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旦人物
●張耀傑 文史學者
自從1917年借助《新青年》雜誌登上歷史舞臺之後， 胡適一直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最具號召力的一面旗幟。 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治較量過程中， 胡適又是旗幟鮮明地選擇站在蔣介石及國民黨一邊的。 按照胡適晚年提供的說法， 他於1949年4月21日抵達美國三藩市， 船還沒有進港， 美國多名新聞記者已經坐著小汽輪來到大船上了。 他們手裡拿著早報， 頭條的大字新聞是“中國和談破裂了， 紅軍過江了！”這些記者要胡適發表意見， 胡適表態說：“我願意用我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
1958年4月8日， 胡適從美國回到臺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4月10日， 蔣介石親自出席胡適的就職典禮， 他在致辭中稱讚胡適的能力和道德， 說是大陸方面之所以批判胡適，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胡適在接下來的講話中並不領情， 當場糾正蔣介石說：“剛才總統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 至少， 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 ”
蔣介石雖然沒有當場發作， 卻把深仇大恨記錄在了當天日記之中：“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 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 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拜的侮辱， 亦可說是求全之毀， 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
以帝王自居的蔣介石平時聽慣了阿諛奉承， 自然忍受不了胡適短兵相接的當眾糾錯， 所謂“橫逆”， 暴露出的恰恰是他自己嚴重喪失自知之明的“心理病態”。 至於蘇俄首席代表鮑爾廷(通譯鮑羅廷)， 當年在武漢是被國共兩黨奉為導師的上位者， 鮑羅廷對於其部下弟子蔣介石的所謂“侮辱”， 其實是不可以用“橫逆”之類的帝王術語來加以形容的。
真心實意甚至是死心塌地為蔣介石以及整個臺灣社會奔走呼號、出謀劃策的胡適， 在蔣介石此後的日記裡幾乎成了他反復計較的假想之敵。
蔣介石在第三次連任總統之後， 與奉胡適為精神領袖並且公開與蔣介石父子唱反調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同人團隊之間，
1960年7月9日， 胡適乘坐飛機前往美國， 進行為期三個多月的學術訪問， 蔣介石乘此機會對雷震和《自由中國》下了毒手。
9月4日，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武裝抓捕雷震及《自由中國》雜誌社的三名工作人員， 查抄包括新黨所有即將完成的綱領政策及宣言底稿， 宣佈雷震(儆寰)等人“涉嫌叛亂”， 將由軍事法庭審判。
9月8日， 密切關注胡適在美國的言論動向的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胡適對雷案發表其應交司法機關審判， 且稱雷為反共人士， 而決不叛亂之聲。 此種真正的‘胡說’， 本不足道。 但有‘胡說’對政府民主體制亦有其補益，
一邊要利用胡適的自由言論充當所謂“政府民主體制”的裝飾花瓶；一邊又要淩駕於“國家”和“國法”之上維護蔣家王朝的專制統治， 蔣介石的人格分裂和心理變態可想而知。
10月3日，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高等軍事法院僅用一天時間就匆匆審理了雷震案， 並於10月8日公佈結果：雷震因“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連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等罪名， 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雷震最不能被蔣介石所容忍的組織新黨的相關言行反而被擱置不論， 這是“莫須有”的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的選擇性審判。
11月30日，蔣介石在日記之後的“上月反省錄”中，對於塵埃落定的雷震案總結道：針對胡適和雷震的這場“十一年來對內對外的反動投機分子的最激烈之鬥爭，至此或可告一段落”。
一年後的1961年11月6日，胡適在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亞東區科學教育會開幕式上發表英文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其中表示說：“為了給科學的發展鋪路，為了準備接受、歡迎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我們東方人也許必須經過某種智識上的變化或革命。這種智識上的革命有兩個方面。在消極的方面，我們應當丟掉一個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見，那就是以為西方的物質的、唯物的文明雖然無疑的占了先，我們東方人還可以憑我們的優越的精神文明自傲。……在積極方面，我們應當學習瞭解、賞識科學和技術絕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義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學和技術確然代表我們東方文明中不幸不很發達的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真正的精神。”
作為結論，胡適另有一段經典話語：“沒有一點這樣透徹的重新估量，重新評價，沒有這樣一點知識上的信念，我們只能夠勉強接受科學和技術，當作一種免不了的障礙，一種少不了的壞東西，至多也不過是一種只有功利用處而沒有內在價值的東西。”
在蔣介石及其追隨者眼裡，胡適大力提倡的西方社會的自由、平等、民主、憲政的文明觀念和文明制度，是和西方的科學技術一樣既賴以生存又“當作一種免不了的障礙，一種少不了的壞東西，至多也不過是一種只有功利用處而沒有內在價值的東西”加以利用和抵制的物件。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胡適泛泛而談的這段話無意當中刺中了蔣介石等人拼命抵制美國文明和美國制度的致命痛點。臺灣當局為此迅速展開一場針對胡適的文化“圍剿”，參加“圍剿”的是有明顯官方背景的徐複觀、葉青等人。立法委員廖維藩還在立法院對胡適的言論提出質問，成為臺灣社會轟動一時的政治鬧劇。
1962年2月24日，大病初愈的胡適到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主持第五次院士會議，選出了任之恭、梅貽琦等7名新院士。下午5時，歡迎新院士酒會開始，李濟在講話中提到圍繞胡適的《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所引起的一場爭議。胡適在回應時態度激動，以至於在酒會散席時突發心臟病倒地身亡。蔣介石聞訊後，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晚，聞胡適心臟病暴卒。”
3月3日，蔣介石在日記之後的“上星期反省錄”中，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對於胡適之死的真實感受：“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蔣介石的“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說到底就是在臺灣孤島上自欺欺人地維護蔣家王朝苟延殘喘的偏安局面。
這是“莫須有”的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的選擇性審判。11月30日，蔣介石在日記之後的“上月反省錄”中，對於塵埃落定的雷震案總結道：針對胡適和雷震的這場“十一年來對內對外的反動投機分子的最激烈之鬥爭，至此或可告一段落”。
一年後的1961年11月6日，胡適在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亞東區科學教育會開幕式上發表英文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其中表示說：“為了給科學的發展鋪路，為了準備接受、歡迎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我們東方人也許必須經過某種智識上的變化或革命。這種智識上的革命有兩個方面。在消極的方面，我們應當丟掉一個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見，那就是以為西方的物質的、唯物的文明雖然無疑的占了先，我們東方人還可以憑我們的優越的精神文明自傲。……在積極方面，我們應當學習瞭解、賞識科學和技術絕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義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學和技術確然代表我們東方文明中不幸不很發達的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真正的精神。”
作為結論，胡適另有一段經典話語：“沒有一點這樣透徹的重新估量，重新評價，沒有這樣一點知識上的信念，我們只能夠勉強接受科學和技術，當作一種免不了的障礙，一種少不了的壞東西，至多也不過是一種只有功利用處而沒有內在價值的東西。”
在蔣介石及其追隨者眼裡，胡適大力提倡的西方社會的自由、平等、民主、憲政的文明觀念和文明制度，是和西方的科學技術一樣既賴以生存又“當作一種免不了的障礙，一種少不了的壞東西，至多也不過是一種只有功利用處而沒有內在價值的東西”加以利用和抵制的物件。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胡適泛泛而談的這段話無意當中刺中了蔣介石等人拼命抵制美國文明和美國制度的致命痛點。臺灣當局為此迅速展開一場針對胡適的文化“圍剿”，參加“圍剿”的是有明顯官方背景的徐複觀、葉青等人。立法委員廖維藩還在立法院對胡適的言論提出質問，成為臺灣社會轟動一時的政治鬧劇。
1962年2月24日，大病初愈的胡適到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主持第五次院士會議，選出了任之恭、梅貽琦等7名新院士。下午5時，歡迎新院士酒會開始，李濟在講話中提到圍繞胡適的《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所引起的一場爭議。胡適在回應時態度激動，以至於在酒會散席時突發心臟病倒地身亡。蔣介石聞訊後，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晚，聞胡適心臟病暴卒。”
3月3日，蔣介石在日記之後的“上星期反省錄”中，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對於胡適之死的真實感受：“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蔣介石的“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說到底就是在臺灣孤島上自欺欺人地維護蔣家王朝苟延殘喘的偏安局面。