癢癢,立馬作了一篇膾炙人口的《朋黨論》予以回擊。

明代自萬曆中葉以來,也是黨爭不斷。東林黨與宣黨、昆党、齊党、楚黨、浙黨互相傾軋,終於導致天啟年間閹黨專政的局面。崇禎帝即位後,果斷地處理了閹黨逆案,似乎給晚明政治帶來了一線希望。遺憾的是,他雖然打擊了閹黨,穩住了陣腳,但並沒有能夠從朋黨的陰影中走出來,也沒有把大明政權從黨爭的陰影中拯救出來。

崇禎帝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所以用人不專,獎懲隨意,朝令夕更,這就弄得官員們手足無措,動輒得咎。那些有理想的士大夫只好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尸位素餐之徒則結黨營私,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唯知緊緊地守護著自己的那點小利益。如此這般,結黨的活動不但沒有中斷,反而變本加厲,更甚於前。

政治權力理當用來為天下謀利益謀福祉,但在不講法制的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權力一眨眼就由公器變成了私器,變成了假公濟私、損公肥私的工具。

古代中國政治的另一大特色是禁絕消滅政治反對派。歷代的朋黨之爭,都力求把對手趕盡殺絕。謳歌忠義的著名戲劇《趙氏孤兒》,背後掩藏的卻是黨派鬥爭的殘酷無情。如被滿門抄斬的趙氏孤兒長大成人後,又把對方一党殺了個乾乾淨淨。其實,自東漢末年的黨錮,到明末東林黨人的被殺戮禁錮,黨人之間的殺伐隨處可見。東林黨人歷來受人推崇,但東林黨人同樣壁壘森嚴,凡是不贊成他們見解的人,一律斥為異黨,詬誶隨之。可以想見,如果東林黨人得勢,對反對派也有大加撻伐的可能。

皇帝討厭朋黨,大臣們總得各想各的招兒來應付。比較穩健的辦法是自保,唐朝後期朋黨鬧得最狠時,宰相有個不成文的自律條款:不在自家客廳接待客人。甚至連立下赫赫功勞的名臣裴度也不例外。他最後一次拜相時年紀已大,沒辦法天天上班,只能在家裡辦公,又怕沾上朋黨嫌疑,不敢在家見客,結果朋黨嫌疑倒是撇清了,卻差點耽誤了平定叛亂的軍機。

比較主動的辦法是自辯,最有名的當數歐陽修。他鄭重其事地寫了一篇《朋黨論》,用生花妙筆闡述了一個很有道理的公式—“君子有朋無黨,小人有黨無朋”。他這通說法不但把皇帝給噎了回去,還成為此後好幾個朝代結黨之人洗刷朋黨罪名提供了最佳擋箭牌。

有了擋箭牌,皇帝們自然恨歐陽修,雍正就寫了篇《禦制朋黨論》,說甭管是君子還是小人,只要是大臣,就不該拉拉扯扯,否則就是朋黨,就得嚴肅處理。

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他最寵信的大臣田文鏡因用了個貪污犯,惹出是非,被李紱、陸生楠、謝濟世三人給舉報了,田文鏡情急之下,反咬對方是朋黨。雍正一看,田文鏡尖酸刻薄,連個朋友都沒有,自然是忠臣,那三位有兩個是廣西人、一個在廣西當過官,而且都參加過科舉,那一定是朋黨了,統統嚴辦。

皇帝真討厭朋黨嗎?宋仁宗時,規定不許進士管主考叫老師,理由說得明明白白,就是防範師生結為朋黨。可接下來卻又規定所有進士都得管皇上叫老師。這不是廢了各主考官的朋黨,又立了個皇帝的朋黨嗎?

號稱最討厭朋黨的雍正皇帝也不例外,他一面用朋黨的大帽子砸人,一面又在密折裡跟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員套磁。有個官員一直以為是年羹堯保舉他的,幾次三番表示感激,雍正又是跟本人澄清,又是找旁人證實,要他相信其實皇帝才是真正的保舉人。他還制定了一個“關照”制度,讓外省的地方官分別掛靠中央的幾個親信大臣,如果這些官去得不勤,還要挨批評,這豈不是扶植朋黨?

其實,皇帝反的是大臣私自結社組黨,而不是真的要“廢黨”,如果這朋黨的首腦是皇帝自己,或者名義上是某個大臣,其實就是皇帝弄出來的御用玩意兒,那就不是一般的朋黨,是“皇朋黨”了。

雖然朋黨不是政黨,但說穿了也就那麼回事兒,既然是“黨”,就有執政的,有在野的,皇帝要的是家天下,是永遠執政下去,那麼,自然要扶植御用的執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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